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新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本论文,云谣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3-0055-06 《云谣集》是年代最早的曲子辞总集。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词学研究，而且在敦煌学界造成了对斯1441、伯2838两个写本的关注。事实上，这两个写本不仅载录了《云谣集》，而且载录了另一些重要文书，既包括敦煌类书《励忠节抄》的较完整之本(斯1441)，也包括一种在敦煌传播较广的斋仪文集的主要部分(斯1441)，还包括两件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典型文书(伯2838)。这些文书以不同身份出现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当中，已成为敦煌研究者的关注对象。①不过，由于研究者易于聚焦一端，这两个写本在整体上却往往被忽略。其中较被忽略的文书主要是斋文，因为从传统学术的角度看，斋文并不是重要文体。然而，忽略这两份文书的整体性，就会遗漏文书形式和内容上的信息。为了纠正偏颇，本文拟联系这两份文书的各个方面，对之重加考察。 鉴于两个写本有两项共同内容——其一是斋文集，其二是《云谣集》——本文拟重点考察这种共同性的主要意义，考察各类文书间的关系。考察目的有二：其一是找到斋仪文等应用文体演变的规律，其二是获取关于《云谣集》抄写年代和抄写动机的确切信息。 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讨论之先，本文拟重新考察这两个写本及其所载各种文书之间的关系。 (一)写本 从内容看，斯1441号写本可分为四个群落。按通常的介绍习惯，第一群落是写于正面的类书《励忠节抄》。该文首尾皆残，仅存卷一、卷二，但有两种书写笔迹。第二群落是抄在卷子背面右端的一组文书，共计十篇，依次为《二月八日文》、《安伞文》、《二月八日文》、《患难月文》、《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印砂佛文》、《燃灯文》、《安伞文》、《三周》。其中两篇《安伞文》都仅抄录开头几个字，《三周》未抄完。这十件文书除《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外，其余都是杂色斋文，共有五种笔迹，似分七次抄入。第三群落是抄于《三周》之后的《云谣集》，存十八首，为一人同次抄入。第四群落为失名斋仪文集，倒书，自另一端写起，篇目依次为“庆扬文第一(佛堂、幡)、赞功德文第二(开经、叹像、庆经、愿文)、患文第四[患文]、难月文)、亡文第五([亡僧]、尼德、亡父母文、亡妣德、亡男、亡女、优婆夷)”②。除《优婆夷》篇外，其余皆为一人同次抄写。 从写本书法看，斯1441各文书的抄写顺序是先第一群落，次第四群落，然后第二群落、第三群落。也就是说，《云谣集》是抄入此本的最后一件文书。潘重规曾经指出这一点，云：“此卷为一长卷。卷背抄安伞文、患难月文、维摩押座文、印砂佛文及燃灯文，空数行，从另纸起(由接缝可以辨识)，接抄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凡抄凤归云等十八首后，写倾杯乐一词牌，即辍笔不复抄录。此后尚余空纸数行。下接倒书难月文等。盖卷背另一端倒转写庆扬文、赞功德文(叹像、庆经愿文)、患文、难月文，有朱点校。末三行书优婆夷舍家学道志慕寻禅等语。抄写时间当较早。盖抄云谣集者写至倾杯乐，见卷背纸位仅余数行，不足容以下曲子十余首，故辍笔于此。”③不过，饶宗颐却持相反的意见，云：“知《倾杯乐》未写完即被僧人取去写功德文书。”④相比之下，饶说的理据都不够充分。下文还会说到：《云谣集》的抄写者，原有抄完全篇的意图，不至于仅抄一半却换纸抄写；何况，此卷剩下的篇幅也不够抄完那组斋仪文集。总之，《云谣集》是抄入此本的最后一件文书，所以在另一本中也有十四首《云谣集》曲子辞。 另一本即伯2838写本。从内容看，此本可分三个群落。第一群落为正面的两件会计文书，分别为中和四年(884)、光启二年(886)的实用件。第二群落为背面右端的九篇斋文，分别是《庆经文》、《庆幡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1)、《入宅文》(2)，前八文由一人同次抄写，第九文由两人合抄。这群文书的性质也是杂色斋文。第三群落为《云谣集》杂曲子十四首，其前二首与斯1441本重复，且与斯本《云谣集》为同一人所抄；后十二首为另一书手抄写。 从《云谣集》杂曲子的角度看，斯1441号写本和伯2838号写本是彼此关联的。两本《云谣集》杂曲子，去其重者，恰好三十首，与其篇题所标首数相同。这提示了一个事实：《云谣集》在斯1441、伯2838两写本中是顺序抄写的。 (二)文书关系 关于以上说到的顺序抄写，有一重要证据：《云谣集》伯本《凤归云》二首与斯本十八首的笔迹相同，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潘重规先生亦曾指出这一点，云：“余曾细观巴黎伯二八三八卷凤归云二首笔迹与伦敦斯一四四一卷云谣集相同，盖一人所书。”⑤这一情况说明，斯1441、伯2838两写本是同时的抄本：有人连续抄写了两本《云谣集》，并将其保存于同地。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即斯1441、伯2838两写本的内容相近，所抄写的文书共有四个种类——类书、会计文书、斋文与杂曲子歌辞。根据写本所载文书的特征、篇数和抄写状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两个写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的核心文书是斋文，抄写目的是制作斋文文集并加以保存。从书法看，这两个写本上的斋文抄写历经了较长时间，参与抄写的人数达十人之多，前后至少经历了十一次抄写。以此为标准来看其他文书，可以说，写本中的类书与会计文书只是斋文的背景文献，仅占次要地位；而《云谣集》的抄入则是一个偶然事件。 之所以说《云谣集》的抄入出于偶然，有两个重要迹象：一是《云谣集》的抄写打破了原卷的制作规则；二是抄写者明显表现出了对于《云谣集》的喜爱之情。后一点可以从写本中不同文书的完整程度上看出来。在这两个写本中，斋文是残缺的，至少有三篇没有抄完，抄写过程中还有若干省略，斯本第四群落的斋仪文集不但没有抄完而且中部还有缺失。与此相反，《云谣集》却很完整，书题下明确说全篇是“《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尽管是在一个卷子容不下的情况下又找了另一卷来接写，但抄写者确实把三十首歌辞都抄完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两首辞被重抄了一遍。 为了理解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敦煌遗书的抄写规律，也就是考察一下同类斋文集的文书构成情况。根据岳麓书社1995年出版的《敦煌愿文集》，以及宋家钰所著《S.1441等：敦煌本〈斋文〉书复原全文》一文，与斯1441、伯2838诸斋文互见的主要有伯2588、伯2854、伯3084、伯3346、伯3494、伯3545、伯3765、伯3819、伯3825、伯4012、伯4606、伯4999、斯663、斯2832、斯5548、斯5573、斯5579、斯5593、斯5561、斯5637、斯5957、斯6417、斯6923、制字24等写本。经查，其中具有斋文集特征的有伯2854、伯3494、伯3545、伯3765、伯3819、伯3825、斯5561、斯5637、斯5957、斯6417等本。具有合抄内容的写本分别属于以下类型： 1.补抄寺院应用文书的类型，如伯3765、斯6417。伯3765正面抄斋文，背面抄有“佛经字音”等文书；斯6417除斋文外，正面抄有六篇寺院牒状类文书、一篇赞文，背面抄有两篇契据。 2.补抄佛教艺文的类型，如斯5573、斯6923、伯3346等，与赞文或佛门诗歌合抄。 3.补抄世俗书牍轨范文的类型，如斯2832、斯5593。斯2832中抄有为亡夫、亡妻、亡兄弟等所作的悼亡文，又有十二月应时文；斯5593则抄录祈福文、难月文，以及与僧人书、与道人书、上祖父母及父母状等书牍轨范。 4.目的不明显的杂抄类型，如伯2588、伯3084、斯663。在这三个写本中，伯2588是先抄写《开蒙要训》然后抄写斋文的，《开蒙要训》其实是斋文的背景文书而非合抄文书。伯3084长仅二纸，共抄四文，正面斋文与背面字书为同一人笔迹，字书似未抄完；斯663有斋文两篇、佛经一段、“算经”一段：这两本都属性质难辨的杂抄。 以上分析说明，不同类型的斋文写本较少有合抄文书；即便有合抄，内容也相对单纯，亦即合抄应用文书，特别是合抄佛门文书——包括赞文、佛经、以助读佛经为目的的字书。佛门以外的文书是比较稀见的。从这个角度看，《云谣集》这种包含艳情的娱乐性歌辞之被抄入斋文集，实属特例。可以判断，这是出于抄写者之喜好的个人行为。 二、三种形态的斋文文集 为了了解斯1441、伯2838这两个写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作为其主要内容的斋文。上文谈到：在这两个写本之上共有三个斋文群落。这三群斋文形态不同，实际上反映了斋仪文集形成史的三个阶段。 第一种形态见于斯1441第二群落，可以命名为“杂抄”形态。上文说过：斯1441第二群落是抄在卷子背面右端的一组文书，包含《二月八日文》、《安伞文》、《患难月文》等杂色斋文，共有五种笔迹。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多人多次抄写的单篇斋文的集合，各篇之间联系较松散，作品创作的时间不同；其二，抄写时比较随意，无分类迹象，有些篇章且未抄完。虽然杂抄在一起，但各篇之中仍然可见一些原始信息，反映了早前应用的场所和时间，说明它们是不同时期斋文的合集。 第二种形态见于伯2838，可以命名为“小组合”形态。这个写本载有九篇斋文，九篇中前八篇笔迹相同，是一人所抄。按照其内容特征，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组：前四文是第一组，因为首篇《庆经文》与次篇《庆幡文》又同见于伯2588，《庆幡文》和其后的《开经文》与斯1441的两篇同名斋文内容相当，而《散经文》又与《开经文》构成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四篇具有历史上的关联。鉴于《庆经文》内有属于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官名“群(郡)主”字样，因此可以判断，这一组的四篇斋文大致生成于归义军政权时期。接下来是第二组，即第五篇至第七篇，分别拟题为《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这一组有不同于前四篇的时间信息：《转经文》(1)中有“金山圣文神武天子”字样，显然是金山国时期的作品；伯3765按照同样的顺序抄写了这三篇斋文，其中每文都有“金山天子”或“金山白帝”字样，说明这三篇斋文皆制作于金山国时期。总之，根据成文时间，这三篇可以列为一组。最后两篇属第三组：它们都是《入宅文》，都没有时间标志。 所谓“小组合”，指的便是这种分组抄集。也就是说，伯2838斋文既有松散抄集的一面，又有分组的一面。这种集合方式不同于斯1441第二群落，而表现了某种仪式性或编纂意识，说明像伯2838这种斋文集是由第一阶段的杂抄斋文集发展而来的。在小组合阶段，抄写者对杂抄式的斋文集合会作某种处理，例如根据其内容调整排列次序，将实指的在场对象改为虚指；不过，因为只是初步的编纂，所以会留下许多早期抄本的痕迹(详下文)。这一形态的斋文集另有伯2854、伯3765。其中伯2854于抄写前在纸上打出了乌丝栏，有初步的分类，把某些实指名词改作“某乙”、“施主”等虚指名词：这都是编纂意识的表现。但伯2854仍然保留了许多实指名词，如“吏部尚书”、“大中皇帝”、“张议潮”等。所以，它属于斋文文集的第二种形态，即初步文集形态。 第三种形态见于斯1441第四群落，可以命名为“文集”形态。它代表了斋仪文集的典型形态。经宋家钰《S.1441等：敦煌本〈斋文〉书复原全文》一文整理，以斯1441第四群落斋仪文书为主的斋仪文集已经复原。该文集的篇章在敦煌遗书中还见于伯3819、伯3494、伯3825、斯5637、伯3545等本。综合这些写本可知：这一阶段的斋文集已具备了规范的文集特征：排列整饬，有序号，有部类名，各种功能的篇章齐备，指称名词皆用虚指。它们已是名副其实的“斋仪文集”。⑥ 以上三种形态的斋文文集，在具体内容上并无太多关联。正因为这样，可以推测，它们代表了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斋文文集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散漫到复杂有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伯2838的“小组合”式抄集是这一转换的枢纽。伯2838斋文文集中的三个小组，既包含了不同的时间信息，又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点，因而反映了斋文文集第二种形态的丰富性。比较它和伯3765、斯5957斋文集之间的异同，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伯3765：首残，所载文书依次为：正面：《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燃灯文》、《社文》、《临圹文》、《二月八日文》、《亡僧尼舍施文》、《亡妣文》、《难月文》、《脱服文》、《亡妣文》。背面：《发愿文》、《亡尼文》、《亡僧舍施文》、“佛经字音”。 斯5957：册子本，前部有脱页，篇目依次为：《二月八日文》、《启请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灯文》、《邑文》、《临圹文》、《二月八日文》、《亡僧尼舍施文》、《亡妣文》、《脱服文》、《难月文》、“失名斋文”。 伯2838：首残，正面抄两件会计文书，背面抄《庆经文》、《庆幡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1)、《入宅文》(2)等斋文，接抄《云谣集》杂曲子十四首。 从文本关系的角度看，以上三本的特点是：同样抄有《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等四篇斋文，其排列顺序亦相同。同见于伯3765、斯5957两本的斋文有自《转经文》(1)至《难月文》、《脱服文》，共十二篇；但其中二文名称有异文，《难月文》、《脱服文》二文次序颠倒。同见于伯2838、斯5957两本的斋文有自《开经文》至《入宅文》(1)共六篇，其排列次序相同。由此可见，三本之间存在某种源流关系。 若作具体分析，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这种源流关系： (一)斯5957、伯3765同源。因为斯5957所存之十七篇中有十二篇见于伯3765，只有最后一篇与之不同。伯3765有残失，故斯5957的前4篇无法比较。从可以比较的篇目看，二本的重合率达到92％。而根据下文的讨论，伯3765年代较早。因此可以推测：斯5957是改编伯3765而形成的斋仪文本，二者都属于敦煌斋文集的第二种形态。 (二)伯2838、斯5957有共同的祖本。因为伯2838第三至第八篇与斯5957相同，而其第一、二、九篇与之不同。这说明，伯2838、斯5957两本既有共同来源，但又抄录了对方所不具的另一底本。根据下文的讨论，这两本年代接近，但伯2838稍早于斯5957。因此可以推测：伯2838有另一祖本，这祖本的年代与伯3765相当。 我们还找到一个方式，来考察以上三个斋文集写本的关系，这就是比较《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这四篇同见于三种写本的斋文。经对比，可以列出以下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