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机能论文,近代论文,类型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3;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2)01-0013-12
近代南洋琼侨的经济活动具有鲜明的移民社会特征，形成了带有浓厚地域性色彩的职业类型，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商业巨子和成功人士，成为东南亚华侨经商网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对其所在国家和祖国故乡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产生过良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近代史上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商业网络和社会贡献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持续着，并将继续发挥其作用。对近代南洋琼侨职业类型和经济机能的考察，是琼侨移民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南中国海经济圈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是至今鲜见有人涉足这一领域，因而留下了许多历史空白，也留下了极大的探索空间。本文意在对这一课题作一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论述。
一、初期移民的艰辛
伴随着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发东南亚、掠夺殖民地的历史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极为迫切，恰在此时，世界范围内的黑奴贸易遭到废止，而中国国内生存状态的恶化和鸦片战争后海禁政策的松弛，又造成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强烈愿望和现实可能。种种历史机缘的凑合，使得华南沿海省份的廉价过剩劳力成为东南亚劳动市场的主体部分，同时也就决定了近代史上南洋华侨的基本性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洋琼侨的绝大多数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苦力”移民、即“华工”的身份烙印。
乘坐“海上浮动地狱”的“猪仔”（注：所谓“猪仔”，参见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组织与生活[A].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9(3),27-38.）船，在海上漂泊十多天，历尽艰难险阻之后，华工们终于抵达了东南亚的目的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而只是苦难的开始。20世纪初日本人的调查显示：南洋华侨的“职业种类，多为下等劳役，也有一些作为商店伙计、私塾先生而去海外的，还有一些以医生等其他独立职业为目的者，不过，据说这样的人极少。大多数前往海外者并无在海外永住的意图，只不过是一时外出干活而已，仅仅数年之后，各以达到预期目的便行归国。”[1]从海南岛出发的移民人群，多为海南和广东雷州半岛南部的农民，“这些移民到海外从事的工作，主要为外国老板支配的锡矿山的矿工，或为橡胶、胡椒种植园里的农夫。这两种工作均为从早晨六时开始到傍晚五时为止的酷重劳役。”[2]
华工们所遭遇的，是沉重的劳役和野蛮的剥削，有时身受的虐待甚至比黑奴更甚。奴隶作为主人的终身财产和劳动工具，如果折磨死了，还要花钱再买，因此同对自己的牲畜一样，会有一定的体恤。而契约华工为主人劳动则有契约期的限制，那些灭绝人性的殖民者，总是设法在短时期内，用最残忍的手段，尽可能地榨干华工的全部血汗。正如1860年英国《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一篇文章所说：“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华工虽至劳死，亦非所顾，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盖黑人乃永久之役，主人常恐其积劳致疾，有误其工，故待之较优。若华工则因期限有定，如不严加逼责，必致期满尚有余力。故在八年内，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多，倘能于一年内竟八年之功，则其身虽殁亦可弗恤。”[3]
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工，既无人身自由，又无法律保障，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居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简陋不堪的寮棚里，每天劳动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以上，“历年以来，惨死者实以万计”[4]。据一位亲身经历的华侨控诉说：那些矿山主和种植园主“有以粪污令新客（华工）自食者；有以乱棍击死者；有以辫子系在马车之后，纵马奔走，而致手足折伤，因以毙命者；有以四肢用绳悬起，抛击致死者；有以乱脚踢毙者……不一而足。”[5]在英属马来亚，契约华工的死亡率特别高，1910-1920的10年间，华工的死亡率每年平均为20%，比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居民的死亡率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则要高出23～30倍。[6]出洋的海南籍华工，“有的半途被虐待摧残至死，30%则在到达目的地后被折磨客死他乡”[7]。当时在海南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的亲身见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有许多男人在南洋死去，如果你走到海南的乡间，有时就会看到8到10个坟墓排成一排，这些坟墓排列得如此整齐，足以激起人们的好奇之心。经过向当地人打听，原来这些坟墓是建来为那些丧身南洋的男人们招魂用的，其中只不过是埋着一只青蛙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8]。可见不仅是身丧异乡，而且还尸骨无存。民国初年，一位海南人士致函孙中山，述及此事：“……中国沿海一带，所谓出洋营生者实无处不有，然所谓受人卖猪仔绝少，而琼州则除自行经营者外，每船所载，为人卖猪仔者实属多数。于船上受人禁锢，到彼岸受人鞭挞，死于此者不知凡几。乃前者死，后者继，不以为苦反以为安者，曷固因内地谋食艰难”[9]。真实地反映了南洋琼籍华工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非人待遇和超出人体极限的沉重劳役。
在华工的默默劳作、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换来了东南亚殖民地的财富和繁荣，无论在东南亚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哪个行当，到处都留下了华工的足迹，留下了华工以极端艰苦的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这一点，连殖民地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英属马来亚联邦总督瑞天咸(F.A.Swettanham)在其所著的《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一书中写道：“当劳动力极度缺乏时，数以万计的华工被引进马来亚”。“从开始到现在，开采锡矿的全是中国人。经他们的努力，全世界用的锡一大半是马来亚供给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心造成了今日的马来亚……他们是开矿的先锋，他们深入蛮荒，开辟丛林，冒尽一切危险取得巨大成功。他们的生命常遭牺牲……殖民政府的全部收入是从华工的劳作、消费和娱乐以租税形式征收来的”。“在马来亚联邦的进步发展中，华工及其业绩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决定性作用。”[10]另一个马来亚殖民官员维克多·泼赛尔也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而“如果没有现代的马来亚所提供的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11]在荷属苏门答腊印度岛东岸，一百多年来，被掠到该地的华工达60多万人，在种植园和矿山中服其劳役。[12]荷商公司德里烟叶种植园年产烟叶占全岛烟叶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这里雇佣华工最多，获利也最大，1900年时雇佣的华工为9000人，从1893-1903年的11年中，公司股东红利总额为股本的425%，另提公积金，为股本总额的两倍。[13]
1889年12月，法属马达加斯加为了招募华工，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东南亚各地考察，他们在报告中说：“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兴盛，马来联邦、苏门达腊、北婆罗州等地那些赚钱的种植园，全靠华工的劳动。”“华工不仅建筑铁路，而且开辟稻田，种植蔬菜，合理而巧妙地开发矿藏，……并且不断地想方设法，使各种生产领域产量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14]各种历史记载都雄辩地说明，勤劳智慧、勇敢顽强的海外华工，为东南亚的开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中间也凝聚着无数琼籍华工的血汗和生命。正如马来西亚琼侨联合会会长郭全强所说：多个世纪以来，“南渡的华族先驱者，即已在星马等他乡落足，披荆斩棘，荜路蓝缕，进行艰苦的开荒斗争。这些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求生的华族先辈，捐出血汗，更或葬身异域，他们敢向困境搏斗的勇气，不畏千辛万苦、不怕虎狼的拓荒精神，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章。”[15]
二、职业类型的转换
19世纪中，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殖民政府都执行制定华人居住区政策，即除了承包政府税收者外，华人不得在当地农村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政策。进入20世纪后，各地殖民政府相继废除了这一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政策，承认华人有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16]这是政策层面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职业选择的面渐渐宽阔，就业机会也有所增多，华侨在锡矿山和橡胶种植园里做苦力的逐渐减少，而陆续向商业、服务业转移。据1930年的调查，东南亚华侨人口中的职业构成，从事农业、工矿业的比重约占40%，不到一半，而从事与商业、服务业有关的职业的比重则要占到60%以上。这反映了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见表1）。
表1 东南亚华侨的职业构成与人口比率%
国别 农业 工矿业 商业 其他 小计
英属马来亚 39232513
100
法属印度支那
16
28
56
100
泰国
10
20
70
100
荷属东印度
21
3037
12
100
菲律宾
2575 100
注：其中从事农业的华侨有861000人，占华侨人口的16.4%；从事工矿业的华侨有1268000人，占华侨人口的24.2%；从事商业的华侨有2760000人，占华侨人口的52.7%；从事其他职业的华侨407000人，占华侨人口的7.7%。
资料来源：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严松堂，1939年，第87-88页。
这种情况，在东南亚的琼籍华侨中表现得也很明显。据美国传教士的调查，20世纪后南洋琼侨就业有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些地方，他们或是为别人家庭帮佣，或是到船上做水手，或是在乡间的种植园和矿山里干活，也可能成为一家小店的老板。”[8]与整个东南亚华侨的经济活动和职业类型的变动相一致，南洋琼侨谋生的职业类型渐渐发生了变化。20世纪以后，从事锡矿山和种植园劳动的不断减少，而从事低等服务业的则逐渐增加。“（在南洋）琼州人的职业为海员、咖啡店工作、面包店工作及室内服务等。”[17]文昌籍侨民龙鹏植和琼海籍侨民王绍经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龙鹏植祖籍海南文昌县会文镇龙家村，“家乡一带地瘠民穷，杂食代粮，几乎家家都有人去南洋，家家都有‘番客’。”1914年，17岁的龙鹏植来到马来亚，“马来亚的琼州番客，谋生不易，许多人只能到山巴里开荒垦植。伯父（龙鹏植）有幸在离吉隆坡不远的福隆港英国人的酒店里打‘红毛工’，10多年后才熬上酒店总管，这年正是民国十六年(1927)。”[18]
王绍经原籍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温泉区温泉乡石角边沟村，当地“有不少人被迫出洋谋生”，他也于1884年夏辞别父老妻儿，踏上了下南洋的征途。抵达新加坡后，“凭着年青力壮，不怕艰苦，靠挑蒌叶为生。这种蒌叶是用来包装槟榔用的，在食用的槟榔衣上配上一些石灰包成三角形，当时每包1～2分钱卖给马来人当零食。当时，绍经靠着一双脚和一副肩膀，走遍了新加坡的各个山芭，也不知挑断了多少条扁担。他将收来的蒌叶，一担担贩卖给卖槟榔摊的番仔村人（马来人），从中换取一些小小的利润收入。绍经挑蒌叶卖菠萝虽然微小，但他却时时不忘唐山（注：海外琼侨称中国为“唐山”，其“唐”与“唐装”之“唐”同音同义（海南话）。）老家的亲人，他平时省吃俭用，一有储蓄就给故乡的妻儿老小汇款，赡家接济不断。”[19]这种自己克勤克俭，艰辛度日，接济家乡父老的行为，是琼侨、也是所有华侨的特点。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职业类型，主要原因大致是：
第一，与闽南帮、潮州帮及广惠肇帮人士相比，琼州人（也包括闽中、闽北人）是“后来者”，移居南洋较迟，他们很难超越或取代其他帮的势力，挤入其他帮已经占据并相应稳定的职业领域，所以大多只能从事一些“边缘性”的服务业。以新加坡的情况为例：新加坡开埠后，闽粤两籍人士捷足先登，占据了大坡一带，后来的琼籍人士只好在小坡打天下。许云樵在《四十年前的小坡》一文中如是说：“海南人士在开埠以后才来，一看大坡已为闽粤潮三帮所占，已无插足之地，只好在小坡打天下。他们因为是最早为英人工作，于是便在美芝律附近居住下来。他们最先的居住地为密陀律，因此俗称海南街，后来海南人愈来愈多，向旁扩展，于是又有海南二街(Purvis Street)和海南三街(Seah Street)出来。”[20]
第二，早期去南洋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呼朋引类，成群结伴，这就使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中易于形成一种职业上的地缘分野，一种相同方言的人群，多从事一种或多种相同的行业，比如闽南人的行业是树胶工场、装卸货物、驳船、采石、烧砖、木匠、泥水匠、火锯及搬运夫；广府人多从事机器、木匠、树胶工场、藤工、打金及制革、开酒楼等；潮汕人则从事制鞋、渔夫、藤器、火锯及驳船等行业；客家人的行业为制鞋、藤器及洋铁用具、当铺业、药材店等；宁波、温州、江西及上海人多从事家具、帷帘、椅垫、装修及革制品；兴化、福州、福清人则多从事海员、修理脚踏车及车胎翻新等。海南人形成相应集中的职业门类，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在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的传统中，地缘关系（同乡）是人们区别身份和确认归属感的重要标示之一。在祖国故乡是这样，在异国他乡更为突出。例如在越南，“中国商人不仅在对外贸易上，而且在交趾支那区域内的商品流通上也处于实质上的支配地位，他们各以出身地为别组成地缘集团，相互协作，形成内部和外部的联系网络。这些中国商人的出身地为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岛及其客家人。出身于同一地区的人们，团结的力量和相互扶助的意识甚为强烈，新移民到达之际，同乡者不仅给予当前生活上的照顾，在就业上也会给予帮助”，从而在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中形成一个个地缘性集团。[21]
第四，这种职业分类也与海南移民的经济实力有关。在南洋一带，闽、潮、粤、琼、客各籍华侨中，以琼籍人士的经济力量最为薄弱。例如在新加坡，“（来南洋的琼州人）战前基本上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有极少数能攀上中上层，一般经济地位很低，多半从事服务业，如理发匠、咖啡店店员、杂货店店员、做洋工（当洋人的厨师及家庭服务员）。琼州商人的生意也做得很小（小店面、小资本），不外是开杂货店、裁缝店、药材店、小客栈及汇兑公司（民信局）。”[22]“这是由于琼州人士在商业地位上远不及他人，而绝大多数的琼州人乃为工人阶级的缘故”。海南人在新加坡即使经商，也多是开咖啡店，“在早期，新加坡咖啡店几乎全为琼州人所开设，……开咖啡店这一行所需资本不多，琼州人由于经济的薄弱，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大都干这一行”[17]。
另一种带有海南地域特色的职业是，“琼州人也以‘海南鸡饭’脍炙人口，除了海南街一带有著名的海南鸡饭店之外，全星各处各咖啡店中的鸡摊，亦以琼州人经营为最多。”[23]新加坡咖啡店业元老、“琼侨咖啡公会”发起人之一的吴可仕，曾经向记者谈过当年经营咖啡店这种行业的特点：一是“营业时间长，工作繁重，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人，很难在这个行业长久呆下去”；二是“营业成本不高，但是利润也非常微薄，没有暴发的机会，这是一种以劳力去换取生活费用的工作”；三是“老板也要亲自动手做工，老板一个人应付不来，太太、孩子也要出来当帮手，即使雇人做工，所雇的多半是自己的亲戚，所以，劳资关系往往跟亲属关系混合在一起，难分难解”。至于咖啡店店员的工作和生活，则“清贫而艰苦，他们每天凌晨5时起身，就要起火煮水，切面包，收拾各种茶具，一直忙到晚上8、9时收市。收市后又得打扫、洗地、洗杯、抹桌椅等等，搞到午夜11时过后才能真正休息。有些店开到晚上10时的，老板与店员要忙到凌晨才能安睡”[24]。
如果更进一步考察，便可发现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侨商人在这里的商业活动一直十分活跃，长期来处于某种支配地位。1863年，法国海军提督拉·格朗德埃尔(La Grandière)在向本国殖民大臣报告越南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之间通商的情况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商人在这一地区对外贸易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商品输入与输出的）各种业务完全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国商号的手中，他们在西贡设置了代理商。由于中国人长期居住于此，熟悉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的一切事宜，和欧洲人相比处于一种相当有利的地位。中国商人这种优势地位，通过其在内陆地区的市场上也拥有代理人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大约有100名中国商人在各县居住，他们经常与西贡甚至远在中国的商号保持联络。……驶入西贡港的中国帆船，往来于新加坡、海南岛、广东、澳门、香港之间。从中国的港口出发之际，满载着中国出产的陶瓷和日用杂货，乘十月左右开始劲吹的东北季风到达西贡，于此卸下装载的货物，接着驶向新加坡。次年四、五月间的西南季风期间，从新加坡返回西贡。在西贡将香港、上海、广东商号预定的稻米等货物装满船舱，驶回中国。由于中国市场上稻米的需求量很大，可以高价卖出，商品交易和航海费用所需十分有限，途中的危险也很小，这些商号可以得到莫大的利益。[25]
于是，在越南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西贡开港以后，法国和欧洲的商人、洋行不断进入，来自欧洲的商品输入急速增长；但另一方面，这些输入的欧洲商品在越南市场上的推销，则不得不依赖于当地的华侨商人。欧美洋行一般都将商品的贩卖事宜委托给华侨商人，向华侨商人支付约值商品价格15-20%的手续费。直到西贡开港30年后的1880年，华侨商人仍然占有西贡港商品输出额的78%和输入额的50%，相比较而言，欧洲商人在贸易上的地位，在输入额上勉强达到一半，在输出额上不过只占22%。实际上，华侨商人在越南各地的内外贸易活动中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与国内家乡、居住在柬埔寨金边、香港、新加坡的同乡商人和商号之间拥有独立的联系网络，垄断着市场信息，以此为契机不断扩大着越南的通商事业。”[26]
三、商业巨子的出现
在恶劣环境和苦难的生活中，广大华侨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由出国初期的农民或工匠，逐渐成为商店店员、小业主，还有少数发展成为大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对南洋华侨进行调查后发现，华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有着不同的命运。他们写到：“由于社会动荡，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缓慢，但是在殖民政府的保护下，它在海外却稳步增长。中国国内没有真正的资本家，但在海外却有许多，其中百万富翁为数不少。”[27]最为著名的人物，有“橡胶大王”陈嘉庚、“糖业大王”黄仲涵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等人。
与闽籍、粤籍的东南亚华侨相比，南洋琼侨中可能没有那么多引人注目的富商巨贾，却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成功人士。
曾任新加坡琼州会馆总理的王绍经，原籍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温泉区温泉乡人，1884午出洋闯生活。刚到新加坡时靠挑蒌叶、卖菠萝为生，“省吃俭用，点滴储蓄，不久便以二百元为资本和人做起布伞生意，逐渐有所起色，继而又到马来亚的柔佛州和印尼山区一带设土杂货店，收购各种山货、皮货运往新加坡和海南做制鞋原料。随着生意摊子、项目、资本逐渐增大，不久又做起代理贩卖煤油的生意来。……生意不断起色，财源广进，以致资本越积越雄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王绍经时值壮年，风华正茂。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一定的资本，他看准买地产有发展前途，便开始买地，办产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购买橡胶园和房屋，很快就在新加坡拥有二十多间店铺。就在这个时期，他连建新铺买旧铺，以自己的名字辟起一条‘绍经街’，另一条‘桂兰街’除了几间广东人开的店铺不肯卖给绍经外，其余的全部归他经营，这两条街至今在新加坡仍然热闹繁华。战前的新加坡，普通人的月薪仅有几块钱，对比之下，绍经已成为当时的百万富翁，跃居当时新加坡十二位名商之一。他长袖善舞，经商的业务范围很广，有橡胶园、汇兑、房产、保险、银行等，迅速发展起来。”[19]
马来亚华人著名大种植家、琼帮领袖郭新，原籍海南文昌县美丹村。下南洋后，初在马六甲的木薯种植园及木薯粉厂做工，“嗣鉴于马来亚种植树胶前途远大，遂从事开垦种植树胶事业”。到民国初年，郭新“所经营之树胶园、椰子园与红油棕厂，经其策划开垦之胶树与油棕园，面积不下二万余英亩，至今仍然拥有数千英亩之园地，堪称为星马大种植家之一”。1934年，“在星岛组织郭新父子有限公司，管理其产业与产品之出入口业务，且兼任华联银行及实际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或主席。……一生所志所行，于国于家，殊多贡献。”[28]
曾任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主席的莫履瑞，原籍海南琼海县中原市文楼村，“年弱冠南来谋生，从工而商，历多年勤奋苦斗，始建立其事业基础。初在密驼律五十一号及五十三号，创设瑞记鸡饭餐室，乃本邦首创之海南鸡饭。先生善于经营，且抱为大众服务之宗旨，供应精美而经济之鸡饭餐室，驰名遐迩，每日食客如云，赞不绝口，足见先生擅长斯道，非他人可及，业务发展，蒸蒸日上。先生商誉日著，资财丰厚，且富于创业雄志，将瑞记鸡饭扩充，兼营中西时莱，包办宴席，及大事发展实业，投资胶园，种植油棕等业于马来西亚；同时并在本邦从事发展建屋及地产业。先生在无凭藉之情形下，本其苦干创业之精神，达至今日辉煌之成就，殊堪可贵。”[29]
原籍海南文昌县清澜镇僚家村的李步云，南渡新加坡后，“初在利民旅社当司账，克勤克俭，略有积蓄，便与朋辈合资开设裕和公司，经营洋杂生意，任司理，从此长袖善舞，大展鸿图。”[30]
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遑一一枚举。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生意做得大小，华侨要在移居地取得某种成功，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根据1930年末对50名取得成功的东南亚华侨的调查和研究，其中70%以上是在13岁前移民到东南亚的，这当中又有38个人是在40岁前后才开始逐步获得成功的。[31]国外学者曾经指出过，这些成功人士的奋斗故事，在其家乡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远赴海外的强有力的激励因素。[32]
四、侨商经济活动的贡献
从基本的方面考察，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活动是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的。这种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华侨商人扮演着促使当地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传统社会经济中扩散和传播的角色。
第二，工业化的过程，是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第三次产业转换的过程。东南亚地区殖民地时代的华人资本，起初主要集中在橡胶种植、锡矿开采等第一次产业和小规模商业方面，随后逐渐向农产品、特产品加工、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业、服务业领域扩展，商业资本产业化，成为东南亚诸国初期工业化的积极推进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构成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的存在，东南亚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企业家群体的经营能力和整体素质明显要高出一个档次。东南亚地区之所以存在着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家阶层，与当地居住着大量华人有着深刻的关系。日本的研究者发现：东南亚地区“具有高超能力和强劲活力的企业，主要集中于华人系统的企业，这是确切的事实”。他们承认：“华侨、华人是东南亚企业家的大宗。”[15]
说到底，华人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干，是在与欧、美、日列强的企业和当地原住民系统的企业的竞争、依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近代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情况来看，传统的华侨商业网络在当地的各个主要港口城市都陆续遭遇了欧美、后来又有日本商业势力的激烈竞争，在总体态势上处于守势。尽管如此，在近代商业法规和信用制度尚不完备、实行尚不充分的东南亚各国国内流通领域，几乎所有外商公司的进出口商品仍然依赖于华侨商人的中介和推销。欧美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往往给予经营批发业务的华侨商人1～3个月的较长期信用，使之可以赊销给地方城镇和乡村里的小批发商与零售商，待商品销出后结账。在泰国，“拥有富丽堂皇店铺的批发商，实际几乎均为无本生意”的情况比比皆是。[33]根据荷属东印度的情况，研究者也指出，华侨商人的优势在于“以低廉的经营费用”，“巧妙地进行资金融通”，“囤积居奇，价廉时购进，耐心地等待价格上涨后卖出”，具有某种“投机性”[34]。对于华侨商人在商业经营中这种新旧参半而又灵活多变、投机取巧却又行之有效的行为，实在难以做出肯定或是否定的遽然判断，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华侨商人采取的这种重视人际关系更甚于重视资本结合（如股份公司形态的采用）的战略，可能同时决定了华侨商人在大规模进出口贸易领域的局限性和在国内中介商业领域的竞争力”[35]。
华侨商人的辛勤经营，移民网络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华侨移民在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竞争力，强化着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尤其是与华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华侨在当地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侨将资金寄回国内和对祖国的认同感，也许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观点看来是一个问题，但是与此同肘，华侨移民网络通过人员、物资、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也加强了东南亚地区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推动着东南亚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发展，对于将整个东南亚经济汇合进统一的世界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网络的扩大，超越了欧美宗主国对亚洲殖民地统治的经济、政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欧美宗主国殖民地统治的一种抵御，相对削弱了欧美宗主国对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支配。[39]
东南亚华侨的经济活动，不仅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良性的促进因素，而且在其祖国和故乡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挣到的收入，还是经商贸易获取的利润，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作为“侨汇”寄回国内，或是赡养家小，或是投资建设。据统计，1905-1938年的30多年间，华侨逐年送回国内的资金如表2所示：
表2 华侨送回国内资金金额推计(1905-1938)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杉原薰〈华侨の移民礻ットワクと东南アジア经济——十九世纪末——一九三○年代を中心に〉，《アジアから考える》(5)，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81页。推计的根据及方法，参见郑林宽著《福建华侨の送金》，福建调查统计丛书(1)，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刊，第50-55,80-84页。
就是说，30余年间，约有近70亿元的华侨资金流入国内，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以自己的辛劳所得贴补家用之外，那些在海外发财致富的移民，还纷纷将资产带回祖国和家乡投资，投资范围包括工商业、农矿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不动产业，特别是在教育文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等方面贡献尤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71-1894年间，福建华侨以故乡为中心的投资中，各产业所占的比例依次如下：不动产业占45.53%，工业占13.82%，商业占13.49%，交通业占11.73%，农矿业占9.21%，金融业占5.79%，服务业占0.51%。[35]这种情况，不独福建一省，另一个向外移民大省广东同样如此。[36]
东南亚华侨对祖国和故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除了“侨汇”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利用他们身居国外、熟悉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便利条件，将国外先进经营管理、科学技术、新兴产业和优良产品引进祖国，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生气。在这一方面，南洋琼侨的贡献是极其突出的。
在海南岛，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引进南洋热带作物，输入南洋生产经验的热潮，其主角就是在南洋谋生或定居的琼籍侨民。那些琼籍侨民，居住南洋多年，自然熟悉南洋的作物品种和生产方法，而南洋的地理环境及其生态条件又与海南相似，遂有引进发展于故乡的念头产生。此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南洋的生产事业，以橡胶、烟麻、咖啡、胡椒及锡矿开采等为主，南洋琼侨所引进者也多为此范围。
早在1887年5月，海南岛的黎民起义刚被张之洞所敉平，一位曾去南洋经商的商人张廷钧（官主事）与候补道杨玉书就上书张之洞，建议开辟榆林港为商埠，既可加强海防，更有发展经济与贸易的功能。他们写道：
今日请开港实为筹海计也，港门两岸宜筑炮台控制之，内立埠头，中可容轮船数十艘，通黎山之出产。张主事愿觅外洋咖啡、吕宋烟麻、甘庶、胡椒各种，每年销售外洋，似足为穷黎开衣食之源。其港口较埠头为胜，与香港不相上下……此处一开埠头，则崖东南西三路源头均活，实为富琼第一要策。[37]
这一建议，意在引进南洋的经济作物于海南种植，经榆林商港输出，赚取金钱以改善黎族、汉族人民的生活。可惜张之洞此时已经离开两广总督任所，这个建议一时没有结果。但是从此以后，就不断有南洋华侨将南洋经验介绍回故乡，并组织公司，开发海南的农矿资源。
1900年，有南洋琼侨组织侨兴公司，在儋州鸟翔岭开挖锡矿。[38]1902年，琼侨曾金城从马来亚运回第一批橡胶树苗，在那大附近的洛基乡西领村裁培种植，是为我国栽培橡胶之始。[38]1906年，又有琼籍华侨何麟书从马来亚引进巴西橡胶树种，栽种于乐会县琼安胶园。[39]（注：另有一说，何麟书创办琼安胶园是1910年。苏云峰在《从南洋经验到台湾经验——1945年以前的海南农业改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一文中写道：“1910年，乐会人何麟书自南洋带回巴西橡胶种苗，设立“琼安公司”，在安定县落河沟拓地250亩，试植4000余株，5年后割得生胶500斤，品质优良，富于弹性，售价竟然高于南洋同类产品。于是引起海内外人士之注意，来海南投资经营者接踵而起。”）1907年，欧渠甲在新加坡担任3年《南洋总汇报》主笔之后，深深感到实业救国的重要，乃邀请富商好友胡子春（注：胡子春氏，系福建省汀州府永定县人，移居东南亚，后在马来半岛开发锡矿，“成为闽省之有数的富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福建事情实查报告》，388页。）一同组织农垦公司，从事开发海南的活动。二人于当年二三月间环游海南一周，作深入考察，计划一面移植南洋作物于海南，一面发掘岛上矿产，同时组织银行，将海南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省份。这一计划，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但是他们将带自南洋的橡胶、玉桂、咖啡、菠萝、椰子、木瓜等优良热带植物种子，赠送给海南地方政府和人民，劝导推广种植，以富裕民生。[40]
欧渠甲、胡子春的计划虽然因故未能遂行，但当年又有华侨区慕颐在那大创办侨兴胶园，种植橡胶树苗。[39]1908年，旅居马来亚一带的华侨，组织“海南实业开发公司”(The Hainan Exploitation Syndicate)，筹集资金25-30万鹰洋，积极准备在海南开发实业。同年，又有琼侨从马来亚带回咖啡种苗在那大试种成功。另有一人投资2万元，在藤桥设立“陈赵隆公司”，种植槟榔、甘蔗等经济作物。[38]1911年，琼侨曾汪源又在那大辟建侨植胶园，引种南洋橡胶。
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海外华侨回乡投资、建设祖国的热情更高。民国初年，南洋琼侨回家乡投资开发者盛极一时。1912年，中华民国甫经建立，侨商林天嶷、黄有渊、陈昌运等人便投资100万元，于当年10月在海南成立清澜商埠有限公司，从事港埠及轮船交通等建设。[38]部分琼安公司的投资者另组“侨兴公司”，在五指山水口田开辟橡胶种植园，逐年投入资金，发展橡胶生产，到1919年时已经种植橡胶十余万株。[38]1917年，新加坡琼侨林义顺来海南购地50万亩，向农工商部登记，计划种植橡胶树500万株，应允如获利润，愿年纳税百万元，获准立案。这是投资橡胶种植的高潮，惜旋因世界胶价暴跌，此计划亦告中止。[41]其他一些已经设立的公司，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树胶跌价，经营困难而日渐衰落，各公司无奈停止生产。[42]
民国初年南洋琼侨踊跃投资于家乡橡胶种植的热潮，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而中断，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后重又兴起。1927年时，海南共有橡胶种植园16家，其中成立于1920年前者13家，设于1926-1927年间者仅3家；面积大者7百亩50000株，面积小者只有3000株。[43]到1936年，上述16家橡胶种植园仅剩下侨值、侨立、南兴、琼南、茂林5家，而新设者有梅琼等12家，共有17家。另据琼崖实业局1934年的调查，海南全岛有橡胶园94处，共9000余亩，24.65万株，分布在东部和北部的定安、万宁、乐会、琼东、琼山、文昌、儋县等7县。[39]“橡胶为国防物资，而中国领土之内能栽植之者唯仅海南一处，尽管踊跃投资，仍未能满足国内需要，故生胶仍须进口。据1934-1936年的海关报告，三年进口共约十八万六千公担，价值近一千六百三十万元，平均每年约五百余万元。”[41]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南洋琼侨投资家乡，发展橡胶种植事业，都实为利国利民的创举。
在咖啡的移植方面，琼安及侨兴两家公司亦有投资。1914年前，侨兴公司种植了30万株，年产咖啡约2000斤。琼安公司也种植了千余株，其余公司亦有试种。咖啡于冬春间播种，五六年后结实，生产期可以维持四五十年之久，被认为是海南农业生产中最有希望的农作物之一，因而逐渐普及。[38]此外，1916年，在崖县铁炉港的农业开发公司还曾将海岛棉种引入海南种植。[43]
本着爱国爱乡的热忱，南洋琼侨前赴后继地投资开发海南。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辛勤努力成败参半，他们的美好愿望大多落空，但是他们在海南岛的开发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生产经验，移植了南洋的优良作物品种，成立了海南最早的一批近代农、工、矿企业，还在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成为宝贵的经验，给后人提供借鉴，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也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1-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