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开放与政治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建设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4-0100-04
文明发展是否需要吸收和借鉴域外的经验和成果，实际上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否需要开放的问题。文明尽管以地域性为其标志，以多样性为其存在之必要，但任何一种文明都以开放性为其进步的前提。每一种文明的成长都不能脱离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是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模仿拜占庭帝国。”[1](P8)政治文明作为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不能脱离人类文明整体发展和演进的规律。
一、文化开放：政治文明现代化演进的动力
自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问题以来，文化已成为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阿尔蒙德不仅注意到政治的“物质”层面，即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精神”层面，即政治文化现象。阿尔蒙德提出的这种政治文化观，打破了以往政治学理论只注重制度研究的传统，使社会政治现象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人类文明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相互渗透、相互配套、相互补充。现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不只是意味着经济的发展，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其中自然也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开放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就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而言，要致力于以民主化和法制化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离不开思想文化的开放和现代化。制度历来被视为政治文明演进的标志，但是任何制度只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化。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很难形成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要素的民主和法制等理念。封闭的文化环境是社会依附型传统政治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而开放的文化态势则是现代政治文明成长演进的重要前提条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国门的被迫开启是同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实现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目标。反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开放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现代化演进的深层动力。从洋务运动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戊戌变法时期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变之”的文化范式；从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帝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及其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都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开放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核心的观念层次的递进和深化。只有文化深处的开放，从文化的核心层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文化运动”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演进的进程。
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历程并未始终在文化开放的环境中演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国政治文明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曾一度偏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开放时代。随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屡遭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反省，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物质层面现代化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政治建设和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视野，作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标志着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和整体开放时期已经到来。
二、从历史资源与现实状况看政治文明建设中文化开放的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相对缺乏政治现代化的文化资源。民主和法制意识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核，而这两者都不是中国的内生性资源。
就民主而言，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史，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帝王对民意、民心、民情也曾给予极大的关注，提出过所谓“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民本主义思想，但其落脚点始终在于维护君主专制政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的是防民，而“得民、保民、通民、富民”的落脚点则是江山永固。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帝王推行民本主义，其目的是维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一人专制制度，与权力归人民所属的民主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然，这里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尊重民心、通达民意等治国思想对当代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就法治而言，中国自古就有“法治”一词，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良法至上、法的统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君主是否受制于法，是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的重要分野之一。体现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古代律法，其本质目的是镇压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维护君主专制和特权等级制，其突出特征是严刑峻罚。“窥宫者膑”，“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的规定，意味着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特权等级制度的森严。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家从未言明君主与庶民皆制于法。所谓“生法者君也”，“法于法者民也”，表明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君主居于法律之上。中国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儒家所主张的人治皆为治国的手段，并无实质差别，其差异在于治的工具，而治者与被治者并无不同。清人王夫之早就发现，“人治、法治皆治国之道”[2](卷3)。而现代法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依法而治。在现代社会，法治同民主一样，不仅是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和目的。显然，中国古代的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对立的。在古代的法治下，为官者享有治民的权力，为民者只有受治的义务；而现代法治的理念是，于官而言，法无规定而行即违法，于民而言，法无规定即权利。
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催生着民众的现代政治文明意识，但由于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影响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文化自我封闭，民众的臣民文化心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其存在的前提是主体多元，各主体的利益相互独立，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企业与国家之间也不再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有一个国家主体，企业没有自己的产权，国家可以对企业管理的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无偿调拨。企业依附于国家，职工则依附于代表国家的企业。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当家作主”本身就意味着自主人格。而依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或个人政治上的平等人格和民主精神无从养成。可以说，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实现了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身份”意味着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依附关系，而“契约”则代表着人们之间建立在财产自主和人格独立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民主政治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体自主自觉的政治形态。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素质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政治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鼓励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戏规则；都提倡理性的行为方式、宽容和协作的态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经济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意识、情感、欲求、态度的升华，投射到政治领域就是公民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市场也就难以健康地运作。目前，国民素质较低是制约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公民意识缺乏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不仅政治文明的发展受到它的制约，就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因此，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充分的文化开放条件下提高公民的政治文明意识，使公民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其中包括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学会行使民主权利等，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顺利完成。
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异域政治文明成果的根据。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其相融性的因素。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的创造，是人的类活动的表现。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就能够相互融通。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在强调中国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时，不应忽视其中包含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法治条件下的民主、宪政、代议制、选举制、权力制衡、良法之治、法律至上，这些都是人类在漫长的政治文明演进过程中创造的优秀成果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当然，中国建设自己的政治文明首先面对的是基于国情的特殊性。我们主张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是为了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原则和治国经验更好地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之路，而不应排斥人类政治领域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理，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我们的政治文明系统抽去了上述这些原理或原则，那么，很难想像它与现代政治文明还有什么联系。
三、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方法论原则
(一)消除思想障碍，大胆吸收借鉴
人类所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不仅仅限于西方政治文明，还应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我们讲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主要还是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因为民主和法制无论是作为思想形态还是制度形态，均滥觞于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制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标志，经过三百多年的演进，已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历史进程中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由于其文化形态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传统文化意识的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政治文明存在较大的阻力。因此，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我们还必须破除某些思想观念上的障碍。
其一，要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我们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客观上面临着“两难”处境：我们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一些西方国家却从不放弃霸权主义，企图利用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它们的政治模式。这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重关国门，意味着复归封闭、落后的旧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继续开放，又面临着被“演变”的危险。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确是随着霸权来到东方的。随着东西方航道的开通，古老的东方文明是在西方文明的残酷挑战中，伴随着苦难进入的现代社会的。今天，西方一些国家更是不断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向社会主义中国发难。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主张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确实会引起一些人的疑虑和不安。
其实，从戊戌变法起，中国就曾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遇，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与当时的中国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但清人尚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日本人也能以“和魂洋才”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西方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呢?再者，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所处的内外环境，与19世纪末的中国和日本相比已经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因主要源自国内经济改革的内在需要和政治文明自身的发展，对域外政治文明的学习和借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吸收、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之路，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西方国家的口味。这里关键是把西方的霸权政策或“演变”战略与西方政治文明本身区别开来。实际上，西方霸权与西方政治文明并没有必然联系，西方政治文明的价值并不以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上的霸权政策为其存在之条件。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西方霸权而拒绝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国家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因为霸权是一种实力背景下的强制。反对霸权和强制本身就意味着对权利的尊重与对民主的推崇，这与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精神从而推动和发展我们的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其二，要区别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些人认为现代化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化的国际背景。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福山认为现在有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讨论、辩难都已经结束，全球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化。各国都将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
其实，就政治现代化而言，各国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转化和演变过程，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模式的自觉选择过程，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政治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政治现代化决不是只有西方化一条道路。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3](P70-71)固然，从历史上看，政治现代化过程肇始于西方，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各国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当今世界，政治现代化已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多种模式并存的格局，政治现代化已不再等同于西方化。当然，各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毕竟有着许多共性，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些具有共性的东西划入西方化范畴而加以排斥。
(二)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各国政治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具有共识性的政治文明理念，需要我们深入比较、认真学习和吸纳。但学习、借鉴和吸收不等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政治模式都离不开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民主是一种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形式，价值是普遍的，而制度形式却不能照抄照搬。墨西哥曾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结果并没有获得成功；印度和尼泊尔沿用英国人留下的民主模式，但其社会仍然是腐败横生。而新加坡实行的是一种有法制、有自由但缺少民主的威权政体，按西方的民主标准，它可能不够格，但新加坡却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保持着自由与秩序的良好平衡。普京上台以后，收回了叶利钦下放给各州和自治共和国的权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按“标准”的民主观点，这可能是民主的倒退，但俄罗斯的经济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国政治体制运行的实践表明，民主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哪一种政治模式更有效，只能从该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合理的抉择。抽象地谈论民主，“不考虑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局势而作出的关于民主的作用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当然也是反民主的论点”[4](P306)。
人们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为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典范。但即使是极力推崇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5](P362)。西方各国也并非只有一种政治模式，美国实行总统共和制，英国实行议会制(虚君立宪)，法国则采用半总统制，而俄罗斯的总统制又不同于美国，其总统权力要大得多。所谓西方政治模式，只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非经验概念。就单个国家的政体架构而言，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模式”硬套。总之，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模式，取决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资源等诸多因素。
中国在辛亥革命伊始，曾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了具有宪法作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基本上采用总统制共和政体，后来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为了限制袁世凯独裁，按“三权分立”原则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当时清王朝有形的专制政权虽然覆灭了，但无形的臣民意识和皇权思想尚不能随旧王朝一起被埋葬。因此，“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机体上嫁接成活。20世纪中期，我们引进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今天，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国的政治文明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作出的选择，而且是历史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的特殊性。
(三)发挥现存体制的优长，走渐进改革之路
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目的是改革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改造和培育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并使二者在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达到高度耦合。但是，吸收、借鉴并不是另辟一条新路，改革也不能脱离现有的基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改革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基础。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选择，中国的政治文明的目标和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以及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基本架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将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P322)。这种民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体现最广泛劳动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它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一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当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还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才能真正体现出其优越性。当前，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全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并以此推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方面是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制化目标与要求，理顺党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
民主本身不是一场制度的骤变，而是一个包括制度演进和人们的民主心理、民主意识培养的量的积累过程。如果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场制度的变革，那么，即使有了这样的制度，而在人们的文化心理层面没有实现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换，这种民主制度也不会持久。离开民主实践的量的逐步积累，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技能就永远也不会得到提高，政治文明就难以达到质的改变。因此，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制度改革应当着眼于民主实践，注重量的积累，立足长远，始于足下，从而推动政治现代化过程的质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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