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幸运、语体美及其它——夜读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体论文,断想论文,及其它论文,幸运论文,曹雪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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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曹雪芹是幸运的。
他曾生活在那样一个人丁兴旺、仆役众多、亲朋聚居的大家族中，这才使他有可能在《红楼梦》中，从容安排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写出那样一层层盘根错节、纵横交叉、玄妙莫测的人物关系。这些关系，自然为人物的自我表演提供了优裕的空间和契机。而当今的作家，就算有堪与曹氏匹敌的才华，单是这样的人物关系，就已无处可寻了。如今，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庭组合日趋小化，人际关系日趋隔膜与封闭，作家们已无法在家庭背景上构织复杂的人物纠葛。那些大企业、大机关、大宾馆，虽然人物众多，但关系往往比较单纯，无法与荣、宁二府中那些交织着政治、经济、道德、主仆、长幼、尊卑等复杂关系的众生相比。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人要创作出一部堪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怕是永远的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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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对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往主要从讽谕现实，批判社会，寄托情怀角度论之，似乎忽视其中重要的神秘文化价值。
其实，《聊斋志异》，重在于一个“异”字，人神之异，鸟兽之异，草木之异。
“异”，即“神秘”。《聊斋志异》另一方面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于：它是中国民间神秘文化的一座宝库。据笔者粗略统计，这部“异”书中的486篇作品（据铸雪斋抄本）中，有300余篇便很难说与社会现实有什么关联，如《尸变》、《偷桃》、《狐嫁女》、《化男》之类，或写尸体复活、空中取桃之奇，或记狐狸娶亲、民女变男之怪。可见，蒲翁写此书时，固然不乏针砭现实之意，但大多恐怕并非如此。如奇异至极的《偷桃》一篇，即蒲翁亲见之记录。
蒲翁自序中确有“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表白。但从自序中亦可看出，这“孤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可见作者的“孤愤”，是与神秘无奈之宿命有关。故下文才有：“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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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相比：古典诗歌常常体现出意境美和语体美，而新诗则往往只剩下了意境美。古典诗歌语言的凝炼、节奏的和谐、韵律的动听、组合的对偶等因素所构成的语体美，至今仍为新诗难以企及。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多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之类诗句，不仅富有意境张力，读来亦觉畅快明目，精神振奋。另有许多古典诗歌，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意境也许并不新颖独特，但却令人百读不厌，便是与其中蕴含的语体美的力量有关。而现代新诗，即使那些优秀之作，也往往因缺乏语体美，而削减了文学之谓文学的意味。如卞之琳的名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意境幽妙，可谓现代新诗的杰作。但从语体来看，因过于平易，缺乏一种不同于一般语言组合的、真正属于文学的尤其是属于诗的语体美，当然也就影响了文学审美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看看当今的中国新诗，或句子古怪拗口，拖泥带水，或完全是日常生活白话的实录，很少有人顾及语体美，且意境美也贫乏得可怜，这样，新诗的路子怎能不越走越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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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主要是学习西洋诗的产物。
有不少诗人，学习的实际是变味或乏味的汉译西洋诗。
经过汉语化，西诗分明已经失去了独特的语言神韵、魅力及相关技巧。
即使那些精通西语的人，怕也很难用汉语写出西诗之精髓。
那么，新诗向西洋诗学到了什么呢？
中国古典诗歌所具有的语言简洁、凝炼以及讲究平仄、对偶、上口之类的语感美、语体美，亦均为西化诗过滤掉了。
如此，民族诗歌的精华丢弃了，西方诗歌的精华难以学到，这是否正是中国新诗危机的重要根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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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人曹丕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毛泽东曾经主张：要使文艺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政治家当然可以这样认为，也可以这样主张。但对一般人、大多数人而言，爱好文学，喜欢文学，只不过缘其有趣而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你看，有鸟、有树、有池、有月，月映池水，池水抱月，说不定有条鱼儿未眠，还在池中戏月。这真是个清幽幽的好去处，令人心驰神往。还有那个和尚（贾岛），鸟都睡下了，他却才来敲门，见到他的朋友了吗？他们又谈了些什么呢？这类想象和向往，便是“趣”。正因其有趣，这诗句才为历代读者所喜爱，才是好诗。相反，如果唤不起人们的想象与向往，那就是无趣，诗，自然也就不是好诗了。读《红楼梦》时，想想那个有山有水的大观园，想想那个素雅静洁的怡红院、那个翠竹环绕的萧湘馆，想想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迎春、探春、惜春们，怎样在采花斗蝶，吟诗赋词，争风吃醋，游玩嬉闹，是多么的有意思。还有，再想想那些花男绿女，他们虽然没有现代人因工资、住房、交通拥挤、经济亏损之类引发的困感与烦恼，但在许多时候，也照样活得不痛快，甚至凄凄惨惨戚戚。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的幸福究竟何在？想想也真是有意思。这就是“趣”。
文学欣赏如此，文学研究亦同样与“趣”有关。前不久，北京方面爆出新闻：在北京市东郊通县的张家湾出土了曹雪芹的墓碑，随之爆发了一场关于墓碑之真伪的争论。其实，真又怎样？伪又怎样？既无碍国内政治经济大局，也不影响《红楼梦》本身的价值。但人们还是愿意争，希望弄清真伪，便是因为这本身很有趣。要是真的，会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些想象和联想：一代文学大师，想不到死后竟是这样草草归葬，墓地竟在这样一个不为人知之处。人们还可以盯着墓碑周围的泥土，想象当年曹雪芹的几个朋友，是怎样含着辛酸的泪水，把一代文豪送到这寂寞的墓地上来的。
不论创作、欣赏还是研究，倘若进不了“趣境”，而只是孜孜于“稻粮”或别的什么，怕都尚离“文学”远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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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概念的。
生命，是诗。
人类，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亲手用符号编织了一面硕大无边的概念之网，到头来，终于成了网结上那一只可怜的蜘蛛。
生命渴望着自由，渴望着撕碎所有的束缚之网，去享受一个无限的空间。然而，这梦想的实现，同时又意味着自身的毁灭。
人，难道注定只能成为概念之网上那只可怜的蜘蛛？
失却了生命意义的生活是悲惨的，但，没有生活，生命的意义又何以展现？
人类时常嘲笑蚕的做茧自缚，但，没有茧，又何以化蛹成蛾？又何以有蛾扑闪着金色的翅膀，去播撒生命的辉煌？
人到底比蚕儿聪明。蚕在顺应着生命延续的天机，而人，则发现并培育了一种奇异的能力，一种魔幻的手段，用以击穿生活与生命之间的壁垒，这便是人类的审美目光。正是由此而产生了文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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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心目中，审美愉悦，已不再是文学艺术关注的价值目标，力图唤起读者的是厌恶与痛苦，悲观与失望等。卡夫卡在致布洛德的信中就这样说过：一本书的作用，就是“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死了自己心爱的人还要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的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1〕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一格里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艺术品就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象在沙发上睡大觉那样，真正的艺术品就是随时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恰恰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这里才有真实性。”〔2〕人生本已充满着不堪与重负， 又有多少人愿意在饱经现实的磨难之后，再抱起书本，去忍受痛苦的精神煎熬？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对社会大众阅读趣味的背离与蔑视，许多现代、后现代作品已不再是满足人们欣赏的“艺术对象”，而主要成了少数学者分析探讨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已日趋远离了艺术。正如海德格尔都这样惊叹的：“伟大的艺术连同其本质已离开人类；近代艺术正在经历慢性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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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西方，“非理性”思潮一直在波翻浪涌，但同时又受到了这样三种强硬的理性力量的抗衡与制约。一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对人生价值有着正确把握的人文主义思想；二是精神自慰、精神信仰意义上的现代宗教；三是严明健全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理性环绕的圈子里，“非理性”可以在调谐理性的过于严酷方面产生积极意义，而不论怎样张扬，终不至于泛滥。
而在人文精神有所失范，法制力量相对薄弱，物欲在日渐膨胀的当今中国，更需要的应该是理性的建设与完善，而不是“非理性”的过分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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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行色匆匆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悄悄进行了踏勘采访。之后不久，这位名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美国作家，写作出版了《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令不少中国同行深感惭愧，甚至嫉妒。
索尔兹伯里是以另外一种眼光看长征的。
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表现了人类的英雄主义精神。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写长征，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能够使人互相沟通的语言。
而以往，我们是习惯以富于政治色彩的“革命英雄主义”来理解长征的。
“人类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虽不过两字之差，但却意味着更富于文学感染力的“人性目光”对“政治目光”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对我们许多中国作家来说，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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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药》中，写了一个以“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多被人看作是反映了中国国民的愚昧和野蛮。其实，这“吃人”的事在西方也曾盛行。德国人布鲁诺·赖德尔著的《死刑的文化史》（郭二民编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斩首刑既象一场庄严的祭祀，又象一场嘈杂的闹剧。主角是死囚，配角是执行吏，舞台是刑场。周围挤满了人群。最惨人的场景是死囚头落，鲜血流出，群众争先恐后抢血。据说死囚的血是灵丹妙药，治疗癫痫尤为有效。执行吏的助手把血装入容器出售。买到的人当场饮下。血流尽后，有的人就买沾了血的布块。于是这场祭祀剧的尾声成了吃人行为。在上个世纪末公开处刑的地方还可看到以上情景。”可见西人之愚昧野蛮，并不亚于中国人。
如果了解这样一种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会令人感到，我们原来对鲁迅小说的解读，过分拘泥于“中国人愚昧”之类，视野是不是太窄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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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了巴金的几部文集，觉得有不少作品写得实在过于粗疏，其文字的冗繁枯燥，有时竟令人难以置信是出自这样一位大家手笔。这大概与巴金当年创作的匆忙与多产不无关系。
一些忠诚的朋友，当年就曾这样劝诫巴金：“你近来发表的文章实在太多，差不多什么杂志都有你的稿子。我爱惜你，所以不得不劝你；象你这样浪费地写下去是不行的，不仅会妨碍你的健康，还会妨害你的令名。你简直在糟蹋你的文章。”施蛰存也在评论文章中对他“生产的多量和迅速”不以为然；叶圣陶、徐调孚也力劝他要慎重发表文章。但可惜的是，巴金为时代的热情所激励，无视于这些逆耳忠言，仍在匆忙地写着，并以“我的态度都是诚实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里呼号的人的责任”〔4〕自慰。 但当时年轻的巴金也许尚没有意识到，“说真话”，只是文学艺术成功的要素之一，还不就是艺术本身。艺术既需要诚实和热情，也需要节制热情，需要冷静地锤炼与构思。
注释：
〔1〕鲍维娜等著《小说：作家心理“罗曼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何帆等编《现代小说的题材与技巧》，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5页。
〔3〕杨荫隆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大辞典》，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4〕转引自《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