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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代表了西欧共产党人试图摆脱苏联教条、走符合西欧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1977年3月，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德里宣言》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提出三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治路线，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正式诞生。“欧洲共产主义”在当时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提出来的。在其发展鼎盛期，意、法、西、英、比、荷、希共和瑞典左翼党等18个党派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欧洲共产主义”的实际影响超出欧洲范围，共拥有党员330万人。意共、法共和西共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大支柱。然而，“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是昙花一现。随着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历史性妥协”的破裂，1977年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重新表态皈依苏共，以及西班牙共产党退出“欧洲共产主义”三党联合和1984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逝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先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
今天值得人们深入思索的是：名动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了？一个民主的、符合西方实际的战略为什么早早夭折了？我们看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当时引发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回归苏联“正统”并没有挽救西方党下滑的颓势，西方各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后几乎同时遭遇了一次影响力下降的普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因此，笔者沿用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句式，提出“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其中，既有国际形势和西方各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有国际共运和西方共产党内部各种演变因素的作用，还有西方左翼阵营内外竞争的压力。本文试图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进行方方面面的分析，大致梳理出以下八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其发展的国际政治空间
在“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70年代中早期，西方正处于战后经济繁荣期的末端，美苏两大集团正处于政治上“缓和”的蜜月期。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为“欧洲共产主义”营造了生长的条件。“欧洲共产主义”提出了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具有“民族色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对内政策，和以建设一个“独立于美苏”的“联合起来的欧洲”为主导思想的对外政策。然而，80年代国际风云突变，一系列大事标志着“缓和”的结束，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重新启动。美苏之间紧张对峙的局面使80年代的世界不存在任何“第三种选择”的国际政治空间。美苏争霸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迫使“欧洲共产主义”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中划线站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正是由于冷战格局的深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彻底消失，直接导致了它的终结。也就是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使西方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革新战略出师不利，失去了自身变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二、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构成了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宏观背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里根和撒切尔上台执政为标志，西方社会本身在政治上急剧向右转，大西洋两岸进入保守主义复辟的新历史阶段。作为对西方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结束后“十年滞胀”的政策反拨，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政策主流。在经济上，这一时期西方进入了信息产业革命的结构性调整周期，信息生产力与新市场空间的结合启动了全球化的新浪潮。新保守主义政治及其相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宰了20世纪后20年至今的世界经济政治潮流。西方政治右倾化的长期趋势使8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创，使所有西方左派(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左翼)都受到沉重打击。其中，西欧共产党人刚启动不久的“欧洲共产主义”改革运动更是首当其冲。“欧洲共产主义”从70年代中早期起步不久就迎面碰上西方政治右倾化长期趋势的开端，大环境的总体压力使这一改革进程步履维艰。此后，“欧洲共产主义”在8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面困境中一蹶不振，逐渐淡出西方政治舞台。
三、西方各国内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夹击使“欧洲共产主义”各党腹背受敌
如果说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在外部阻碍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实施，那么，西方国家内部的左右掣肘也使“欧洲共产主义”的改革运动缺乏伸展的国内政治空间。本来，“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各国都是民主进程的发展和竞选的策略需要，是应对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一种不得已的客观选择。然而，在70年代中期，战后繁荣期行将结束的西方各国进入了战后最敏感的转折期和最复杂的矛盾多发期，长期在野的西欧共产党在争取执政的道路上遭遇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双重挑战。比如，作为战后西方国家中势力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当时首先受到法西斯黑色恐怖主义的威胁。意大利60年代末的激进主义学生运动从反面刺激了新法西斯主义极右势力的猖獗。新法西斯主义与黑手党联手，在意大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恐怖爆炸事件，使黑色恐怖主义在1969年到1984年期间甚嚣尘上。执政的天民党在极右派夺去选票的压力下向右倾斜。1973年秋智利发生右翼军事政变，萨尔瓦多·阿连德社会党政府被推翻。这一事件使意共震惊。为了避免狂热的意大利新法西斯黑色恐怖主义发动政变、重演智利悲剧，为了铲除滋生新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温床，贝林格建议意共与社会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建立联盟，在意大利实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要在西方国家通过议会民主争取政权。1975年意共召开十五大，正式通过了“历史性妥协”的方略。意共由此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创始者和象征。1976年大选，意共通过高额选票实践了这一方略，在1976-1979年间建立了天民党主导、以天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的“全国团结政府”(民间称为“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此举成功地逼退了极右派和极左派的进攻，旨在团结各方力量的“历史性妥协”逐渐被各方所接受。在失去政治空间的情况下，1978年3月16日，极左派激进武装“红色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市中心绑架了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并在关押55天后将其杀害。温和的天民党左翼莫罗是为意共进入政府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红色恐怖主义”从事的绑架事件直接打击并葬送了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政策，埋葬了统一战线的“全国团结政府”，也为后来的大镇压提供了借口。当时意共面临的这种左右挑战在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欧洲、尤其是西南欧各国新法西斯主义极右势力都十分猖獗，受托派“第四国际”极左理论影响的德国“红军”、西班牙“埃塔”等“红色恐怖主义”组织也非常活跃。意共在1979年受挫后继续坚持贝林格的路线，从“历史性妥协”进一步走向“民主替代”战略，并在198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3.3％的选票，首次压倒过天民党而位居第一。虽然意共仍坚持“欧洲共产主义”，但是转型期的左右挑战挤压了贯彻这一路线的国内政治空间，使其难有真正作为。随着1984年贝林格逝世，作为“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支柱的意共陷入党内领导危机，“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四、“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左翼阵营的竞争中不敌长期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
与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威胁相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同处于左翼阵营的、与其理论和政策相近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西欧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初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以来，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合法斗争和执掌政权的经验。二战后，在冷战发生的背景下，由于西方反共遏共潮流的影响，社会民主党赢得了最大的政治红利，成为西欧左翼阵营中拥有大多数工人支持的主要左翼政党。1959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欧洲社会民主党加快了从工人阶级党向人民党演变的步伐。人民党道路使德国社民党1966年成为参政党，1969年重新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以勃兰特为总理的德国社民党政府。在战后繁荣期，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国家长期执政，人们往往把西方的“战后奇迹”算在了它的账上。因此，当西欧共产党人在70年代提出“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时，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有掌握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源和福利国家的历史成就这两大政治优势，并建立了体制内劳资谈判、阶级合作、实现社会共识的一整套成熟的民主机制。社会民主党人也成为在欧洲最早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左翼政党。因此，尽管“欧洲共产主义”声称自己不是“改良”、而是“改造”资本主义，并将自己定位于西方政治光谱中社民党的左侧，但是，其突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缺乏根本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特征和身份定位，在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竞争中明显不占上风。此外，“欧洲共产主义”主体的法、意、西三国位于西南欧，都是现代化相对落后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社会进步明显，人民享受到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实惠，从而使70年代以后的总体社会气氛发生了不利于共产党生存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变化比共产党反应更快，更具变通性。以法国为例，法共由于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赢得了工人阶级和大众的尊敬，在70年代以前一直是法国左翼第一大党。而原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在50、60年代的政治实践中则已经演变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党员和选民最中间阶层化的党。1965年密特朗成为社会党第一书记后，完成了从工人党到人民党的转型，使社会党在左右夹缝中胜出。密特朗不仅通过与共产党建立左翼联盟得以上台执政，还一举战胜法共成为法国左翼第一大党，并在世界右翼潮流横行的80年代创造了长期执政的奇迹。相较之下，法共则在亲苏路线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之间长期摇摆徘徊。它不仅没能在70年代后与社会党的左翼联盟中获得任何好处，还在这一过程中让社会党坐大，使自己失去了左翼第一大党的地位。1977年左翼联合崩溃后，马歇和法共中央重新表示对苏联的忠诚，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路线。80年代，法共是极个别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的西方党之一。支持苏联反而使法共在左翼竞争中进一步失去地盘，其影响呈迅速衰落的趋势。从1978年到1986年，法共的得票率减少1/2强，党员人数锐减1/3。马歇在1981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只得到15％的选票，创二战后法共的最差记录。法共在1986年国会选举中所得选票数只剩6.8％，到90年代则演变成一个左翼小党。法国共产党不敌社会党的情况并非个案。同一时期，意、西等国“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基本阵地也逐渐被社会民主党蚕食。
五、战后西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党的社会基础受到持续削弱
随着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普遍改善。这一时期，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西方进入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大众的繁荣期。而物质生活的丰裕、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也导致高等教育的普及。富裕和教育两大因素导致阶级冲突的弱化、生活方式的趋同和文化价值观的改变。生活富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60年代末，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代表新中间阶层民主抗议的“新社会运动”，并在70年代后形成了代表新一代人吁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随着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独裁政权在70年代相继垮台，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也相应扩展。70年代中期，这些社会变化对包括“欧洲共产主义”党在内的所有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都提出了重大挑战，要求他们直面来自传统工人阶级的支持大大降低的新威胁，和争取新运动、新政治和新社会阶层广泛支持的新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法共、意共、西共等党在战略层面的第一次路线调整，体现了西方共产党人对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反思。法共指出：法国社会80％的受薪者是技术员、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科学工作者、教员等，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西方共产党必须走联合大多数群众的道路。西共强调要依靠劳动阶级，而不单单是无产阶级。①意共则提出要在包括工人、农民和中间生产阶层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团结一致的条件下，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贝林格痛切地反思了阿连德以身殉职事件，认为智利左派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了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中间阶层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起到平衡作用。“所以，联盟问题是制定每个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②。尽管“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党中最早提出了处理好与后现代化多数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一解决方略提出之时，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急剧萎缩，新中间阶级的价值选择多样化；另一方面，社会党理论政策的积极调整分流了共产党的传统工人阶级选民，宗教势力、右翼民粹主义吸引了西方本土劳动大众，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的努力实际上收效甚微，可以运作的政治空间已经极其有限。
六、苏共直接插手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压制和破坏了“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路线的推行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发端于对苏共霸权主义的不满。1968年，意共、西共等欧洲18个共产党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军侵捷。此后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独立路线要求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垄断资本的社会联盟，以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居民的自觉支持，沿着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从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看，这一基本取向是符合西方实际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和社会民主高度发展的今日西方尤其是如此。卢卡奇曾经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斯大林非民主的社会主义伤害了西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感情。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恢复社会主义对西方人民的吸引力。③然而，苏共搞大党大国主义，强调各国党指导思想的一致性，不能容忍“欧洲共产主义”的“离经叛道”。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欧洲共产主义”，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反苏主义”④；而且在组织上直接插手各国党的内部事务，通过安全部门重点资助各国党内的亲苏派，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抹黑和搞掉他们不喜欢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制造“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党内分裂和党际分裂。比如，当西班牙共产党重新思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必须从欧洲的实际出发，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道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改造⑤之时，苏共不仅开动宣传机器公开发动对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大批判，而且运用特务手段和抹黑策略以迫使卡里略改变路线。同样，他们通过对马歇软硬兼施，迫使法共在1977年退出“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更有甚者，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直背地支持意大利红色旅及其暗杀活动，险些使意共遭遇灭顶之灾。本来，“欧洲共产主义”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深刻的民主改革的历史传统和战略思想资源。意大利共产党在葛兰西时代就提出了联合其他阶级的“人民阵线”；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陶里亚蒂在意共五大上提出了“结构改革论”。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和政治资源优势，意共最早走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没有外力干扰，西欧共产党有能力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战略博弈，也有能力守护自己的阶级基本盘。苏联的大党主义不允许西欧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革命道路和战略，粗暴地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西方共产党的改革事业起步早却进程慢，从而步步被动，痛失良机，不得不将战后西方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左派，造成西南欧强大的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不断下降。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压力，苏共的错误指导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共产党今天的处境难辞其咎。
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使“欧洲共产主义”在内部多重压力下没有出路
国际共运的分裂从苏南争端开始。1948-1949年，苏共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错误地开除了南斯拉夫，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引发了东欧各国党的内部混乱。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错误后，苏联、东欧和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都产生激烈动荡。60年代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造成了中苏两党分裂，并最终导致大多数共产党的内部对立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文革”的极左路线则加剧了国际共运的对立和分裂。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出生伊始，就面对国际共运分裂的复杂局面。国际共运在政治上的分裂和理论上的混乱使“欧洲共产主义”不得不承受多方指责。尽管苏联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那样将“欧洲共产主义”革出教门，但是始终对其保持强大的压力。同时，尽管意共和法共在陶里亚蒂、多列士时代起就公开反对苏共对中共的错误态度，但仍没有避免来自中国共产党的猛烈批判。因此，当“欧洲共产主义”在70年代推出之时，还处于“文革”极左路线猖獗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批判与苏联“正统”教条毫无二致，在基本理论上甚至比苏联教条更极左，严厉地批判同受苏联大党大国主义压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在中苏论战的对立双方都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和支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趋孤立。最后，“欧洲共产主义”党在多重压力下自身也出现了分裂：首先是法共自行其是，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然后是西共自身支离破碎，分崩离析；最后是意共在贝林格逝世后派别林立，四分五裂。“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本身的分裂导致“欧洲共产主义”曲终人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纷争不断的背景下，“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人的一种尝试，最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八、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导致“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夭折的重要根源之一
按一般常理说，“欧洲共产主义”不可谓没有传统。例如，法共、西共和意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有卓越的贡献，也都有建立和参与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实践经验，当年在西班牙“保卫东方马德里”的英勇历史至今令人荡气回肠。在理论上，“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意大利共产党曾产生过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这样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拥有葛兰西这样能够具有独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欧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当代左派提供了丰富思想遗产和战略构想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欧洲共产主义”也不可谓没有理论建树，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的相关著作包括：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马歇的《适用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挑战》，以及贝林格的言论集《共产党问题》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普兰查斯和克劳丁等理论家的著作也发生了重大社会反响，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民主的手段夺取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劳动人民政权”；实行公有制占优势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建立由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的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坚持党际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的、中立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等等。但是，正如卡里略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观点和主张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套现实政策。从现在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在理论上，“欧洲共产主义”一没有达到和突破葛兰西等前辈的思想高度，二没有与社会民主党人战后的理论变革拉开距离，三没有应对70年代国际国内复杂环境和未来变化的前瞻性分析和宏观对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甚敏感，因此，这一理论缺乏理论上、政治上真正的与时俱进，缺乏实质性的理论创新。“欧洲共产主义”由于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之不具有根本战略的地位，没有为西方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指出新方向。这也是它的新社会主义战略难以持续的原因之一。
勿庸讳言，“欧洲共产主义”虽然在主客观多元因素的作用下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应抹煞的。“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早对斯大林非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系统的批评，其中大量观点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苏东剧变之后，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原因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了对西方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的探讨。“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遗产再次成为这一反思的重要理论资源，“欧洲共产主义”仍然不失为西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选项之一。“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大量出现于当代西方各国共产党新的纲领条款中，充分显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对“欧洲共产主义”成败得失的全面探索，不仅有助于对西方社会主义战略的思考，而且可以为处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分析总结“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改革才是硬道理。“欧洲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摆脱苏联控制，在理论上探索符合西方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改革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回归苏联教条是没有出路的。一个官僚主义的、缺乏民主的、脱离人民的、效率低下的制度，只能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不可能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认同。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当代西方试图恢复斯大林非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在这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也许能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提供启示。其二，创新才有新出路。“欧洲共产主义”成败皆系创新，它在政策实践和战略构想方面的多种创新，曾经在1956年的混乱和1968年的困惑之后代表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一次复兴；而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乏力，也使它缺少鲜明的政治特征和足够的思想凝聚力，淡化了自身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政治界限，低估了右翼潮流的深度，从而削弱了其“新社会主义”方案对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公众的影响力。事实证明，只有创新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再现一个世纪前的辉煌，在21世纪重获生机。
注释：
①贝尔纳多·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②贝林格：《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③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
④参见例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⑤参见同上，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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