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圣陶的爱国情结与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情结论文,忧患意识论文,叶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叶圣陶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真理，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风范永存的一代师表！”（注：《光辉照耀着滔滔长河》，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综观叶圣陶的一生业绩，我们认为他对此评价是受之无愧的。无论是当教员，作编辑，从事文学创作还是担任高层领导，他总是时时处处考虑着如何教育青少年学生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如何把入侵者赶出去，如何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掉，如何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他始终将自己的生命与生他养他的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叶圣陶的幼年和儿童时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在科举废除后兴办的学校里，学生不再是光读“子曰诗云”，先生也不再是每天念叨“头悬梁锥刺股”了；他还很有幸地碰到了章伯寅、朱遂颖等多位既博学又有民主革命启蒙思想的好老师，接受了“爱我中华”“排满革命”和“富国强国”的先进思想。时代的激励，老师的教诲，孕育了少年叶圣陶的爱国心。他刻苦勤奋，立志为认识自己的时代和社会而读书，为寻求走向新时代的路径而读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当时身处江南水乡小镇角直的叶圣陶竟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和同事们在煤油灯下热烈地讨论如何唤起民众。5月6日，他在“五四”宣讲会上发表演讲，带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5月10日、31日，他先后参与发起苏州学界联合会、苏州教职员联合会，旨在“援助学生，以挽教育一线之生机”。（注：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6月16日，他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用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严正抗议政府的横肆摧残。当时的叶圣陶，年龄：25岁；身份：普通的小学教员。他写的抨击文章和抗议宣言，字里行间都饱含着浓浓的爱国热情，没有拐弯抹角，欲言又止，而是爱憎分明，锋芒毕露。他虽然没有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毫无疑问，他是“五四”之子，是“五四”浪潮孕育出来的时代先锋。
1925年5月30日，英国士兵在上海租界开枪杀害中国工人，这就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五卅”惨案。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次日下午就顶风冒雨来到凶杀现场南京路，并连夜写成了《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这一雄浑犷放的愤怒之音，倾诉了他的强烈愤慨和激情。6月1日，他与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号召广大民众奋力抗争，“使英人对吾人之要求全数照办而后止”，（注：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但上海各报均拒绝登载这份宣言。为此，他们在两天后的6月3日就迅速创办了《公理日报》，报头题字即出自叶圣陶之手。尽管租界当局不允许发行《公理日报》，谁手里拿着这张报纸都有可能被抓去坐牢，但他们自以为肩负着民族的命运，人家不敢说的，我们说；人家不敢登的，我们登！由于《公理日报》上的文章真正反映了觉悟民众的心声，所以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震惊和反响。叶圣陶从6月6日至20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仅在《公理日报》上就发表了10篇掷地有声的时事评论，有时一天就发表两篇。他的文章赢得了广大读者热烈的支持和响应。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第二天，叶圣陶就撰写了《致死伤的同胞》一文，文中说：“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我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我的邻居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的邻居。……他们开枪，表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敌对这么多的人；杀伤你们，固然十二分地可恨，但是可恨的仅止于杀伤你们么？”（注：《叶圣陶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十天以后，也就是3月28日，他又在《文学旬刊》发表题为《可怕的名词》的杂谈，再次声讨“三·一八”大残屠杀。针对杀人政府散布的学生是受共产党煽动等无耻谣言，他义正辞严地写道：“‘共产’‘共产’，这个名词真是太可怕了，太有作用了！凶手可借之以逃罪，无辜者乃冤沉海底！血染街前，陈尸满地，空前的屠杀，乃以归罪于‘共产’‘赤化’之言，轻轻的瞒过了愤慨的国民，呜呼，巧矣，！巧矣！”（注：《叶圣陶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他用自己辛辣的笔戳穿了一个杀人政府的无耻谎言，揭示了反动派的杀人真相，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从他的无私无畏行动中看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彻底撕破了革命的伪装，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无数革命志士血染黄埔江畔。叶圣陶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创作了短篇小说《夜》。小说将时代的愤激与革命的召唤融织在人物形象之中，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个揭露“四·一二”大屠杀的优秀短篇小说。1931年1月，他离开工作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主编影响深远的《中学生》杂志和《中学生文艺》等进步刊物。次年2月，他在《中学生》开设“文章病院”专栏，把《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列为“第二号病患者”，加以别开生面的批评与分析。众所周知，给“文章”治病，不可能不涉及到作者，因为语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思想问题。叶圣陶现象上是在剖析文章本身语言方面的毛病，但锋芒所向却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投降卖国嘴脸。1933年5月，他又指名道姓地批评蒋介石的卷头语《五月》。以上两文，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讨蒋檄文”。
叶圣陶于1933年1月至1934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与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夏丐尊一起，轮流执笔撰写并出版了一本有关国文教学的故事小说《文心》。该书所谈的尽管是如何提高青少年学生读写水平的内容，但却经常涉及到国家的形势。如在第六章“知与情意”中写道：“‘九·一八’东北事变的消息激动了全国的民众，因了当局的退让，民情愈见激昂。其中最感到愤懑的，不消说是青年学生。各地学校纷纷组织抗日会，努力于宣传及抵制仇货的工作。”他号召学生“须认识公理，认识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有结实的拳头来对付他”，因为“中国究竟是全国同胞的中国啊”！（注：夏丐尊、叶圣陶：《文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1938年2月，他发表了《少年们的责任》一文，希望全国的少年们都来当“小先生”，都来宣传抗战的常识，比如“敌人的贪心和梦想，我国的意志和实力，各条战线的分配，各个据点的重要，已经沦陷的地方被蹂躏到怎样的程度，甘作汉奸的人物终于得到怎样的下场，起来团结自为为什么一定有把握，糊里糊涂等着作顺民为什么千万要不得”（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等等。叶圣陶当时为何想到要让少年们都来当“小先生”呢？那是因为全国各地乡村里有很多人，包括少年们的父母、亲戚和邻居，还不知道我国和日本打仗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被敌人统治了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甚至还有个别人以为替敌人做些工作拿他一点钱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情。叶圣陶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认为如果不把抗日变为广大民众的行动，那是会弄到失败地步的；而少年们遍布在各地，每个少年“只要说得一个人不愿意贪着小利去当汉奸，敌人进攻就增加了一份困难；只要说得一个人愿意贡献自己去干救国的事情，我们抗战就增加了一份力量。请想一想，假如每个少年都教育一个人而有成效，我们抗战的前途将见得怎样的光明而有希望”？（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叶圣陶在这一年里还发表了《组织起来，来做抗战的工作》等大量的短文，全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主张密切相关，每篇文章都寄托了他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1944年8月，正当各地学校开学之际，他又及时发表文章，要求广大青少年学生一定要明白如今是个什么时代？我国处于什么样的局势？他认为随着时代和局势的发展变化，学校教育急需改革。……千言万语谈教育，无非要改造社会，使社会向完美的途径发展；无非要养成个人，使个人作为社会的健全细胞。所以，教育的注目点应该是社会，而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个人；就学校教育而言，着力点便是一个个的在校同学。他希望广大青少年学生一定要学会辨别所好所恶，决定所去所从，把自己锻炼成个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叶圣陶的心目中，广大青少年学生如果只顾自己，不顾社会和国家利益，前途是很少指望的；而能把个人与社会和国家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的人，才是前途最有指望的人。
1945年元旦，叶圣陶发表了《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一文。面对抗战的大好形势，他在文中提出：“无论如何要抗战到底，无论如何要建立个全新的国家，无论如何要由老百姓当主人。要使老百姓的生活，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好起来。”（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还说：“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乃至于什么什么家，都是社会间不可缺少的，自然得由许多人去当。但是有个重要条件，当这些人员这些家的，仍然是个老百姓，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老百姓服务，也是为他自己的伙伴服务，决不为旁的。……这一点才是如今的教育的根本与灵魂，而没有根本的树木是枯木，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尸体。”（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叶圣陶的这些话虽然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说的，但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因为它们至今仍有很强的警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叶圣陶长期以来的一系列倾向十分鲜明的言论和行动，当然不可能不触痛反动派的神经。据他1945年8月3日的日记，国民党宣传头子潘公展曾约见过他，当面表示对他主编的《中学生》的不满，告诫他“宜注意基本工具学科，少弄社会科学文字”，要他“检点”。对这明显带有威吓性的劝告，叶圣陶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他在日记中还说“其言殊可笑”。（注：《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仆和闻一多先生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叶圣陶悲愤不已，认为这一事件“是全中国人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耻辱”。他号召所有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要仅仅停留在对罪恶制造者的口头和书面谴责上，而应“用行动来洗雪这种耻辱”。（注：《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由此可见，叶圣陶这时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已经有了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1948年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对中国各地学生“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运动”的书面声明。6月18日，叶圣陶就与杨卫玉、周予同、王伯祥等在《大公报》发表了给司徒雷登的公开信，言辞激烈同时又有理有节地批评了司徒雷登的声明。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势下，给美国驻华大使写这样的公开信，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多么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黑暗、腐败的统治时期，对于侵犯和压制人民发表自由、言论自由的事件，叶圣陶几乎每一次都是及时公开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每一次都进行了抗争，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反动势力的愤恨，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对社会进步的渴望！好在他终于避过了国民党的各种迫害，总算安然无恙地活过了1949年，目睹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了天安门的阵阵礼炮和五星红旗。
新中国的成立，使叶圣陶又一次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他立即负责拟订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非常明确地把培养学生“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版，第199页。）定为教学目标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中，他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央文史馆馆长等高级职务，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老百姓，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经常到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尤其对教育和语文教学方面花的心血最多，除亲自负责编审大量优秀的语文教材外，还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真知灼见。
随着年事增高，叶圣陶对青少年一代愈来愈寄予了深切的厚望，他反复勉励他们，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是为了做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读课本并非目的，真能懂得事物，真能明白道理，真能实践好行为，才是目的。这三个‘真能’极为重要。学生果真‘真能’了，才是真正受到了教育”，（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0页。）才能在走上社会工作岗位后“服务为人民，于国多贡献”。（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633页。）他还大力倡导在校学生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要长期坚持自学，不断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求。他说：“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也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不难想象，这样的人不断增多，社会和国家将达到何等繁荣昌盛的境界。”（注：《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9页。）说这话时，他已是年届九旬的耄耋老人了，真是爱国之心，苍天可鉴！
叶圣陶的一生，是自觉追随中国共产党，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一生，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操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