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散文的解构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边缘论文,文化论文,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没有辫子吗？”“你吸鸦片烟吗？”“你是用鼓棒吃饭吗？”“你吃鸽子臼巢吗？”“在中国有车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吗？”“你也穿睡衣上街吗？”这些看似荒唐的问题却是被认真地提问过的。提问者是一群美国青年学生，被问者是他们的中国同学，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林语堂先生的次女——阿娜，时间是一九三七年。〔1〕
此时，林语堂先生的名著《吾国与吾民》已经风靡全美。然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恐怕不是一本书所能根本改变的。
这种观念，便是数年之后为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并非简单地提倡东方文明的复兴，而是应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挖掘了西方人在研究东方和其他少数民族时的西方中心论。赛义德看出，西方人类学者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虚构出一个东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总是落后的、野蛮的、蒙昧的，而且是必将向着西方的模式发展的。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凌驾于东方民族之上。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写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说，20世纪的伟大事件是西方文明对于那时世界所有其他人类社会的影响。”〔2 〕这是典型的西方学者的观点。
这里存在着一个“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典型的西方话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都放在边国缘地位。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东方进行侵略和奴役，而且在文化上，在潜意识中对这些东方民族占有优势。本文开头，美国学生对阿娜的问话，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话语。对于身居海外的林语堂来说，他不可能对这种西方话语无动于衷。因为对于东方文化的歧视与“误读”，往往表现在对于东方人的歧视与误解。于是，起而捍卫，至少是宣传，解释中国文化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中重塑中国形象无疑意味着对这种二元对立的解构与动摇，这项工作，在《吾国与吾民》中已经开始。该书的策划者、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称赞该书说：“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巨大，最完备，最重要底成绩。”〔3〕然而，《吾国与吾民》只是关于中国的新的画像而已。 “忠实”，“完备”也是西方人类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新的画像并没有消解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即如赛珍珠这样开明的美国人仍认为：“小城镇中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底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4〕这种所谓的“天真”，“真实”， 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美国价值观。
不过，林语堂的愿望仍然是好的。他说：“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的，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5〕这是林语堂所有工作的前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 人都是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一种观念的获得，是潜移默化的，个人无法抗拒，有时甚至难以察觉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就是如此，个人无能为力。这一点是林语堂始料不及的。
林语堂与赛珍珠对于中国态度的差异是意味深长的。林语堂自信：“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而赛珍珠却说：“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做一个譬喻来说，他们乃从旧式的公路阶段一跃而到了航空时代。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心智之力不足以补苴之。”〔6〕甚至， 连中国的新一代青年热心于本土文化也被说成“相助他们的便是欧美。”
这种矛盾，主要是西方人对中国，对东方的传统偏见造成的。林语堂当时是孤军奋战。《吾国与吾民》虽然很畅销，但读者的猎奇心理是不能排除的。因此，一时无法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在所难免。
不能责备林语堂。西方人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有更深的文化思想史原因，如果不了解这些原因，很难明白消解这种二无对立的困难程度，也很难估价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价值。
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所谓“中心”，“本源”才是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于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在一正一反的基本模式上建立起来，比如真理／谬误，生／死，有／无，精神／物质，灵魂／肉体，男／女，西方／东方，中心／边缘……
二元对立的模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立的两项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某一项占支配地位。就哲学而言，一切真理都是由语言表达的，语言是由非语言实体的真实本性指导的，它只能以某种方式反映和理解这一非语言实体的真实本性。因此，哲学和科学作为符号系统可以通过理性、证据和争论去发现事情本身和真理。这样，真理和语言之间的等级秩序就形成了。语言只是工具而已，真理才是目的。更有甚者，西方哲学史上一直认为有声语言比书写文字更接近真实。因为，有声语言是直接用于交流的，对话的双方在交谈时真实的意义如临其境。这种在场的观念又使得有声语言比书写文字更优越，从而形成了另一个二元对立。
在文化上，这种确立一个中心来支配边缘的作法，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或者说，是进化论为早已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科学”的证据。进化论提供了人类社会由供给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模式。而西方人，尤其是西方人类学家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文化当成人类发展史上最先进的文化，其他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则是落后的，低级的，愚昧的。这样，空间上的差距便“演化”成时间上的差距，而时间上的差距也在空间上找到了对应。于是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就形成了。
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演化成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之后，西方人便形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从表面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歌德代表着赞美中国的一方，他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人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7〕黑格尔代表了蔑视中国的一方， 他说：“很早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的状态。因为缺少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当各种因素互相结合的前提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进展的时候，中国和印度都还处在世界历史以外。”〔8 〕黑格尔是从他的哲学体系出发来演示世界历史的，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当然是西方中心论作崇。就是歌德对中国的赞美也是因为中国人与他们一样，即是说符合他们西方人的标准。因此，蔑视也罢，赞美也罢，背后都是西方视野，西方标准。
《吾国与吾民》试图重塑中国的形象，结果仍然是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他者。西方人仍然用他们的视野来看中国。即使博得赞美，也仍然是因为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与“我们”一样。
问题的结症在于我们不能保留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要彻底改变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世界地位，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论的解构为我们颠覆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等级结构提供了可能。德里达认为，言说与书写具有同样的本性，谁也不比对方更贴近说话人的思想。谁也不能保证不被误读。于是，言说与书写的等级被推翻了。二者不存在任何支配和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书写是说话的记录，说话是书写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被差异关系取代了。德里达从哲学上解构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拆除了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形而上学真理。德里达的理论对于解构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颠覆西方文化霸权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中心本来是虚构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只有差异而不应该存在等级，那么西方人有什么理由在东方人面前趾高气扬呢？又有什么理由把东方的一切都纳入西方的话语，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呢？当然，这些理论是后来才有的。林语堂的工作要早得多。不过，从德里达提供的理论视角来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解构性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解构的策略，不仅在建立一个新东方形象，而且要突出东方的价值，把等级变成差异。
具体地看，《生活的艺术》放弃了对中国的抽象描述，而是进入了文化文本之中。我认为，文化是一种具体的事件，任何对文化的总体的描述都将是虚妄的。这正如同把文化看成一个终极真理，一个先验设定的在场。这样的描述很容易带上意识形态色彩，或滑入西方中心论的泥淖。
要消除文化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的策略在于具体地体验文化文本。文化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民族事务和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文化的文本。因此，了解一种文化，只能去阅读这种文化的文本，即体验该民族的日常生活。
当林语堂向西方人讲述中国人民的生活的艺术的时候，他便通过讲述生活的艺术消解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抽象概念。于是，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消失了，抽象的西方／东方二元对立也就动摇了。
在这里，西方人也放下了一个抽象的优势文化观念，放松地走进具体的日常生活，体验着喝酒、品茶、养花、赏画的乐趣，体验着“坐在椅中”的悠闲。这使近乎疲惫的西方人在不知不觉中，不得不对中国的文化刮目相看，并心向往之了。
实际上，这里是两种文化文本的对话，或者说是文化文本的游戏。文本的游戏，指西方人放弃了那种自我中心观念，回向日常生活去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西方的优势地位存在于关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这样严肃的宏伟叙事当中。而在这里，宏伟叙事被日常生活取代了。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与东方人都不免其俗，声色犬马，饮食男女，大家彼此彼此。西方／东方的严肃话题被放置在一边了。
文本的游戏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生活的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解构。任何解构都是一种自我解构。这不仅指解构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之后随着他者的消失，自我也因失去对方面的确证而失去意义，也指自我的自行消解，即为消解二元对立等级秩序，先消解自我，以使对方失去对立面，从而解构二元对立关系。
《生活的艺术》首先是对中国文化的本质与中心的消解。这首先表现在它所描述的生活的艺术仍是林语堂自己所理解的生活的艺术。翻开《生活的艺术》，《自序》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
林语堂写《生活的艺术》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客观地”，“真实地”研究，介绍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在这里“真实性”，“客观性”一开始就没有市场。“中国文化”这样的形而上学在场被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消解了。
其次，林语堂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呢？他在《自序》中说：“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我有一种习惯，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他有一个妙喻：“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厨窗内看到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这种习惯使得林语堂往往发现边缘的价值甚至从边缘出发，向中心挑战。他说：“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的：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并非幽默大师故作惊人之语，实际上这倒使这些处于边缘的非主流人物事物形成了一股力量。他（它）们更接近现实人生，更容易为人接受，因而成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史书典籍，唐诗宋词的解构力量。
林语堂以平民的眼光看待平民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西方读者产生了“林语堂在跟我说真心话”的感觉。接受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一旦解除，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便悄然进入西方人的生活视野，并成为西方人的生活准则。这才是对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最深刻的消解。等级消失，西方与东方互补。
当然，林语堂不可能是德里达的信徒，甚至也不是德里达的先驱。《生活的艺术》的解构性是我们这些对德里达的理论有所了解的后人“发现”的，实际上，《生活的艺术》只是在解构的策略上与德里达的理论相似，而在本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德里达来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他只承认差异，而拒斥同一性。林语堂却相信：“有一种东西如Sinte Beuve之所谓‘人心的家庭’， 即‘灵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时同市的人为多些。”〔9〕
因此，林语堂常常“把两千年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贷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林语堂把这种作法比做方城之戏，“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没有谁知道最后输赢。”〔10〕这种游戏在东西方文化间进行，没有中心与边缘，支配与从属之分。
从这里来看，林语堂对待西方／东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态度，似乎是很超然的，这倒正合了德里达消解中心之后，不再另建中心的思想。不过第一步得消解已然存在的中心。当西方对于东方来说还是中心的时候，容不得你超然，必需起而颠覆这种等级式对立。
林语堂曾说过，“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11〕正是这颗中国心，使他在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中偏向了东方，没有人会怀疑林语堂的生活态度是东方式的，尤其是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影响。〔12〕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在诚心诚意地与西方人说真心话时，也忘不了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中华文化精神，“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在焉。”〔13〕这种糖衣炮弹，正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文本。所写的虽是生活琐事，实际则体现文化精神。至使西方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华文化，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书评家Pter Prescott 读了这部书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读完这部书之后，令我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可以相信他是真诚的。
突出文化文本只是一种解构的策略。按照解构主义的看法，我们不仅要看到文本本身的意义，而且还应该把文本放在互文中理解。意义的诞生与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无法考证的文本的存在有关。
我们可以提供出证据，说明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具有解构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性质：
《生活的艺术》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开笔，至五月初便写出了二百六十项。可是，作者“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全稿全部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辩论，致使手稿文调全非。”〔14〕现在行世的《生活的艺术》仍是作者从五月三日起重写的！
原来以批评为主调的《生活的艺术》虽不可见了，但事情本身却暗示出了这本和颜悦色地谈生活的《生活的艺术》的写作动机。改变中国的形象，为中国争取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便是《生活的艺术》的目的。
当然，要彻底改变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时至今日，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的等级对应仍然是国人关心的话题。至于中国何时能平等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恐怕非一介书生所能妄谈的了。
注释：
〔1〕参见施建伟《林语堂出国以后》，载《文汇月刊》，1989年7月号。
〔2〕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中文版，沈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8年，P183
〔3〕〔4〕〔6〕《吾国与吾民·赛珍珠序》
〔5〕《吾国与吾民·自序》
〔7〕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中文版，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P112。
〔8〕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1995年，P114
〔9〕〔10〕林语堂《自传·（八）著作和读书》。
〔11〕林语堂《自传弁言·四：与西方文明初次接触》。
〔12〕参见邢光祖《记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载萧南选编《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1995年，P85。
〔13〕林语堂《关于〈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之写作》，见《语堂文集》（下），台湾开明书店，1978年。
〔14〕转引自刘炎生《林语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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