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情与文化观照——谈近期诗歌的审美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诗歌论文,近期论文,风情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对于诗坛现状是众说纷纭的，对于90年代诗的审美流向与创作态势的评价也是多有歧异乃至大相径庭的，这种分歧主要源于对诗的本质、功能和审美特征有着认识上的差异，也源于对各种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理解与偏爱或是误解与排斥。但是，有一种宏观评价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即当前缺乏表现时代精神又能震憾灵魂的力作，缺乏境界高远底蕴深厚以哲人般的深邃观照历史预言未来的史诗般的力作，同时我们又不能无视诗的创作呈现出审美发现的多样性，文化视野的开阔性和艺术手法的灵活性，从而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格局。
诗作为抒情的语言艺术，只能以意象营造的方式表现人的情感形态，包容诗人的人生见解和审美理想。但是，诗又不是游离于历史和时代，也不是纯属于诗人个人的情绪的外化，而应以意象符号的五彩缤纷构成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灼烁和中华民族情绪的历史。当前，诗的疆域正在悄悄拓展，诗人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广泛而精微的精神联系中，寻觅和探求人的精神命脉，发现和确立人的价值，这种思绪流动，就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印记。郑玲的组诗《渴望麒麟》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佳作，她把都市视为时代的象征，市场经济激活了社会机制，也膨胀了物欲和贪婪，智慧和勤劳、良知和理想都受到胁迫，“机遇”便成了都市的图腾，同时诗人却深刻地理解“都市是人类前进中的命运”。她呼唤人们拓宽自己的胸襟，承受历史的阵痛，让睿智与祥和统驭贪欲和迷误，从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李瑛的组诗《大西北：牦牛的故事》表面看是写自然风情的诗，却像他的其他近作一样，赋予物象和景象以丰富的精神内涵，使之成为文化观照和具象，他以令人心灵震颤的笔致描绘了屠杀牦牛的筵席，活画出麻木者心灵的麻木，清醒者心灵的痛苦，强烈而内在地表现出，古老的大地渴望文明之光的沐浴。绿原的组诗《庐山九月我们》是深邃圆融之作。在即景生情中处处有文化的流动，处处谙悟时间与空间、局限与自由、暂时与永恒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很鲜明的创作倾向，那些历经人生沧桑而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诗人们，总是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方式浓缩人生体验的精华，在苍朴老成之中见风骨含风韵，旨在赞美一种典雅的文化性格，弘扬一种高洁的人文精神。郑敏的《生命之赐》以意象的暗示性表明，任何自觉的生命都是诗化的哲学，任何自强的生命都是哲学化的诗。这些作品充分地表明，诗思在广阔的文化原野和历史疆域中徜徉，方能信手采撷哲学之树的英华，这是作品超越平庸与世俗的本质所在。
在近期诗歌作品中，不可无视的是女性诗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生命光泽和艺术潜能，这是一条更幽深的人生走廊，又是一条更绵长的文化巷道，我们从中能够窥探和启悟的，远远超越诗学和美学的范畴。我们隐约感觉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化是拘囿于历史和文化而又试图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女性诗歌已经失去了80年代山呼海啸般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很少看到那种从自我迷失到自我丧失的心灵痛苦的撞击，也很少看见为伸张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而涂染的理想主义的光环，很少看到在女权主义的浸染中呈现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很少看到为寻找精神的家园而胼手胝足的艰险；很少看到性的露裸，也很少看到为自轻自贱而自设的祭坛。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经历的美丽与残缺的并存，从而走向理性的成熟与平稳。那些广受青年读者喜爱的女诗人，正以美妙的情思浸润着一片诗化的世界，她们的爱情诗以各不相同的切入角度和艺术风格，表现出文化观照中细密的爱情心理，以其炽热而暖人胸怀，以其缠绵而抚人心脾，以其深邃而发人启悟。当然从总体来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显得漂浮做作，或因矫情而令人生厌。优秀的女诗人，未必时时想着自己是女人，也不必处处要强化和突现女人的特殊性，诗却闪烁着女性的魅力，她们既不自轻自贱又不过分地自恋自怜，而是同男性平等地站在人生的风景线上与世界对话。
优秀的诗篇往往是富有历史感的，诗人们在记忆参照中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和对历史的情感反应，从本质意义说应该是时代精神的折光、国家意识的浓缩和人类之爱的凝聚。1995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创作出富有深厚历史感的诗篇提供了契机，但读过这类作品之后是让人喜忧参半的，喜的是我国当代诗人以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为正义而歌，忧的是佳作甚寡。张志民的长篇抒情诗《昨夜星辰》《中国作家》4期）是一篇思绪激荡而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品，他是以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的深切体验回忆过去，又是以诗人的情感自觉凝视今天；他没有从一般的认知层面上描绘深重的民族灾难，而是在提升情感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出理性的成熟。从而理解了“战争是沉重的！／胜利／也是沉重的！／金制的勋章，／大理石的墓碑，／都不足以显示／它的重量，／历史的双肩／你是以怎样的耐力，／承载了／那巨大的负荷！”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延伸思索，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警世意义而深化的诗思。张德强的《血肉长城》（《诗刊》8月号）是强化主观感觉而在眼前呈现的历史与现实相组接的画面，讴歌了勇敢和智慧产生的力量，使人谙悟历史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委顿而颓唐，也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奋发而激扬。张承信的《左权将军》展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英雄本色与人格精神，其现实意义是面对崇高的人生境界，委琐者当以自察，混沌者当以警醒。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大多显得平泛，50年前那场亘古罕见的法西斯罪行和全世界人民奋起保卫家园捍卫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的伟大斗争，把人类的残缺与美好、耻辱与光荣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把人类的良知与力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我们回顾那段人类现象的时候，难道只能在一般意义上祭悼殉难的亡灵、揭露法西斯罪行、讴歌民族正气与爱国精神吗？诗歌对于重大的历史命题与时代命题的回答是孱弱的，这应当引起我们对于人文精神、文化性格和诗人素质的深层思索。
诗进入90年代之后，基本结束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峙的局面，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相并存相渗透的创作格局，同时又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审美特征发展的趋向性相并存。一种普遍的审美现象是丰富了意象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强化象征和暗示，使诗更能调动读者的情感经验，使之进入二度创作；我们也看到许多诗人努力寻求古典情韵与当代意识的交融，表现出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建构华夏诗歌体系的有益的尝试。摆脱平庸和肤浅，克服雷同和做作的根本在于诗的气韵，我们的诗歌不乏莺歌燕舞百鸟啼啭，却缺乏苍雄辽阔，缺乏气宇轩昂，缺乏激荡灵魂的黄钟之声，缺乏点燃热血照彻天穹的火炬。时间，正在孕育一个崭新世纪的早晨；诗人，应该托起灼耀中国文化的诗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