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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各种焦点问题之首，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不久前召开的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都将“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列为当前最紧要的工作重点。针对这一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将尝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我国贫富差距的状况、形成原因、解决之道等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理论分析和现实探讨。
一、现实状况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行业贫富差距、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据新华社2005年10月4日报道，国庆期间，一对新人在上海金茂大厦举办了一场“百万婚礼”，仅布置婚礼现场就花费50万元人民币。而同一天，在距离上海不到500公里的安徽寿县，一盆萝卜缨子沾酱菜就是一家农民5口人的中午饭。 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就这样鲜活地共存在我们的社会之中。
2005年 10月下旬，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向新闻界发表其“中国之行”考察感受时，也谈及中国的贫富差距。他说，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兰州则还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黄土高原上的一些农民才刚刚搬出窑洞。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占我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超过了0.4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介绍：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上升为1∶3.23。目前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占农村人口的10％。
同时，目前我国各个行业之间、各个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十五”期间，中国的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收入差距高于“九五”期间平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金融和保险业、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也分别较“九五”期间提高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则呈持续扩大趋势。2000年，我国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62倍，2003年增至3.98倍，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2004年1月至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有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等，分别为18798元、15982元和15489元。而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农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仅为4655元、8057元和8159元。
从地区上看，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而根据英国人胡润编写的《2004中国大陆百富榜》，广东依然是制造富豪最多的地方。百富榜上有17个企业家是广东人，13个企业家是浙江人，随后是上海、福建、山东、江苏和北京的企业家，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全都来自东部发达地区。而且，这些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在继续增长。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2003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与6年前的5000万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点在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方面也得到了一致的印证。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贫穷人口还在努力求职、依靠微薄的劳动力报酬生活时，先富人群已经可以坐拥大笔财产带来的丰厚收益了，而且两者之间的收入增长速度也相差甚远。以2004年前三个季度为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同比增长11.8％，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的出租房屋收入增幅竟高达54.5％。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快，财产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二、原因探析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三是垄断行业的优势地位；四是政策体制、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占有、权钱交易、不当得利等。
1.二元经济结构。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生产周期长、产出少、产品价值低、市场风险高，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低效率的结果。而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是“现代产业”，也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高、资本密集、生产设备先进、生产周期短、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产业的优势与传统农业的劣势造成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加之东、西部地区原有基础本来就相差很远，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速度下贫富差距自然会越拉越大。
3.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靠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行业垄断难打破，加剧了社会成员间收入的差距。与此相应的是国企的垄断地位近年来继续不断得到加强。国内企业500强绝大多数都是垄断性国企，可以说是靠垄断剥夺民众的地位而不断做大。另据2005年8月23日《董事会》杂志的一组数据：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785亿元。有人惊呼：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同时，所谓的MBO也已经把许多国企能卖的国有资产都廉价卖光了，一夜之间制造了一批暴发户以及大量求告无门的失业工人。改制期间，垄断国企领导人及其职工的高薪不仅没有被弱化，而且不断得到加强。
4.其它原因。第一，占有资产等生产要素多少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等生产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不断增加，这就使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随着劳动力市场、经理人市场、专利技术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逐渐拉开了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在中国促成贫富差距的体制和政策的因素主要是改革以来的政策导向、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和特区政策、税制改革滞后、权力寻租和其他腐败行为、灰色收入、垄断行业的存在、职工退休年龄偏低和内退现象、失业和下岗、住房体制改革、股份制改革等。
在体制方面，主要集中在“权力资本化”问题上。我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由行政部门为主体推动的，其形式就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固然对改革的启动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门权力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实际却表现为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结果就是公共权力被部门权力肢解，导致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肢解。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说：没有不收费的政府部门。比如，医疗改革打开了公立医院市场化的通道，却通过各种政策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医院获得了定价权，却无需面对激烈的竞争。教育改革也如出一辙。一边是扩招和高收费，公开支持和鼓励化公为私的“名校”办“民校”，而全国人大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却在教育主管部门那里卡了壳，为民办教育设置了种种不公平竞争的条款。鉴于中国有半数以上的人无力承担现有的医疗和教育费用，我们似乎可以说，光教育和医疗改革的部门利益化问题，就至少制造了6亿以上的相对被剥夺人群。
除了这些非经济的原因之外，贫富差距也有其经济学根源。引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短缺经济，也就是供应不足的生产型经济危机。当时大家手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无所谓贫富差距，能够引发贫富差距的资本、人力、权力、资源等所有要素都处于严格的管制、限制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从改善供应入手，资本、人力、权力、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投入生产领域，物质短缺得到迅速缓解，社会逐步走出生产型经济危机，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财富也伴随着改善供应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腰包，于是，有人开始“先富起来”，而大多数单纯依赖劳动收入者则渐渐落后、陷入相对贫穷状态。一方面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物质变得极大丰富；另一方面，财富却极端不平衡地向少数人手中集聚，富人在生活消费上已经餍足、走向畸形的奢侈消费、在投资领域里疯狂追逐房地产等稀缺资源，而广大劳动者却捉襟见肘、购买力不足、消费需求旺盛而无效、劳动力再生产难以维持。社会因而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消费型经济危机，社会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两大部类严重失衡，在我国当前的表现就是所谓房地产等投资领域过热、金融投机活跃、奢侈品旺销、消费品市场疲软、“内需不足”长期化。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
1.政策思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些措施，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开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2.制度再造与完善。这里借用全国政协开出的“限高、拔低、扩中”三大药方。第一药方“限高”，即完善税制系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对遗产税、赠与税、消费税等税种加紧研究并适时出台；规范垄断收益分配。采取规范办法将留归部门和企业的垄断收益收归国家财政，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制定工资指导线；推动财富二、三次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指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第三次分配，是指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第二药方“拔低”，即通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金标准等，提高保障水平和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促进就业等措施，不断提高低收入人群就业能力；第三药方“扩中”，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提供产业基础；提高知识阶层、专业人员的报酬，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类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对垄断性行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职业（工种）的工资价格。对公务员的收入分配，主要是规范津贴标准，各地区同级别公务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工资（津贴）调整要参照本地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当地企事业单位的收入水平。
4.努力提高教育水平。教育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之一。只要能帮助一个孩子成材，就能帮助一个家庭脱贫。教育发展起来，人的素质提高，贫困地区才能实现消除贫困和自我发展。通过接受教育，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谋生的能力。据统计，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43％；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10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300％。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2.1倍，是初中毕业的劳动者的1.4倍，是高中毕业的劳动者的1.2倍。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6月30日报道，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最近也表示，解决美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不是没收富豪的游艇，而是提高教育水平。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 也认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穷人致富”。而“穷人致富”的办法则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安排穷人就业，从而增加穷人的收入。
5.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条件上的差异，可以提高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身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及通过其他经济援助手段强化扶贫，缓解落后地区地方财政的压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认为表示，“提出西部大开发，就是为了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
6.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经济矛盾本身发现与之相应的贫富差距解决之道。当前的贫富差距既然是因为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失去平衡而引起的消费型经济危机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缓解和消除这种经济危机入手，抽丝剥茧，调解生产、消费、分配要素，恢复两大生产部类之间的平衡，走出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贫富差距也自然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具体而言，消费型经济危机的主要矛盾在于少数人占有过多的社会财富、大多数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购买力集中在已经处于消费饱和状态的少数富人手中，大多数人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力消费，因而社会生产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解脱之道便是重新启动消费，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将一部分社会财富转化为消费货币，转移支付给缺乏购买力的广大劳动者，从而同时启动劳动力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恢复经济链条中供应与消费的平衡循环。当然，这种财富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剥夺富人，而是一种贫富双赢的共同富裕之路。从先富群体、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角度来说，主动做出方式适当的资产、财富、收入调整，可以在改善自身运营效率的同时帮助贫困群体、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整体走出当前的消费型经济危机，创造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迎来更加繁荣的经济趋势，与全体国民共享水涨船高的和谐经济局面。从贫困群体、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角度来说，积极改善自身的经济处境、主动接受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努力增加可能的财产性收入，则会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加强和国内市场的强大奠定规模恢宏的基础。从政府的角度讲，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宏观调控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借助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平衡区域发展，才能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实现建立和谐富裕的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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