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战略决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次战略性的大转变：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
经历了十年内战以后，要实现这样的大转变谈何容易。在十年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的创痛和仇恨是很难淡忘的。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一时又令人难以捉摸，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一心想消灭共产党。这样两个党要实现和解和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经过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旅程。
看起来似乎难以想像的事情，最后终于变成事实。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作过细致的论述。（注：有关抗战前后国共关系研究的著作可参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本文想着重从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过程的视角，作一点探讨。
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如果要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应该从更早说起。为了节省篇幅，本文选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为考察的起点。
为什么选择1935年最后几个月作为考察的起点？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要把华北纳入它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沉痛呼声便是在这时喊出来的；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刺激下，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浪潮蓬勃兴起，民众广泛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们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由于自身统治遭受严重威胁，开始酝酿改变对日政策；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已经发表。这些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离开这个大背景，什么问题都无法说清楚。
本文准备着重考察的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演变，自然不能不先来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的具体处境。
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一直遭受着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多次从千钧一发的险境中冲出来。它所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时，它同外界的联系又几乎全被切断，能够得到的国内外信息很少。在这种状况下，中共中央没有可能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刻提到重要的实际工作日程上来。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先后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确定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局势陡然发生逆转。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人数只有不多的几千人，先行北上。下一步到哪里去才能站定脚跟，一时并没有把握。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南部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他说：“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51、152页。）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会上也说：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注：《张闻天文集》(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565、566页。）
俄界会议这个决定很值得注意。变更原定在川陕甘创造根据的战略方针，准备“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情势是多么险恶。
但出乎意外，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乘虚抢占天险腊子口，突入甘南开阔地带。18日，红军到达宕昌县。在这里，收集到一批天津《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等，得知在陕北已有徐海东、刘志丹等很有战斗力的红军和大片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虑。27日，陕甘支队继续前进到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把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毛泽东在二十多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改变了，因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
毛泽东曾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注：《忆徐海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既是对徐海东的赞扬，也是对整个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赞扬，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立下的，确实是“大功”。
10月19日，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随后同陕北红军会合。这两支红军合组后，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番号。2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宣告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胜利结束，二是提出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口号。张闻天在会上说：“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到达某一苏区，长途行军就是完结了。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注：《张闻天文集》(2)，第1页。）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形势环境均已改变，我们应接受新的形势来工作。”“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他又说：“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昨日捉到东北军俘虏，发二元钱回家，(他)说东三省、热河失去，回什么家！于学忠发宣言，声明退出东三省是上级命令。反帝革命是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围(剿)的客观条件。”（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一个大变化是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有这样一个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个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其他自然都顾不上。而他们能在这时提出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口号，又同他们来到接近抗日前线的北方地区、能得到更多信息直接有关。从此，“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二 瓦窑堡会议
1935年最后两个月，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加紧侵略华北又跨出新的重大步伐，国难更加深重；另一件是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占华北，蓄谋已久，早已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心。这年11月中旬，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军方导演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谁都明白，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府，处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限他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宋哲元等在19日密电蒋介石报告：“北方情势，已甚明显，似非少数日本军人自由之行动。日来应付极感困难，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政权(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1页。）24日，土肥原策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两天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政权(2)，第186页。）华北上空阴云密布，仿佛又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
民族生存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对国民党当局一再对日屈服退让极为不满。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它像燎原的烈火那样，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迅猛地向全国各地展开。民众的觉醒和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抗日救亡的任务自然地被提到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张浩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到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这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浩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日益猖獗，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着重讨论的是欧洲问题，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也说道：中国共产党要“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92页。）为了尽快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之间在红军长征期间中断的联系，不等会议结束，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就派张浩回国。他经过长途跋涉，在11月18日或19日到达瓦窑堡，凭记忆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中共中央产生重大影响。它同中共中央在实际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必须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要求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机关11月7日从吴起镇迁到瓦窑堡。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这时张浩还没有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宣言》还写道：“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4、575页。）《宣言》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要求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显然已包含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中国实际情况所要求的。
29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因为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没有能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张浩已来到瓦窑堡。张闻天在会上的报告中，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国面对的现实，着重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紧了。”“在目前形势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仅有工农群众、大学教授以及某些派别的资本家，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人对日本侵略不满意。广大阶层参加到民族战线中，许多人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加广泛。”他强调：“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过去，中国共产党看重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时提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是一个重要变化。在结论中，张闻天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作了更多的阐述，说：“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团结起来向革命进攻，小资产阶级消极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力量散了些。在这些条件下，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形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在军阀中也有分化，有的动摇、中立或对我们同情，我们有坚强的苏维埃、红军及广大的群众拥护，党的力量也比以前加强了。在全国提出的两条道路问题更清楚的提到群众的前面。这样，就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这个策略是可以实现的，抗日反蒋必须很好的运用这一策略。”（注：《张闻天文集》(2)，第16、18、20页。）刘少奇在会上说：“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上层领导同志甚至都犯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注：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29日。）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从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会议开始后，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04、618页。）
23日，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军事问题，由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行动上，他主张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陕西，包括扩大红军、完成渡河准备等；第二步是在山西，准备用六个月(2—7月)，依情况延长或缩短之；第三步在绥远，时机看战争情况及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形决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3、415页。）
为什么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突出课题的时候，要讨论东征的军事行动？那是现实的需要。第一，它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需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虽然已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但陕北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封锁和围困，如果不积极向外发展，只是消极地坐待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很容易陷入难以持久的不利处境。要向外发展，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比驻在陕北以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弱，打起来较有把握；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比陕北以西和以北都要富裕，便于红军的发展；晋绥部队还有一部分已进驻陕北的吴堡、葭县、绥德、清涧一带，进攻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将这部分军队调回山西，扩大并巩固陕北苏区。第二，它又便于红军投入抗日的实际行动。那时日本已在河北增兵，并策动伪蒙军向绥远侵袭。东征山西，可以东入河北或北转绥远，“对日直接作战”。张闻天在讨论时说：“我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到了山西，就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以便来组织抗日的民族战争。山西环境与陕北亦有不同，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注：《红军东征》(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4、45页。）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在这种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而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进一步分析道：“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53页。）
这篇讲话，更透辟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明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预见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还需要提到，它又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出决定。只有到了这时，才有可能进一步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只有两个多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东征山西的部署和准备；并且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作出通盘分析，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对关门主义，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大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极不容易的。
自然也要看到，中共中央当时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上层统一战线，都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主要的口号是“抗日反蒋”，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头子”。这并不奇怪，且不说十年来国共之间的生死搏斗留下的深重伤痕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在此前他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放弃热河和签订塘沽协定，再到所谓“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对日本侵略者一直是步步屈辱退让，而看不到国民党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奋起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又正在继续调集重兵，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举消灭在陕北一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能提出“联蒋”的口号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问题，从双方来看，都需要再经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才能得到解决。
三 东征和晋西会议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瓦窑堡会议的决定，突然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凯丰、张浩等都随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东征红军进入山西后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使用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表布告：“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注：《红军东征》(上)，第123页。）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体现。
在这期间，整个局势进一步变化，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重要而微妙的变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力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1936年1月13日，日本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提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宣称：“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1页。）2月26日，日本部分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事后由广田弘毅担任首相，蛮横而不可一世的军部牢牢控制了日本中央政府，战争气氛更加浓重。
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群情日趋激昂，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成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国民党上层的政治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有了更多可能。
驻军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四十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注：詹姆斯·贝特兰：《中国的新生》，林淡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19、220页。）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中共中央在实际接触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便把“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张学良和东北军身上。他们让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秘密商谈合作，取得很好的效果。驻在关中地区的杨虎城部同中国共产党也早有联系。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同样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实在太大，已超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正如蒋介石不久后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社会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也对它形成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以后有一段话，把他这种内心变化刻画得十分清楚：“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注：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第59、62页。）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他加强同苏联的接触，在国内也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找寻中共的关系。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先后找到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的吕振羽和上海地下党派出的张子华会晤，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早将这个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找到有着牧师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董健吾，要他送一封信到陕北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这显然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张子华与董同行。2月27日，董、张两人到达瓦窑堡，会见博古。3月4日，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注：洛甫、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转周继吾(董健吾)的电报，1936年3月4日。）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高层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接通了。当然，这种联系只是初步的。双方都在相互试探，彼此都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3月间，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由刘长胜带回国内，送交中共中央。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同南京当局接触中的重要情况。这两件事都是牵动战略全局的大事，需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及时作出决断。
3月20—27日，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六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晋西会议。会议有两项议事日程：一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二是研究目前战略方针。很可注意的是：第一，这些会议是在紧张的行军过程中进行的，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点：20日在交口县大枣郊上贤村，23日在隰县石口，24、25日在罗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楼附近。第二，参加会议的，除在山西前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外，原来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也赶来参加。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
前三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首先由张闻天作报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注：《张闻天文集》(2)，第83页。）这就把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点明白了。
讨论中，大家同意这个报告。毛泽东发言中表示：瓦窑堡会议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他说：“要提出停止内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时机’应改为‘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在革命策略上，“我们的任务，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多数。”“我们要谨防扒手，但第一是应开大门。”“政权问题，主张苏维埃当然是对的，但(哪一个)对全国更好，就用那一个。在华北，一般的用抗日政府较好。”谈到“联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故(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张浩说：瓦窑堡会议时，政治局并没有因为我传达不充分而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不了解，反而能具体讨论了问题，与国际决议精神符合。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主张：“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只打一个，就使主要敌人孤立。”（注：张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彭德怀说：“十二月决议在现在事实证明正确。未过黄河之前，对山西群众的估计不如现在。这里比(中央苏区的)广昌、石城之间还好。学生运动之激烈，刊物之左倾，表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开展着。”“怎样促成抗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的实现？要定出具体口号，站在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要分裂统治阶级的力量。统治者有一部分同情我们，一部分反对我们，要分裂他们，才能促成统一战线。”（注：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4日。）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更趋明朗化和具体化，“停止内战”的口号已经提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种力量开始按照是否赞同抗日而区别对待，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可考虑改称抗日政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说明党的战略决策仍处在逐步形成的过渡阶段。
第一个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尽管蒋介石通过多种渠道在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政治试探，董健吾、张子华还拿着南京政府的证件来到瓦窑堡，但这毕竟只是接触的开始，对南京政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何况蒋介石又在3月24日委派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率领关麟征、汤恩伯等部重兵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黄河以东。因此，这次会议自然不可能把蒋介石立刻列入联合对象之内。会上“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提法，特别标出“人民”二字，也表明这种保留态度。但会议没有提“抗日反蒋”，而是提“抗日反卖国贼”，包含着一层意思：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那就不是“卖国贼”了，不再是反对的对象；如果他采取相反的态度，“反卖国贼”自然也成为“反蒋”的同义语。张浩在讲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后又说了一句：“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表明这里是有意识地留有余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董、张接触后在口号上的调整。张闻天在作结论时说：“有反动派来谈判，我们应说你抗起日来，苏联会帮助。全中国群众看到苏联是好的。故恩来说讲此问题时，要他们表示抗日诚意，这是对的。”（注：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3月24日。）这也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关键是看他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抗日诚意”，他的下一步行动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是否要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十年内战时期中共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它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容易很快下决心是很自然的。特别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真正形成时，更不可能轻言改变。张闻天在报告中笼统地谈道：“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家更多倾向于不宜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以免脱离农民群众。博古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违背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土地革命服从民族革命？如了解为‘低一点’则不对的、不适合的。”“有人以为‘着重土(地)革(命)，将使我们与反帝群众脱离’。他未想‘群众’是谁。我们恰恰是在群众中依照民众的程度与力量，领导到土地革命。当然土革不是在任何地方简单化，但我们的立场应坚持。”（注：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周恩来说：“现在土地革命的开展，正是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农民总是要走上土革，是否推迟之使会利于民族革命？党不是勉强制造，亦不是做尾巴。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要地主资本家全部而不要农民。对于抗日地主可以优待，而不是不动其土地。”（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王稼祥说：“不发动土地革命，主要人口之农民不能吸收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注：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4日。）会议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
大革命失败时，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十年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个总方针，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人们的思想总容易有惯性。因此，新形势下，在处理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如何对待土地革命这两个问题上实行大的转变格外慎重，是可以理解的。
晋西会议的接着两次会，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方针应该是：“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应进攻，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则应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他批评李德，因为李德不久前写了一个《意见书》，里面说：“转到战略的进攻，我们还非常之弱。我们的转入进攻是过早的，且在将来行动区域中的政治准备不充分，应当注意这两点。”《意见书》还提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迎外蒙的条文”，他担心的是“(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注：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讨论中，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周恩来说：“发展问题：迅速直接作战之下规定计划，以华北为抗日战场，现在进行山西第一时期的计划。以后计划看形势来定，现在是进行山西作战。”他也批评李德《意见书》：“其整个估计，右倾出发。过去错误根源的未认识，及对红军此次行动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这不但是单纯防御，而且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6日。）
晋西会议最后一天，讨论外交(统一战线)问题，仍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对情况的估计，第一条就是“国民党破裂”：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反动路线，现在与将来暂不改变”(说“暂不改变”，多少留了余地)；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是“昨天的民族反革命，而由于日本之压迫与民众的压迫，开始变成民族改良主义”，左翼如宋庆龄、中小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诚意联俄联共，自信能打日本，在我们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革命”。他特别指出东北军的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其策略：借助我们与苏联回东三省去。这种情形将来向两极分化。”报告提出的方针：“不但要把‘民改’与‘民反’区别，在外交进行中亦应区别。而且要把‘民改’之左右派区别。”对报告中几次提到的“民族改良主义”，中共中央曾有一个解释：“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让步与利益，或斗争更进一步深入时，他们就会动摇，妥协以至投降叛变，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实质。”（注：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1936年2月3日。）
晋西会议后，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已回瓦窑堡的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10日，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取得良好的效果。
5月2日，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对红军大举进攻，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一方面主力开始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渡完，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
四 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后，又发动了西征。为什么要发动西征？只要看一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四周的形势，就可以明白。那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需要巩固和发展。在它的南面，中国共产党同驻防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秘密联系，两部官兵都不愿同红军作战；东面的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再以大量兵力进入陕北“剿共”；因此，这两个方向的战线比较稳定，而西面和北面是国民党军队兵力较为薄弱的方向。5月18日，中共西北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的命令，由彭德怀率领红军1.3万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向西北方向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攻。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一是巩固并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二是争取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三是策应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但和东征不同，中共中央没有随西征军行动。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发展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新的严重步骤，一是增兵，二是走私。他们“借口保侨，增兵华北。于5月1日宣布以田代皖一郎为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增加兵额约六千名，连同原有驻军达八千余众，于沿平津铁路之杨村、马厂等地分建营房，并设旅团司令部于北平，违反‘辛丑条约’限制驻军员额之规定，严重侵犯我国之主权。”（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93页。）在日军控制冀东地区后，走私活动日趋猖獗。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间，中国关税损失达2500万元以上；而1936年4月一个月的损失就达800万元，相当全国关税收入的1/3。华北风云更加险恶。南京政府除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交涉，并由外交部提出抗议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第二，南京政府再度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他们把红军西渡黄河视为已“遭受重创”，可以乘势“进剿”。中央红军主力又已出动西征。5月26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28日，中央军关麟征、汤恩伯等部由山西渡河，进入陕北的清涧、绥德，准备大举进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一时险象环生。这也是中共中央一时难以下决心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挽救更加危急的民族危机，打破南京政府企图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图谋，成为放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刻，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打起“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6月2日，他们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突然发出通电称：“时危势亟，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注：《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1936年6月15日。）4日，陈、李等通电“北上抗日”，桂军四个师开入湖南境内，矛头实际上对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两广事变的发生很突然，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所掌握的信息更十分有限，但局势却要求它必须很快作出反应。两广事变的旗号是“北上抗日”。在南京政府正准备对陕北大举进攻的时候，两广事变迫使它不能不分兵南顾，这多少减轻了陕北的压力，自然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起初，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曾作出比较乐观的估计，抱有较大的希望。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他说：“陈济棠自己称抗日革命军，并电蒋北上抗日，总的口号表现抗日的、革命的，这是我们应有之估计。”“全国抗日运动将因此而推动，可以利用这次事变将运动推动到广大范围及更彻底道路上去。”（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6月12日。）毛泽东说：“西北是抗日大本营，西南发动对西北起了大作用。”“前途：蒋是否能战胜两广？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压倒广东，这次内战带若干革命性质，但两广压倒蒋，暂时亦难做到。”博古说：“广东事变是日本更进一步并吞华北所引起人民抗日的一个标志，表现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张闻天说：“两广是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左倾分子到两广是人民阵线的开端。”但政治局会议也多少注意到两广事变的消极方面。王稼祥说：“西南行动政纲我们不清楚，但内部有左的及右的，同两广要联合，但也要善意批评及建议。”张闻天说：“两广事件发动有很大弱点，弱点在发动领袖。”（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作结论时也讲道：“西南事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发端，但运动不发展扩大，有可能妥协软弱下去。”（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6月12日。）同一天，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作了充分肯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页。）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时，态度更冷静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南事变，发动是抗日革命军，故系进步的。第二，它因受帝国主义之操纵及阻止群众斗争，我们立场应该是以进步的革命的建议批评，使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力量。”（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6月14日。）也就是说，已经多少觉察到对两广事变还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把它看作已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加上共产国际对两广事变并不肯定，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估计，并且把原来的态度作为教训来总结。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报告中说：“对蒋(向陕北)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对西南问题，他发表抗日宣言，我们拥护是对的；但在他挑拨内战上并没有严厉的批评是不对的；对于他没有在广东、在军队中发动群众，我们也没有严厉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好象袒护了西南，丧失了我们的立场。在发动西北抗日战争上，我们应接受这一教训。”（注：《张闻天文集》(2)，第147、148页。）
这里所说引起中共中央态度变化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公开表明对日政策有明显转变。
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发生后决定召开的。召开的原因，一是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等事实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更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觉得需要加紧应对的准备；二是两广事变反映出国内以至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民众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在国民党内也需要统一认识。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表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应付当前的事势”，是“一个国家根本大计的决定”，“不但我们任何个人不敢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随便决定，就是中央常会所有负责的同志也不敢随便来断定”，所以需要召开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对以后的方针有一个决定和指示。在此困难严重的时期，这个会议关系国家前途甚为重要”。（注：《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全会相当看重。
本来，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宣言中已曾提出：“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这里已表露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但话毕竟说得很笼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隔了半年多，到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话就说得明白多了。他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表示要把“所谓最低限度的解决明白说明一下”。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04、305页。）日本对中国实在欺侮得太狠了。像这样的硬话，蒋介石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在如此重要场合公开说过，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感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时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中共中央稍后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重要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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