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贡献论文,世界论文,卓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回答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44页。）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其统治地位，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为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只是指出了发展的总方向和最一般的规律。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和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历史课题。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他们未能对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新课题作出系统的回答。二战后，我们仍处在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过渡的艰难程度比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要漫长得多、复杂得多，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要对这个新的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首先必须摆脱几十年来在回答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僵化了的错误观念的束缚，跳出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还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各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之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就因为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5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紧密围绕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见解和新观点，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邓小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本本出发，而是从科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出发，冲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不仅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而且对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尝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等于深刻认识了社会主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体现，更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发挥，从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动态的描述。邓小平还在剖析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各种体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发现束缚生产力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实现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他从着眼于破坏旧制度，变为着眼于建设新制度，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上，从为社会主义建立初步的物质基础，变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目标上，从注重量的增加，变为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素质的提高；在政治制度发展上，从着重肯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变为着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等等。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在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
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有过空谈未来理想社会而无视现实发展条件的左倾理论，有过苟且于眼前暂时利益而取消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机会主义理论。从理论的逻辑结构上说，它们的最大弱点就是对现实条件和未来目的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科学的说明，这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一般目的说明中的理论难点。解决这个难点的根本方法论出路，就在于准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方法论中坚持现实具体性和革命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特点，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52页。）。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把共产主义未来目标和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连结了起来，并在有规律的历史进程中有目的地选择了现阶段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目的。这种见解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但又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实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少走弯路，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过系统研究，理论界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有十大创新和发展：即完整地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准确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明确地规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合理地调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形式；正确地规定了先富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所有这些，都将为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借鉴。
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具体深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72。）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据。邓小平把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并置于首位，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正是坚持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尤其是他注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发展基本要素的结合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彻底地摒弃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传统观念，有力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思想，从而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因为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就为改革的动力作用提供了崭新的论证。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突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私人所有制和自由的市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但市场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继续保留，经典作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发现俄国的现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不同，曾探索过“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察市场的规律”。列宁逝世后这种探索中断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对立起来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即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在计划体制下，苏联经济经历了从二三十年代的迅速发展到七八十年代的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说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只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建设规模小和发展目标单一等社会经济条件。一旦这些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和弊端就暴露无遗。从总体效率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邓小平深刻地透视到要彻底解答市场经济问题必须经过充分实践探索，论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他把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称为“我们最大的试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0页。）这样，他就把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从属于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的范畴降格为具体制度范畴，并阐发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理论，从而彻底地摒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由此才有了我们党的经济路线：“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8页。）这条路线的具体目标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现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价值规律及其等价交换原则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手段，市场经济的生产社会化、产品社会化是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因而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诚如国外评论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注：参见1994年9月30日《新德意志报》。）。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也决不意味着要照搬资本主义的模式，社会主义市*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之外，更主要的在于它具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特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现在国际上有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为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然而，无论中国今后获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把我们的做法当作模式强加于人。
（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跨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不发达国家，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正在向小康迈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其伟大的指导作用和生命活力具有超时空性，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0页，人民出版社，1972。）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要反过来对实践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奋斗的世纪，那末，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世纪。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更需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并在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它继续推向前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挽救和支撑了社会主义。20世纪下半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倒退（跌入低谷），美国预言家的“倒骨牌理论”认为：“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中国会不会是一张等待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呢？回答是否定的。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义中国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不仅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带来的科学真谛，而且在中国大地上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实践表明，即使世界局势发生比前苏联更为严峻的情况，中国也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结局恐怕比现在更糟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更是社会主义走向21世纪的光辉起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进行公有制度的实验，尽管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成长中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和不完善的地方，但与几千年的私有制和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较，其生产力和历史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总结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经验，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只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首次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置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正视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承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等等。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主义神秘论”和“固定模式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狭隘的对比空间扩展到广阔的历史视野，从富于幻想的描述落实到鲜活的实践。它使宏伟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邓小平说过：“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20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当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失败或垮台后，社会主义亟待自我完善和创新的历史关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经验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当前正面临着一次更具深远意义的新飞跃，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当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突出代表。1908年列宁在比较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时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注：《列宁全集》，第2卷，143页，人民出版社，1959。）邓小平在探讨和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同他建树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但他不迷信和盲从，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所以，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当代化，既表现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适应时代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又体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即各国积极探索和创造适应本国条件的独特发展道路。目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尽管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时代的内涵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没有排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但却改变着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经济发展能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质量，成了两种制度竞争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这是新一轮的龟（社会主义）兔（资本主义）赛跑，“新”就新在兔子始终没有中途停顿下来睡大觉。因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创新和当代化，势必以适应这种时代主题变换为出发点，并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来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这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最突出的时代特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并不在于它取代了原苏联模式重新树立了一种供别国模仿或借鉴的样板，而在于它改变了这种不良风尚，开创了一个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当代化和多样化的新时期，孕育着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和无穷的发展潜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拓宽了新的空间。“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和前途？”这是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尤其是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出乎意料发展的情况下，历史和现实向人们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中国的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就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必须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来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不仅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重要地表现在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拓宽了新的领域和广阔的空间。在对社会主义运动外部环境的认识上，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看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世界战争危险性”的片面观点，纠正了共产党人在国际上“四面出击”、树敌过多的左倾盲动以及制造“世界革命”的错误。公开承认“一球两制”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在长时期内相互竞争、和平共处，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就为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外部环境关系的处理上，它强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包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合作与友好交往，从而使社会主义最终建立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能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振兴之路，但我们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找到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为中国这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保障，而且它的成功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盛发挥牵引的作用，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与奴役，走向独立与发展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有示范力量”；“必须在实际中用例子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注：《列宁全集》，第31卷，41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5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必将为广大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为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重新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示范作用。总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不仅为此而自豪，更主要的还在于必须责无旁贷地为完成这个世界性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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