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的危机意识
2006年10月12日第九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大连召开。会上，王富仁教授做了引人注目的发言，他从自己新近提出的“新国学”概念入手描述了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遭遇的危机以及应对策略。在他看来，近年来兴起的复兴传统文化的舆论潮流对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造成了较强的冲击，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再次背上了割裂传统的骂名，并面临着被否定、被忽视，进而被排斥在中国历史传统之外的危险。针对这一危机，他提出要重新界定、看待传统以及对传统的研究——所谓“国学”。以往通常将“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将“国学”视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专门学问。而王富仁提出今天中国所借助的传统决不仅指古代传统，同时也应该包括现代中国的传统，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就是这个现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旧的“国学”观念也应该被“新国学”所取代，它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从古至今所有属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王富仁的发言在与会者中间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赞同他的说法，认为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研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过虑了，将“国学”概念扩大到无所不包的范围不会产生有效影响。
“新国学”的概念是否成立，能否产生广泛的效用还有待时间检验，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相关言论背后蕴涵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几乎已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标志，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不断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中看到这种危机意识的表达。如果联系到新文学自诞生之初就是伴随着各种指责成长起来的，那么因现实意识引发的危机意识就是不可避免地内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它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它正是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的来源。尽管有的学者担心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受到现实意识的干扰而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方向，但从各种危机意识依然不断涌现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动力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开放性，特别是对现实的开放性。许多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课题之所以仍具有被重新挖掘的可能性并非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在于理解方式、问题意识的调整。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与“时代”、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王晓明的论文《“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① 做了宏观的梳理。作者在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的进入现代是一个被迫的结果，因此整个现代进程中包括双重的冲动，一是“西化”的冲动，二是“超越”西洋的冲动，它们构成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结，而现代文学正是“赋形”和扩展了这种冲动，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时代的共生关系。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核心是如何“超越西洋”，而今天的中国仍处于“现代”的跋涉之中，在现实层面，西洋对“世界”的规划依然制约着我们的认识，因此，现代文学中表现出的超越西洋、抵抗情感“西化”的传统格外需要珍视，有待重新描述和阐释。
有关现代性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就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命题，李怡的专著《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特别回顾、梳理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产生的历程，并指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引入加以完全呈现，“现代性”并非预设理论而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与其说我们是要以‘现代性’的框架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说是要呈现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中的‘现代性’感受。”
由杨匡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4月)也是以文学现代性问题作为开端。书中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现实生活、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想象”。在“文学的现代性”的部分，作者(黎湘萍)分别从古今意识、现实意识、白话文的建立、时空观的改变、语言革命、文学现代体制的建构和解构等视点讨论了与文学经验相关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在“左翼与延安”的部分，作者(李洁非)则通过剖析延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勾勒出现代转折时期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内涵。除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问题入手，本书的其他章节还分别从“文学的社会向度”、“文学的审美形态”、“现代传媒与文学生产”、“文学家的精神状况”、“放逐文学与留学生文学”等一系列专题问题入手全面描绘、解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与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1期上发表的一组“‘现代文学的发生’笔谈”则从“起源”这个更具体的角度切入，反思了现代文学发生的多样性，力图打破以往对于现代文学来源的单一想象和断裂性历史叙述，还原其丰富的历史关联。其中吴福辉的《“五四”白话之前的多元准备》指出文学书面语在“五四”之前产生的两种变体(“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分别为“五四”白话文的出现准备了转变的环境和模仿的样本。刘纳的《当下对“五四”的追溯：面对解构》指出90年代后解构主义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但如何有创造性地运用它而非庸俗地运用仍有待研究者慎思。丁晓原的《从新文体到“随感录”》分析了晚清梁启超代表的“新文体”与“五四”出现的“随感录”之间的共通性，试图挖掘其内在的历史关联。袁国兴的《文体意识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从话剧与现代戏曲的关系谈起》和汤哲生的《“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分别挖掘了现代戏曲和“鸳蝴”小说这两个新文学对立面身上的“现代性”因素。旷新年的《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指出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于对个人、家族、国家的重新叙述和安排，现代文学的目标在于对民族和个人的双重建构，因此现代个人的起源与民族主义目标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王风的《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分析了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自我起源叙述”如何造成了关于新文学起源的线性描述，但是从周氏兄弟在语言等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可以看出《新青年》群体实为带有不同资源的多重力量的共同体，他们造成一个立体结构，并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方向。要想梳理清楚其中的历史脉络有必要打破将“晚清”与“五四”视为两个整体所带来的局限，同时亦有必要区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将前者还原为发端于文学革命的新的文学传统，而将后者理解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一切文学形态。
“‘现代文学的发生’笔谈”中涉及的现代白话文的产生、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民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也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许多成果相继涌现。像严家炎的《“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② 就梳理了新体白话文的四种特征：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吸收欧化语言、继承古代白话和浅近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出色成就。同时还总结了从现代到当代对新体白话文的三种不同评价，并从言文不能合一的立场提出自己的看法。夏晓虹、王风等人合著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以专题论文的方式集中讨论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和“五四”前后文章体式、文章语言的创造性发展。其中既涉及“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形成说略”、“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等语言问题，也涉及从文体学和散文研究的角度对近现代诸家散文特性与资源的辨析。傅宗洪的《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③ 对新诗研究中一直承袭的由胡适开创的新诗起源说提出质疑，并通过考察晚清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重新检讨现代诗歌转型的历史脉络。李长莉的论文《〈浮生六记〉与“五四”文化人的三种解读——一种民间传统在现代家庭观念中的延续与变异》④ 从俞平伯、林语堂、潘光旦对《浮生六记》的不同解读入手分析了“民间文人小夫妇家庭文化形态”这一另类传统如何在“五四”以后新的家庭伦理建构中被利用，从而让人看到新文化家族批评话语的传统资源。王文参的专著《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3月)详细探讨了“五四”时期以“歌谣征集运动”和《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民间文学整理运动，细密而有说服力地表述了民间文学资源在新文学的观念构建和创作实践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构造资源的多样性和对“传统”的复杂态度。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
除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另一收获颇丰的领域是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研究。如果说以往的左翼文学研究是以“左联”的文学形态和政治形态作为标准的话，那么今天随着对“革命思想”理解的扩大以及文学与政治多重关系的不断挖掘，使得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内涵不断延伸。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已不再囿于一种特定的“革命立场”，而是从“文学与政治”的宏观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政治性。另一方面，笼统的“革命”又被不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比如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潜在影响，20年代的“国民革命”的历史形态以及延安文艺的特殊性等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钩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方面，孟庆澍的博士论文《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是一部力作。该书梳理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发展脉络，并通过四个个案具体分析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影响：钱玄同废汉字采用世界语的“语言乌托邦”，陈独秀从“互助论”向“开明专制”的转变，周作人“新村”理想和实践的起始与破灭，鲁迅的“自性”与“中迷”观念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及“五四”时期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不是外在地归纳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影响而是深入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精神实质，指出它的伦理化特征、大同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在造就现代主体意识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揭示了“晚清”、“五四”的先行者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内在必然性。同时通过描述这一影响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过程勾勒了中国的现代思想和现代进程是如何以无政府主义为中介造成现代的个体与社会意识而又最终从不同方向超越了这一阶段。作者所概括的无政府主义的内在矛盾——既要造就充分完整的个人，同时又要造就理想的社会，其实是内在于整个现代进程的。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潮表面上在“五四”以后归于沉寂，但其潜在的影响仍在持续。辜也平的《论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30年代的民众运动》⑤ 就深入发掘了以往不为人知的30年代泉州地区无政府主义民众运动的史实，并考证巴金的《电》等一系列小说其实是以这一史实为蓝本创作的，从而解决了巴金小说中革命叙述的思想性与真实性问题。
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1月)论述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几大思想来源：进化论、革命思潮、民主精神、科学话语、民间想象。作者将“五四”的核心特质概括为“文化激进主义”，以对立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认为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文化激进主义虽然不断有余响，但基本上被政治激进主义所取代。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主张以“民国时期文学”、“共和国时期文学”的概念取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概念。同时，作者强调要“回到政治”，通过解读梁启超、鲁迅、蒋光慈、陈铨、路翎等人的作品，由他们的文学叙事意图寻觅他们对政治伦理的想象。这种由政治哲学发展出来的思路为理解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提供了新的解读框架。
除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概念思路之外，传统脉络中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亦取得许多新的突破，使人对老问题有了新理解。2006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组织了“左翼文学研究特辑”。其中赵
的论文《“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从牯岭到东京〉》发掘了“革命文学论争”中隐藏的一个脉络：以茅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及其遭到的围攻。这一轮言论较量并非单纯的文学论争，其背后是关于中国社会整体感觉、阶级主体、革命性质的差异性理解。某种程度上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拉开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序幕。程凯的《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后期创造社“意识斗争”的多重指向与革命路径之再反思》则考察“留声机”这一文学批评话语在大革命前后的语义变化以及郭沫若、李初梨围绕革命青年应不应该做“留声机”展开的争论。其背后的问题，一是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完成革命的再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与现实路径是什么；二是经历“自我”与“革命”双重危机的知识阶级如何重新确立在革命中的位置。作者在《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上发表的论文《革命文学叙述中被遮蔽的一页——1927年武汉政权下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言论》则钩沉了1927年上半年，武汉左派联合政权下出现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言论，补充了“无产阶级文学”言论兴起的历史环节，并指出它们在历史上被长期遮蔽的原因。黄悦的《还原：胡风典型论的另一种解读》⑥ 从胡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入手非常深入、细致地剖析了胡风典型论的内涵，指出典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胡风看来不是外在结合的关系，他的创作论力图破除抽象的普遍性而使“个性自身获得普遍性”。在“绝对正确”的理论与“绝对真实”的现实的张力中，胡风执著地不放弃任何一端，这是胡风理论特殊性的来源。陈方竞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⑦ 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及其形态上的“芜杂性”都与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内在的关系。因此，要重新认识、评价现代文学批评与论争的历史价值就有必要重新梳理左翼文学的理论资源、发展脉络和社会成因。
张历君的《镜像乌托邦的短暂航程——论瞿秋白游记中的乌托邦想象》⑧ 通过分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游记中包含的独特的乌托邦想象来阐明“五四”现代性论述对“真理”的独特构想。左文、毕艳的《论左联期刊的非常态表征》⑨ 详细考察了左联期刊的生存形态，探讨了它们成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部矛盾。贺桂梅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早期普罗小说释读》⑩ 将革命文学时期流行的“革命+恋爱”小说视为一种特殊的“转向小说”，认为它们在明晰的理论思想表述之外，从感性结构和欲望动力的角度揭示出知识分子“向左转”的历史内涵。林韵然的《“普罗”还是“通俗”？——“大众文学”的两副面孔》(11) 分析了“大众文学”的概念演变，指出它在30年代曾具备“无产阶级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的双重内涵和发展方向。齐晓红的《蒋光慈与“同路人”问题在中国的输入》(12) 考察了“同路人”概念及相关作家介绍到中国的过程和引起的反映。王嘉良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浙东左翼作家群论》(13) 集中考察了浙东籍的左翼作家，突出了浙东风尚给他们的创作带来的“乡野风”。严平的《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2月)详尽、具体地记述了陈荒煤的生平经历，提供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剧联”的一个历史侧面。
在通史方面，姚辛的《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完整描述了“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的历史。书中汇集了作者多年积累的历史材料，其内容既包括与“运动”相关的事件、人物、论争、历史资料，也包括与“作品”相关的各种创作活动、翻译实践，而涵盖的地域范围也超出了上海，扩展到“左联”在各地乃至东京等海外分支机构，勾勒出“左联”的整体画面。
赵树理与延安文艺研究
与左翼文学传统相关的延安文学依然是研究热点，尤其是有关赵树理的研究更是随着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到来达到高潮。2006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组织了“赵树理研究”的特辑。其中，吴福辉的《赵树理的文学影响力何在》从“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三个角度论述了赵树理从“问题意识”出发的写作之于今天的意义。杨天舒的《农村舞台上的“丑角艺术家”——李有才形象的意义新解》和郭爱民的《赵树理小说创作与上党戏曲》都分析了赵树理小说与民间戏曲的密切关系，而前者更是揭示出“丑角艺术家”在小说中占据核心位置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主流创作理论的偏离。萨支山的《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想象》对比了赵树理与柳青的创作及对它们的评价，指出它们是共同的“农村想象”的不同阶段。赵树理的特殊之处在于以温和的方式处理农村内部完整性与阶级意识造成的分裂之间的矛盾。徐德明的《赵树理小说与“农村工作”意识形态》具体分析了赵树理小说中象征形式的调动是如何服务于权力的合法化论证。与直接分析赵树理创作的文章不同，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14) 从对比洲之内彻与竹内好截然相反的赵树理评价入手提出如何理解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以乡村农民“自在的文艺生活”和民众的“集体文化记忆”为依托，其小说中的主体不是以个体方式出现而是一种空间形态，这些都构成对以个人为中心构造的“现代文学”的冲击。而随着乡村文化的日渐丧失，赵树理也逐渐失去了对农村的把握。
除了赵树理的小说，引起大家研究兴趣的还有延安的秧歌剧运动。赵锦丽的《论延安的新秧歌》(15) 详细梳理了传统秧歌在现代中国成为移风易俗工具的历史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延安文化人在利用秧歌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如何改造旧秧歌、如何调配新思想与旧形式的冲突。刘震、孟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诞生》(16) 全面考察了“白毛女”从传说到成为“红色经典”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前后两次创作、修改过程以及引起的反响。由此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延安文艺的创作形态及其与政治话语的密切关系。钱文亮的《“沙龙”、“大会”与“单位”——“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之一》(17) 详细考察了延安时期文人的组织化和军事化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根本转变了新文学作家的生存形态和文艺运动的方式。关于延安文学的宏观论述有袁盛勇的《重新理解延安文学》(18)。文中追溯了“延安文学”名称的起源，并指出延安文学跨越了从民族主义文学到党的文学到国家文学转变的阶段。
抗战文学与40年代文艺研究
与延安文学处于并行时期的是“抗战文学”。张全之的《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从胡适参与和平运动的来龙去脉、沈从文在抗战时期的创作、老舍等作家为抗战付出的代价、早期抗战小说的内容倾向、“战争小说”在民族性/阶级性/人性之间的纠缠、解放区抗战小说对传统战争小说艺术的借鉴等各个侧面探讨了战争给文学和文人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看待、对待战争的方式。同时，书中的论述也兼及“五四”时期的非战文学和30年代的“反战文学”。秦弓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19)。针对以往抗战文学研究中相对忽略正面战场题材的情况，作者全面梳理了抗战期间中国作家如何运用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多种方式报导、反映正面战场战况和将士精神状态的史实。并对这些作品如何表现战争的惨烈和抗战将士的牺牲精神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二则是《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20) 主要探讨了抗战文学中对于正面战场阴暗面的表现，特别是军纪废弛、军阀作风、指挥失误、政略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现代文学直面现实的传统。解志熙的论文集《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中的两篇长文：《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走向“分析”及其他：抗战及40年代小说叙论》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从抗战到建国前夕，在诗歌和小说领域出现的面貌各异的创作倾向与实绩。李文平、郝明工的《论大后方文学叙事的两面性》(21) 探讨了大后方文学艺术与宣传交织的两面性，指出抗战前期的作品偏向宣传的纪实性与正面性的平衡，后期则基于艺术真实性与史诗性的平衡。段从学的《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22) 深入考察了抗战时期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建立的历史过程，指出老舍的领导地位并非政治指派的结果而是通过其本人的具体工作确立的；透过老舍与文协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在具体作品的研究方面，吴小美、冯欣的《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23) 重新解读了《大地龙蛇》这部被视为老舍的失败作品的话剧。作者指出这部剧的创作不是“遵命文学”而是“受命文学”，就是说它和老舍自身的创作冲动有内在联系，老舍是要借此反思中国文化，思考民族新生之路。同时，这是一部“理念化”而非“概念化”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文化心理和他对理想国民的期望。汤哲生的《张恨水抗战小说中的国家意识及其评价》(24) 指出张恨水是现代作家中创作“抗战小说”最丰的作家，同时他也将抗日作品从“国难小说”带入“抗战小说”，他的“歌颂小说”和“暴露讽刺小说”构成其创作主体的两个侧面，传达了传统文人的国家意识与人格魅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发表一组“抗战时期贵州文坛”的文章，包括：朱伟华的《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化与文学》、陈悦的《蹇先艾乡土小说新论》、康文的《谢六逸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它们对以往少为人知的贵州文坛的历史加以挖掘，提供了抗战后方文学的一个侧面。
对抗战时期文学背后的思想问题加以关注的文章有两篇可作为代表。吴晓东的《战乱年代的另类书写——试论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25) 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样一部驳杂、另类的小说视为作者抗战时期的“思想自传”，认为它展示出战争生涯带给知识分子关于民众、关于乡土社会、关于历史、关于创作新的思考和认识，从而构成4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多元思想取向的一部分。黄晓武的《1942年郭沫若与侯外庐关于屈原思想的论争》(26) 重点在于揭示论争双方背后的思想分歧，即虽然同在唯物史的“新史学”框架内，同在古代社会研究的脉络中，但由于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不同评价以及对生产方式的不同判断而产生对屈原的相异评价。进一步讲，分歧实际上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的不同理解，它造成了40年代左翼内部的思想分歧。
有关抗战结束到建国之前这一过渡时期，值得关注的研究有：程光炜的《“杂志”里的40年代——〈文艺春秋〉和〈文艺复兴〉研究》(27)，通过还原光复后上海文化界最重要的两份文学杂志《文艺春秋》与《文艺复兴》的办刊策略、策划方式、生产环境、创作的多元化以及批评取向反映了过渡时期的文坛状况。段美乔的《“工作而等待”：论四十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28) 梳理了冯至在40年代对里尔克、歌德、杜甫的接受和转化过程，发掘新的思想资源的汲取如何促使冯至克服战争带来的孤独感、虚幻感，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迅速在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个人与时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他顺利地融入群体时代打下基础。刘进才的《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29) 挖掘了40年代先后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兴起的方言文学创作潮流及其引发的论争，揭示了方言与国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状况下的持续紧张关系以及这一张力如何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而消解。
鲁迅研究
200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因此本年度关于鲁迅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富。杨义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30) 从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双轨”性文化观勾勒其开阔的文化格局。并特别强调鲁迅在吸取、转化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出入“四库、四野之学”，整理小说史料，挖掘乡邦文献、民俗传统，兼治杂学，形成其独特的学术文化立场。这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照。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以鲁迅为核心》(31) 通过讨论鲁迅在30年代对于孔子、陶渊明、《庄子》、《文选》、《四库全书》的看法以及与胡适、周作人、施蛰存等人关于相关问题的争论，深入探讨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发言的现实针对性。王得后的《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32) 从分析鲁迅的“立人”思想入手梳理鲁迅接受左翼思想的内在脉络，并指出在对阶级性的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对文学本身若干问题(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文学的宣传作用、文学“技巧”)的理解上鲁迅与左翼文学有着根本的分歧。因此，作者最终提出“左翼文学已经终结”，有待发展的不再是“左翼文学”而是“鲁迅文学”。胡晓明的《真诗的现代性：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33) 认为朱光潜与鲁迅关于钱起诗句的论争是不同文化思想取向之争，朱论“借西扬中”其旨归在中国诗学传统，鲁迅的论述则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祛魅”、“历史主义”的真实性倾向。彭小燕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左翼鲁迅”：走向现代生命的自我救赎》(34) 指出鲁迅的“向左转”虽有政治性，但不必然具有政党政治色彩；“左翼鲁迅”的意义不仅在于直面现实，它也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的自我救赎。袁一丹的《伤逝：起死的衍义——鲁迅的“自悼”与亲者的“纪念”》(35) 将鲁迅作品中关于“逝者”的言说与其亲友的纪念、回忆打通，试图探讨与“逝者”相关的回忆性书写背后蕴涵的“诗”与“真”等诗学问题。李丹的《“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早期对知识阶级的分析及其“立人”思想》(36) 从鲁迅在日本时期文章中使用的三种概念分析其对知识阶级的认识方式及其心目中理想的知识阶级的内涵。李春林、高翔《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37) 比较了鲁迅与纪德“向左转”的道路及它们对苏联的认识与批评。皇甫积庆的《鲁迅“杂感”文体论》(38) 分析了在鲁迅的杂文、散文、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杂感’话语系统”。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多出自青年学者之手。汪卫东的《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采用关键词的研究方法，详细梳理了鲁迅日本时期五篇论文中的“个人”观念，探讨了其思想来源，尤其是传统思想中“精神”、“心”的观念以及德国个人主义对他的影响；同时也对比了鲁迅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章太炎)对“个人”的不同理解以及“个人”观念在鲁迅身上的后续发展。朱崇科的《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鲁迅的《故事新编》，并进一步指出在整个华文世界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一个与“历史小说”不同的“故事新编(体)小说”传统。它们均以小说形式对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典籍、人物等进行有意识的改编、重整、再写。其代表性作家包括：鲁迅、施蛰存、刘以鬯、李碧华、也斯、西西、陶然等。作者力图探寻故事新编体小说书写的基本标尺，以为经典故事新编体小说的再现提供理论支撑。袁盛勇的《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7月)剖析了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认为其本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还分析了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
除了青年学者的研究专著之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而已丛书”收集了数位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学者的自编文集。其中朱正的《鲁迅身后事》、周楠本的《我注鲁迅》、张杰的《鲁迅杂考》、李允今的《鲁迅笔名索解》偏重于鲁迅著作及相关事迹的考证。王得后的《鲁迅教我》收入作者二十多年来论述鲁迅的长短文章，论题各异，但要在把握和呈现作者所理解的鲁迅思想的根本，即以“立人”为基点生发出的思想观点与社会观察。
鲁迅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是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等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在国内鲁迅研究界产生深入影响。日本的鲁迅研究、韩国的鲁迅研究传统渐渐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孙玉石在《现实情怀、历史视点与学术意识——读丸山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39) 一文中谈到：“这种主要肇始于立足日本现实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而产生的鲁迅研究，从对于一个东方作家研究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结合的强烈追求所显现的独特性质，几乎成为20世纪世界鲁迅接受史上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术现象。”作者指出丸山升先生的研究“高度尊重生动复杂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理想、历史坚守意识和科学学术视点”，称读它的文章会带来“近乎‘学术启示录’式的精神收获”。王中忱在《略说丸山升先生的“实证研究”》(40) 中归纳丸山升先生的研究特点在于“从历史的细节，去触摸时代的大问题”——“他善于把人们所习见的史料，放在具体的历史状况、情景之中，在多重脉络中追索、考察，从而发现一般人们所忽略的内容和意义”。
2005年12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鲁迅与竹内好”国际研讨会则将“竹内鲁迅”作为当代中国思想要面对的资源凸显出来。相关论文在2006年陆续发表。赵京华的《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批评说起》(41) 深入日本60年代语境，分析了发生在法国哲学研究者竹内芳郎与鲁迅研究者之间的关于鲁迅“政治与文学”的论争，以此透视竹内好、丸山升鲁迅论的特殊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李冬木的《“竹内鲁迅”三题》(42) 回顾了“竹内鲁迅”进入中国的历史，同时提醒大家它有着从根本上异质于中国语境的特质，并进一步列举了竹内好在接触鲁迅之前构成其思考框架的思想来源。《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上发表一组题为“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笔谈。其中，张宁的《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中国现代传统》梳理了80年代至今鲁迅解读背后的现代观、文学观，并认为竹内好的再发现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借助竹内的鲁迅论，把握被我们以往所忽略的鲁迅之根本，并通过鲁迅而重建中国现代传统”。程凯的《思想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解读“竹内鲁迅”的一种线索》则指出竹内好所说的作为“文学者”的鲁迅其实是指向一种主体的存在方式，它针对的是现代状况下“思想”越来越成为外在的和脆弱的，要想使思想成为自身的必须经过主体内在持续的挣扎。鲁迅正是在展示一种坚韧的主体存在方式的意义上获得了他的政治性。张景兰的《“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竹内好的别样解读》剖析了竹内好对鲁迅“仙台经验”的解读，认为它带来的启示是：“个人体验如果不放在历史中加以理解，那么它就不会获得意义；反过来，以民族、政治身份获得的那种历史体验，如果不是以个人为基准，同样不会获得意义。”
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
在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研究方面，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不是单向度的影响研究，而是关注中日现代文学中的“互文”现象，围绕《留东外史》、《亚细亚之子》、“儒家文化中心论”、《惜别》等一系列个案所做的考察都体现了中日现代文化政治空间的交错性和相互作用关系。在作者看来，中日现代文学都是伴随国民国家的发生同步发展的，因此中日作家的道路亦因国家走向的差异而分歧。李今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全面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翻译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这些作品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作家接受它们的角度。作者引导我们从这一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翻译实践中看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关注线索和焦点问题。张辉的论文《1931年的寂寞与忍耐——透过里尔克看冯至的自我探索》(43) 从冯至对里尔克的接受入手，考察30年代的冯至如何努力探寻一种区别于现代精神主旋律的“断念的自我”。段美乔的《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44) 梳理了纪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特别挖掘了40年代出现“纪德热”与当时知识分子生存思考和探索新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张松建的《“恶之华”的转生与变异——汪铭竹、陈敬荣、王道乾对波德莱尔诗的接受与转化》(45) 分辨了波德莱尔对40年代三个中国诗人的不同影响。刘洪涛的《徐志摩的剑桥交游及其在中英现代文学交流中的意义》(46) 通过研究徐志摩给剑桥大学学者的信还原他在剑桥交游的若干细节和背景，挖掘了中英现代文化交流中重要的线索。秦弓的《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方法》(47) 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实践入手归纳了翻译的原则(直译、意译、神译)、语言使用、操作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史料编纂与史料学
在史料学方面，刘福春编写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可作为史料编纂的代表性成果。该书收录1920年1月到2006年1月间出版的18700余种汉语新诗集、诗论集的目录，并附有书籍说明和著者简介，是迄今为止最全的新诗书刊目录。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丛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汇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书话和考据性短文七十余篇，其立意在于借鉴清代朴学的方法，从版本、校勘等角度入手“治新文学的史料学”。全书对新文学版本、校勘、全集编纂、图像使用中出现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提供了可靠的结论。陈改玲的《重建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通过考察50年代开明书店“新文学选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作家选集”两套丛书的编辑、修改过程揭示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如何在解放后文艺政策、文学史写作和经典整理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刘增杰的《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48) 以何其芳、师陀等作家研究和解放区文学研究为例，说明文献失误对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剖析了文献薄弱的一系列内在因素：粗枝大叶、不重视原始文献、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在编辑出版中任意删改。孙玉石的《总会有人走近和诠释这部经典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后琐言》(49) 记录了作者在注释新版鲁迅全集过程中的许多史料收获和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也从中透露出从事史料工作的甘苦。史静的《现代书局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50) 在爬梳资料的基础上勾勒了现代书局的发展脉络，区分出前后两个不同风格的出版时期及它们在创作实绩中的表现和影响。张勇的《穆时英的小说佚作〈上海的季节梦〉》(51) 钩沉了穆时英晚年的小说佚作，并指出它在穆时英创作生涯中的位置和其中反映出的作者思想状态。任湘云的《卞之琳〈雕虫纪历〉版本新探》(52) 在梳理《雕虫纪历》三个版本内容增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文本背后诗人心态的变化，“揭示文学在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独特的生存方式”。在版本考证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有：顾迎新的《冯至诗集新老版本的重大歧异》(53)、吴敏的《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54)。
思潮流派与其他研究进展
在社团研究方面，2006年6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一套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在丛书《总序》中陈思和特别强调了“社团史”的独特立意：以往多将社团研究与流派研究混淆，但社团研究与流派研究不同，前者强调社团兴衰，重点在人事，后者强调风格，重点在创作。所以，“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整套书包括六分册：栾梅健著《民间文人的雅集——南社研究》、许俊雅著《黑暗中的追寻——栎社研究》、陈离著《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咸立强著《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庄森著《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石曙萍著《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金理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虽然其中许多社团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从社团人事分合等角度依然能够展现出许多更细密的历史状况。
另一套以集体面貌推出的研究书系是200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封)出版的“明伦学术书系”。其中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从小说诗学的角度探讨了京派小说的“意象叙事”、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情节模式、回忆模式和文体，为中国式的诗学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刘涛的《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分门别类地梳理了现代中国的小说理论，包括：人物论、环境论、结构论、视角论以及文体理论。而武新军的《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与白春超的《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都是论述现代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不过，后者更多依照既有文学流派划分的习惯分别论述了“学衡派”、梁实秋、新月派、京派的文化取向。而前者则有意打破流派界限，也摒弃了容易引起争议的“古典主义”名称，而代之以更准确的“古典倾向”来描述那种“通过诉诸古典以对抗现代性危机的价值取向”。因此，作者在新旧文学、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文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问题坐标中考察“古典倾向”的意义，引发许多有启发性的思考。
同样论及古典主义思潮的还有俞兆平的《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作者在书中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并列为现代文学的“三大思潮”，并从内部剖析了“美学浪漫主义”、“政治学浪漫主义”的分别，“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消长如何造成写实主义的变化。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打破以往“海派文学”、“左翼文学”的传统文学史概念以“租界文化”为出发点考察30年代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揭示它们如何塑造了不同位置上的作家的立场与态度，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与批评，为研究30年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维度。
其他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张丽华的《从“君子安雅”到“越人安越”——周作人的风物追忆与民俗关怀(1930～1945》(55) 追踪周作人从30年代到40年代对岁时风物的持续关注及其立意的转移。张桃洲的《导引、偏移与型塑：理论的效应及其局限——新诗史上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56) 以周作人为例说明新诗的理论言说如何参与了新诗自身的建构，对写作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黄开发的《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57) 集中考察了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的过程，选本特点、体现的观念以及它对推动30年代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所起的作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沈启无——人和事》(58) 则对于沈启无这一现代文学史上有文名而无事迹的作家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介绍。陈泳超的《周作人〈童谣研究手稿〉考述》(59) 从“编辑体例”、“资料来源”、“《稿本》经历”几个方面介绍了《童谣研究手稿》的成书过程。李丹的《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60) 讨论了胡适留美期间的英语诗写作和汉英诗互译如何奠定了他的白话诗创作的基础。丁文的《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61) 通过考察《小说月报》的“通信”栏揭示青年读者群与编辑之间形成的“我们”与“先生”的师生式关系，读者在接受“先生”教诲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此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这在发起“整理国故”的讨论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注释：
①⑨(41)(45)《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②(1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③(12)(26)(46)(50)(51)(5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④(43)《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⑥《新文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2月。
⑦《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第4期。
⑧《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⑩《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13)(48)《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14)(15)(16)(17)(25)(27)《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18)《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9)《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0)《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1)(30)《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22)(23)(2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28)《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29)(34)(60)《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1)《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第2期。
(32)《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33)《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35)《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8月。
(36)《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37)《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
(38)《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39)(40)《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
(42)《读书》2006年第4期。
(44)《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5月。
(4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2期。
(49)《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
(53)(54)《复旦学报》2006年第4期。
(55)(58)《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
(56)《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7)《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59)《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
(61)《云梦学刊》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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