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绪龙[1]2003年在《作为艺术形式的“鲁镇”时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细读”入手，侧重发掘鲁迅乡土小说时空形式中蕴涵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秩序和形象的文化含义，是本论文的主要任务。 论文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典型环境——“鲁镇”做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论证了鲁迅乡土小说的文化社区背景应为中国市镇而非乡村，鲁迅乡土小说就是以一个个“鲁镇”型的中国传统市镇(而不是农村)为社会背景展开的“市镇故事”，这是鲁迅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背景和分析基础。从这一背景审视鲁迅的乡土小说，其在叙事时间、空间和在此—艺术时空中的人物形象就有可能获得走进小说本体的全新洞察。这是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 把“鲁镇”作为一个“文学时空体”概念来考察，我们将发现鲁迅小说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深层内涵。论文第二部分就两个问题——“鲁镇”的空间形式和“鲁镇”的时间形式——集中探讨。通过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酒店”、“茶馆”和“士绅的客厅”进行文化社会学和叙事学方面的分析，发现了这些“公共空间”是鲁迅精心安排和构思的背景要素，是决定形象活动和思维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语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市镇美学”。在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考察中，本文认为，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有叁种时间形式：一种是“鲁镇”的，一种是“鲁镇游子”的，一种是创作主体的。这叁种时间形式的交叉、冲突表现出鲁迅想象中国的艺术才能及其思想的复杂性。“鲁镇”上的人(悲剧主人公中的普通镇民)、在“离-归-离”时空中游走的“鲁镇游子”是小说中两种主要的时间形式的“载体”，传统与现代、启蒙与被启蒙、文明与愚昧、围困与冲决等等冲突模式的阐释仅在这二者关系上最有分析效用。然而，最为关注的是创作主体的“时间形式”：它是鲁迅对这两种时空形式的认识和把握。 那么，在这一时空体中的“人”又怎样呢？本文在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出了相应的分析。这是论文第叁部分的主要内容。本部分侧重的是对在鲁迅小说结构中起着重要的形式和文化结构作用而以往研究又忽略了的“士绅”形象的系统分析。士绅既是市镇社会的精英，又是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统治者”角色。他们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鲁迅对这类人物的艺术处理，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带有时代性的思考。 总而论之，本文的着力点在于：1、从社会学角度阐述论证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场所为市镇而不是乡村，为鲁迅小说提供准确的分析基础。2、从形式研究角度，建立鲁迅乡土小说的“鲁镇时空体”分析框架，通过“细读”小说文本中的文化秩序和历史内涵，确立鲁迅乡土小说文本的形式价值。3、以叙事学、文化社会学分析为基础，在鲁镇时空体框架中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作出崭新的阐释。
陆香君[2]2004年在《鲁迅乡土小说的时空形式意义》文中认为本论文的主要任务是从“细读”文本入手，侧重发掘鲁迅乡土小说时空形式中蕴涵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秩序和形象的文化含义。首先，论文的第一部分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典型环境--“鲁镇”做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论证了鲁迅乡土小说的文化社区背景应为中国市镇而非乡村，鲁迅乡土小说就是以一个个“鲁镇”型的中国传统市镇(而不是农村)为社会背景展开的“市镇故事”，这是鲁迅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背景和分析基础。从这一背景审视鲁迅的乡土小说，其在叙事时间、空间和在这一艺术时空结构中的人物形象就有可能获得全新的阐释。其次，把“鲁镇”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时空结构来考察，我们将发现鲁迅小说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深层内涵。论文第二部分就两个问题--“鲁镇”的空间形式和“鲁镇”的时间形式--集中进行探讨。通过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空间形式--“酒店”、“茶馆”和“士绅的客厅”进行文化社会学和叙事学方面的分析，发现了这些“公共空间”是鲁迅精心安排和构思的背景要素，是决定形象活动和思维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在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考察中，本文认为，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具有时间无意识及死亡无意识的特征，这种时间形式的特征凸现出鲁迅独特的时间观。最后，本文在前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出了相应的分析。这是论文第叁部分的主要内容。本部分侧重的是对在鲁迅小说结构中起着重要的形式和文化结构作用而以往研究又忽略了的“士绅”形象的系统分析。这类形象在小说中虽着墨不多，但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鲁迅对这类人物的艺术处理，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带有时代性的思考。总之，本文的着眼点在于：1、 从社会学角度阐述论证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场所为市镇而不是乡村，为鲁迅小说研究提供准确的分析基础。2、 从形式研究角度，建立鲁迅乡土小说的时空结构分析框架，通过“细读”小说文本中的文化秩序和历史内涵，确立鲁迅乡土小说文本的形式价值。3、以叙事学、文化社会学分析为基础，在鲁镇时空结构框架中对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作出崭新的阐释。
张仁竞[3]2018年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时空关系研究——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有四种时空体类型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故乡时空体,以沈从文作品为代表的湘西时空体,以赵树理作品为代表的解放区时空体,以莫言作品为代表的高密时空体。时间在时空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鲁迅的现实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话,到沈从文的循环时间,再到赵树理的民间时间,最后到莫言的绵延时间,时间无一例外都是作品的主导。乡土时间的凝滞导致的焦虑、无助,使他们的小说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色彩,也有一种企图把握时间的挫折感和面对时间的迷茫感。
关士礼[4]2008年在《师陀乡土小说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师陀一生共创作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体裁271篇文学作品,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大多数文学史着作以及专论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研究着作,或是对师陀只字不提,或是将师陀划归为京派作家一笔带过。师陀研究领域内部在师陀“是否京派”这个问题上,回答却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师陀的乡土小说从创作伊始就被刘西渭称赞有“奇特的风格”,然而70年过去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依然没有人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由夏志清和胡乔木两个有力平台对师陀小说进行了推介,依然未能改变师陀以无名状态存在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接受障碍”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说明师陀的无名状态不是其艺术成就不够的简单反映,而是关乎其小说文本本身的特殊性,关乎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化时空之间对话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以问题的集中发生地——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为研究入口,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能够回答的将不仅是师陀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对话关系中,揭示出超越师陀研究层面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和文化史现象。本文分别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化时空作为参照,以对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的分析解读和师陀研究成果中矛盾牵强、不合逻辑之处为研究重点,沿着层层深入,由末及本的研究路径,对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研究,以求挖掘出师陀乡土小说真正的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对师陀及其乡土小说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分四章论述。第一章是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研究。以往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个性的研究,都是通过将师陀部分乡土小说与“京派”、“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表象比附而得出结论,“是否京派”问题的长期分歧便与此直接相关。本文避开了这个以偏盖全,停留表象的研究方法,将目光拉回到师陀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共同根系和土壤中去,将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第一步,不是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能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被阐释,而恰恰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不能被合理地阐释,在师陀研究70年中,有些作品如何地一直被误读或者直接被无视。第二步工作,不是单刀直入地引入理论符码,而是把师陀乡土小说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这样既能确切地看清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强大的遗传性,又能清理出师陀跳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格局之外的那部分“异类”作品。第叁步,是把相同题材和情节的师陀小说文本与现代小说史上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发现社会身份、历史处境和人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师陀文本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指向,并形成了师陀自己的情节模式、主题范式及人物谱系,这些文本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独创。在传统的乡土小说研究批评标准中,它们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无法得到辨认,自然也无法获得文学史的位置。第二章的任务是借用理论符码为这些乡土小说史上“熟悉的陌生人”进行定性,以便揭示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本章由师陀具有独创性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虚无主题的一致性入手,发现师陀这一部分乡土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小说文本,且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在师陀没有可能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本影响的情况下,这是跨越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一次精神奇遇。借用存在主义理论符码对之定性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两个不同文学平台上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价值,存在主义视野造就了它们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全面超越,这种艺术独创的文学史价值已非鲁迅、沈从文两座乡土小说创作高峰所能覆盖。二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想象作为本土原创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中国传统史传体式中成功建构了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从中自然生发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其审美价值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纯粹性都非那些挪移西方哲学理念和文学模式、实验性大于艺术性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所能比拟。如果说第一章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是勾勒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个性的“形”,第二章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定位师陀乡土小说特殊的“形”,是捕捉其艺术个性的“魂”,那么第叁章的任务,则是挖掘其艺术个性的“根”。师陀的存在主义由何而来?又与以启蒙、革命为主潮的现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互动关系?本章由文及人,结合文本与史料,并以鲁迅、残雪、卡夫卡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动态和立体地分析了师陀与他所在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此完成了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和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得失的总检讨。研究发现,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的乡土小说文本复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大众性”本义,这是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也导致他脱离了精英文化板块而造成“无名”的焦虑,导致他向鲁迅“认父”性质的并不成功的文学创作模仿行为,为他的超前性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和艺术的代价。师陀的存在主义乡土小说作品创作发表于1934——1939年,为什么时经70年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识别?在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师陀没有得到辨识是个偶然还是理论逻辑上的必然?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师陀的存在主义才能够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无望村的馆主》在1983年的版本修改和主人公形象的非法性问题入手,分析了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内容实际上属于初期现代主义范畴和对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偷换式使用,而存在主义热也部分地表现为存在主义概念范畴的泛化和误用现象,甚至于将90年代初社会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文化格局中西方启蒙精神的合规律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回归误读为存在主义文化精神的出现,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因超前于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文化时空而不可能得到识别。进而,本文通过对世纪末两个畅销书作家笔下的“逻辑自杀”文本的采样分析,发现了它们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可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初步成型之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言性才能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
许心宏[5]2010年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文中提出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叁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叁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曹浏[6]2011年在《母题·视角·时空》文中认为仪式是将信仰付诸于实践、表达其宗教信念与体验的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运用的场合,不同的仪式其侧重点不同。仪式的进行能激发一种“集体记忆”的维持,重塑群体的某些心理。仪式叙事是指创作主体撷取民俗仪式场景及活动进行叙述的行为及其结果,是民俗叙事的一种。仪式本身具有叙事功能。仪式叙事在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中国20-40年代乡土小说中,就常常出现仪式叙事。仪式叙事在乡土小说中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论文以中国20-40年代乡土小说文本中的仪式叙事为研究对象,对仪式叙事的母题、视角以及时空进行分析论述。仪式叙事不是单纯的民俗标本描写,作家并不是为了写仪式而进行仪式叙事。仪式叙事中显现的献祭母题和隐现的狂欢母题相互交织,二者呈现的都是民间风俗仪式。献祭母题引发文本的悲剧意义,而狂欢母题则表达了自由与激情、讽刺与抗争。视角是小说家为了展开叙述或为了读者更好的审视小说的形象体系所选择的角度及由此形成的视域：仪式叙事的视角与小说家要表达的内涵、目的和审美特性相关,中国20-40年代乡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视角是童年视角和成人视角,在成人视角中又因为他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归来者视角和外来者视角。仪式具有过程性的特征,其本身包含着时空,仪式叙事也存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仪式叙事时间实际上是仪式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多种关系形态,仪式叙事的空间就是仪式场,它分为物理概念与精神概念的仪式场。物理概念的仪式场指的是仪式的场景和地点,属于地理性的空间。精神概念的仪式场是抽象的意志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封闭性。作为“他者”的仪式场之外往往是对应于仪式场出现。由于仪式场之外的叙事参与,它往往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闫宁[7]2010年在《民俗学视阈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重点。综观这一课题的研究史,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出两种学术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的关系上,探究他在思想、审美、学术几个方面对经典的批判和继承；90年代以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的关系上,探讨鲁迅在知识源流和精神品格上与主流文化的本质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官方文化(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处于传统文化结构体系的下层,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无论是文化经典还是主流文化都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它们都隶属于传统文化并占据一定的比例,但不能够概括传统文化的全貌。何况对下层民众国民性和文化心理的关注是鲁迅一生文学创作和文化生涯的重点,因此以鲁迅和上层文化的研究成果来回答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课题,显然不够完整,有以偏概全之疑。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学者察觉到这种学术失衡,开始在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研究上自觉地向民间文化偏移,主要成果有：1999年出版,陈方竞的专着《鲁迅与浙东文化》；2004年出版,由绍兴文理人文学院、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编写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2006年出版,由广东阳江市鲁迅研究会主编的《鲁迅与民俗文化》。这些研究成果都自觉地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鲁迅,在思想的深度和透视的广度都较前人有所拓展,但相对于鲁迅与民俗文化深广的文化空间,这种少数人的开垦显然是很不充分的。由此可见,以民俗视角来探索鲁迅与传统文化在学术界中并未形成统一的体系,相较于鲁学其他方面的丰厚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过于薄弱,过于青涩。这种不足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机会,它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个在学术层面再次言说鲁迅的可能性。论文试图将民俗文化作为研究重点,以所掌握的民俗知识作为理论依据,来整体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望能为这一课题作一份小小的贡献。民俗文化学是民俗学与文化学两种主体学科交叉而产生的一种复合视角,是由宗教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语言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心理民俗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符号学、文化哲学等多种理论共同建立起的多维视阈广场。民俗文化学理论的引入,能够发挥比较文化学和知识分子心理学两种视角的优点又能弥补其弊端：既有批判国民性的现代启蒙精神又去其独断性,既有心理探寻的细腻坚实而又去其狭小性。以民俗文化学视阈观照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以民俗文化为主体透视点来整体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透过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人情风俗、四时节庆、民间信仰与宗教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的民俗文化,显现鲁迅笔下复合着历史、社会、心理多种元素的民族文化缩影；以民俗学为中心、多学科混合交叉的研究方法使民俗文化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化场域,富含多种视界,能够为研究鲁迅复杂的文化行为提供多学科的混合交叉视角,研究者便于在视角的自由调换中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精神交接和碰撞,既能够宏观的整体把握又可集中的寻微探幽；研究过程中以动态的模式将鲁迅与民俗文化作为问题主体加以显现,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验证求解的过程：重新组合、排列前人已发掘的成果,同时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补充进去,在鲁迅流动的生命形态追溯中显现和考证两者的真实可靠性。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围绕“现代民俗学和鲁迅现代民俗观的发生”这一问题,在现代民俗学发生背景的追述中阐明现代民俗学发生的理论背景和文化要求。“国民性”和“新文学”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性”理论绕不开的核心,在知识分子对两者概念范畴的理解中,阐释它们在“现代性”理论中负载的重大历史意义,揭示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的重要文化语境。从鲁迅的社会文化活动、文学思维特点和语言改革倡导入手,深入探讨东方古民俗观和西方民俗理论怎样和谐的融合于鲁迅的民俗理念中,阐释在以这些民俗资源为依据参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鲁迅如何在继承中拓展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开放性民俗思想体系。第二章针对“鲁迅为什么对民俗发生文学和文化层面的兴趣”这一问题,依据幼儿心理学和民俗心理学两种理论,力图在对鲁迅故乡生活和留学生活的客观追溯中,展现故乡民俗对他的熏陶和其留学期间对民俗理论的亲近和自主消化。鲁迅对民俗文化的吸收接受过程也是他整理传统文化,将其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他在文学创作中关注民俗文化,创造性地运用民俗、改造民俗不仅是早期故乡民俗文化熏陶的结果,更是留学日本期间他为发展新文化,改造国民性寻找的一条现代化道路。第叁章以“鲁迅怎样借助民俗文化意象实现对个人情感和文化思想的表述”为中心,选取鬼文化意象、宗谱文化意象和水文化意象叁个侧重点,在具体观点和感性写作中揭示鲁迅对民俗文化符号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运用,所带给其创作和思想的个人性、民族性和哲理性。鲁迅对民俗文化的历史和心理两个层面意蕴的开拓颇有深度,在以这些意象为透视点审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打造出具有个人文化标示的意象体系。他能够在对民俗文化的审视中,将抽象的精神本质和具体的外在形象凝和起来,运用深广的想象和艺术的语言将民俗文化符号转化为文学意象呈现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象体系。第四章关注的问题是“鲁迅怎样将民俗和女性的关系运用到文化和文学创作中”,通过对鲁迅文学中与女性相关之民俗事象描写的梳理,阐释文化批判、女性形象和民俗文化叁者在鲁迅文学创作和文化表述中的秘密贯通和彼此照应。从对“抢醮”民俗的描写和反思中看到,鲁迅通过对“性别转移”话语的运用实现了在观照女性命运的同时,观照自己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并将叁者命运改变的支点落脚在经济权的争夺上。从身体理论出发,论述鲁迅从妇女缠足和服饰风俗中看到女性精神的禁锢和文化对她们身体的束缚是息息相通的,以管中窥豹之形式揭示妇女缠足和服饰风俗不仅是时代一景,更是妇女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小型展览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完成对《阿金》创造背景和创造环境的透视,在鲁迅乡土记忆和都市体验的对照中,在其前期创作文风和后期创作文风的对比中,将他一生民俗文化观的变迁以动态的方式标示出来。第五章将“鲁迅文学世界中是否存在理想”这一问题作为讨论的主体,在完成对鲁迅神话观理想内涵揭示的基础上,以《补天》和《理水》两个文本为例,分析鲁迅隐藏在女娲和大禹两个文化英雄形象中的积极民俗文化因子。女娲形象中不仅凝聚着新文化巨大的创造力和强韧的生命力,更深藏着鲁迅对理想婚姻和美好情爱生活的向往和诗意想象,解读女娲形象的过程也是解读鲁迅对民俗情爱图腾文化接收、改造的过程。大禹是鲁迅晚年为自己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塑造出的理想人格化身,在大禹、乞丐和鲁迅的外形参照中,点出鲁迅与大禹神貌的高度相似性,同时在大禹和帮闲者、帮忙者、扯淡者叁类知识分子的品性对比中将大禹伟大的精神品格凸现出来,照见鲁迅文学创作中尚存的理想光芒。论文最后以鲁迅的民俗思想为参照,考察当下社会对民俗文化研究的过热现象和汉文化安全问题,希望通过对20世纪初鲁迅一代文化人的文化观和文化态度的梳理,为身处文化大众化、产业化和世界化环境中的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一条有效途径来正确对待文化与经济、创新与继承、学术与利益的复杂关系。同时思考当下与未来的民族文化建设,启发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和世界的价值博弈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李国斌[8]2010年在《知识分子乡土话语的诗性之维》文中提出在历史的更迭中,乡土已具有了超过它自身存在的多重意味。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使这种意味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乡土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最大限度的集中了生活于底层的主体性缺席的乡民,他们动物般的生存境况赤裸裸地昭示出人生存的残酷性,并激发起对人应该如何如其所是的思考;作为一个文化场域,它积淀了乡土中国农耕文明的所有特性,有着古老文化自身衍变的韧性和封闭性,在和乡民的互动中巩固着自身,也使乡民的群体特征显得更为突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而言,它已经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记忆里。因此,乡土成了一个极具诗意的生存场域,而乡土母亲则成了漂泊于都市的知识分子内心乡土经验的诗意召唤。客观上使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大多采用了回望视角,这种回望是流寓于都市的知识分子在经验了城乡两个时空之后的回望,其回望姿态本身就充溢着诗性。于是我们发现,在对乡间死生的冷静审视中还有诗意时空的营造,甚至有的作家完全沉浸在了自己创造的诗意化时空里。具体到乡土小说文本中,其诗性维度表现在:对乡土现实人生生存境遇的情感关怀;以现实乡村的鄙陋与生存困窘为背景重温过去的情感时空,尤其是对童年旧梦的重新补缀;和对乡土诗意人生的想像性营构。综合这些诗性的呈现形式,不难发现,这个时期乡土小说的诗性最终指向的是人,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对人的本然性存在的不断寻找以及想像性营构。因此,在诗的本体论上,人成了诗性承载的终极目标。基于此,本文分为四章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章从总体上概览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第二章从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回望视角来观照乡土小说中诗性的表现形式;第叁章则从知识分子不同的时空经验和生存体验来观照乡土叙事下人的存在,在诗意人生的哲学层面上探讨诗性的最终指向;第四章是在诗性维度下对乡土小说文本做简要分析。
易瑛[9]2010年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叁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罗关德[10]2007年在《鲁迅乡土小说叙事的时空二重性》文中提出鲁迅开创的以知识分子寻找文化家园为旨归的乡土小说,在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叙事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强烈冲撞,鲁迅为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叙事上营造了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时空关系。从而拓宽了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视阈。并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获得了宏阔的象征指向性和历史寓言性。
参考文献：
[1]. 作为艺术形式的“鲁镇”时空[D]. 毕绪龙.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鲁迅乡土小说的时空形式意义[D]. 陆香君. 天津师范大学. 2004
[3]. 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时空关系研究——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中心的考察[J]. 张仁竞.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8
[4]. 师陀乡土小说新论[D]. 关士礼.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5]. 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
[6]. 母题·视角·时空[D]. 曹浏. 湖南大学. 2011
[7]. 民俗学视阈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D]. 闫宁. 山东大学. 2010
[8]. 知识分子乡土话语的诗性之维[D]. 李国斌. 山西师范大学. 2010
[9]. 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10]. 鲁迅乡土小说叙事的时空二重性[J]. 罗关德.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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