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哲学思考
邬菊艳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 西方语言学者孜孜不倦于构建各种语言学理论，国内语言学者则更关注具体语言事实的论述，无法亦无意构建系统的理论，致使这两种语言学研究方法论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拟以中西方传统哲学理念为研究视角，提出西方语言学研究力图超越现实世界中具体的语言事实，追求概念世界中抽象的语言理论，寻求语言本质，这一研究方法与西方传统哲学追求永恒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理念亦步亦趋；汉语语言学研究则认为现实世界中具体的语言事实就是语言本质，两者同寓于语言系统中，这一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追求“阴、阳两面融合成一整体”的理念亦步亦趋，而未来语言学研究必将向着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相互依存和互为根本的道路向前发展。
关键词： 语言学研究方法论；哲学；在场；阴阳
一、引言
徐通锵曾经指出，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相对比，汉语研究的传统注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也正因此，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1]6。王文斌在谈及国内对比语言学问题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在旧坑上挥舞铁锹，就是散点式地刨挖浅坑，而且拾人牙慧者居多，奉西方理论为圭臬，鲜有理论创新”。[2]国内的语言学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和创新已经成为学界不争的事实，经常被诟病。但是，为何西方语言学者如此重视语言理论的构建，通过构建理论以追求语言本质，而国内语言学者却更重视语言现象、语言事实的探讨，目的也是追求语言本质？本文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西方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论折射出其背后不同的哲学之道，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亦可解释其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之器。
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在西方可谓唇齿相依。罗宾斯（ Robert.Henry.Robins）曾指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3]。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语言学研究寄寓于哲学研究之中，而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也始终离不开哲学的牵引和限制，如哲学研究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语言学则集中探究语言的本质是什么？经院哲学认为世界是上帝所造，语言研究自然也认为语言是上帝所造。最近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背后则是具身认知的体验哲学，认为世界本质是基于我们身体的经验，我们对世界的大脑表征也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大脑状态。然而在国内，传统哲学虽然与语言有过遭遇，如“白马非马”[4]，却未曾真正深入到语言分析，中国哲学的精神似乎以令人吃惊的固执态度拒绝诉诸语言与文字[5]。但是，近年来语言学界如许国璋、钱冠连、姚小平、胡壮麟、王寅等学者已经认识到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倡导语言研究应该从哲学家那里获得深邃的智慧，为我国语言研究事业的未来向纵深发展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6]。封宗信从哲学视角审视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可谓是这一理念的真正践行者。他指出，西方哲学家历来重视从现实世界的具体事实出发研究理想世界中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而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理论正是把现实世界中千变万化的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抽象的相对稳定的理想世界后，才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框架[7][8]。类似封宗信这样从哲学角度阐释语言研究理论的研究视角目前在国内并未引起重视，成果也鲜有，他的研究给予本文很大启示。本文拟以西方哲学中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为基点，对中西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之差异作出哲学思考，并对未来语言学研究方向作出预测。
二、“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西方语言学研究
西方哲学往往以“形而上学”为主线，通过探究宇宙万物背后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验性的绝对真理，为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同时，期望这一科学体系犹如一棵大树的树根，为其他具体学科（包括语言学）提供确实而自明的知识原理。
（一）“在场的形而上学”
柏拉图《斐多》篇中指出，“若要追求某具体事物的原因最好求助于心灵世界，从心灵世界中寻求存在者的真理”，这就是“理念”，而“理念”是一切具体事物的根基[9]。在柏拉图看来，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而“理念”是永恒的，是恒常的或原始的“在场”（constant or original presence）。柏拉图的这一哲学转向，奠定了西方旧形而上学的基础。柏拉图的“理念”遭遇了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认为“理念”脱离具体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体事物的变化不过是由可能到现实，由隐到显的过程。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最终还是认为非物质的“纯形式”是终极根基，而一显一隐的具体事物也都以它为“最初因”。“最初因”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也是追求一种永恒的“在场”。笛卡尔深悟研究事物本身首先得研究“自己”，于是发现了“我思，故我在”的真理。在笛卡尔看来，唯有“我思”是最确定的，其他一切均可由它推论而来。由此，笛卡尔的“主体”便变相地代替了柏拉图的“理念”，而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源。黑格尔则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认为对立面转化的认识过程可以从“实体”达到“主体”，而最高的主体就是“绝对”。所谓“实体”，是尚未展开、尚未认识的“在场”；所谓“主体”是展开了的、认识了的“在场”，而所谓“绝对”，就是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的永恒的“在场”。
纵观上述，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最初因”到笛卡尔的“主体”和黑格尔的“绝对”，西方哲学家们都力图透过眼前的感性事物，去背后寻找世界的本质，追求绝对的、本源性的、统一的基础，认定这才是真正的“在场”，这乃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哲学思想，当代哲学家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10]。而西方人之所以执着于“在场”的观念，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体验中有着一种信念：世界一定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一种确定实在真理、至善、理性、知识时可以作为最高、最后本体依据的永恒的、终极的基础[11]。本文认为，正是这种信念成为了西方人从事语言研究的哲学背景和理论导引。
（二）西方语言学研究
20世纪中国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研究方法亦是遵循如此轨迹。吕叔湘先生一生致力于语法领域，被国人及世人目为汉语语法学、语言学巨擘，但其一生并未建立任何理论体系，反而认为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发掘汉语的事实，并身体力行，在其晚年发表了许多小得不能再小的“补白”式文章，如“自由、粘着”说、“单双音节论”等。在语言学界，无人敢小觑这些“补白”文章，皆因文章虽小而涉及的问题不小，往往对各种现有理论或体系形成冲击，其观察之精细，剖析之精辟，二十世纪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18]。同样，朱德熙先生也非常注重语言事实的论述，他认为美国学者比较重视理论，相对来说，对事实就没有那么重视。语言学的目的能够解释事实当然是好，但是要解释事实，首先得知道有哪些事实需要解释。若对事实是什么还茫然，如何谈得上去解释呢？等而下之，有的理论不但解释不了事实，反而歪曲事实以迁就理论[19]。朱德熙强调，理论只能从事实中来，离开事实去追求理论是缘木求鱼。
从中国古人的点评式研究到现代学者沈家煊的摆事实、讲道理，无一不在反复强调语言学研究以鲜活的具体语言事实为基础的重要性。学者们认为，语言本质蕴涵于语言事实之中，论述事实就是论述语言的本质，而无需通过语言理论这个中间介质。从阴阳学说角度看，语言事实呈现于当前，即为阳，而语言本质是与之相联系、相作用、相影响的背面，即为阴。语言事实与语言本质构成语言系统的阴阳两面，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阴和阳二者并非如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所述，一在可感觉的具体世界之中，另一在超感觉的抽象世界之中，二者实乃同在具体的现实世界之中，阴阳学说的最高任务就是要寻求那隐藏在显现出来的事物背后的，然而同样现实的、具体的事物，表里相即，内外兼融，二者结合为语言学研究一整体。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村庄中的个体联结方式，以及其中隐含及嵌入的道德元素，为本文讨论村庄中的道德结构和村民的道德行为方式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出发，从文化、结构和制度的角度探究其发生逻辑、演变趋势和纡困之道。本文属于质性经验研究，材料来源于既有研究文献和南京农业大学“江苏新农村发展系列报告”课题组近年来对于乡村治理的问卷调查研究。在丰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以库尔特·韦兰的制度变迁“文化供给”为理论路径，从道德焦虑的呈现到成因的分析以及道德焦虑的破解三个维度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从“阴阳学说”的观点出发，认为当前的事物之根就在与当前联系的事物之中，同样是现实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永恒的概念。阴阳学说蕴涵着力求以客观事物本身解释客观事物的素朴的唯物观。本文认为，正是这种朴素唯物观成为了中国学者从事汉语语言研究的哲学背景和理论导引。
以上三位语言学家虽然都强调其二分法中前者与后者的密切性和不可分割性，但都认为前者是抽象的、本质的、稳定的，后者是具体的、派生的、变化的，语言学研究都应以前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哲学角度看，如此概念的区分和选择本质上是力图超越语言客观事实这个可知可感的当下现象去挖掘背后的终极本体，认为抽象的语言系统、音位系统和语言能力才是“永恒的在场”，而感性中的具体言语、语音和语言运用必须上升、提高到理性抽象中的普遍和一般，才是可以被认知、被理解、被验证的，这一研究方法与他们的传统哲学追求永恒“在场”的理念亦步亦趋。换言之，西方语言学家们受传统哲学的浸润，都致力于透过眼前的感性事物，到它的背后去寻找世界的本质，追求绝对的、本源性的、统一的基础。
唐代文人中，吕温是少数到达青藏高原并留下诗歌创作的文人。吕温的诗歌记录了社会动乱时期下层百姓的生活现状及作者身处异域的所见、所闻，这正是其短暂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吕温出使吐蕃期间留下的诗歌，展现了出使途中的重大事件，见证了唐朝与吐蕃之间交往的历史，同时对下层百姓遭受的疾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担忧。
三、阴阳学说与汉语语言学研究
考“阴阳”原义，“阴”为云之覆，“阳”为日之出，月为阴，日为阳。从字形分析，阴阳二字均有偏旁“阝”，“阝”即“阜”，为山、岗、高地之意。故所谓“阴阳”，指山的两面：以“阜”为坐标，山之北，水之南，即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因此为“阴”；山之南，水之北，即阳光普照的地方，因此为“阳”。阴阳两面既表现为互为反面、相互排斥，又表现为互为根本、相互依存。前者即阴阳对立，譬如春夏阳气上升且盛，就抑制了寒凉之气，因而春夏温热，属阳；秋冬阴气上升且盛，则抑制了温热之气，因而秋冬寒冷，属阴。后者即阴阳互根，譬如中医学认为人体之阴津损伤，会累伤及阳气；而阳气损伤，则会累伤及阴津，所谓“孤阴不长，独阳不生”，所依据的就是阴阳互根之理。同时，阴阳两面既表现为此消彼长，又表现为相互转化。前者即阴阳消长，譬如就人体生理而言，从清晨至正午阳气渐盛，为“阴消阳长”；从正午至黄昏，阴气渐盛，则为“阳消阴长”，阴阳在绝对的消长中维持着相对的平衡。后者即阴阳转化，譬如“物极必反”表现在阴阳关系上，就是“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周敦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图说》）。阴阳消长是量变的过程，是阴阳转化的前提；阴阳转化是质变的过程，是阴阳消长的必然结果。
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目前学界对于语言理论的重视已经不亚于西方语言学界，尽管在如此的语言学研究大背景下，汉语语言学界的重要学者如陆俭明、沈家煊先生依然强调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如陆俭明先生提出，要实现语言研究的目的，首先得搞清楚所要研究的语言的实际情况，需要我们致力于语言事实的挖掘和描写。不断挖掘和发现新的语言事实，这是基础，是永恒的研究课题；其次才是不断更新和完善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不断推进语言研究的发展[20]。沈家煊先生也指出，做研究无非就是摆事实和讲道理，事实摆到了位，要讲的道理也就在其中了。可见，尽管语言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语言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依然强调要以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的释解为首要。
（一）阴阳学说
中国哲学以阴阳学说为发端，否认有超感觉的理念、超现象的本质或超特殊性的普遍性，认为世界就是具体事物及其阴阳两面的相互转化。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中国学术文化（包括语言学），都影响极大。
无独有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又区分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 rmance）。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能力是一个理想的语言使用者对其母语的种种规则的了解和掌握能力；语言运用是人们使用语言的具体行为[15]。例如，英语母语者一般都知道Canada与Canadian，trust与trustee，educate与education等词之间的重音变化规律，这种变化规律是受到某种规则的支配，乔姆斯基认为这就是讲英语人的大脑中具有一种内化了的重音规则的语言能力，而对于学习或朗读这些单词的重音时的具体行为就是一种语言运用。同样，英语母语者往往具有基本句型结构规则的语言能力，如“句子仅具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原则”或“疑问词前移规则”“否定句规则”“并列结构规则”等等，乔姆斯基将这些原则或规则称之为“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具有一套语法规则，而语言能力就是学习者对母语内在语法规则的内化和心理表征；语言运用是这些规则在实际话语行为中的体现[15]。因此，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内在的、隐含的，根植于学习者的语感之内，是稳定的总体，语言运用常常受制于心理和社会因素，是外在的、瞬息万变的。因此，语言能力是可研究的基础。
（二）汉语语言学研究
毋庸讳言，中国古人最拿手的做学问方法就是点评式的批注，兴之所至，点到为止。譬如《尔雅》《说文解字》都是汉语求本义的圣典，它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如“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尔雅》）[16]213；“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蹉，玉谓之琢，石谓之磨”（《尔雅》）[16]224；“沐，濯发也；沫，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说文解字》）[17]。对系列动词基于空间的差异或特定名物的方式作出原子式的释解，这种研究方法不受形式束缚，往往具体而精辟、剖析深刻。但是，其缺点就是零散而不成系统[18]，可谓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经不起逻辑推导，更无言构建系统的理论。
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他的语言学说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做出的第一个重要概念的区分就是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指语言结构或语言系统，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和必然惯例的集合；言语是个人运用自己机能时的行为，它运用的手段往往需要通过语言这个社会惯例[12]212。例如，牙牙学语的孩子和成年人说“water”时的声音可能相差甚远，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言语行为在英语语言中是指同一个单词“水”。在言语行为中，John说“I”时指John，Mary说“I”时指Mary，但是在英语语言中，“I”既不指John，也不指Mary，而是指“我”（说话者本人）。又如英语中“utterance ”概念往往是指言语行为中说出的“话语”，而“sentence”概念则是指语言系统中的“句子”。总言之，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语法系统，潜伏在每个人的大脑之中；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和个体表现[12]212。语言是总体，语言的存在不取决于具体言语，而言语是个体，言语的存在不能脱离语言，言语从属于语言。语言是抽象的、本质的、稳定的；言语是具体的、派生的、变化的。因此，语言才是语言学可研究的基础。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学说的核心，也是二十世纪西方主流语言学最重要的基石，在大半个世纪中，在语言研究中占统治地位[13]。
2017年1—3月干预，医院尝试在门诊以及住院部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合理用药的质量改进活动，2018年1—3月复查，其中完成2次调查对象174例，其中男 102例、女 72例，年龄（69.4±4.2）岁。 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②明确诊断为2型糖尿病；③年龄≥60岁；④完成了2次调查；⑤知情同意。
受索绪尔的影响，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skoi）区分了音位（phoneme）和语音（phonetic），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音位理论[14]。在特鲁别茨科伊看来，音位属于语言，是语言系统中具有区分功能、只能用区别性特征来确定的最小语音段；语音属于言语，是言语行为中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声音事实。例如，在具体语流中，英语单词target，teacher，twin，study中的/t/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target、teacher中的/t/受后面长元音/a:/和/i:/的影响，其发音时间相对较长，twin中的/t/受后面的圆唇音/w/的影响而唇音化，study中的/t/受/s/的影响而浊音化。同时，不同的人发这个音时也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或语境中也会出现差异，或有些宽有些窄，有些长有些短，或略微靠前靠后等，只要依然可以区别于别的音，不影响对原词的识别，那么这些不同的语音都可称为音子（phonon），这一系列的音子构成音位[t]，而这些不同的音子也被称为[t]的音位变体（allophone）。又如pad和pat中的/æ/在语音上也是不相同的，/d/前面的/æ/长些，/t/前面的/æ/短些，但它们都属于一个音位/æ/。因此，音位不是声音，而是声音的对比功能，是语音的抽象系统；语音是音位的具体发音，是所在音位的变体[14]。音位是总体，音位的存在不取决于具体语音；语音是个体，受制于发音个体的差异而变化，语音从属于音位。因此，音位是语音学可研究的基础。
四、未来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展望
上文已经厘清，西方传统哲学“在场的形而上学”论，致力于透过当前的感性世界，于其背后追求“永恒的在场”，寻找世界的本质；语言学研究亦力图超越现实世界中具体的语言现象或语言事实，于其背后追求概念世界中抽象的普遍语法或语言理论，寻找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哲学“阴阳学说”则无意另立一个理想的概念世界，而认为阴和阳实乃同在具体的现实世界中，通过寻求隐藏于显现事物背后的，同样现实的、具体的事物，表里相即、内外兼融为世界本质；语言学研究遂以客观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为基础，通过对现象和事实的解释和阐析，两者相融合即为语言本质。也正因此，纵观整个西方语言学研究历程，学者们孜孜不倦于构建各种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法，从认知语法到构式语法，从系统功能语法到社会语言学等，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流派，本体论上都是为追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语言本质。而纵观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历程，学者们注重语言现象、语言事实的论述，却忽略或缺乏语言系统理论的构建和创新。本文认为，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的论述是语言研究中的根基，但是这些论述也必须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系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宏观的概览整个语言系统的本质特征，对语言研究的深入起先导作用，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是相辅相承的关系。
泄压开井泵入承压浆27m3，排量33L·s-1,未漏失。关井挤注2m3，立压1.6MPa，套压1.9MPa；静止10min，立压1.2MPa，套压1.5MPa，泄压开井返出0.1m3，继续泵入承压浆 18m3，排量 30L·s-1；关井间歇挤注憋压（见表4），共挤入地层10.13m3，其中中途试挤入4.5m3,承压挤入5.63m3静止观察，无漏失。
随着21世纪信息全球化，西方语言学研究理论层出不穷，并不断被介绍引入国内。国内语言学者醍醐灌顶，深感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本文预测，未来汉语语言学研究必将会更加重视语言理论的构建，其实目前沈家煊、王文斌等学者已经尝试摆脱印欧语研究的框架，根据汉语本身的语言性质和特征，构建适合汉语研究的语言理论框架，如沈家煊提出“名动包含说”，认为相对印欧语是“名动分立”关系，汉语是“名动包含”关系，以名词为本，动词属于名词，名词包含动词[21][22]；而王文斌则提出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和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23][24]，这样的理论创新对于国内语言学研究是一股清流。但同时，本文更大胆预测，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西方语言学研究也会更注重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的挖掘。因此，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世界语言研究必将会沿着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相融合以追求语言本质的道路大踏步向前发展。
作为国际化的工业服务商，如果客户的工厂要采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技术投入使用之前，Leadec的员工就会根据生产和物流的情况做好准备。无论是客户购置新的生产设备，还是对现有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作为外部合作伙伴，Leadec从设备安装阶段开始就负责使机器和生产流程能够可靠地工作，并且随时可以投入使用。Markus Glaser-Gallion先生表示：“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预见到客户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新解决方案，以业内行家的身份为此提供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也得到了一家德国知名汽车生产商的服务订单，在新车间的设计阶段就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五、结语
哲学的产生源自人们对形而上者的思考，但是，同为追求形而上，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路径却迥然有别，而这种迥异的哲学理念在中西方人的心灵深处、行为取向和思维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方传统哲学体验世界本体，力图透过眼前的感性具体的现实世界而到达抽象的概念世界，以追求永恒的“在场”为旨归；中国传统哲学体验世界本体，主张阴阳两面具有本体论上的平等和同样的真实性，阴阳相互依存、转化，以二者结合成一整体为旨归。西方语言学以概念世界中抽象的普遍语法或语言理论为研究基础，追寻语言的本质；汉语语言学以论述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为研究基础，论述事实就是论述本质，两者同在语言系统中。而未来的语言学研究必将融合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语言事实是对语言理论的阐释和体现，语言理论需要语言事实的支撑和完善，两者结合成语言研究之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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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WU Ju-y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scholars devote themselves diligently to constructing various linguistic theories, but Chinese scholars who focus more on the discussion of language cases are unable and not inclined to construct systematic theories.What causes these distinct linguistic research path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ideas, suggests that western linguists strive to pursu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by means of looking beyond concrete language facts in the real world and seeking abstract language theories in the conceptual world.Such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follows as Western philosophical ideas of pursuing instant “metaphysics of presence”.Meanwhile, Chinese scholars think that actual language facts are language nature in the real world.Facts and nature are both within the language system.Such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follows as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integration of Yin-yang in our real world.Furthermore,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ill be prosperous along the path of combin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linguistic facts.
Key words: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philosophy; presence; Yin-yang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9)01-091-05
收稿日期： 2018-10-21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基于量化的汉英名名复合隐转喻的内在层级性对比研究”（17NDJC047Z）。
作者简介： 邬菊艳（1975-），女，浙江嘉兴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语义学、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
责任编辑：温昌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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