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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中国难题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著名的建筑机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厂工会的谈判中，居然要求把工薪减去一半。工会抱怨：这等无理要求，甚至构不成讨价还价的起点。Caterpillar则指出：这里不行就只好把工厂迁到其他国家。不过，此次Caterpillar拿出来的候选地不是中国或墨西哥，而是隔着一条边界、近在咫尺的美国伊利诺斯州。那里的工价还不及加拿大的一半。
这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代表着一个趋势。这一趋势，使我们重新检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定见：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死亡，企业不外包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事实上，最近美国的制造业有回迁的潜流。对此，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自然不能不加注意。
美国优势
制造业回流，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前就见端倪。当时油价猛涨，一些公司，特别是生产运输成本较高的大件产品的公司，干脆把海外工厂迁回。在美国本土设厂不仅节省了运费，而且离产品的销售地近，对市场反应灵敏，大大减少了后勤环节中的拖延、断供，多少弥补了工薪过高的劣势。如果没有这次经济危机，油价肯定会更高，这一制造业回流趋势估计也会愈演愈烈。后来虽然经济危机把油价打下来了，但美元不停贬值，美国的劳工随着失业率的增高越来越能够接受低薪，甚至像联合汽车工会（The United Auto Workers）等等势力很大的工会组织，在减薪谈判中的立场都日益灵活。房价的下跌也抑制甚至降低了生活费用，确实使低薪变得可以承受。这样，美国的工薪在国际市场上就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当然，工薪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因素。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的改善，都大大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可以通过精简用工量在高薪水平上降低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11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产值中所含的劳动力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13%。与此同时，德国增加了2.3%，加拿大增加了18%，韩国增曾力加了15%。这当然受各国货币价值之起伏的影响。不过，这一来一去，仅美加之间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消长幅度就高达30%以上。比起欧洲和东亚来，则美国又有一个优势，即地价很便宜。像汽车、机械制造这样占地大的产业，在美国更容易降低成本。所以，不仅美国制造业回流，欧洲和日韩等许多制造业公司，也纷纷到美国来设厂。
美国劳工部2011年底公布了2010年各国工薪的数据。其中，美国人每小时的工薪，比起西欧发达国家来普遍要低；比日本稍高，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华尔街日报》引用劳工部的数据：在2000-2010年间，以美元价值显示，美国的小时工薪上涨39%，加拿大则为9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平均上涨率为74%，大趋势显然对美国制造业有利。当然，2009-2010年这一年的趋势比较模糊：西欧几个大国，如德、法、英、西班牙、意大利等，小时工薪都在下跌，美国则缓升。但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薪上涨幅度倍于甚至数倍于美国。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工薪上涨幅度更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美元下跌势头止住，欧元贬值，那么至少在发达国家中的工薪比较中，美国工薪相对下跌的趋势可能会触底。
不过，从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中还可以看到，工薪未必是制造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富裕，工薪就越高。不应该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工薪简单比较。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将各国的人均GDP和其小时工薪进行比较，并用人均GDP除以小时工薪，算出各国工人平均干多少小时才能创造出人均GDP来。小时越多，相对工薪越贵。同时，列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参考，看看绝对工薪和相对工薪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按照美国的平均工薪，一个劳工一年要干1386个小时即能挣出美国的人均GDP来。如果按一天8小时算，这就是173多个工作日。相比之下，德国劳工只需要工作1018个小时，也就是127多个工作日。德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小时工薪则比美国人高了9个美元多。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恰恰是德国保持着其制造业的优势。日本的制造业，也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惨淡景象。但日本的工薪，大致和美国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难题
这里最为令人震惊的，还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工薪的比较。美国劳工部在公布中印数据时特别说明，两国的统计非常不合国际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特别是印度，80%的劳工在非正式的部门（家庭作坊）工作；统计中的工薪，则是组织化的正式企业的数据。而这20%的正式企业支付的工薪，比80%在非正式部门中劳工的工薪高得多。另外，中国最近的数据来自2008年。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涨。印度2007年的小时工薪（1.17美元）比中国同年（1.06美元）还高一些，但没有2008年的数据。
这些粗糙的统计数据，很难衡量各国之间（比如中印之间）细微的差别。但对于中印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距离，则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考虑到中国小时工薪在最近3年有大幅上涨，估计在2011年也不过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我们即使把中国的平均小时工薪大幅度提高，中国人仍必须工作3000多个小时，400多天，才能挣出人均中国的GDP来。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工薪低也是正常的。但是，公开的数据显示，菲律宾的人均GDP不及中国的一半，每小时工薪却高于中国。这又如何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呢？从人均GDP与平均小时工薪比来看，中国劳工从经济成长中分享的份额实在太少。如果单纯讨论经济规律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当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没有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时，工薪基本就是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成本。等到城乡二元经济被统一为一体，农村剩余劳动力锐减，城乡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时，工薪水平就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力了。问题是，如今中国大约一半人口在城市，“民工荒”已有多年，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开始下降。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企业一提涨薪、人民币升值就风声鹤唳，似有存亡之危。中国的小时工薪即使上涨三倍，还是不及墨西哥。但有多少企业界人士觉得工资上涨3倍后仍然能够存活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决定工薪水平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看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从来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土崩瓦解，而是集中于高端消费品以及精密仪器车床等生产用品。韩国制造业崛起，也靠着在汽车、高档电器等产品上的突破。这些产品利润边际大，对工人的素质要求高，也能够把利润大量回馈给劳动者。劳动者接受大量的回馈，才有资源自我发展，比如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等等。看看人均GDP与平均每小时工薪的比，日本、韩国都在1400多，和发达国家大致持平，国民的教育素质已经超过了美国。可惜，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企业几乎毫无表现。民工二代的教育长期被偏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费用日益提高，哪怕是维持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着上升。只有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突破，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以满足工薪的上涨。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美国制造”虽然一度式微，“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则都没有被“中国制造”所打垮。各国不过是在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目前边际劳动生产力低的产业，能外包给中国的都已经外包给中国了。现在这些产业的利润边际难以应付中国工薪上涨的压力，而越南、印度这些低薪国家也开始来抢饭碗。同时，“美国制造”开始收复失地，压缩了“中国制造”升级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中国经济给普通劳工的回馈很低，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少数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档货。这些因素都抑制了内需。倚仗国内市场培养强大的制造业未免一相情愿。凡此种种，都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制造”提出了严峻挑战。
谨防中国制造业掉入“三明治陷阱”
——兼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
2012年1月，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一些产业已开始出现滑坡，许多跨国公司正重新考虑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早些时候，全球商业咨询机构Alix Partners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赶上美国，印度、越南、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也正加紧重振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有落入“三明治陷阱”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如何客观地认识挑战，发挥制造业现有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如何转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双向挤压”
无论是罗兰·贝格公司发布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报告，还是Alix Partners发布的《2011年美国制造业外包成本指数》报告，所传达出的核心信息都是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虽然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到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正面临着落入“三明治陷阱”的风险。
（一）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正加速重振制造业
罗兰·贝格在报告中建议，跨国公司应考虑将企业迁出中国，这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思路不谋而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振制造业。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旨在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同年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美国正面临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迁回来的大好机会。英国政府2011年发布了《英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策略和行动计划》，对制造业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并强调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法国政府也在2010年3月宣布五年内要将制造业产出增加25%。
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将给我国制造业在承接产业转移、技术进步与产品出口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吸引部分高端制造企业回流，可能使我国的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二是发达国家加紧从技术、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新的门槛，使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加大，将给我国制造业的赶超发展带来压力。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如美国建立贸易执法机构，专门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将加大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压力。
（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阵地
Alix Partners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成本将赶上美国，竞争优势不再。同时，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罗兰·贝格公司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一些产业正发生着转移，从“中国制造”转向“越南制造”，包括石油化工、照相机、钟表、服装、笔记本、玩具等产业。近两年，英特尔公司在越南建立了一个组装与测试工厂，香港利丰公司则将产品生产转移到越南，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基地。
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还将继续，它们将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分工的机遇，发挥本国的低成本优势，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国制造业不能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在高端制造业产品尚未具备竞争力的条件下，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将被削弱，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将不断增加，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
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与机遇
当然，在清醒认识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要客观分析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形成的战略优势及全球制造业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
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建立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一大批企业技术中心，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先进的创新成果。我国制造业所具有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
（二）巨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潜力
我国具有大国大市场的突出优势，这是中小国家难以比拟的，一些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贴近我国市场的考虑而选择在中国境内生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的市场需求，也将拉动我国制造业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增长。
（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
中央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战略，并相继颁布实施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智能制造发展专项等，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些举措将为推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加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四）面临制造业国际化的良好机遇
“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欧债危机尽管给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也给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制造业企业正展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把新产品、新技术带到中国”逐渐成为一些欧洲制造业企业的自主选择。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也给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次“走出去”的难得机遇，中国制造企业因此拥有了更多购买和投资欧洲资产的机会。
三、中国制造业的应对之策
基于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与战略优势，在未来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我国制造业应继续保持和扩大现有优势，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建议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
一是要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二是要在国家层面设立制造业发展协调办公室，统筹国家的各类资源，扩大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三是要成立制造业发展专家组，研究制定我国制造业中长期战略规划。四是总结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经验，建立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加快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将《规划》作为指导未来5—10年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有力推进、有序实施。二是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制造业发展的惯性思维，从依靠铺摊子、上项目的要素消耗向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水平转变，从依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三是要研究制订“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三）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
一是加快出台并实施制造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如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十二五”规划等。二是统筹利用相关科技资源，做好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数控一代”机械产品创新工程》等的衔接。三是抓好“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专项”，通过研发和应用智能制造装备，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四是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扶持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航空、汽车、机床等战略性产业。
（四）建立健全在华跨国公司监测预警机制
一是加快建立在华跨国公司的监测预警机制，密切关注美、日、德等国家在华跨国公司的动向及战略调整方向，对有转移苗头的跨国公司进行及时沟通协调，改善其在华经营环境。二是研究分析跨国公司转移可能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部署，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维护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安全。三是加强中西部地区与跨国公司在国内进行产业转移的对接，鼓励跨国公司向我国欠发达地区转移产能。
（五）运用综合政策手段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
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制造业，加速推动贷款对制造业的定向投放和渗透。二是要切实减轻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尤其是对产品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微企业，要在税收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更大动力。三是要研究制定我国制造业研发信贷政策，运用金融手段激励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四是要运用关税、汇率手段扩大产品出口，切实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在不违反WTO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相关制造产品的出口关税。五是要研究制定我国制造业人才发展战略，出台《我国中长期制造业发展人才规划》，加强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壮大我国制造业人才队伍。
（六）引导企业走出去，推进制造业国际化
一是要继续加强制造业走出去信息服务，及时发布国外产品需求、投资合作信息，扩大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二是健全完善投资平台，引导中小制造企业“抱团”走出去，降低投资风险。三是利用欧债危机契机，引导制造企业更多地通过多种渠道，如IMF、G20购买和投资欧洲资产，以减少风险确保投资回报率。
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简单地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价值链位置才是制造业竞争力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人口红利的深化：“数量型”变为“质量型”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创造过“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新钻11国”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可见，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换句话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我们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
根据2000-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相应地，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
首先，劳动力供给潜力在中西部地区。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年龄偏大以后通常退出跨地区打工的行列，很大一部分返回家乡务农，使得农业劳动力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上。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是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
其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超过这类地区就业的比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是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
第三，中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除去劳动力在数量、技能和成本上的优势之外，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拉动作用的增大，未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内需的性质，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和成本也会降低。这些都创造了这些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物质条件。
根据经济理论，产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的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以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这里的源源不断流动，提供了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由于这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区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应已经超过了集聚效应。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地区转移进程，2003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政策应对
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人力资本，因此，与人口红利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更在于劳动者承载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持续改善。由这两个标准进行判断，目前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也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主要将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据此，未来中国仍有条件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国。然而，正如人口红利的利用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一样，保持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需要创造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条件。下面我们摘要提出两个紧迫的政策需求。
首先，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归根结底，中国已经接近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劳动力数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则在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断提升。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水平也上涨了，都会产生不利于继续在学和升学的导向。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失灵表现，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更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藉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
中国制造的内忧外困
现状：大而不强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带动就业，积累外汇，可以说，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改革开放巨大的物质成就；同时，国际上围绕“中国制造”的贸易摩擦不断。天祥集团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制造”的崛起相伴随。就您所知，“中国制造”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品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如何？
苏子孟：（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中国是工程机械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的产品在数量上已经占全球一半，但一些高端的装备与国际先进企业还是有一些差距。
董必钦：（原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副主任），我国现在之所以成为制造大国，都是原来我国所设定的重大装备发展战略所实现的。所谓“高端”和“低端”的说法并不准确，比如水利方面的装备，没有什么高端装备。装备制造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看整个国家和市场最需要的是哪些，从而引导产业的发展。
柏学礼：（Intertek（天祥）集团中国总裁），“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首先是量大。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品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第二个印象是价格便宜。中国产品虽然出过一些质量问题，但这么大的量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并不奇怪，欧美发达国家的产品也会出质量问题，也会召回。所以中国产品整体上的质量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陈晓非：（中联重科副总裁、混凝土机械公司总经理），“中国制造”这几年能够走向海外，已经说明了中国产品本身质量获得了认可。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工程机械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已成为世界第一，预计全行业今年将实现增长30%以上，出口有望达85亿至90亿美元。
从中联重科看，我们正式与意大利CIFA公司签约是在2009年9月28日，而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也发现，很多比CIFA更好的欧洲公司，并没有能挺过金融危机的。尽管我们2年多的并购过程中，也有痛苦的磨合过程，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这种行为，且通过这几年的合作，都提升了中国公司在世界上的地位。“走出去”显然是必须的。
记者：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如何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
苏子孟：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现在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十二五”规划，包括战略性产业的扶持政策，如果这些规划和政策能够落实的话，肯定有利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企业创新升级，很多企业自身在核心技术的掌握、研发的投入和精细化的管理，都在下工夫。
记者：中国的工程机械企业打造世界一流品牌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其中症结何在？
苏子孟：发展不好的主要是液压系统和发动机的问题，因为他们是高压的，要求高，既有精密铸造的问题，也有机械加工的问题，这跟整个国家的基础工业相关。一个液压阀有400多个零件，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其国内就能解决，能保证质量，包括电磁铁、轴承和弹簧等，但我们就只能进口。我国现在提出“三基”规划，振兴基础工业，如果这些能够有效落实，我国的整个基础工业就能上一个台阶，这样的话我们的工程机械与国际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
记者：有些人认为中国产品处在生产链“低端”，你怎么看？
柏学礼：中低端，不是绝对的低端，比中国低端的还有。在国际分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哪一类产品，都有一个过程的，比如最早毛绒玩具生产是在香港、台湾，慢慢转移到内地，或许以后会转移到孟加拉国、印度、越南。所以说目前中国产品的档次和国际大分工的关系是一致的，这种状况没法跳跃。
探因：症结何在
记者：尽管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但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衰减，以低人力成本比拼价格的“中国制造”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制造要转型成为中国智造、中国创造，喊了这么多年，总觉成效不是特别明显，转型艰难的症结何在？
柏学礼：所谓的“中国制造”要升级，不是政府动员和组织出来的，或者说制定一个目标就可以达到的，关键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他们来决定走什么方向，做什么事。当前的情况，我认为企业普遍存在短期行为，因为目前的政策、物价、成本，企业已经很难控制了，因此他们思考问题是短期化的，基本上没有经营百年老店的想法。
陈晓非：转型过程显然是很困难的。仅仅从并购角度看，中国很多企业“走出去”时，往往都是失败的，成功的案例很少。很多时候，转型时彼此对文化、企业管理理念的认同很重要。
记者：目前急需的一些重大技术装备应该如何加快发展？
董必钦：过去的工程机械业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当时为了整体机械的可靠性，采用了国际采购的办法，使得一些关键的配套件在研发上有缺口，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但到了现在，使得国内的这些产品性能不稳定，时而好时而坏。国产化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不受制于人，怎样取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国家需要的装备我们能制造出来，能设计、能制造、能成套，不被别人卡住脖子。
记者：以纺织服装、家电、机电等品类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成本上涨、产能过剩，需求萎缩，可谓内外交困，未来这种优势还能否继续保持，企业家和行业的出路何在？
柏学礼：在我看来，中国制造的优势还是存在的。第一，我们有跌打滚爬了二十年的成熟企业家，只要政策好，他们是可用的资源；第二，经过二十年的建设，我们在供应链系统上很齐全，包括运输港口、机场、码头，印度短期内搞不起来的，还有从原材料到半成品都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是和国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iPhone手机，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经营，“中国制造”的部分是整个国际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基本上是很完善了；第三，中国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理论上说我们的产能还是可以发挥的。即使说有一些低端的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但是某一部分的技术是很难转移的，因为熟练的劳动力、技术等是不可能在几年之中完善的。因此，中国还可以发展，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服装、面料等转移到孟加拉国、越南，但是化学测试还是在中国。所以优势丧失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苏子孟：工程机械的需求未来不会萎缩，会一直很旺盛，我国的城镇化率在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发展，中西部也在发展，这些都对工程机械产品有较强需求。成本方面，去年有一定的上涨，包括劳动力、钢材等，这就需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企业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来消化上涨的成本。
陈晓非：从工程机械行业来谈，需求肯定是有的，但要经历一个周期。而且这种周期和阵痛，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在经历。
转型：寻找新名片
记者：在传统的优势产业之外，比如纺织服装、家电、机电等，中国哪些行业还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新的名片？
柏学礼：下一步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发展，但对大型成套设备或精密仪器的制造基本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来说，我们火箭不错但不等于造大飞机很容易，因为反复使用对材料、稳定可靠性，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另外，“中国制造”的名片不能只靠国有企业去发展，全世界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是低效的，不仅我们，欧美也是一样。从整个中国来说，要改变高端制造业的面貌，不能只靠一两家标杆型企业，还要靠基础，当基础打好了金字塔才能堆上去，否则堆上去了也会垮掉。
记者：近期三一重工等企业开始频频在海外发起并购，您认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走出去发展，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苏子孟：我国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刚开始，对中国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实现全球化服务是必然选择，但现在的并购都是横向并购，集中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要先把自己的领域做好，实现强强联合之后，再开始考虑更多的并购。
董必钦：装备制造业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既要国产化，也要国际化，这并不矛盾，关键是要以“不受制于人”为追求目标。
记者：中国的工程机械企业有没有可能出现与卡特彼勒类似的高利润跨国公司？工程机械领域的“中国制造”未来是否会有一些自己的鲜明特色？
苏子孟：目前中国企业在工程机械行业的诚信度已经很高了，中国的设备在市场上“停人不停机”，都经过了市场考验，这样的设备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用。中国的产品在性价比上是最好的，国外的一些公司在高端设备上，比如一大的挖掘机、高吨位的起重机等是强项，但我们在其他方面有很强的实力。
借脑：取经海外
记者：我们现在谈德国制造，就想到奔驰、宝马的高品质，安全；谈到日本制造，就想松下、索尼等电子消费品。那么“中国制造”未来会有鲜明的特色吗？能否和德国、日本制造同台竞技？
陆亦琦：（营销战略专家），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工艺与设计能力、将科技成果商业化方面，与德日仍有差距。
中国需要学习德国企业的务实精神，日本企业对设计与工艺的完美追求，美国企业以人才战略所构筑的企业软实力。在新兴科技，包括高科技产业、生物技术等领域，美国以及英国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人才战略方面，美国企业更具有长远目光，愿意在人才上投资，即使培养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将流入其它企业，美国公司仍将人才战略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在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方面。德国则偏向于技术性的人才，而容易忽略管理类人才的积淀。
记者：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加强和引导制造业的发展，以促进就业。您如何看待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以及对中国的冲击？
柏学礼：美国重返制造业很难。美国劳工成本高，一般的企业承受不了。美国发展高端制造业还可以，低端的不太可能，奥巴马这一说法政治上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记者：印度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很像，比如庞大的劳动人口，您怎么看待印度制造的竞争力。
柏学礼：印度制造和中国制造业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总的来说，印度小作坊很多，缺乏大生产的概念。它可以发展，但和我们之间不一定是竞争关系。中国的大生产的概念来源于欧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没有特定在哪个国家，目前向欧亚大陆交会之类的地区。但没有地区可以完全承接中国的整个制造业，印度制造业目前处在我国当初开始发展阶段。
记者：日本大企业这两年丑闻不断，索尼、松下、夏普纷纷亏损，奥林巴斯更是爆出了财务造假丑闻，本田汽车更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在美国遭遇起诉，全球召回，有人据此判断“日本制造”穷途末路，你怎么看待“日本制造”目前的困境？它的核心竞争力还存在吗？
苏子孟：这些出问题的领域都不在工程机械领域，当然一个行业不可能完全不出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工程机械制造业很大程度上已经赶上日本企业了，未来两国在工程机械领域会继续竞争，目前日本比中国领先的主要在挖掘机，以及部分起重机。一个市场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独占，中国企业肯定会继续发展，但日本的企业在中国肯定也有一定的空间。
柏学礼：我不认为日本制造业走入穷途末路了。像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消费者就喜欢日本产品，日本产品的质量是很高的。目前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时代原因，比如老一辈企业家退休，丧失竞争优势等。另外，一般公司出了问题没人知道，但大品牌出了问题很多人就都知道了。日本大地震以后，国内很多企业产品的关键零部件供应不上来，可以发现日本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还是占有优势的，支撑他们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在。
陆亦琦：从产品的实际质量而言，日本、美国及德国制造，很难说有实质区别，也许某些种类的产品某个国家制造的会好一点，但这没有绝对性。
然而，相对美国、日本企业，德国制造很明显有着国家品牌的作用：国人往往对于德国产品的品质有着高度的信任，也由此导致德国制造的产品能获得较高的价格。
“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中国要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的道路上实现突围，亟待扭转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解决工业附加值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较少等长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问题，实现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当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化、大调整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呢？
从宏观的外部体制环境看，与这一驱动力的转换相伴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位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率和创新是市场内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强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亦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被作为一条经验肯定和固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检测指标，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与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认，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后发的转型国家政府依然带有一些特殊的发展属性和强势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将伴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必须改变这种强势政府统御市场的格局，通过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业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准入限制等，创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发创新的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环境。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呢？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这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圣哲的国学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很值得今天借鉴的政府治理哲学。
从微观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两个角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现代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分工网络功能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传导、扩散部门正是由生产性服务部门承担的。
首先，从社会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制造业市场范围的扩大，更加专业化和充分竞争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光芒。
其次，从价值链上下游构成来看，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可以在原有的中间生产制造环节融入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要素，提高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制造业实现向价值链上下游的延伸，壮大高端和先进制造业规模。
再次，从资本构成和投入产出来看，生产性服务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智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其对于制造业的投入将使得制造业的产出中包含更多的差异化、难以模仿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特要素，是制造业创新和获得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国际经济学界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当然，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作用。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苹果公司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仅仅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去改变消费者偏好创造市场需求，这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其实，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支撑着出口，也支撑着投资。因为所谓的投资，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钢铁、水泥、设备等——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看，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5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Laurie Burkitt，2012-03-16）。
期间，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
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因此，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利用这个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说，2000年-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证券时报，2011年11月12日）。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速跑比赛，跑在最前面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wage inflation）”，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周其仁，2012）。
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因为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日本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力量大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答本次讨论会最后一项议题，即“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事实上，在多年所得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分配政策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强劲，潜力更是巨大。不少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都发现，要缓解“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不但可以经由综合营运效率的提升，更可以通过抓到中国市场的先机，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来对冲。毕竟，把生产基地搬到远离中国市场的“低成本”位置上去，在战略上得不偿失。
向国内市场转，会面临哪些障碍？我们来看一项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业市场上空缺职位的数量，要比求职者多出了140万。2010年呢？空缺比求职多出了100万。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制造大国，服务业才是影响转型的软肋，因为市场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以我追踪访问了几年的北京华联为例，他们开店的规模越来越大，差不多开一家旺一家，现金流好到不能相信。可是，生意很好却招不到人！特别是招不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店长、“买手”（采购经理）和领班。顺便提一句，国内市场上不少商品质量问题，其实也与服务业有关。消费者越来越忙，需要商店来帮他们挑选合格的商品。这个环节薄弱，既不抑制消费，也不能有效改善生产。
回头看，多少年势如破竹向全球出口的“中国制造”，其实正是依托了香港和欧美日本的服务业，才一船一船走出去的。现在中国制造要向内需走，首要的是为服务业提供克服瓶颈的服务，包括政府放松不当管制的服务、改进税制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教育训练的服务，以及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制定者和业界有必要认识到，“为服务业的服务”可能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小结一下。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资料来源：
《中国经营报》2012.2.13 薛 涌
《中国经济时报》2012.4.18 左世全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3.21 蔡 昉 田国强
《第一财经日报》2012.3.2 王 佑 徐沛宇
《经济观察报》2012.3.26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