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价值的理论分析与定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从劳动的两重性出发，进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从而科学地回答了商品、劳动、价值、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秘密。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创造的，凝结在商品上的价值就是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在生产劳动中形成商品价值并导致资本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是由生产劳动把物质资本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即物化劳动）转移到商品上，另一部分则是由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即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越来越显示巨大的作用，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人们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异议，有人甚至宣称要用他们所说的知识价值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些人看来，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创造价值，或无人工厂中科技水平高的自动化机器创造价值。应当承认，科技知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即使在工业经济时代，其作用就已经不容低估。对此马克思曾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但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在科技发展并广泛应用的时候，“智力劳动”（不是智力、知识本身——笔者注）的作用逐渐超过体力的作用，但不会改变商品价值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基本事实。笔者认为，知识与劳动力、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层次的概念，当它们处于分离状态时，它们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只有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虽然知识逐渐成为财富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但就如同农业经济时代土地与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实物资本是财富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一样，只是属于使用价值即财富增长的问题，它们只是转移价值，转移过去的劳动物化于其中的价值。也就是说知识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它潜在于人脑中，只有通过人们的科学劳动（即知识生产与应用）才能表现出来，简言之，知识本身有价值但不能创造价值。因为知识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人脑一出世就有的，而是人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晶，这种结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知识与其它生产要素、其它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物。
由此可见，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就如同劳动力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力在生产活动上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劳动，才创造价值）一样。知识的价值是由智力劳动把它们转移到商品上，原来的智力劳动凝结在物化智力和知识上的价值都是通过智力劳动者的劳动转移过去的。不过，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知识经济活动中，知识资本与物化资本的结合并不需要新增多大的投资，而是通过相互积累而增值，从而创造和转移更多的知识价值。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价值论，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构建知识价值论的内涵，从而拓宽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所以，科学的知识价值论并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早年就鼓吹、国内某些学者近年来所极力主张的知识、科学技术、自动化机器本身创造价值，而是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创造价值，知识的价值是知识生产中所凝结的人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创造价值具有倍增效应，故而可以获得更多的“高附加值”。
二、知识价值是知识生产与应用中凝结的复杂劳动
对知识价值的研究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但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例如为肯定科学技术、知识在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要固守经典的劳动价值论，不少学者强调、大学的科教书也是这样论述的：自动化条件下的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简单劳动，企业利润来源于“总体工人”的劳动，超额利润是由于这些企业首先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获得的。应该说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不够深入，在自动化条件下产生一定量商品所耗费的活劳动总量无论如何都应比过去更节省，“总体工人”也好、个体工人也好，都应该是以较少的活劳动投入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在“自动化”条件下把利润的来源拓展到劳动者总体劳动上面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引起误导：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劳动者总体付出了更多的劳动。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劳动的概念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由分工与协作所决定的：“劳动总体”概念的出现，使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经营管理者和管理学家等广义的脑力劳动者都成为劳动者总体的一部分，成为商品的生产者。由这种劳动者总体所形成的劳动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广泛应用，复杂的知识性劳动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从而使自动化条件下的企业在活劳动节约的前提下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简单劳动比重下降，复杂的知识性劳动即高级复杂劳动比重在上升，复杂劳动能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自动化企业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进一步分析，复杂的知识性劳动为什么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呢？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劳动力的劳动复杂程度与它的教育费用、所花费的时间、自身的价值和所创造价值成正比例关系。由于教育劳动影响社会经济价值的形成，复杂劳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比重大小。由此结论：复杂劳动者要通过教育、训练掌握必要的知识，所花费的教育训练费用使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提高。无疑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也容易引起误解：复杂劳动作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其倍加效应就体现在教育训练费用上，而教育训练费用毕竞是有限的，这就无法估计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成果价值。事实上，教育训练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只是复杂的知识性劳动之所以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复杂的知识性劳动不但能创造新价值和转移不变资本的价值，而且还可以摄取大量的“积累劳动”形成的价值并转化为新价值，这正是简单劳动缺乏的功能，也是“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内涵所在。在这里，“积累劳动”的价值并非积累劳动创造新知识价值，而是指前人或他人在其知识生产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及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
综上所述，知识的价值既包括物化劳动中物化智力转移的知识价值，也包括知识生产过程中创新者劳动创造的价值，还包括前人和他人积累劳动形成的价值。
三、知识价值的动态构成及其计量
上述的知识价值构成是从静态角度来界定的，即是指知识产品被生产出来还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时的价值构成，这显然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转化、应用和交换才能变成现实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价值构成进行动态分析。
动态知识价值是指知识产品在转化、应用、交换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其构成包括劳动主体价值、知识的流通价值和积累劳动价值三个方面，与静态的知识价值构成相比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分，即流通劳动价值。其中，劳动主体价值是指知识生产过程中直接投入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即前文所论及的创新者的活劳动的价值，它是新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创新者所耗费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凝结。这部分价值在知识价值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量和作用是最主要的，因为离开这部分价值，其他部分的价值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积累劳动价值作为前人和他人劳动的转移，既包括前人和他人在其生产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即前人和他人在其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原材料、劳动工具等）转移到知识产品中的那部分价值，可称之是“硬材料”转移价值。与此相对应，前人和他人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还要使用知识的“原料”和信息，这些“原料”和信息则是指已有的理论、原理、定理、定律、方法以及最新的科学资源、技术信息等，这是“软材料”转移到知识产品中的价值，可称之为“软材料”转移价值；载体价值则是指新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质资料如科研设施、材料等（如工艺设计要绘制在图纸上、软件系统要存放在磁盘和磁带上，研究报告要印刷在刊物上等）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离开这些物质载体，知识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也是无法运动的，故载体价值应成为知识价值体的构成部分。值得说明的是，同一知识产品可以有多种载体，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知识的流通价值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它包括载体价值和流通劳动价值，取决流通渠道和环节的多少以及知识新载体的获得过程。因为知识的流通实质上是其载体的运动，包括固定载体的地理运动（如从外域通过交通工具运输来的技术设施）及知识载体的更换（如把一本书的无声知识变成有声知识并录在磁带上等）两种形式，无论何种形式进行知识流通都必须花费人的劳动，从而增大知识的价值、实现知识的价值。因此，任何现实的知识产品价值都含有流通劳动的价值。
构成知识价值的上述几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稳定关系，其中劳动主体价值是知识价值的决定性部分，一种知识产品价值的大小，不是取决于其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料与工具，也不取决于所利用的“软材料”的价值，更不取决于载体获得的价值，而是在于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活劳动。因此，活劳动是衡量知识价值大小的自然尺度和决定性因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计量知识的价值，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劳动将怎样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限于当时的条件，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抽象的阐述，虽然结论是科学的，却没有对这一科学的理论进一步从数量上加以论证，没有使劳动的经济价值定量化。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理论以及教育、科技具有经济价值的定性分析等，都为从数量上研究并确立计算知识的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计量教育经济价值的劳动简化比方法就是根据马克思说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依据这一原理，可以确定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简化比，主要有：（1）把复杂劳动者简化为简单劳动者，或者把复杂劳动量简化为简单劳动量。如，以小学毕业程度的劳动力为“基准”，求出它的教育经济价值数额，而后再算出高于它的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基准”值的倍数；（2 ）教育程度简化比，就是用不同的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不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例关系为劳动简化比。这种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找出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数量关系，求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确定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简化比；（3）劳动报酬简化比， 即工资简化比。这种方法是以工资为劳动简化尺度，先确定“基准”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尔后采用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简化方法换算成全部“基准”劳动者工资，求出平均教育经济效益，再分别求出不同工资水平劳动力不同经济贡献；（4）教育经费简化比， 就是用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工人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专门人才所花教育费的多少不同来确定简化比，再用换算的方法求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经济效益，加总求出教育的经济价值。以上这些方法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它依据了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学说原理——劳动价值论。
对知识价值量计量的另一重要理论依据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它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卢卡斯以及英国学者斯科特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生产要素的收益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故新增长理论提出除资本、劳动力之外的新的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因素，即知识效应。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理论始于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经历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特殊知识积累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论这样一个过程，其中资本决定论的影响趋弱，对技术进步的争论仍在进行，而强调知识效应的新增长理论为人们所公认。根据上述分析，知识价值计量从体现知识的发明——传播——运用过程的角度出发，可采用无形资产——教育投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计量等方法，对此笔者已先后在有关论文中阐释过，对如何评价知识资本及知识产业的价值也有专文论述。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一个国家或地区知识的总价值如何估计问题，笔者认为可利用逻辑曲线模型，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内在因素是知识的生产与应用量，令Y为一定时期（以时间t为参变量）的知识价值量，W为知识生产价值量，R为知识应用价值量，P为价格因素， 则有：Y＝（W+R）·P式中，R＝（a／A）S[2]（h[,2]－h[,1]），A＝e[kt]+C，a为实际被人们掌握应用的知识量，S为掌握和应用知识的人数，（h[,2]－h[,1]）为掌握、应用知识的人在掌握应用知识前后的劳动产出之比或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k 为科技发展附加条件所决定的常量，C为逻辑曲线由徒升转为折状的临界值。 由于在知识经济时代Y与（dY／dt）是恒应的，故只要Y值大，dY／dt就大，也就是说只要能生产和使用更多的知识，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加快，这同上述新增长理论得出的结论即递增收益（规律）是一致的。
第二，知识的效用价值问题，即能否运用效用理论来研究和计量知识的价值。在这里又涉及到如何对待前述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题，因为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仅仅归结为劳动价值论，并由此批判效用价值论。如同前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丰富和发展，知识价值论正是其丰富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应考虑加入知识及技术变动下的利益关系、效用关系等，构建内蕴精神性内涵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有关于他们的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但同时也有关于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共同形成价值的说明。笔者认为，制约着交换价值变动的最终动因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量的变化，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层含义（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在引入市场竞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指出“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笔者注）就是从劳动总量的投入上揭示了劳动分配的比例关系对价值实现的制约。因此为了能够解释更大范围、更多更新的经验事实并保持其逻辑推论的一致性，应充分考虑效用在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能从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结合上定量考察知识的价值。至于知识效用价值的测度方法，笔者将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