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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0)02-0140-05
“认识你自己”是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奋斗目标，更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前提。然而，人类对自身的了解目前尚处在假说众多的阶段。咨询者面对来访者的迷惑，往往以各自对人的不同的理解为其指点迷津。据统计，当今存在的心理疗法共达250多种， 好在咨询者遵循的理论模式还是相对集中的。其中所占比重较高的几种理论依次为：心理分析理论（10.84%），认知行为理论（10.36%），以人为中心理论（8.67%），行为理论（6.75%）。一般认为，这几种咨询理论是代表心理治疗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主要模式。而采用折衷主义理论的治疗者人数比四种主要导向理论的采用者之和还多，占41.20%。由此可见， 心理治疗的方法正在走向理论的整合。
笔者很欣赏认知疗法开创者G·A·凯利对科学理论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是建立在多元建构论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绝对的真理。科学家的任务不是在于发现真理，而是对现象形成表征，从中获得意义，发展一套能用于预期事件的建构系统（即科学理论）。每个科学家所处的“现象场”不同，故建构系统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建构系统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焦点，在其适用范围之内，该建构系统能发挥最佳的解释作用。因此凯利倡导建立“包容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下，人能自由包容现象的多种解释，从而使自己的建构系统具有适当的“可渗透性”，随时根据理论建构的预测功能的变化修改或放弃它。这种开放的心态对心理治疗临床工作者而言非常必要。事实上，目前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趋势。本文拟通过对上述四种主要咨询理论的比较分析，促进对理论整合的理解。以下从对人及其行为的理解、致病原因、治疗原理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对人及其行为的理解
在心理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依德眼中的人，是与社会对立的自然存在物和非理性的动物。他把人格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他对伊底的强调远远超过其他两个。伊底是精神结构中与人的生物机体相联系的部分，包含着个体的一切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性欲望和攻击欲望。但本能欲望的实现必须通过自我这一结构，而自我除了听命于伊底之外，还要满足客观环境和超我的要求。心理冲突的产生就源于这种一仆三主的矛盾局面。弗洛依德认为性欲望和攻击欲望是人的行为动力，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自我依据现实原则，将本能欲望改头换面了以后的样子。
认知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这一取向是由许多心理学家各自独立地发展自己的体系而形成的。他们的体系都有相同或相近的取向，即认知取向。本文选取认知疗法开创者凯利的理论体系为认知派的代表。凯利对人的理解确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人是科学家。人经验到事件，知觉到事件之间的相同和相异，形成概念或建构以整理现象，然后根据这些建构去预期事情的发生。这个过程就像科学家的工作一样。人在使用特定的建构上有其独特性，就如同科学家的理论观点有差异一样。凯利视人是朝向未来的，他曾说过：“促使人有所企求的是未来，而非过去，他一直是透过现在之窗而引颈望向未来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在凯利看来，就是为了不断的验证建构。
以人为中心理论的代表人物罗杰斯对人有三个假定。首先他假定人身上有一种最基本的、统御人的生命活动的驱动力量。他把它称为“实现趋向”，认为这是任何生物天生就具有的、体现生命的本质的东西。凡是有助于自我实现的都是有价值的，反之，阻抑自我实现的都是没有价值或具有否定性价值的。这一点可以概括为：人性规定了价值。罗杰斯对人的第二个假定为人性知道价值。他认为有机体本身具有一种“机体智慧”，能够估价什么是符合实现趋向的，什么是阻碍实现趋向的。他的第三个人性假定是人是值得依赖的，个人性和社会性是统一一致的。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即“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和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的机体奋力达到的目标前进”。不难看出，罗杰斯认为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泉就是自我实现。
行为主义对人的看法也有三方面的假设。第一，行为是由许多联结的建立而习得的，即使是复杂的行为，也能从单纯的联结的建立和结合来了解。第二，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寻求获得快乐而逃避痛苦。第三，行为基本是决定于环境的。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如果说存在“人格”这样的概念的话，那么人格即是指个体独特的行为方式或这些方面的组合。造成人与人之间人格差异的是他们所经历的强化史不同的结果。
可以看出，前三种理论强调人格中较为稳定的方面和个人行为的一致性，而行为主义强调个人功能中较为暂时的东西，而且应用操作条件反射的原理详细说明了人格的可变性。
前文说过，凯利倡导科学家在对待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时，应采取“包容的心境”。那么如果我们以这种包容态度来看待上述理论上的差异，就可以把这种差异视为适用范围的不同。笔者认为，以上简述的四种咨询理论各自对人及其行为的看法在表面上相去甚远，部分是由术语不同造成的。刨去术语这一因素之后的差异，可以用适用范围不同来解释。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学习。因为凯利和行为派都重视人后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们都对学习下了定义。凯利认为：学习是人为了增加建构系统的预期效率而不断改变个人建构的过程。行为派把学习的本质看成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和分化。从根本上看，两者都认为学习是一种变化，只不过凯利认为变的是“建构”，行为派认为变的是“联结”。然而谁又能明白地证明这两者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呢？
潜意识。人们对弗洛依德的这个概念耳熟能详，在凯利的理论中也有相应的观点。他认为每个建构都有两极，然而有时一个人的行为似乎只考虑其中一极的存在。例如，认为“一切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东西都是活的”。强调建构的一极而忽视另一极称为“湮没”。当一个经验要素不能在一个人的建构中建设性地使用时，它就被“悬浮”，被滞留在监控模式中，直到有一个能同化它的建构系统出现才能被释放出来。“湮没”、“悬浮”是经验因素具有低层认知意识的两种方式，与弗洛依德的“潜意识”很相似。
以上这种不同术语解释同一现象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术语只是用以解释现象的工具，对现象的假设不同术语也就不同。如果仅停留在术语的层面，而不能用通达的眼光审视事实本质，那么，本来促进理解的工具就成为束缚理解的桎梏。
不可否认的是，各理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的差异除了由于术语的不同造成以外，更多的是的确存在实质性的相左意见。但各理论本身无对错好坏之分，只是适用范围不同。笔者举“动机”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四家理论在动机问题上的看法各执一端，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分类，如“推理论”／“拉理论”；“紧张消除”／“寻求紧张”／“寻求一致性”；“非理性”／“理性”。但是没有一种动机模式可以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它们有各自的适用焦点。人有的行为源于理性思考，那时他是科学家；有的行为源于非理性动机，那时他是动物；众多需求充斥在人们的内心，有时人被自己的需求拉着走，有时被推着走；人有时会给自己设定目标，迎接挑战，这是“寻求紧张”，之后他努力付出，力求达标，这是“紧张消除”。人类在各个层面上的行为如此庞杂，多种动机模式则分别从不同层面来解释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对人的理解这一问题上，心理咨询实践者应以包容的心态对各家咨询理论的精髓兼收并蓄，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人及其行为，进而选取适当的治疗方法。
二、心理疾病的致病原因
弗洛依德认为造成心理疾病的历程为：冲突——焦虑——防御行为。如果突破弗洛依德对这三个术语原有的精确定义，从广义上理解，其他三个理论对致病成因的认识也可以套用该公式。各学说对焦虑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在定义中都暗含着对焦虑形成原因即冲突的种种推测。所以本文只谈各理论对冲突和防御行为的不同理解和沟通之处。
弗洛依德在致病原因上的看法是：由于现实原因，人的性欲望得不到满足，引起力比多退行到固结阶段，发生性变态行为，自我不允许性变态行为的出现，与性冲动相对峙，于是冲突产生。简言之，冲突源于对性变态的否定。在凯利看来，人的行为动机是力图保持个人许多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预测和经验的一致性。如果个人认为他所遭遇的事件在他的建构系统的适用范围之外，那么他便处于心理冲突中。罗杰斯强调个体发展历程中父母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正常人能凭借“机体智慧”给利于自我实现的经验以积极的评价，给不利于自我实现的经验以消极评价，在今后的活动中倾向于保持那些积极经验，回避消极经验。但如果父母对儿童的关怀和尊重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体现了父母的社会价值观，那么孩子就会把这些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以后就依据它来评价经验，而逐渐放弃依据“机体智慧”来评价经验。这时自我与经验发生异化。这就是冲突产生的根源。行为主义者对冲突的理解是，当两个或多个驱力不可调和时，便导致冲突。就行为而言，可以有双趋冲突，双避冲突和趋避冲突。对神经症来说，最重要的冲突是愤怒（攻击倾向）与恐惧（回避或逃遁倾向）之间的冲突。
由于对冲突的理解是由对人的不同理解派生出来的，所以各学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差异较大。但到了“焦虑——防御行为”这个解释现实的阶段，又出现了百川汇海的现象。为什么焦虑会导致防御行为呢？弗洛依德认为，自我在协调解决矛盾以降低焦虑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些习惯性的反应方式，它们能不知不觉地在自我活动中起作用，使超我、伊底各自都得到满足。这些习惯性的反应方式即为心理反应机制，包括压抑、投射、置换、合理化，反向形成、转向、退行。弗洛依德认为虽然这些防御行为只能使人得到暂时的平衡，但人“寻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性，促使人去选择不能长远地解决问题但能得到眼前快乐的行为方式。分析其他三种咨询理论会发现，在焦虑为何会导致防御行为这个问题上，大家看法实质上与弗洛依德的观点很一致，都认为是为了谋求暂时的快乐。只是对何为快乐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性假设有不同见解。现分析如下：
行为主义者毛然提出两阶段说，认为如果一个行为可能有弱的奖赏和强的惩罚两种效应，而前者又先于后者出现，那么这种适应不良行为（神经症行为）便可能持续存在下去，尽管总的来说惩罚多于奖赏。艾力克森和皮尔斯提出焦虑引发的行为反应（即弗洛依德所言的防御行为）是一种逃避学习。比如压抑和否定就是人们采取不介入或眼不见为净的策略躲避条件化的刺激。对这一问题凯利的解释是：当焦虑和威胁感来临时，人有可能为了重建自己能够预料外界事物的感觉而寻求抓住绝对的真理，变得独断，或者走向另一极端。建构系统不再产生任何确定的预测，一切都是随机而为。凯利总结出三种无效的努力方式，相当于弗洛依德的防御行为：一是建构系统过分渗透或过分不渗透，二是建构系统过分紧缩或过分松散，三是建构系统缩小或扩大。为什么神经症患者选择这几种无效行为，而不像明智的科学家那样，发现自己理论的不足就积极着手修改或放弃它而另起炉灶？很显然后者的行为需要勇气，而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患者会选择苟且的平静，逃避可能会带来长久平静的阵痛，这一点正印证了上文提到的人性的得乐且乐。按照这一点来套罗杰斯的理论似乎有点不妥，因为在他眼中的人是目光长远的。然而在此处他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在自我和经验不一致时，人往往要首先设法保护自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一致？在不一致时为什么要保护自我呢？罗杰斯认为是因为人“为了得到他人的关怀而假造了他的价值”。这句话隐含着弗洛依德的观点：人在寻求酬赏，逃避痛苦。只不过罗杰斯认为的酬赏是得到爱，痛苦是失去爱和关怀。罗杰斯提出的防御行为方式有三种：一是选择性知觉，二是歪曲经验，三是否认经验的真实性。这与弗洛依德理论有颇多相似之处。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各咨询理论在神经症行为的产生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三、心理治疗的原理
移情的产生和解决是精神分析治疗的重心所在。移情实质上是指来访者过去对生活中重要人物如父母的情感在医生身上的投射。医生发展与病人的关系以利于移情的发生，然后向他表明现在的知觉、理解和反应方式与过去对父母的反应方式是一样的。病人在理解了过去的经验和行为怎样影响决定着他现在的行为和经验之后，就能够选择较为灵活而非刻板的行为方式，并作出合适的选择。
认知建构理论认为症状的消除在于认知的重构。认知疗法有许多种，在此仅举固定角色疗法作为分析对象，因为这一疗法与理论联系最密切。在固定角色疗法中，咨询者先让来访者进行一番自我特征描述，根据对他的了解写下一个新的人格描述，交付来访者让其付诸实行。鼓励他以新的方式看自己，以新的方式来行动，并以新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就此成为一个新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凯利也强调移情的重要性。他认为病人将他系统中的一个建构应用在与咨询者的关系中，或者是把咨询者视为父母，或一个权威人物，或一个去除罪恶感的人。咨询者要能清楚来访者派给他的是什么角色，尽力在假扮与实验的气氛中提供新鲜成分，给予确认的资料。病人在对建构确认无效之后，比较容易重新建构。此处的移情与弗洛依德的移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前者重在在移情中“立新”，而后者则是在移情中“破旧”。认知疗法还有一大特点，即它在策略技术上广泛采取多种心理治疗的成果，尤其是行为疗法的技术，这也许是它虽为新生力量却影响力甚广的原因。
在罗杰斯看来，心理治疗的宗旨就是把不协调的自我转变成为协调的自我。他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治疗过程的气氛。咨询者以支持、参与的态度加入治疗关系，来访者就会逐渐对自我的心灵“探险”变得积极起来。他提出对咨询者态度的三个要求：（1）真诚相待；（2）非条件积极关注；（3）设身处地理解来访者。 这三个要求已成为绝大多数咨询者的共识，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治疗者都受其影响而发生态度的改变。以人为中心疗法的治疗目标是采访者对任何经验都较为开放，自我结构与其经验相协调，并能不断变化，以便同化新的经验。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凯利所推崇的健康人应该具有的有弹性、可渗透、随时会更新改进的建构系统。可见，在忽视术语这个载体之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鸿沟并不是那么大。
行为主义在治疗原理上的看法很简明：症状是习得的，症状的消除也要靠习得。所以行为治疗家们自然要致力于矫正程序的研究。的确，行为疗法发展出了数十种操作性很强的治疗技术。它简明的风格，以实验研究为根据的原理，可观察可验证的疗效，都使人感到它是咨询和治疗的一次革命。
以上是对四种治疗原理的简要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共同起作用的机制：提供新的经验，以促使病人进行“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Mahrer,1989）。 只不过不同观点的治疗家对这一过程有不同解释。精神分析家认为“意识的扩大”即是对无意识的洞察和领悟；以人为中心的拥护者认为“意识的扩大”通过对自己内在感受的挖掘和开发来完成；认知建构论者把它解释为预测性更强的新建构的形成；就连看似与意识不搭界的行为疗法也可以被理解为：新的有效的行为的获得，丰富了病人的行为储备，必然伴有意识的扩大。
大量研究表明，各种不同的心理治疗都是有效的，但总体疗效并无显著差异（Schacht,Strupp,1985）。这提醒我们，各咨询治疗理论有共同的起治疗效果的因素，而且，并无哪一种理论指导的治疗对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普遍适用。同时暗示我们在面对具体来访者时，要综合考虑他的特点和各咨询理论的适用焦点，选择主要的疗法，并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中有用的技术和策略，进行整合性的心理治疗。笔者认为应大体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1.治疗目标。在咨询和治疗过程中，设定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目标或者是对来访者的人格调整，或者是寻找生命的意义，也有可能是改变某种现有的行为模式，因人而异。咨询者可以将不同目标做个分类，然后针对其特征选择适用焦点与之相配的咨询理论作为咨询指导。例如：认知疗法适用于目标偏于特殊、具体的咨询治疗；以人际关系为主导的理论如以人为中心疗法及完形疗法就较适用于目标一般、全面、长期性的咨询治疗；行为治疗的着眼点是可观察到的外在行为或可具体描述的心理状态，针对如恐怖症这一类的行为问题则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2.来访者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一个社会里被公认为心理健康的人，到了另一个社会里却可能适应不良。选择咨询治疗方法时应考虑这样的问题。比如罗杰斯的理论体系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取向。舒尔茨评价它为“好像是鼓励一个人过一种完全自私和率性而为的生活”。以这种取向为基本特色的以人为中心疗法体系在中国文化中的适用性很可能比在美国的适用性要差一点。后者独立意识较强，不喜欢他人居高临下的指导，在治疗者面前倾向于自我暴露和情感宣泄。以人为中心疗法正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余地。然而中国人的投医心理与之不同，他们视治疗者为权威，而且习惯于他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开导自己。相比之下，认知疗法似乎更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历史最长的心理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境遇也是非常尴尬。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恋母情结”“象征性”这些病症解释很难接受，疗效自然受到影响。
3.来访者个人特征。咨询治疗要考虑到来访者的人格特征、年龄、行为模式、生活经验、性向等各个方面。有的人比较能从感受中受益，以人为中心疗法对其较适用；有的人尤其是儿童，从行为的改变上成长较快，行为疗法比较适合于他们；对认知水平较高，善于作理性思考的来访者来说，精神分析和认知疗法，更容易取得较好疗效。
回顾心理学史，我们都会记得多拉德和米勒这两位在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两大理论之间搭建沟通之桥的心理学家。有人评价他们创建了一个比这两大理论更加有用的理论。他们使弗洛依德的概念客观化，比以前更能经受实验的考验；他们的经验同时也使人们所知的行为治疗获得长足的进步。当今的咨询理论流派的数目已大大超过多拉德和米勒时代，我们需要在这些理论之间建立起四通八达的立交桥，以使我们头脑中有关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建构更具复杂性，更具预测性。
[收稿日期]199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