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的深沉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沉论文,现代远程教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0月，现任国务委员、原教育部长陈至立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周年校庆大会上以“前景广阔，任重道远”为题，代表国家教育部发表了重要而精辟的讲话。她指出：
“利用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创办面向全国进行远程开放教育的广播电视大学，是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亲自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广播电视大学经过20年的探索和努力，已经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系统，这是我们在构建能够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并进一步开发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播电视大学和其它各级各类教育一样，也有许多新的重要课题亟待解决。广播电视大学一定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挑战，在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办学和教学现代化步伐，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引文虽然长了一点，但这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省略的，因为这是在一个“巨人大学”20周年校庆纪念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国家教育行政最高首长向国内外宣布的代表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第一，利用广播电视手段进行高等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决策”；第二，20年的办学积累，电大教育系统已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构建学习化社会，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第三，电大教育尚需“改革创新”。本文则着重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
常理告诉我们，万事开头难。办电大是一个伟大的重要决策，但在执行这一决策的实践中，不可能诸多举措都是正确的；有的举措，在当时可能正确，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已证明不再适宜；有的举措，当时便有争议，实践证明先天便已欠当。作为一项重大事业的后继者，我们既不必去苛求前人，也不必抱残守缺，因袭前人的重担。我们的任务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打破封闭，借鉴开放，改革创新。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要“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面对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市场竞争等活的现实，电大教育要能适应社会需求，再创辉煌，必须有深沉的思考，以强烈的开放革新意识作指导，大胆借鉴，敢于作必要的重大的改造。
一、新世纪的教育审视
在进入21世纪之前，国际教育舞台上有几部文献性报告可以指导我们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来审视广播电视教育的未来不可替代的地位及其应当作出的即时的变革。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古老的格言，除了谦虚的礼教内涵外，是否也孕育着终身教育的思想。但真正的终身教育思想是起源于现代的欧洲。1956年，法国议会的立法文件第一次出现了“终身教育”这一概念。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讨论了保罗·郎格朗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197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授权总干事成立“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以法国前总理、前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为主席，其任务是提交一份报告供各国制定教育策略时参考。1972年5月18日，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递交了一份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同年8月和10月，此报告先后以法文和英文两种文本出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学会生存》从教育历史的回顾和现状分析中，着重讨论了当今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惟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惟有克服传统的不足，将教育扩展到人的一生及其生活的各个侧面，才能实现教育民主，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人的日臻完善，最终达到“维持和改善生活质量”，使受教育者“学会生存”。为此必须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以终身学习为指导，通过国际合作及电视等新媒体、新技术的采用建立学习化的社会，实现全民的终身的学习。
1979年，以发表“悲观报告”著称的著名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回答未来的挑战——学无止境》，认为由于人口过多等等因素，使得世界正面临各种挑战；众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除了自然方面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类本身忽略了学习造成了人类的差距：“当代学习的不足，导致了人类状况的恶化和人类差距的扩大”，“学习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我们一切问题的问题”，“人的潜力一直受到人为的限制”，“一切有实际目的的学习，显然实际上都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维持性学习，实施以预期性和参与性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性学习”，不论富裕还是贫困的社会，“学习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情”；必须制定重新分配电视节目的方针，发挥大众传媒为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报告还提出要“解放第五世界”（既缺乏资源又缺文化的国家和民族）。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成立的以雅克·德洛尔（前法国财政部长、前欧盟主席）为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在《学会生存》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的大目标，在更广阔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上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及其应有的变革，认为：
在未来的社会里，“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区发展的关键位置”；为此教育必须作出改革：一是教育要以4个“学会”为其支柱，让受教育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相处、学会生存；二是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化的社会，“为任何人在任何阶段提供学习的机会”。为了建立学习化的社会，实现学习的个别化，必须采用广播、电视、计算机、多媒体光盘技术、电子模拟、三维虚拟等等新技术。
1990年，美国又出版了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圣吉教授的问鼎之作：《第五项修炼》，被称为“朝向21世纪的管理圣经”。该书主张“人是天生的学习者”，“学习不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生命趣味盎然的泉源”，只有向“学习型组织”迈进，才能使人超越自我，提升人力资本，进行整体的系统思考，产生共同愿景，形成持续创新的组织，不断产生发展的动力。
要而言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倡和推动下，以终身教育的思想为指导，采用新的科技手段，建立学习化的社会，已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追求的趋势和目标。在中国，1995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出现了“终身教育”这一用语。之后，国务院于1998年批准教育部提交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个“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决定“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次明确：要“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
以上引用，旨在导入这样一个观点：21世纪可谓终身教育的世纪，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现建立学习化社会这个大目标中，广播电视亦即电大教育既不可或缺，又面对如何堪当重任的挑战。换言之，按此目标，参照国际坐标，分析电大现状，电大教育该有什么兴革，才能充当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一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二是系统的整合，第三是必要的借鉴和创新，这便是本文讨论的中心所在。
二、办学功能的重新定位
1978年2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筹办电视教育讲座的报告》正文提出，“在开办电视教育讲座的基础上，尽快筹办电视大学”，“面向全国”；在其附件一《关于开办电视大学的初步设想》中提出，电视大学的性质“是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面向全国的业余大学”，其培养目标是“通过电视的教学手段，学员学完电视大学开设的全部课程，达到相当于大学毕业的水平。”《初步设想》还界定“培养对象：以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职工、在职干部、工农兵群众和知识青年为对象”。其后，在同年12月20日，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关于抓紧做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准备工作的通知》中，以附件一的形式印发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试行方案》，正式明确了以下问题：
学校名称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结束了之前文件中或“电视大学”或“广播电视大学”、“中央电视大学”等几种提法，正式命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界定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业余大学”，“全部课程两年半内讲授完”，“学完电视大学开设的全部课程”，“达到相当于大学毕业的水平”；在《试行方案》的附件二，即《一九七九年春季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持有毕业证书者，国家承认其学历相当于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招生培养对象是“需要进修提高的在职职工、学校教师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所以用词上称“学生”者少，称“学员”者多。
《一九七九届教学计划草案》规定：“设置理、工科（机、电类）的基础理论课和技术基础理论课程”10门，“各门课程的教学以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相应课程大纲为基本要求”。可见当时是以理工科为主，1982年增设语文类专业，1983年增设经济类。[1]
经过20多年的实践，社会需求不断变化，电大的办学条件也有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为适应社会和电大自身发展的需要，参照国外同类大学的实际，上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功能应当重新研究。笔者认为可作如下的定位。
办学层次应以本科为主，能授予学士学位，同时保持一定规模的专科和非学历教学，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办少数高学位专业。据作者所知，世界上没有一所开放大学仅只能办专科提供副学士学位。香港公开大学、台湾空中大学都是本科以上，能授予学位。中国的自学考试、普通高校的函授都能举办本科。作者管过一个省的函授教育，也参与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开创工作。这三种形式各有利弊，也都为社会所需要，但教育部不应长期歧视和压制电大教育。函授之缺乏面授和质量，自学考试之缺乏助学和只背考一本教材的知识局限，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严重缺陷和不足，何以二者均可办本科而电大则不能单独办本科？电大从一开始办学，就以“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相应课程大纲为基本要求”，亦即说实际讲授的是普通高等学校的课程，是本科教育，再加20多年的发展，办本科是有条件的。
招生培养对象应坚定地定位在在职职工和从业人员。自1986年以来，电大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普通班便与成人班并行发展，尽管国家计划及教育部门多次明确“办普通班不是电大的优势”，要求停止，但各省电大迫于经费等原因仍坚持举办。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鉴于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小，素质差，无职业，自律性差等原因，必须组班面授。这样，普通班的举办使电大走使用多种媒体教学、个别化学习的特色难于施行，长期陷于“电大不电、远教不远”的深重危机。著名国际远程教育专家基更博士在概括远程教育的十大特征时，列出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培训面向纳税者”：
“远程教育是纳税者的教育。100年来，远程教育一直是扮演着为就业者进行职业培训的角色。
远程教育是针对那些不要到政府培训中心，或专门培训中心、学校、学院、大学去的人的教育，这通常是因为他们都是整天忙于工作的人。
为纳税者开展培训将是21世纪终身学习的中心使命。”[2]
中央电大的“重点大学”地位要重新确定。开办之初，中央以教育部顾问段洛夫专任中央电大校长，根据国务院[1979]14号文件，还成立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领导小组”，以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任组长，吸收计划、财政、经委、邮电等8个部委参加，协调各个方面配合，加强领导电大工作。蒋南翔同志主持的教育部党组还形成过一个书面“决定”：“要把它当作一所正式大学来办，要按正式大学对待它。应该明确中央电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各省市电大是各省市直属大学。在调整时期，由于经费有限，宁可少办一所普通大学，也要把电大办下去。……今后各有关司局要根据以上精神来看待电视大学，给它以必要的关心和支持，把它纳入我们的事业计划，使它越办越好。”1985年教育部在致函驻美大使馆答复电大学历问题时仍重申：“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的重点大学之一”。鉴于电大面向全国办学，规模宏大，专业众多的特点，教育部仍应将中央电大列为部属重点大学，给予必要的关心、支持，赋予必要的职责和权力，提供必要的软硬件。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便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电大不是什么学科意义上的重点，而是事涉全国，面大、规模大而对国家、社会影响大。如果讲学科，电大的电视教育、计算机多媒体教育技术便是当然的重点学科。但我们主张的重点还是“事关重大”的重点。定位成人，大文科为主。此外，似应仍然恢复允许电大春季单独组织入学考试的做法。
三、办学系统的重新构建
到目前为止，广播电视大学形成了一个包括44所省级电大、900多个分校和2000多个工作站，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网络，为“实行系统办学，实现规模效益”奠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一系统如何协调整合，既能对内畅达，又不对外封闭，既能上下贯通，又能灵活适应，特别是能及时反馈，始终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广播电视大学开办之初，并没有具体明确各级办学体系及其关系。但具体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省、市、区电大相对独立，其“方针、任务、办学方案、教学计划等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只有“转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课程的，可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建立业务联系”；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办出特点，互相促进。”但在实践上，各省、区、市电大都视中央电大为领导，中央电大的教学管理也十分集中和统一。到1988年，原国家教委向各省、市、区人民政府颁发了《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明确了四级办学的体制、设置条件和审批权限，明确了中央电大对各省、市、区电大，各省、市、区电大对所属分校，都是业务“指导”关系。在实际操作中，教学业务要求整个系统扭成一股绳，上下协调一条龙整合动作，但省以下分校、工作站经常变动，或合并，或撤消，或转向，或各取所需，总不适应全国一个系统协调办学的要求。到1996年，原国家教委又分别给各省、市、区人民政府及各省、市、区教委先后发过两个文件，提出“共建系统、共享资源、共造辉煌”及坚持“五统一”的原则，实行“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自觉维护系统的整体利益”，并重新界定了四级办学的各自职责。同时也强调中央电大“一定要增强服务意识，深化改革，改进工作”，“为地方广播电视大学、分校、教学工作站贯彻‘五个统一’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总之，这个系统的协调动作，并不是很畅很顺，龙头难摇，龙尾难摆，龙身七鼓八歪，反馈不灵，共振不良。
中央电大和各省电大的关系长期以来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各级电大视中央电大为龙头，尊为“领导”，往往要求中央电大多行点政。但中央电大的主管——教育部历来只赞成“业务联系”，最多是业务“指导”；甚至提出要中央电大不搞“一刀切”，不要“集中太多，统得太死”。鉴于对此种关系的认识，教育部始终不同意中央电大以“行政”方式召开工作会议，所以只好开“校长联席会”、“教学咨询会”。作为一个系统，上下牵连，如何协调共振？或靠紧密的人、财、物制约关系，宛如国家行政，对此电大显然做不到。但利益又捆在一起，光“指导”便可能“指”而不“到”，要服务也必须有回应，光服务，无回应也难“共振”。作为一个系统，一方面必须贯通畅达，但又必须有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既要有一定的集中统一，而又能反馈及时，对外不失封闭而又保持一定的开放。多年的实践证明，只能是引进市场利益联系互动的运作机制。具体说可否试行如下的方案：
方案一，中央电大的职能作必要的改革，只履行三个职责：开出专业并提供教学计划；编制、供应课程教材；教学督导评估，质量控制。各省、市、区电大自行选定专业，选用统编教材，自行组织教学，自行考试和颁发文凭；接受中央电大的督导评估。两者松散结合，实质上只有资源与评估的关系，以评估手段指导各省电大，维护系统的完整运作。
方案二，鉴于世界上的开放大学都不设分校的做法，中央电大之下，各省、市、区电大不再单独设置，改为“某某省（市、区）远程教育中心”，之下称“远程教育站”（地、市）、“学习中心”（县、区）。人员统一核定，经费统一核算，按比例分配上缴和留用。主要负责人由上级聘任，现有财产划人系统所有，利益与共，安危共存，真正形成系统合力，应对剧烈的社会竞争。系统办学停止，原划入及其增加的财产划回属地主管教育部门。实行此方案，各省、市、区电视大学的牌子和建制仍可保留，甚至也都改名为“某某省（市、区）开放大学”，有必有的独立运作。
四、必要的借鉴和特色的创新
邓小平讲过：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3]
“要克服一个怕宇，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4]
电大在创办之初，是必要地借鉴了国际上开放大学的经验而获得了成功，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电大要发展创新，也同样不可少地要放眼世界，研究借鉴国际开放大学的做法和经验。近20年来，国外开放大学也有不少变化，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规模日益扩大，手段日益先进，办学更加灵活多样。特别是亚洲和东南亚地区，开放大学的发展更为迅猛。发展较早的泰国素可泰·探马提叻开放大学早已位居世界十大巨型大学之列。后起的越南、缅甸的开放大学，台湾的空中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等，都有相当的规模，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富有自己的特色和良好的社会声誉。总之，要办开放大学，不可能缺少借鉴，要有中国特色，也必须通过借鉴来进行比较和创新。
国外开放大学的经验如何，有什么可资借鉴？这首先需要政府有组织的跨出国门去作一番考察。这几年电大系统到国外开放大学的人员逐渐增多，但是缺乏周密的组织，再加时间短，外语水平限制，考察不尽深入，回来后形成重大有影响的建议措施不多。其次，各级电大的同志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更需要的是各级教育部门行政首长对国外开放大学有专题的考察。据笔者的见闻，除电大创办之初以外，近20多年来，原国家教委似乎还没有一个领导专题考察过国外开放大学。举办开放大学，首先需要的是政府行为，没有教育执权部门的比较鉴别和认定，恐怕很难谈得上国外开放大学经验的借鉴。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组建一个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为主的代表团，适时认真地考察一两个国家的开放大学。有考察才会有启迪，有开放才会有借鉴，有比较才会有创新。
以笔者之见，国外开放大学确有不少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1.广播电视大学这个名称以更改为“开放大学”为宜
首先，广播电视是教学手段，是教学信息传输的载体，是施教方式，不宜以此命校名，国外无此实例。1998年12月5日，泰国素可泰·探马提叻开放大学原任校长、泰王国国会议员、前亚洲开放大学协会主席依阿姆·查亚博士访问云南电大续签校际交流协议时，便在不同场合坦诚地先后两次向学校、向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负责人建议将广播电视大学的名称改为开放大学。他说：
“国外的远程教育高等学校，通称开放大学，这是一种趋势，较符合远程教育的实际，因为远程教育的手段不仅仅是广播与电视。中国称广播电视大学已有多年，应有发展。称开放大学，有利于打破教学手段上的局限，有利于与国际交流，有利于发展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一代远程教育。”
依阿姆校长还声明说：他提这个建议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而且是以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前主席、现任执行主席的名义。
其次，既然教育部已经确定了电大改革发展的总目标是“建立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大学”，不如及早改定校名，以便“名正言顺”，有利于改革步伐的加速。
2.成功的关键是预制良好的自学式教材。
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约翰·丹尼尔曾经讲过：
“英国开放大学已建立了一个极其成功的远距离教育体系，它的学生达到20万人，而开支只是其它大学的50%，并且质量优异，在英国101所大学中居第10位。它成功的关键在于：(1)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材；(2)对每个学生给予个别辅导；(3)有效的服务体系；(4)教师开展研究。”[5]
在这段论述里，“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材”被列为开放大学成功的关键原因之首，足见教材建设在远距离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早在1979年，国内陈再绅先生所撰介绍英国开放大学的文章便介绍说：
“开放大学不仅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技巧，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编写教材的方法。教材是由教材编写组编的。”
“许多教材编写组按特定单元分成几个小组。在修改稿件、选择插图、请设计艺术人员进行美工设计时，编写组要开会讨论。”
“试播节目和书面教材初稿有时须经试用阶段，收集学生反映。教材定稿前，由教育技术研究所、教材编写组邀请开放大学学生（通常30人）对试用教材的难度和学习负担提出意见。”
“校本部的教学人员不象许多大学要向学生讲课，而是作为教材编写组成员开展工作的。他们编写教材，帮助编排有关电视和电台广播教学节目和编写补充教材。”[6]
此外，王遵华、丁兴富等翻译，安东尼·凯与格伦维尔·鲁姆勃尔著的《远距离高等教育》一书更对教材建设有系统精辟的论述。泰国素可泰·探马提叻开放大学实行了一项STOU计划，成功地规范和实现了远距离教学的教材建设目标。综合起来，国外开放大学的教材建设有如下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几乎都把教材建设称为课程材料的开发和创作。提出“创作任何一门课程，主要精力应用在把课程构想转化为爱读、有吸引力、学术上还不错、准时完成的教材上。”教材要结构精巧，引人入胜，启发学生主动学习。
——印刷材料是最重要的媒体。因为从各种课程材料所占的比例，从学生学习时间的比例来说都如此，而且印刷材料是诸媒体中最基本、最实用、最方便和最便宜的材料。
——远距离教学，是预先为你也许永远见不到的学生准备课程，要把现有的和新出的印刷材料，以及多少总会有一些的视听媒体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利用现有的材料。选取一定的标准课本，可以保证教材的学术标准和社会声誉。但是教科书作为一种教学媒体尽管早已经为人们所尊重，而它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功能，即作为查阅信息的源泉和作为顺序学习的媒体，很难符合独立学习的顺序要求，需要补充，需要参照标准教科书的内容，重新编写自学式教材。
——自学式教材应是适应自我教育，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用一种激励的风格来设计和编写；二是充分利用各种辅助手段，有学习要求一览表，有要领关系图、索引、术语汇编、自我检查题、醒目的章节标题；三是印刷教材要为学生做笔记留出空白；四是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结构清楚，一目了然，等等。
——自学式教材一般分单元，包含一周12至15小时的学习量，大体包括一份函授课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广播节目以及作业习题。
——要小心挑选外校撰稿人。事实常常证明尽去找最高级的或者名专家并不是聪明的办法。高级学者有时不那么有灵活性，往往拒绝更改内容；又常太忙，到期交不了稿件。
——在定稿之前最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评论。在使用之后还要有寿命期内的维护，以及最后的更新和重制。
除了这些做法经验之外，也可通过国际交流或申请外汇引进一些著名开放大学的教材以供借鉴。香港公开大学、台湾空中大学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基础，更需要以多种方式学习借鉴，丰富发展自己。
要有市场意识及其机制，电大的教材建设，也应建立在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办的思想基础上进行运作。从市场预测到项目的确定和招标，从经费的筹集到出版发行都要有竞争和追求经济效益的意识，不能只提共建和资源共享，还要实行经济利益共享，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要一体化考虑，以文字教材养声像乃至电子教材，以文科养理工科，统筹核算，协调配套。
请进来，送出去，多种方式培训教师。教材建设除了投入之外，很重要的是教师和教师的业务素质。要选派一些中、青年教师到国外著名开放大学研习多媒体教材建设，也可邀请国外开放大学的媒体专家来国内讲学，培训骨干。有了骨干教师，经过一段实践，终究能够创作开发出有中国特色的远距离开放教育的多媒体教材。
下决心，加快速度，出精品，应急需，这是当前电大改革发展最最重要，最最迫切的基础建设。
3.加强与自学考试的沟通
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都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事物。让我们先清理考察一下二者的最初宗旨：
197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报告，建立面向全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旨在“扩大高等教育事业规模，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培养大量又红又专的人才”；教学以广播、电视为主，“并准备增加函授教学手段”，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学生，统一文化考试录取，编班业余或脱产学习；“自学广播电视大学课程的人，经向所在地区广播电视大学指定的机构申请批准，可到指定的教学班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单科结业证书或毕业证书。持有毕业证书者，国家承认其学历相当于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建立一个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制度，对象开放，以国家考试为核心，以考促学，带动社会办学。
以上可见二者的创立宗旨有本质相同，电大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完善的教学管理及助学系统，自考有严密的考试管理系统，两者有结合的内在需要。因此早在1992年5月4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研究自学考试特点，扬长避短，发展专科，探索与电大、函授教育如何沟通。”同年8月，召开了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函授、广播电视教育和国家考试沟通的制度。”1995年10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同志在《中国高等教育》第10期上发表“特稿”，文章一开头就肯定电大招收注册视听生是“国家教委研究决定的一项重要的成人高等教育改革措施，一方面扩大了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办学，另一方面也将推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改革和发展；通过招收‘自学视听生’，逐步使电大、函授和自学考试相互沟通，是电大开放办学和自学考试沟通的新的发展。”
自考的对象开放，考试严格灵活，但是也正如何东昌同志所指出的：“这种制度也有其局限性，如实践性环节比较薄弱等等。”其“考风考纪方面的漏洞很容易出在助学这一环节上”，“有些主考学校到处贴广告，说是开了什么什么助学班，授课时间短，效率高”。同样何东昌同志也指出：“电大函授形式的教学也要改革”。笔者认为电大通过卫星播出的名家讲授的丰富的教学资源，网上提供的各种课程，从上至下完善的办学网络，至少可以弥补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很不完善的不足。而自考、函授、电大三者的沟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完全取决于有关主事人员的认识和态度。首先可从组织上、机构和干部人员上作必要的沟通，其次是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的统一，再次是教材体系、内容的协调统一，最后是试题库的统一建立。自学考试与广播电视教育联合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应是政府富于远见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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