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语文教育理念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理念论文,语文论文,行知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教育实践硕果累累。其“生活教育”理论不仅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我国目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源于他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可以说，陶行知创造性地继承、改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使之更为先进合理，也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具体说来，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改造为“生活即教育”，认为“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①，以更先进的理念指出了教育的依托；将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改造为“社会即学校”，主张“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②，以更开阔的视野拓展了教育的资源；将杜威的“做中学”改造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③，以更科学的定位阐明了教育的方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贯通中西，又更接地气，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中有不少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观点，这是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宝贵财富。本文试图对陶行知先生渗透在“生活教育”理论中的语文教育思想作一管窥，梳理其主要观点，或许有助于审视当今，使语文教育工作者获得教益。
一、“大众语文”，服务生活
陶行知主张文化（包括语文）为大众服务，因为大众是生活的主体。他认为，“大众语文是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④。他倡议“兼办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照中国现在社会的情形看来，我们要特别的多设平民读书处”⑤。他批评“有些人把文化当作装饰品看待，以为大众用不着这个东西”，主张文化与大众“行动与思想”紧密结合⑥。先生十分重视语文教育的普及，而普及的“出路就是近年提倡的易写易认的新文字”，“尽量采用简笔汉字、拉丁字母，双管齐下，以减少识字困难，使人民特别是边民易于接受教育”⑦，他强调“大众文字的解放是大众文化的解放的钥匙”⑧。
在陶行知看来，基于“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之上的语文教育，当然应该走进生活，面向大众。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要求教育服务于生活，生活与教育相融相通，其语文教育的基本观点就是语文能力必须首先在生活中得到运用。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中提出生活教育的六个特点，前三个分别是“生活的”“行动的”和“大众的”。在《育才二十三常能》中，他将会当书记（包括写社交信、做会议记录等）、会说国语（包括会话、讲解、演说等）、会查字典等列入国语课的学习目标。显然，这是一种生活化的语文教育。事实上，追求“向前向上的生活”，离开必要的语文能力就是空话。
陶行知所批评的旧教育脱离生活、脱离大众的问题，当下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别看我们有些学生能够写出一些或辞藻华美或故作深奥的文章来，但有相当多的人对于日常应用文字却十分生疏，生活中需要的文案往往拿不出手，如写请假条、留言条、招领启事、书信等，不是格式上存在问题，就是语言不够得体。难怪社会上对语文教育的意见一大堆，反映最多的是许多学生的语文能力“中看不中用”。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语文教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走，高考怎么考，教师就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不可否认，在高考时取得优异成绩是学生的最大愿望，但这不应是语文学习的全部目的，语文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运用，是将学到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生活。因此，语文教育工作者要解除束缚学生思想和手脚的枷锁，让学生真正从“题山题海”中解放出来，认认真真培养“大众普遍需要”“生活中常用”的语文能力。
二、“用书”“做人”，文道统一
1923年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千字课》，“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这部书的宗旨有三：“（一）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和态度；（二）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三）培养继续读书、看报和领受优良教育的基本能力。”这里的“精神和态度”是人文性目标或精神思想、情感态度方面的目标，后两点说的是工具性目标，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得到了明确体现。
一方面，陶行知毫不讳言语文的工具性。“生活教育”必然强调语文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是生活中许多事务需要语文能力（如写演讲稿、调查报告、总结之类，即兴演讲，口语交际等等），二是语文素养的提高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文艺鉴赏能力就关系到生活品质）。其“大众语文”就是要使语文真正成为民众生存、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基础工具，如先生说：“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⑨另一方面，陶行知认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⑩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千教万教，叫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显然，这是主张文道统一的。在他看来，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应该“发挥国民性的优点，补充国民性的缺点”，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公民和读书的精神合在一处”。同时，对“精神和态度”的培养，应该是渗透于无形的，比如，“用故事的方法，使平民读一课之后，看看某人很好，自己就自然而然的愿意做那人；看看某人很坏，自己就不愿意做那种人。”(11)国民需要治穷、治贫，更需要治疗精神贫血，“大多数人都饥荒极了，不但肉体上，而且精神上”(12)。
反观我们现在某些地方、某些老师的语文教学，走向了两个极端：或是泛人文主义、狭隘道德主义，将语文课上成泛化的文化介绍课或思想政治课，抛却语言基本功的扎实训练，凌空蹈虚，漫无边际，“华彩背后是空洞”；或是拆卸七宝楼台，片面、孤立地进行技能训练，导致精神缺位（后者因应试教育而表现尤甚）。表现在写作上，就是徒有华丽的装腔作势的语言，却思想贫血、灵魂苍白。总之，本该是文与道有机合一，却成了油水分离，必然顾此而失彼，甚至两皆失之。眼下，我们的人文领域缺少独创性的成果，缺少思想大师，当下“文道统一”尚未完美融合的语文教育怕是难辞其咎。因此，回到文道兼顾的轨道上来，是一件看似不难却需语文界同仁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大事。
三、“随手抓来”，开拓资源
大众化的“生活语文”的外延遍及人生和生活，所谓“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13)。陶行知对育才学校文学组的学生说，“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绉绉的样子……当我看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都写得出名字和样子。”(14)这与孔子提倡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一脉相承的。陶行知认为，“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致于偏狭”(15)。
“生活语文”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社会为辅助性课堂。陶行知在《谈社会大学》中，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为例，说他培养雅典青年学生时“街头市场就是课堂”，“他在市场上走来走去，与雅典青年辩问”。陶行知还特别欣赏孔子与学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随兴畅谈的学习方式，这正是所谓“读活人的书，做活人的事，过活人的生活”。与大语文观相应的是大资源观，他认为既然是社会大学，“书不够，整个重庆市的图书馆我们都可以去看，朋友的书，彼此之间也可以交换着来读”(16)；“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17)。总之，陶行知主张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会的学习资源。
反观今日应试教育大环境下的语文教育，格局是何等小家子气。我们的学生大多局限在家庭和学校这“两点一线”中，更有所谓封闭式管理，“两点一线”只剩下学校这条线了。寒暑假、清明、中秋、国庆、周末等节假日本是学生接触社会的最好时机，却被不少学校用来补课，何谈利用社会学习资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根本做不到。至于将课堂向街头市场延伸，适度生活化的自由教学方式，将公共图书馆纳入语文教学资源等，则近乎奢望。就说这图书借阅吧，连学校的藏书也尽量限制学生借阅，无他，怕课外读物占用非语文科的时间，影响“整体效益”。我们的语文教育现状，与陶行知的理想实在是相距很远的。推究原因，不在条件限制，而在作茧自缚，用陶先生的话来说，是“将教育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如同一个鸟关在笼子里”(18)。
生活是语文赖以生存的土壤，如果脱离生活，语文教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他把教育的特质分为“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世界的”等几个部分，指出“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19)。处于网络社会和资讯时代，让我们的眼界和视域超越前贤吧，至少也应该追步陶行知的教育理念。
四、“五大解放”，活化方法
理念支配行动，思想决定方法，信哉斯言！陶行知一向注重教法与学法。关于教法，他反对填鸭式教学，对“像从前蒙童馆里的冬烘先生拿《大学》《中庸》把小朋友当小鸭子硬填”(20)的陈旧方法十分反感。他指出：“谁个要在学生需要之外悬立目的，超出学生自愿容量去灌注教材，一心一意指望学生们快快的照他主观的模样长成，使他和他的主顾可以享受，只须如此，他便是在办填鸭教育。”“填鸭可以填死，被人填死的学生有多少啊！”(21)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文化解放》中，陶行知专门谈到“方法的解放”。他认为“传达文化之方法……有三点最要解放”：一是“灌注的教授法最要不得”，提倡“相互之自由讨论”；二是“知识封锁也要不得”，“应该即知即传”；三是“教而不做，学而不做”要不得，“要在行动上来推进”。用他本人的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22)说白了，就是反对机械灌输，像叶圣陶先生主张的那样“授之以渔”。
填鸭式教学的弊端在于被动接受，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就得让他们动起来。因此，陶行知提出以“做”（实践）为一切教法的核心，即“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23)。他在《育才二十三常能》一文中提出“初级十六常能”和“高级七常能”，凡是与语文有关的常能（会当书记、会说国语、会查字典、会临时讲演等），都要求学生争取一切机会多做、多实践，如“在国语课和社交活动时及集体活动中学习”，“在国语课、演说会、讨论会、早会、晚会、一切集会与人接谈时，随时留心细听，学习善国语的先生同学的发音、语调”，“在公民课或社会课及一切集会中学习”。在提到“会担任翻译”这一涉及“异语转换”的高级常能时，陶行知要求“在实习外国语课，极力争取会话练习，外宾至时，及与外宾做朋友中学习，交谈中学习”。“会临时讲演”被列为高级常能，他要求学生“在平时各种演说会、欢迎会、送别会及指定代表出席参加各社团纪念会中学习”。一句话，就是主张充分地利用和创造一切“语文环境”进行相关的能力训练。陶行知曾经举例说，一位受了八个月私塾教育的农人，原来一封信也不会写，但经过两个月的“新启发”之后，能死字活用，写出了五万字的“生活的农人文学”。事实证明，捕捉和创造机会训练，围绕着“做”去学习，效率一定会很高。
在教法与学法之间，陶行知更重视学法。他十分强调读书学习要“活”，反对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24)的“书呆子”，认为要真正把书读活，就得多思好问，善于质疑。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强调“问”对学习的重要性：“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25)陶行知还认为“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书既不可以全信，那末，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26)。
无论是教法还是学法，陶行知眼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解放学习者。他认为，读书学文要做到“活”，就必须实现“五大解放”，即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嘴巴、空间、时间(27)。解放“双手、嘴巴”，旨在调动多种感官，提高学习效率。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其中的另外三点：“解放小孩子的头脑”——“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会……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时间”——“给儿童个体学习，活动的自由时间”。(28)我们的语文教学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大脑钝化、固化、僵化，过多占用学生个体学习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使他们成为束翼之鸟。如果语文老师真正做到了在彻底解放学生的同时也彻底解放自己，那就可以“一术胜百术”，使我们的语文教学真正迈上新的台阶。
纵观上述陶行知语文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强调语文的社会功用，强调人文性目标和工具性目标的和谐统一，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开拓语文学习的资源，强调交给学生“钥匙”，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一言以蔽之，强调“实践”，这是他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是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命题在语文教育方面的集中体现。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9)陶行知的语文教育主张与课标所提语文课程性质是一致的。在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重温陶行知的谆谆教导，无疑有助于推进我们的语文教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②陶行知，《生活即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第153、15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③（20）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陶行知教育名篇》第176、17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6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陶行知，《平民读书处之试验》，《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8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⑥⑧陶行知，《中国大众教育问题·文化解放》，《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61、46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⑦陶行知，《民主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第33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26）陶行知，《读书与用书》，《陶行知教育名篇》第227、228-22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⑩转引自百度文库《陶行知名言·教书育人篇》，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792ac81252d380eb62946d44.html。
（11）（12）（14）转引自郑国民，《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学语文教学》1995年第4期。
（13）（15）（18）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答操震球问》，《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04-50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16）陶行知，《谈社会大学》，《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62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17）陶行知，《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陶行知教育名篇》第24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21）陶行知，《填鸭教育》，《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41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22）陶行知，《育才十字诀》，《陶行知全集》第1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23）陶行知，《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2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24）陶行知，《说书》，《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29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25）（27）（28）陶行知，《创造的儿童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第323-32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29）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