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非物质经济与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保护论文,价值观论文,物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131-09
一、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能确保大量消费吗？
如今，除了极端科学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承认人类已深陷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或气候变化危机之中。试图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的做法的确很诱人，因为找准了那个唯一的原因，就能对症下药，就能轻而易举地摆脱危机。道德哲学家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现代人的道德局限，他们不能像保护人权一样去保护自然环境，于是我们深陷环境危机之中。经济学家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是个经济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给污染定个价，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污染，保护环境①。“工程师们确定地认为，只要他们找到某些神奇物品或能量来源，污染问题就会自动消失。”②政治家们则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把环境危机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的做法都不会奏效，因为环境危机是整个现代文明“机体”的症候，想准确判断这个症候的根源，用“西医”的还原论分析法是不行的，必须用整体主义的文化分析法。惯用还原论分析法的人们似乎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准确原因——温室气体排放。于是，时下最时髦的“疗法”就是减碳，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减碳似乎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实则涉及政治、经济、道德、价值观和信仰。从文化(广义)的角度看，减碳涉及器物、制度和观念③。在文化之器物维度减碳牵涉技术；在文化之制度维度减碳牵涉经济、政治和社会；在文化之观念维度减碳牵涉科学、道德、宗教、哲学和语言。即使减碳是关键，也只有当整个文化(或文明)得以充分调整之后，碳排放才能减到真正可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的程度。
今天谈论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人们大多不希望改变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不妨简称为“3大量”生产—生活方式。也许越来越多的人真心希望避免“大量废弃”，但他们决不肯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他们相信通过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就可以解决“大量废弃”问题。其实，这是盲目乐观。循环经济就是所谓的3R经济(资源减量化、物品再利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减量化是首要原则，不实现资源减量化，就根本无法减碳，从而无法发展低碳经济，无法建设低碳社会。
资源减量化归根结底是物质减量化。也只有物质减量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并维护生态健康。道理很简单，只有当我们使用的各种化工产品(如塑料袋)、各种能源(如煤、汽油、电)、各种金属(包括重金属)大幅度降低时，由我们制造的污染物才会大幅度降低，只有当我们不再肆意增加工厂、铁路、公路时，才能多留一些湿地、森林和荒野。
但是，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一结论。他们首先不肯减少自己的物质消费，即不肯放弃“大量消费”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不能放弃“大量消费”，就不能放弃“大量生产”。君不见，我国汽车生产正急速上升？“过去十年是我国汽车工业超高速发展的十年，国产汽车产量由2000年的207万辆猛增到2010年的1826万辆，占全球汽车产量的23.5%，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④问题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有什么不好？
有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告诉我们，不要总担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会导致“大量废弃”，迄今为止的“大量废弃”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科技还不够发达，其实，没有什么“废物”(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有了新科技，所有的废物都能成为资源，可以实现物质生产的零排放。在他们看来，有了不断进步的新科技和循环经济，我们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而不会再有“大量废弃”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一边恣意享受物质主义的狂欢，一边保住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果真如此吗？如此乐观的思想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吗？
内行告诉我们，太阳能电板诚然能让居民用太阳能照明、烧水，但生产太阳能电板却十分耗能。电动汽车确实能大大降低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量，但其能量利用率却比直接烧汽油的汽车低。这样，在城市大量使用电动汽车，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电力供应，如果没有找到更多的清洁能源，而仍用火力电，则只意味着把污染(包括碳排放)由城市转移到其他地方。核能专家会说，用核能即可解决碳排放问题，核能是清洁能源。但核废料处理问题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核废料越积越多将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威胁。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站的破坏是对人类使用核能的又一次警告。核能专家们通常信誓旦旦地说，核能不仅是清洁的，而且是安全的。这种说法实际是在维护他们的行业利益，社会则不能对核能的危险及其对子孙后代的威胁掉以轻心。
只要坚持“大量消费”，就必须坚持“大量生产”。如果不放弃“大量消费”，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均消费量的增加，人们必然会使用更多、更大的能量，必然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甚至不断提高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强度，或者不断提高经济系统和技术系统的复杂程度⑤。循环经济可提高某些资源的利用率，但现代人的消费方式，决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资源循环和零排放。
传统农业经济是大体上实现了零排放的、较完全循环的经济，它不使用农药、化肥，人畜的粪便完全作为肥料回到农田(生物养分循环)，不使用矿物能源，主要依赖农作物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生产生活必需品——粮食、衣服等。在这种经济系统中，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物质生产，人力和畜力只是辅助农作物或家畜的生长，即“赞天地之化育”⑥。收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天的赐予，故人们不敢奢望“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正因为没有利用矿物能源的“大量生产”，寻常百姓家也不像现在的大众这样追求便捷、大量的消费(如滥用塑料袋、随处使用一次性用品、攀比物质奢华)，终岁劳苦的农民不会浪费任何财物。传统农业经济活动也会因为人口增长、人均消费量增长(主要由统治阶级和富人的奢侈所导致)和过度垦殖而导致局部生态破坏，但这决不会像现代工业经济那样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现代经济体已远离古代农业经济体。如今，无论经济怎么循环，只要你消费、生产，就必须消耗能量，消耗能量就必须使用能源(没有永动机)。废弃物的再利用必然要经过再加工，再加工就必然消耗能量。人均消费量不减甚至增长，能耗就必然只增不减。能耗只增不减，排放量却大减，这从物理学上看是不可能的。农业文明能耗低，因为它主要通过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而利用太阳能，而不像我们今天必须先造太阳能电站或其他设备(如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汽车)，然后才能利用太阳能。制造任何利用太阳能的设备都必须先耗费能量。利用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的原理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先耗能，然后才能利用风能、潮汐能一类的清洁能源。在建成100%的清洁能源系统之前，必须不断耗费非清洁能源。试图不改变消费量和生产量而大幅度减少排放量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空想却是目前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柱。
为走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必须大幅度减量。
二、市场经济会自然导致经济非物质化吗？
在多数人不肯减少物质消费量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是物质经济，即以物质生产或物质消费为根本的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可能会让人们对此结论有所质疑。这是源于以下几点理由：(一)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如今，金融产品的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而金融产品是非物质产品。所以，随着金融创新作用的日益显著，经济也正日益非物质化。(二)服务业正日益扩大(金融业也属于服务业)，服务业若朝扩展非物质服务的方向发展，如文化产业日益扩展，人们的文化消费日益增长，则也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化。(三)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则为经济非物质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也是经济非物质化发展的最强动力。
毫无疑问，这三个方面的非物质化发展趋势都是存在的。对环保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是否导致了废弃物总排放量的减少？如果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边呈现这些新趋势，一边是废弃物排放量的增加，则这些趋势就没有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作用。2011年底“德班气候大会”上许多人的失望表明，迄今为止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导致排放量的明显减少。人们哀叹：“烟囱和排气管仍然源源不绝地排放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现象仍在加速，世界的领导人们仍然没做什么具体事情，德班气候大会的各个代表团达成的协议，可能在10年之内都不会生效。”⑦
为什么这些有利于经济非物质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带来废弃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呢？这需要从现代文明(或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去找答案。
让我们由简明的“文明三维结构”来看现代工业文明。由器物维度，我们可直接看出，依赖矿物资源的机器系统生产的工业品，绝大部分都是污染环境的，如中国各城市周边垃圾场堆积如山的塑料袋，各地日益增多的汽车、空调等。汽车产业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但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都是污染环境的。由制度维度看，我们不能只看中国，而要看以美国、欧盟、日本为典范的发达国家。“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构成自由主义者所极为珍视的基本公共秩序框架。这个基本公共秩序框架凸显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效率、财富，它着力保障个人自由追求物质财富的权利。人权原则和“资本的逻辑”是现代工业文明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分别凸显了现代文明的两个核心价值——公平与效率，两个原则和两种价值在现实中又总处于张力之中。对效率的追求不时地压倒或扭曲了对公平的追求。正因为如此，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即制度变革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尽可能多的资本拥有者⑧的资本的增殖，简言之，是为了保证和促进各种资产的增殖。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鼓吹，这个基本公共秩序框架是中立于各种宗教和哲学的，也是中立于各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但这种中立性十分可疑。它实际上渗透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鼓励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⑨，也鼓励人们用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如汽车的品牌和奢华程度)去标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卓越和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现代工业文明的观念维度比较复杂。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加突出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多元化。看如今的自由民主社会，法律似乎保障人们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也确实存在多种宗教和哲学。自由主义思想家则力图从宗教和哲学中剥离出一种中立于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原则)，以指导中立的制度建设和改革。但恰在这一点上暴露了自由主义分析性思维(如罗尔斯的政治思维)的致命错误：没有人能建构一种与任何哲学都没有关系的政治原则；社会制度的建构或改革更不可能中立于所有的哲学。中立性只是一种理想，我们只能谋求特定意义的中立性，而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性。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一方面呈现出观念多样化的景象，另一方面存在一种主导性观念⑩——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各种宗教都受到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腐蚀，简言之，受到了金钱的污染。力倡“灵魂救赎”、“清静无为”、“放下”、“自在”的宗教界理应是清净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些“高僧”白天穿着袈裟，夜晚却花天酒地。“善男信女”们跪拜菩萨，非为进入空灵境界，多为祈求菩萨保佑升官发财。常去教堂的人们或许为了获得心灵的慰藉，但也常有人祈求上帝保佑升官发财。各种宗教也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学院派哲学也严重地受到金钱的腐蚀，主流哲学家大多都为现行制度(鼓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辩护。
可见，现代工业文明的三维度都要求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以，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三种非物质化趋势都无助于节能减排。事实上，如果我们固守着现代工业文明，则金融业、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非但无助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缓解气候变化，反而会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恶化。
美国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据初步统计，如果将美国危机前(2008)所有的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价值都计算在内，未到期虚拟资产总额达到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只有12万亿到14万亿美元。按照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美国12万亿到14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形成的资产价值达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已经完全脱节。”“根据福布斯数据，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美国福布斯400主要财富来源于金融，其比例升至27.3%。”(11)美国也是文化产业大国。早在1998年，美国文化产业经营总额就已高达2000亿美元，其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航空航天，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当年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12)。毫无疑问，美国也是信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微软”和“苹果”都属于美国。那么，美国在减排方面做得如何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批评说：“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污染者，却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并排放得越来越多”，并说：“美国的能源挥霍生活方式比其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损害都要大得多。”(13)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国人的观念没有改变，美国的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金融业的急剧膨胀愈加激励人们的贪欲，使更多人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赚钱。经济制度鼓励人人理财(14)，即人人都该想着如何让自己的资产增殖。赚了钱干什么？消费！买汽车、买别墅……可见，激励人们贪婪的金融业膨胀不会带来碳排放的降低，相反，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一个白领在股市上挣了大钱以后，可能不满于自己的小排量汽车，而换一个大排量的“悍马”。
如今的服务业包含了许多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行业并非天然是非物质的和低能耗的。例如，迄今为止的建筑业就仍然是高能耗的。在能源没有高度清洁化的前提下，运输业必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住宿和餐饮业如果没有一种健康的经营理念，也可能是激励物质奢侈的，如今北京某些超豪华餐馆，一次消费须几万元乃至十几万元，它本身的能耗可能不高，但它会激励人们向往物质奢华的生活。最有非物质化潜质的文化产业如果没有健康理念的导向，也会产生激励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从而成为激励物质奢华和碳排放的精神源泉，而不是激励生活方式非物质化的精神源泉，如好莱坞以及香港拍摄的一些美化富人生活方式的影视剧。
有人说：“在电子和电子通讯时代，人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性越来越少，他或他们的日常经验变得越来越非物质化了。”(15)仿佛“数字化革命”能自然导致人类生活和经济的非物质化。其实不然。如今，各种电子产品和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是各种欲望满足的便捷，却并没有带来碳排放量的降低。我们也可以把电子和电子通讯时代称为信息时代。信息产业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的各种电子产品的生产即使不像炼钢和炼油那样耗能，也决不可能像古代农业那样清洁，更不用提使用电脑等电子产品必须耗能。科学主义者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的生活世界与虚拟世界完全合一。这样，人的一切欲望就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得以满足，例如，如今游览九寨沟必须乘飞机、火车或汽车，这会导致碳排放，那时游九寨沟只要动一下鼠标即可，不会导致任何碳排放。科学主义者以为这是科学预期，但我认为这只是妄想。在电子产品越来越丰富且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今天，碳排放之所以有增无减，就是因为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人的多样化欲望不可能仅在虚拟世界中得以实现。你不可能吃一块虚拟面包而真的填饱了肚子，事实上，许多人也不能满足于虚拟空间的审美、休闲和交往，他们经常要驾车出游，到远郊去呼吸新鲜空气或欣赏自然美，去远方探望亲人和朋友。信息化使人们能更便捷地实现自己的种种物质欲望，从而更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加剧了某些方面的物质消费。它只是把一些特定形式的物质活动非物质化了，而没有导致人们物质消费总量的减少。
正因为如此，金融业、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最发达的美国根本就没有为全球树立一个经济、生活非物质化的榜样。迄今为止的全球经济仍然是物质经济。
三、走向生态文明才会有健康的非物质经济
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虽然尚未带来事实上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减量化，但这两种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减量化。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需要经过一场“渐进的革命”——由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这场“渐进的革命”要求逐渐改变现代工业文明的三维度：(一)由现代工业体系的大量物质生产逐渐走向减量(16)且绿色、亲环境的物质生产，实现这一维度的改变不仅需要技术革命，即由现代工业的污染性、征服性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和调适性的生态技术，而且需要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二)由深受“资本逻辑”主导的制度走向严格受生态学规律约束的制度。(三)摈弃科学主义或科技万能论，超越物质主义。
说这场革命将会是“渐进的革命”，一是因为诉诸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无济于事，我们既无法找准一个革命阶级，也无法找准一个必须立即被推翻的反动阶级(17)；二是因为后继的生态文明将对现代工业文明有所继承。制度维度的继承与本文论述的发展非物质经济问题直接相关。
如前所述，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典型地体现为“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基本公共秩序框架。就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各国)内部看，这个基本公共秩序框架确实较好地协调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种族、性别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保障了社会内部的和平与安全，应被视为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但迄今为止，这个框架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一个条件：不断加大能量消耗，以保证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一旦物质财富总量不能增长，社会矛盾就会激化。这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对自由、权利和平等的理解密切相关。在理论上，资本主义也反对战争。资本主义设定：每个人都有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自由或权利，达到这种自由无需谋财害命，一个国家保障社会成员的这种自由也无需诉诸战争。自由竞争和科技进步能使人类付出的辛劳越来越轻，而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各种物品会变得越来越便宜，“由于大量付报酬的人类劳动已由大自然的无偿力量所负担。这是被消除的价值，不必再付给报酬，它在竞争的作用下被共同和无偿的使用替代了”(18)。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深信，生产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要生产，就必须把所有的能力都投入到征服自然中去。”(19)随着征服自然的科技的进步，“一定数量的劳动提供了日益增大的使用性，每个人能在不剥夺他人的情况下实现超出他的努力能得到的消费量”(20)。他们相信，“竞争包含了一切博爱、共有性和可完善性”，在自由竞争的世界里，人们的“劳动强度在日益减少”，人们“满足和消遣的范围一代比一代扩大”，人们的“体力、智力和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21)。可见，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征服自然，而不是你抢我夺、互相攻击、互相征伐，就能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征服性、侵略性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么只要各民族、各种族、各阶级、各阶层、各行业都去齐心协力、永不止息地征服自然，则人类的征服力就可通通发泄于一个合适的、安全的对象，从而可以谋求人类内部的永久和平。
但资本主义决不允许废除私人产权制度，坚决反对平均分配财富，因为那样会导致经济活动效率的极度降低。这一点也已被20世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于是，资本主义以私人财产权制度和数量化管理制度激励每一个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创新，如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思想创新……聪明且幸运如乔布斯、盖茨者可拥有巨额私人资产，而平庸者只能得到中等以下的收入，倒霉者只好陷入贫困或领取救济金。以美国为例，仅就美国国内看，可以说资本主义已取得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成功。因为，通过资本主义的高效发展，美国最贫穷的人群也过着相当体面的生活(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比)。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战略就是，效率至上，不断做大GDP这个“蛋糕”，这样，所有人就都能分到一块。但决不能平均分配。若平均分配，就没有用心卖力做“蛋糕”的人了。不给能干的人们以足够大的份额，效率就上不去，“蛋糕”就做不大。效率至上的价值追求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说：只要GDP这个“蛋糕”在增大，则人人受惠，因为当“蛋糕”足够大时，富人们施舍的“蛋糕屑”便足以让穷人们过体面的生活。
从殖民主义时期到全球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内部逐渐运转良好，一直依赖于它们对不发达国家的侵略、掠夺和巧妙利用。仅就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优势，从全球市场获得超额利润，这样就可保障国内的基本稳定。
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有限性迫使我们应彻底反省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扬保护人权的旗帜，那便意味着70亿人的生存权都是不可剥夺的。但全球仍有10亿多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每6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或相关疾病而死去。我们能继续用效率至上的资本主义战略逐渐消除10亿多贫困人口吗？即，不遗余力地做大全球GDP这个“蛋糕”，以期惠及全球70亿人中的每个人？在工业文明框架中，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全球动员征服自然。这似乎接近自由主义者设想的确保世界和平的条件——大家都去征服自然，不再彼此征伐。但生态学(特别是它所揭示的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有限性)彻底宣告了自由主义这一“人类和平战略”的失败！生态学告诉我们，没有等到10亿多穷人分到足够活下去的“蛋糕屑”，地球生态系统就会崩溃！
怎么办？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的逻辑”有内在的关联。那么，能不能彻底废除“资本的逻辑”？不能！彻底废除“资本的逻辑”就可能回到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那就不仅会彻底葬送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暴政。不废除“资本的逻辑”，也就是不废除市场经济。不废除市场经济，当然也就不能废除民主法治。在多元文化的人们共居于“地球村”的今天，确实需要一种“基本公共秩序框架”。
那么，这种“基本公共秩序框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民主法治+严格受生态规律约束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严格受生态规律约束的市场经济”将构成生态文明的基本制度，它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制度既有所继承，也有所超越。
为保护地球而必须完成的最硬的任务是物质减量化，但人类又不可能没有物质消费。生态学已指明了人类物质生产量和消费量的限度——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这样，生态文明的物质经济规模和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力度都必须限定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各国家、各地方的经济规模和生态足迹都不可超过各国家、各地方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全球经济规模和全人类的生态足迹也不可超过地球生物圈的承载限度。人类齐心协力征服自然以创造人间乐园的道路走不通了。但资本和市场经济又确实具有动员多数人劳作、创新的持久不衰的力量。通过制度变革，给污染定价、进行污染权交易和碳交易等措施也确实能推动清洁技术和清洁生产的发展。资本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持久不衰地动员人们劳作创新，无非是因为它抓住了人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质。市场经济激励人们以拼命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以占有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正是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民主法治+严格受生态规律约束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可否逐渐引导人们改变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它可否引导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这是可能的！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我们既寄望于人们自然观、科学观、生活观、价值观的改变，也寄望于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的普及。当越来越多的人摈弃了现代自然观、科学观、生活观、价值观并接受了支持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科学观、生活观、价值观时，人们才会改变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
支持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超验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它断言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是永远隐藏着无穷奥秘的，是人类的根源、归宿和根本依靠，是终极实在，作为终极实在的自然是超验的，是绝对不可征服的。人类对自然征服愈烈，自然对人类惩罚愈烈。
支持生态文明的科学观是人本主义的科学观，它认定科学应是人类与自然的对话，应是人类倾听自然言说的方式或理解自然的方式，无论何种科学知识，也无论它如何发达、进步，与自然隐藏的无穷奥秘相比，都只是沧海一粟。
支持生态文明的生活观是主张“诗意地栖居”的生活观。“诗意地栖居”即审美地生活，而不是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权势；是力图做有意义的、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力图控制他人、征服自然；也是孔子深以为然的生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2)
支持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是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它认为价值源自人对意义的追求，意义虽然需要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之表现差异而得以彰显，但没有必要通过现代商品、商标体系而得以彰显。现代工业文明甚至诱惑人们：意义只能体现为在商品体系中得以呈现的物的难得程度和奢华程度，这是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生态危机的要害。有多种甚至无限种超越这种价值观的思想进路。恰是这种多样性乃至无限性，为人类超越物质主义敞开了无限的“意义空间”。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自己的自然观、科学观、生活观、价值观，他们就不会比谁的车、房子等更豪华，谁拥有更多、更贵、更难得的珠宝等。他们或许会比谁更能理解老子、庄子，谁更能理解《离骚》，谁更会欣赏文学、音乐，谁的书法更好，等等。这样就能实现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减量化。
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应是这样的：稳态的、清洁的、生态化的物质经济+逐渐增长的非物质经济。
物质减量化是生态文明经济活动的总的要求。物质经济指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经济活动，例如，汽车、飞机的制造、营销和消费或是不可取消的，食品、药品的生产、营销和消费更是必不可少的。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在物质经济活动中尽量减少排放，但这种活动总会排放较多的废弃物，所以必须限制其规模和“生态影响强度”。非物质经济指满足人们非物质需要的经济活动。这里的非物质需要包括情感需要、某些方面的身体需要(如保健按摩)和追求意义的需要。情侣、朋友间的情感交流极为重要，而且可以是非物质的，不产生任何废弃物的。当然，情感交流最好是非商业性的。盲人保健按摩也是非物质的，基本不产生废弃物的。人们阅读、看电影、看演出等既为了满足娱乐需要，也为了满足追求意义的需要，文化产业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但文化产业也耗能，也有排放。如果能大幅度降低文化产业的能耗和排放量，则能有力地促进非物质经济的发展。
非物质经济的发展能逐渐引导人们以非物质追求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其实，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追求都源自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是对无限的追求。追求意义就是追求无限。追求无限在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上有典型的体现。政治精英以无限贪求权力的方式追求无限，商业精英以无限贪求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极高明的哲人和虔诚的宗教徒则以精神超越的方式追求无限……现代工业文明则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无处不在的媒体劝诫、促逼、引诱所有人都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陷入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无限只能是观念的，而决不可能是实物的(23)。以追求实物(汽车、游艇、豪宅、珠宝等)的方式追求无限只能表现为贪婪和愚蠢。以精神超越和境界提升的方式追求无限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正确的追求无限的方式。
我们可按追求无限(意义)的方式把现代人大致分为如下几类：(1)彻底超越物质主义的人，他们以颜回、梭罗等圣哲为榜样。周敦颐在评价颜回之安于贫贱时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24)他们之所以能彻底超越物质主义，是因为他们已明确意识到有远比物质财富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故“见其大而忘其小”。如今，此类人如凤毛麟角，且被挤在社会的边缘，甚至完全被主流社会所遗忘。(2)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者，他们以赚钱为最高人生旨趣或事业，但并不贪求物质财富，他们愿意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品位。(3)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者，他们不仅以赚钱为最高旨趣，而且无限贪求物质财富，以物质消费的档次标识自我价值的实现。
把所有人都提升为圣哲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发展非物质经济，可以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第二类人。第二类人越来越多，第一类人(圣哲)才可能获得承认和尊重，甚至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者。第三类人日趋减少时(不可能完全消失)，非物质经济才可稳步发展。非物质经济的发展能把人们对无限的追求引导于精神超越和境界提升的方向。也唯当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各行业的精英)放弃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时，才会有大幅度的物质减量，从而才能有效地维护地球的生态健康。
注释：
①德威特·R.李：《环境污染和政治污染》，载[美]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编著，《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②拉里·E.卢夫：《有关污染的经济常识》，载[美]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编著，《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③许多学者设定，广义的文化有三个维度：器物、制度与观念。笔者设定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明”同义。不妨称器物、制度与观念为“文明三维结构”。
④《人民政协报》2011年9月5日。
⑤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发展就是由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的演变，越是复杂的系统越高级。但如今的复杂性理论和人类学田野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过某个复杂性量级，就会变得极为脆弱。它最终会到达这样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哪怕一个相对微小的扰动也会导致一切的崩溃”。Joseph Tainter，Are We Doomed? 5 April 2008，New Scientist，33.
⑥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为养活所有的人口和供养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全体劳动者(以农民为主体)必须终岁劳苦。
⑦赵梦：《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农业工程技术》2011年第12期。
⑧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拥有者并非仅指资本家，许多买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中产阶级也是资本所有者。
⑨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晚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⑩主导性观念即为多数人所信奉且已渗入制度之中的观念。在自由民主社会，多数人信奉的观念自然会渗入制度之中，制度又反过来激励和挟持多数人信奉已渗入制度之中的观念。而且主导性观念并非简单地是各种“综合性信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关于“综合性信念”和“重叠共识”可参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正义论》。
(11)张茉楠：《占领华尔街与美式制度危机》，《中国中小企业》2011年第11期。
(12)谢名家等：《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3)[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变暖新议程》，张曦凤译，载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34页。
(14)鼓励人人理财的制度与古代要求各阶级、各阶层、各行业从业者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的制度形成强烈对比。前者鼓励人们不安本分、不专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你最好花一定的时间、精力去赚钱(理财)。而钱的魔力又被资本主义发挥到极致，以至于许多人把它看作最高价值，于是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工作本身已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古代制度不仅让人们忠于职守，还让人们在劳作中感受到人生的充实和愉悦，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人与大地的命运攸关，可参见Hubert Dreyfus and Sean Dorrance Kelly，All Things Shining：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New York，Free Press 2011，PP.206-211.
(15)[美]马克·第亚尼编著：《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16)当然不是无止境的减量，减到物质生产系统的物质、能量流无伤生态系统的健康时，即可保持稳态。就碳排放而言，当碳排放量减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限度内时，即可保持碳排放的稳态。
(17)这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你不能说支持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只是资产阶级，许多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们都支持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18)(19)(20)(21)[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449、306、309页。
(22)《论语·先进》。
(23)人对无限(或意义)的追求只能表现为对其所认定的最高价值的永不知足、死而后已的追求。
(24)《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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