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研究的经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脉论文,野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野草》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文本，其间的美对读者一直有不衰的引力。作家们对其境界的暗仿，时断时续，有不少佳作呼应着它的主题，这已成了批评界关注的现象。就学者的研究而言，早已形成规模，研究专著相当可观了。对一个谜一般的文本进行关照，不得不在难言之处而言之，那挑战可以想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诞生于二十年代的自由的文本，对它的研究恰是从思想齐一的五十年代开始的。1954年，卫俊秀出版了《鲁迅〈野草〉探索》，但不久遭难，却也开启了对该文本的研究之风。那时候李何林在南开开设鲁迅研究课，在《野草》研究上颇下了些功夫，七十年代有《鲁迅〈野草〉注释》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传。八十年代孙玉石等在北大开《野草》专章研究，遂有《〈野草〉研究》的问世。此后关于这个领域的思考者不乏其人，有诸多的成果出现。观点的差异很大，不同群落的人思路迥异，也因之使《野草》的研究史，披上了玄奥的色调。
汪晖当年的博士论文，写到鲁迅小说的艺术性时，就从《野草》里吸取了灵感，以其间的哲学意象去反观鲁迅的小说世界，的确也可以得到些启示。钱理群对鲁迅心灵的探讨，最有参照价值的自然也是《野草》里的思路。九十年代后，许多鲁迅的话题在《野草》那里生长出来，王乾坤探讨鲁迅的生命哲学，在这本书中找到诸多隐喻性的文字，有了阅读海德格尔式的快慰。我们总结几代人的研究历史，就会发现思维方式的变迁，研究史里的话题与文本的话题同样丰富。这个现象，在现代作家那里，是颇为少见的。
许多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对鲁迅的述说的变化，是知识界自我意识与经典文本对接的过程。我们看近几年的学风的多元性，也能够证明鲁迅的经典价值多种阐释的空间。比如，陈丹青在鲁迅的文字里看到色彩里的学问，汪卫东以交响音乐的调式来研究鲁迅文字的音乐性。还有的学者在佛教的语境把握《墓碣文》《死火》的特色，杂学层面的智慧也成了关照鲁迅文本的参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洁宇，她近年在人民大学给学生开设了《野草》研究课，颇受欢迎。我一直没有目睹她的讲稿，细节知之不详。直到看了她的新书《独醒者与他的灯》，才体味了作者风格。从阐释学的角度上说，她的思路，有了另一种鲜活的感觉。
从前我读《野草》，喜欢那种黯淡里的微火，在明暗之间跳动着哲思把人引向幽玄之所。那是中国文章里从没有的意象，生命深处的美被一种阔大之力召唤出来了。但让人说清那美的特质，又茫然而不知所云，这也就是觅而无踪的现象之谜吧。缪哲先生说的好，诗文乃“非诗”“非文”，那是不错的。鲁迅的文章好，大约也在这种非正宗的叙述里。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鲁迅不仅扬弃了士大夫的笔意，也把新文艺腔颠覆了。好的文章在于“忤逆”的维度的大小，龚自珍《定庵文录序》说，文章之道在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鲁迅文章的“忤逆”，有龚自珍所云的复古之思，亦多西洋文学的理趣。佛经与《圣经》的遗绪，近代欧洲诗文的反俗之气均汇于此，斑驳如印象派之绘画，幽微如德彪西之小夜曲。新文学的审美高地，是在这里出现的。木心先生说鲁迅有一支雷电之笔，那也是看到内在之意的。
《野草》的难解之处，在于晦涩处有逻辑无法解析的存在，而且语言被撕裂了。这也让读解它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内在的肌理，看那微明里的隐含。卫俊秀、李何林、孙玉石都作过一些尝试，对后人一直有一种影响力。张洁宇是在这个基础上前行的人，却又显示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她的特点是，论从史出，不涉空言。而叙述中又不乏审美的呼应，所谓以小见大，微妙里见真精神正是。比如对《秋夜》中鲁迅自我形象的体察，对《墓碣文》文里的“另一个自我的审视”，对《颓败线的颤动》“双重梦境将自己隔离开来的作者”的描述，有着史笔与诗笔的功力，文章全不见八股的演绎，其灵动之气也分明染有五四式的清俊，阅之有散文的美质在。鲁迅研究倘不敏感于文体的内在性问题，大概总有隔膜的地方。这著作在审美体味的深切上，有别人所没有的特质在。
如何看《野草》的本质，世人观点不一。张洁宇说，《野草》是鲁迅的自画像，且从这个角度进入那个丰富的存在，有考据，有追问，许多疑问就涣然冰释了。那是对鲁迅精神形象的一种勾勒。我们看鲁迅喜欢的作家夏目漱石、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有自画像类的作品在。那些自画像，多是一种变形与自嘲，还有放逐自我的一面。这就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完全从现实中印证那文本的隐含，可能词不达意。张洁宇认为，这个真实里，包括了“现实的真实”、“内心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她从上述层面穷原竟委，维度就开阔多了。而从这三个层面考察文本，就避免了阐释时的单值思维。面对“非文”与“非诗”的“真文”“真诗”，可行的解释理念能否建立，也是能否进入鲁迅内心的考验之一。
这一本书的价值是细读的深，作者没有满足在一般的线索上，而是发现了许多新的相关资料，又没有因袭前人的思路，而有自己的诸多心解。在面对这些文字时，她常常从鲁迅同期的译作里寻找意象的对应，就把一些精神来源说清了。从具体文本出发，放开思路，厘清背景，把时代环境与人文地理还原出来，文章背后的宽阔之地历历在目。现实的还原可以窥见背景的原貌，而思想的疏理则可以找到逻辑的线索。最难是那意象的透视，那里其实是一种智性的表达，乃对麻木的“忤逆”。这里，丝毫没有苦雨斋文人的幽然的士大夫之调。鲁迅写《野草》，许多篇章发表在《语丝》上，其实也在文体上故意与周作人式的悠然作对，彻底把自己从文人的圈子放逐到荒漠里。雅趣、恬淡、静穆统统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死火、丛葬、沉夜。鲜活的语言，是只有穿越了死灭之地后才可以诞生的。那些带着朝露与野草气息的文字，抖落了千百年的士大夫的陈腐之气，于无光之地忽见烛照，灿然于世。读其文字，内冷外热，那灰暗里流出的暖意，我们何曾能够忘记？
作曲家王西麟曾说鲁迅的《野草》像肖斯塔柯维奇的旋律，在不规则的惊悸里有突围的伟力。画家赵延年则在鲁迅词语的黑白之间意识到冲荡的气韵，这是在欧洲版画里才有过的隐喻。艺术界对《野草》的接受史，已是一个话题，可惜文学研究者不太注意。鲁迅的文字能够提供如此的色彩和音符，在先前汉语的表达里是罕见的。周作人、废名的文章只有东方的安宁的思想，却无《圣经》式的浑厚灿烂。而独鲁迅有之，幽微里的洪荒处，绿色得以生长。人在无路时的突围，不仅要踏过荆棘，也要经历死灭的清寂。张洁宇讨论《过客》时，看见鲁迅一音多调，一身数形的隐含。解析《希望》时，从荒谬里看到真，对扭曲的真的描述有突兀之笔，那是鲁迅的策略还是自然地流露，都不好说。我觉得《野草》的许多篇章都是失败的硬汉的独白。在希望丧失的绝境中，无希望的希望因为燃烧而转化为强力意志。在这强弱的转换里，身边的黑暗大而广，挣扎者的存在小而强。这个对比使对象世界黯然失色，我们记住的不是地狱般的惊恐，却是那微弱的死火的光泽。在无所希望里诞生的生命的强力，是鲁老夫子在审美上的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野草》，看得出真是具有挑战意味的选择。张洁宇说鲁迅“写作几乎是与他的人生同为一体的，他的写作也就是他以生命的心血进行灌溉的过程”。读解鲁迅，也是随其穿越认知极限的过程。在陌生化的词语里受洗的片刻，才知道士大夫的表达是多么有限。汉语的潜能火山一般地喷发着，也由此，鲁迅的文字照亮了民国的天空。
《野草》在许多方面印出鲁迅的特异性。他借鉴了六朝的语汇，也有西方诗歌的意象，还有画家的笔意。许多词语打破了逻辑秩序，但精神的力量感是超强的。慈悲、恶心、无望、渴念、牺牲、主我等意象，以反常规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汉语思维的基本点，被一种旋风般的逻辑颠覆。词语在地火里重新洗刷了一遍。对于一个灰暗的世界，要有背叛的话语逻辑才能证明背叛者的世界。所以，鲁迅的词语召唤出被压抑的王国的生命之流，那些被扭曲的词组和句子，才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美。
许多优秀的作家在文本的表达上有类似的特点，国外的小说家与诗人有此气象者可以举出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马尔克斯，都有这样的天才。卡尔维诺在讨论文学文本的时候，强调过语言的轻重问题。他看到了词语背后的强弱变化在审美层面的作用。伟大的艺术家常常与词语进行较量，卡尔维诺认为从文艺复兴起，艺术家就显示出这种高明的技艺。在论及达·芬奇时，他说：
他的手稿是与语言进行斗争的绝妙文献。他与粗糙的、结结巴巴的语言进行斗争，寻求丰富的、细腻的、准确的表达方式。弗朗西斯·蓬日把思想形成的各个阶段都发表出来，因为他认为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它的最终形式，而在于为了逐渐接近这个最终形式而采取的各个步骤。
只有敏感的作家，才能够感受到文本的隐秘。鲁迅当年在阅读迦尔洵、安德烈、尼采的文字时，就感受到词语背后的幽夐之美。在这样的词语里，一切都在开始，没有终点的跋涉在召唤人们向未知的世界挺进。《野草》在精神上是一种超常的速度，词语的强弱之变改变了认知的图式。我们可以和欧美的现代主义气质明显的文本相比，它们深层的幻觉所牵涉的意象，把视觉、听觉的感知逻辑更为强烈的诗意化了。
如果不是从鲁迅式的表达入手，我们对文本的把握可能有些问题。鲁迅厌恶学界的语言，以为有酸腐气和暮气。与鲁迅的文字相逢时，倘以士大夫与道学的词语对话，终究会词不达意。所以，研究鲁迅的文本，没有诗人气质与哲思的对应，也是不得其妙的尴尬。可以说，鲁迅写《野草》，是一次自我再生的过程。他在无路中走路的绝然，带来一种脱俗的冲动。旧有的时空在岩浆般的激情的冲击下坍塌，代之而来的乃创世纪式的轰鸣。我们的古人在泼墨为文之际，即便是沉郁极点的时候，词语依然有温润的秩序，辞章的转化都在规则之间。鲁迅的《野草》，全然没有这些，词语在不规则里转动，却直指内心的隐秘。当环境使自我的表达不适的时候，当陈词滥调充塞文坛的时候，《野草》式的表达，就有了一种自救的可能。鲁迅在无词的言语里救出自己，后人也于其间被救。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时时感到了这样的内力。
这或许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其文字颇感新鲜的原因。每一代人进入《野草》，就如同被电击般地感到一种振颤，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发现了意义。而且情思是如此浩大，如同不绝的光源辐射到我们的内心。张洁宇这一代进入鲁迅世界时所呈现的心境，已远不同于孙玉石那代学者。但她所表达的精神的幽微与冲荡感，与前人并不隔膜。我在书中读出了历史的回音。鲁迅传播史中动人的环节，在这里是可以找到的。
想起李何林先生当年关于《野草》的文字，感到几代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八十年代的《野草》研究，是有一个对话的场域的。李何林、许杰、孙玉石彼此在默默攀谈，他们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学术语境的差异。但现在的学术探讨，似乎都是独自面对文本，自言自语的时候多了。关于《野草》研究，是有过争论的。李何林就写过《〈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一文，言及不同思路的交锋。我印象最深者，是关于鲁迅文本的解析应“实”一点好，还是“虚”一点好呢？他列举许多看法，给研究者的思路是多样的。《野草》最难办的地方，其实就是如何面对虚实的问题。鲁迅的表达有时候是从现实出发，又远离现实，将精神以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周作人就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出诗的因素大于史的内容。所以对文本的分析不能过实，将诗与史对应起来看，不以史害意，非因词乱史，是可行的办法之一。鲁迅的复杂性，随着文本的细读，能够体味得更加明显。
所以，进入《野草》，一方面要弄清鲁迅与现实对话的语境，一方面要理解其撕裂词语的用意。过于切实，可能把诗意的隐含搞得无趣。而过于空灵，则与生命体验的纠结远了。理解鲁迅的难度在于，他和现实对话时，把流行的汉语颠覆了。我们以现实的语境去衡量他的词语，往往有南辕北辙的错位。鲁迅研究史中，这样的错位一直没有消失过。不懂得他对现实判断的复杂性以及表达的隐曲性，我们可能离他更远。
是否可以这样说，《野草》研究，是有一种经脉在的，这里涉及词语与哲思、爱欲与复仇、慈悲与反抗诸多问题。而核心的，则是历史与审美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是在冲突里完成的。雅斯贝尔斯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尼采的观点说：“衡量大哲学家的标准乃是看在他们内心之中究竟蕴藏着有多大规模的矛盾”。鲁迅的文本，就是多种无解的矛盾的纠结。一方面在回答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面对心灵的问题。当这两方面问题都无解的时候，他以无所希望的坦然抵抗了现实与精神的难题。这种抵抗，不是自恋地告知读者他能抵达何处，而是直面自己的有限性。恰恰是这种对有限性的凝视中，才敲开进入无限性的大门。他在极为不可能之中，实现了自己的可能。有人说《野草》有鲁迅的哲学本色，无疑是对的。只有经历了与鲁迅近似的体验，对其文本才会有亲昵的感觉。而能于此得到一二心解，则幸甚至哉。
2013年3月10日
标签：野草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经络论文; 读书论文; 李何林论文; 孙玉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