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口史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1995年以来，该领域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一些关于中国人口的通史、断代史、区域史著作纷纷出版，一大批专题论文频频问世。初步统计，三年共出版有关论著8 部，发表论文150篇。现将这些重要成果介绍如下。
一、论著及总体研究
1995年以后中国人口史论著出版较多，其中不乏精深之作。由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分著的六卷本近300 万字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 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该书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规律。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在史籍记载人口数字的基础上，对历代人口发展进行了重新估计。该书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每一王朝人口发展并不存在上升——停滞——下降这样一个统一模式。王跃生的《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探讨了封建社会的户口管理政策、婚姻政策、生育政策、家族及宗族政策、老年人口政策、人口迁移政策、人口职业政策、流民政策、民族人口政策等，并且分析了人口政策的类型与特征。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2 月版），以人口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为主线，探讨了从前工业社会到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变化及其规律。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进行了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借鉴了人口统计学、 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两湖移民的过程、路线、动因、类型、地理特征。同时又探讨了移民与人口、移民与经济、移民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深入地探讨北京人口史的专著。全书客观地将北京历史人口放在古都北京这一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研究，体系完备、思路创新，是本书的重要特点。另外还有杨子慧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涉及到了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口数量、人口增殖与生育、人口死亡、人口素质、人口构成、人口分布、城镇与乡村人口、人口迁移、婚姻与家族等方面的内容。《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了葛剑雄、 曹树基等人对此书的评论性文章。
近三年来有关中国人口史总体研究的论文大量发表，其中人口迁移方面的有朱国宏《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人口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近代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之所以能够发生， 具备了迁移有“推力”、“拉力”、中介条件和迁移者等因素。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与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 以主流移民为标准，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先秦、秦至两宋、元明清，近代四期，并对每一时期主流移民的活动区域进行了研究。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 期）也作了有关论述。此外，徐平华《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是引发社会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韩光辉发表了《论中国古代人口增殖政策》（《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指出封建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如古代放奴为良、 增加编户、婚嫁以时、鼓励生育、抚育幼稚、养赡老弱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人口的增殖。
民族人口研究是较新的领域，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曹艳英、余元子《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人口学刊》1997 年第2期），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人口迁移以政治迁移为主，同时也有经济根源，迁移目标基本是南移和西迁。王治来《历史上汉族人口向西北边疆的迁徙》（《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 运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对历代汉族人口向西北边疆迁徙进行了详细论述。王龙耿、沈斌华《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1世纪—17世纪中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7世纪中叶—20 世纪中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探讨了11至20 世纪蒙古族人口数量变化，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该方面的论文还有石朝江《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金元石《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
地方人口史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李寿、苏培明《云南历史人口述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略述历史时期云南人口的演变情况，并据史实驳正了某些记载的不实。李怀荪《古代移民与湘西开发》（《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 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郑生勇《郑州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 期）均就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二、断代人口史研究
先秦。先秦时期的人口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人口考证方面，有藏知非的《战国人口考》（《安徽史学》1995年第4 期）和韩光辉的《齐都临淄户口考辨》（《管子学刊》1996年第4期）。 前者根据军队数和户数进行推算，得出了政府户籍簿上的人口数，同时又考虑到了隐漏人口、奴隶和少数民族人口，认为战国实际有人口应在2542万左右。后者提供了分属春秋、战国及汉初三个不同年代临淄城市户口规模。赵发国发表了《先秦齐地人口迁移试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1期），叙述了夏之前、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地人口迁移，并且分析了移民对齐地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秦汉。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1996年第5期），利用了西北出土的《居延汉简》， 认为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脱籍与迁徙的禁限，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束缚在政府手中。赖华明《论秦汉移民及其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认为秦汉移民以其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特点著称，成为秦汉统治者拓展疆域、巩固政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特有社会现象。林其宝《略述远古至汉代的人口分布》（《人口研究》1995年第4期）， 提出远古至汉代人口分布呈现出广泛性与不平衡性的特点，这是自然环境不断变化和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的结果。他在另一篇论文《远古至汉代人口数量变化浅析》（《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2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魏晋南北朝。有关人口数量的考证，仍是这一时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指出《晋书·地理志》西晋太康初的户口记录，不是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作者认为如加上佃客、部曲等荫附户以及官私奴婢、兵户、吏户、流散户、北方少数民族人口等，总数将在800万户，4500万口左右。 袁祖亮《三国两晋人口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指出三国前期是中国人口数减少而趋于稳定时期，人口数量约有1900多万。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期，西晋时中国的最高人口数约为3700多万。王晓卫《十六国时期中原夷汉人口比例》（《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一文， 指出十六国时期汉人大批向南方和辽东迁徙，中原汉人总数不会超过300万。与此同时，六夷纷至沓来， 中原六夷人口在400万左右。
有关此期民族迁徙的研究在近三年来表现得十分活跃。赵庆伟《六朝时期岭北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论述了岭北汉人迁徙的原因、特点与迁徙的高峰。 张小虎《北魏徙民陉北考论》（《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 钱国旗《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2期）、李红艳《西晋徙戎之议与民族融合》（《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等均就民族迁徙作了论述。
在人口与农业的关系上，高原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地区，一方面是耕地有余，劳动力奇缺；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密集，耕地有限或不足，但后者是当时经济、政治重心所在。这一状况为当时实行精耕细作提供了可能性。
唐代。唐代民族人口与迁徙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对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结构、特点、 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特点，唐王朝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 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认为所谓回鹘分三支西迁，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倚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回鹘西迁情况。有关该论题的论文还有吴松弟《唐代吐谷浑和吐蕃的民族迁徙》（《河北学刊》1996年第2 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陈勇《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认为唐后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主，而以淮南为多。作者指出如将江淮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统统归于北人南迁，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他的《唐代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 期）、李虎《唐代人口政策种种》（《西北人口》1997年第1 期）均就唐代人口问题作了论述。
宋辽金元。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运用了地方志资料，探讨了宋代福建人口的发展过程， 人稠地狭现象及其原因，人口的职业构成以及人口的迁移状况。安介生《北宋初年的山西向外移民考》（《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指出， 宋王朝为了消除并州地区分裂割据隐患，大量迁出山西中部及北部地区人口。这场迁民反过来为宋初河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宋代人口史论文还有陈宋忠《北宋时期秦陇地区吐蕃各部族及其居地考》（《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在金元人口方面， 刘浦江对金代户口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发表《金代户籍制度刍议》（《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探讨了金代的户口类别、户等制、 户口统计与户籍管理措施。唐亦功《京律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利用指数曲线回归方程对文献所记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的变化进行了估算，认为金代该地区人口变化经历了金初的低期值、金中后期的高期值，金末的锐减期三个阶段。申友良的《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的迁徙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介绍了这一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的概况、特点，进而剖析了人口迁徙的原因。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明代。三年来的明代人口史研究相对集中在区域人口迁徙方面。曹树基《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利用了《明实录》、地方志和地名志中的有关资料， 经过分析后指出山东东昌府和兖州府接受的60万移民中，山西移民占绝对优势，同时认为洪武移民对于重建鲁西南平原区的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 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 重点讨论了凤阳府民籍移民的来源、数量和分布等情况。孔潮丽《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初探》（《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 指出量多类杂是江南流动人口的特点。作者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江南本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促进流动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并且分析了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影响。黄友良《明代四川移民史论》（《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明初向四川移民分军事性与行政性移民两类， 着重探讨了移民政策、过程、对象、移入及分布等问题。万芳珍、刘伦鑫《江西客家入迁原由与分布》（《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从明后期江西农村的经济凋敝、明末清初战事对闽粤赣三省的破坏，明中叶初露端倪、清中叶渐趋严重的人口过剩以及明清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明清闽粤移民客家由南而北入赣的原因，并且探究了客家的原籍和他们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方慧《元明清时期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人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5 期），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 年第2期）也作了有关论述。
彭希哲《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 以《澄江范氏家谱》为基本研究资料，对明清600年间江南范氏家族的出生、 死亡、增长波动等人口现象，以及影响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范氏家族的人口发展规律。谢景芳《明末皇太极北掳中原人口考实》（《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对于皇太极五次北掳中原人畜数进行了考订。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于明初蒙古人留居在内地的原因、 居住地、在社会生活中的待遇、职业及其在明朝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清代。四川是清初移民的主要流向地，刘正刚《清代前期广东移民四川原因考述》（《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运用了大量族谱资料，通过对粤民入川动机、四川移民环境以及粤民迁出地的考察，探讨了清前期粤民入川的原因。陈国生《清代四川的人地矛盾、生态恶化及其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3期）， 叙述了清初大力组织移民，导致四川出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清政府缓解压力的措施基本上是围绕增加土地展开的。作者指出土地开垦对人口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又导致环境的严重恶化。蓝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 期）也对该论题进行了研究。此外，人口迁移方面的论文还有李东珠《清初广东“迁海”的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马波《清代台湾人口的增长与土地开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 丘权政《论明清季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区的形成》（《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 期）一文运用比较方法，认为清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增长率，并且大大低于清前中期的全国平均成长率。作者经过分析后指出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并且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导致了清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王跃生《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6期），对18世纪人丁的统计方法作了考察， 进而对该时期丁与户的关系以及户口比、丁口比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于18世纪初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提出新的估算方式。佟永功《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介绍了盛京户口册的内容、特点及其价值。
近代与民国。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介绍了1908年北京内外城人口分布、 城市人口职业结构、八旗户口与旗人职业结构、清末北京的人口统计与户籍结构等内容，分析了北京城在向半殖民地化近代城市过渡时期的城市人口的基本特征。侯春燕《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移及影响》（《山西大学学报》197年第3期），认为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移民浪潮涉及范围广泛，移民成分复杂，包括西北各府县往返民众、内地客民、湘楚兵勇、回民起义军及内地遣犯。这些不同种类移民的迁入，对西北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论述了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发生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旗人生活的贫困化、社会地位的平民化、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八旗兵的近代化变革等几方面。另外，陈亚平《流民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各就有关问题作了论述。
近代地方人口史是近代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十分显著。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江汉论坛》1995年第4期）， 认为近代武汉人口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越过了六个波段。武汉人口的增殖是外地商贸移民的结果。黄海燕《近代大连地区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指出近代大连人口剧增是与俄、日殖民主义者长期统治开发尤其是有目的大量移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由于人口的机械移动导致的人口高增长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人口发展模式。张爱民《近代安徽人口的变迁》（《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安徽人口急剧下降， 政府采取招徕客民的措施，至19世纪末皖南已是“本土半客”的社会。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董龙凯《近代黄河三角洲的发展与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马平安《近代朝鲜族移民我国东北线索梳理》（《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 期）。
民国人口史论文发表不多。张庆军《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分析了民国时期人口的身体素质、 文化素质与道德素质，并且指出了影响和阻碍人口素质发展的因素。傅学良《民国时期我国人口学界有关人口问题观点的概述》（《人口研究》1996年第4期），概述了民国时期人口学界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生养中国人口绰绰有余，只要发展生产，改善社会制度，就不存在什么人口问题；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剩现象，人口过多是造成社会贫困和动乱的重要原因，认为解决途径主要是节制生育。
总之，1995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从探讨的内容看，不仅人口迁移、人口数据考证、户籍制度仍属研究中的重点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了过去的一些薄弱环节，如民族人口、区域人口、人口思想、家族人口等问题。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资料特别是族谱在近年来得到了进一步重视与利用，从而推动了人口史研究领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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