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无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具有无限性的文学史，包括但不止于成品形式是《某某文学史》的那种研究和著述，而是更广泛地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同时，也指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路一种方法，即把一切文学现象，从人到人的活动，到这些活动的种种产物，都看作是一条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对其中任何一朵浪花进行研究，都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所谓无限，则说的是这种研究范围的广阔无垠和成品样式的极其多样、没有穷尽。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愈益层出不穷，面对丰富精彩的实践，理论应该有所反应——实践给理论探讨提供了刺激和条件，而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理论思考，亦将有助于提高文学史研究的自觉性和创新精进的信心。
一 文学的基础研究：非论即史
文学研究是与文学创作相对的一个范畴，二者合起来，则构成文学这个更大的范畴。若对文学研究再作分析，亦可如自然科学那样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属基础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为应用研究。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有关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它们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一个具体一个抽象，一个重考据重材料，一个重推理重思想，二者关系密切，却不是包容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文学批评和鉴赏则是运用某种或几种理论，对当下的文学作品或现象进行即时的品评议论，其性质是理论的实践性运用。这种批评鉴赏的当下对象将来或有望进入历史，但经时光淘洗，真能入史的将只是很小一部分。
文学史是对经过时光淘洗而得以留存的作家作品和一切文学业绩、功过得失的研究；文学理论，尤其是其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则是对所有文学问题（从历史到现状，但主要是历史）的理论概括、提炼和抽象。文学史是文学理论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坚实基础，文学理论从史实和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观察分析。二者互相推挽促进，不是谁“带”谁，更不是谁“代”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建起文学研究的宏伟大厦。当下的文学批评鉴赏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后备军，并为大厦建筑提供充足的备选材料。
史与论构成了文学的基础研究，文学史占据着半壁江山。编撰各色各样的《文学史》，固然是典型的文学史研究；即使并不编写史书，而是研究文学史上作家作品风格流派诸问题，即习惯上所称的专题研究，其实也是在研究文学史的一段或一个部分，同样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我们《文学遗产》所刊载的文章，就都是文学史研究。以最近一期《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为例，它共发表论文12篇，从标题、提要或具体论述即能看出其文具有明确文学史意识者，有《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等4篇；考订作家生平的有《李白待诏翰林及其影响考述》、《毛滂生年新考》2篇；其余6篇都是对作品内容或其形成、流传过程的研究，涉及到《楚辞·招魂》、《昭明文选》、《河岳英灵集》、《刘知远诸宫调》、南戏《拜月亭》、明抄剧本《钵中莲》等历代作品。尽管各文有宏观微观之别，但所要解决的都是文学史上的问题，也都符合《文学遗产》本期公告所郑重宣布的“本刊自创刊之日起，即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性刊物”的要求。其实，所谓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性文章，就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种类型。记得四十年前吴世昌先生曾对“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词义做过辨析，大声疾呼学术机构文学研究所，不应成为“文学评论所”，所办的《文学评论》，应该恢复其原名《文学研究》，其时不甚理解，现在想来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古代文学如此，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也是如此，史的研究和当下之评论鉴赏虽可相通，但确有根本的不同。退一步说，即便是研究、评论一个在世的作家，只要这位作家有过相当长的创作史，研究者就不能不在掌握文学理论的同时，具备一点历史的观念，采取一点历史的方法，乃至动用一点历史的资料，因而多少涉入文学史学的领域。
一切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具体研究（无论实证还是析论），都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这种研究难道还可能是有限的吗？今日论说这一点，并不是无谓的辨析名词，更无抑扬轩轾之意，目的只在于说明，虽然编撰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绝非只有编著史书（更不是只有编撰文学通史）才是在研究文学史，对古、近、现、当任何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具有历史眼光、历史深度的研究，其性质都属文学史研究，故像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和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等著作（注：吴承学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伯伟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贾晋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川合康三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虽无文学史之名，实际上也是文学史的一种。专业方向不同的文学研究者为加强研究的自觉性，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研究的这种性质。
二 文学史史料的无限性
我们说文学史研究具有无限性，是有充足理由的。首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文学史史料的无限性。中国文学史的史料汗牛充栋，这是众所公认的；而且新史料经常出现，旧史料被研究者挖掘出新意，具慧眼者更能扩大史料范围，从一般人以为不相干或未留意处发现可利用的史料。
近年出现了几部《文学史史料学》，所涉范围相当广，仅它们所提及的，其实际数量即已无限。潘树广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是综合性的，其第二编“史源论”讲到史料的分层，第一层是“作家本人的著作，群体性文学活动当事人或事件目击者的撰述”，第二层是“同时代非当事人的记录”，第三层是“根据前代遗存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取舍而写成的资料性著作”，具体说来，则除作家文集、历代总集、选集外，有关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各类史著、类书、方志、书目、笔记乃至档案谱牒、文物实件、口述实录，无不可为文学史料。在第五、第六编“文学史料分论”中，则从古代至现代简述了历代史料的情况，古代部分还特意列出敦煌文献和民族、民间文学史料的专章，其范围之广和绝对数量之夥，不难想见（注：《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版。）。
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和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穆克宏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李一飞著。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出版。），是断代文学史料学著作，除对所述各代的文学史料情况说得更为具体详细外，还涉及了佛道二藏和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各类著作。由于近年来出土文献收获颇多，陶著更强调了这一史料领域的重要。二书所述还是一二千年前的魏晋和隋唐，若往下延伸，到了宋元明清，文学史史料的范围即使仍旧，但绝对数量之巨，岂不更为惊人？
只要善于学习和了悟，许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文学史料。在陈寅恪、岑仲勉之前，隋唐文学史研究很少利用那么多的政治史、经济史、官制史和传记谱牒资料，向达则用了很多民俗史和中西交通史资料，他们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扩大了史料范围，也就是扩大了研究视野。陈寅恪尤重发现和利用新史料，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话虽不无偏颇，但重视史料，特别是新史料，且暗含史料无穷尽的观点，却是非常正确的。除书面文献外，文物也可成为文学史料，这又是一个广阔的尚未充分开拓的天地。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的特色和价值之一，就在于刻意利用古文物而使其研究所具有的原创性（注：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便捷的今日，许多流布国外的文献文物，也都在我们的利用范围。总之，在善用者眼中无非史料，不善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入宝山空手而归。
三 研究者能动创造的无限性
文学史研究无限性的根据，更在于研究者主观能动的无限。
上述史料的无限，即与此有关。史料乃客观存在，是死东西，发现和利用，全在人之敏心慧眼。这一点不需多说。
文学史研究既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既是学术研究，就少不了人的主观感悟和理解的参与，即使面对差不多的文学史料，即使文学观念大致相同或接近，只要有比较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创新意识，两个独立的学者就能提炼出不同的研究课题，写出内容和风格很不相同的文学史论著来。即使题目相近，他们也将有不同的表现，从对史料的理解择取考订，到时代背景的认识、时代风气的概括、具体作家作品的析论评价，再到其创作渊源的追溯和创作影响的估量，乃至流派和阶段的划分，等等等等，都一定会有各自的见解，有能力者还将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体系。这还是说的观念大体相同的情况，如果观念（文学观、审美观、历史观、价值观）有差异甚至差异很大，那就完全可能根据同样的史料，写出截然不同的文学史论著来。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史的真实性。有人看到了研究者（史家）主观作用的巨大，遂把文学史说成是“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历史（文学史也一样）应该是客观而真实的，神话，不成了虚构的东西吗？
这里有个“度”的问题，但首先还是历史观，即对“历史是什么”的根本看法问题。
客观存在过的、原生态的历史，作为一个浑然杂陈、无所不包的综合性过程，已在时光之流中消逝，无论所存史料多么丰富，那总是真实历史的一鳞半爪而已，再丰富的史料总和，也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后人努力掌握史料，据此对真实历史进行追述，无论怎样努力想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却总只能在史著中反映出它的一个或几个侧面。能够反映得比较细致可靠，能够把握好诸方面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地触及历史的本质，这就很难能可贵了。至于想囫囵完整、全面如实地把历史原貌再现出来，其志可嘉，实际上却是办不到的。实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许多偶然的、随机的、无规律的乃至混沌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要说后来人，就是当时人也未必全然清楚，留存的史料不过是真实历史的残片，试图将众多历史断片连缀起来，使之逻辑合理、因果有序，就少不了史家用“以后观前”的思路、主观想象的成分作黏合剂，结果，越是连缀编排得看似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实际上往往用了越多的想象、推理来弥合和解释。编撰的历史中，史家主观因素的介入是绝不可小视的。真实历史已矣，今日我们所读的历史，乃在今人的理解和编织中生成。凡史家，无不宣称自己忠于历史真实，力求反映历史的原生态，是他们的理想，然而不同的史家却还是难免把同一段历史写出不同的面貌样态，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史学的活力，史著的丰富性以及老是需要重写的道理，主要也是在这里。当然，既要承认史家主观能动因素的作用，又不能把它强调过分，过了度，造成似乎历史毫无公论的印象，则必走向谬误。历史著述是否真实准确公正，也将在历史中反复检验，而力求全面公正乃是史家的天职，是史德的所在。全面公正虽不能至，却必须永远认真追求，这是史家的悖论。如因史著不能没有史家的主观色彩，就以为可以不顾事实、信口雌黄，那首先就有亏一个史家的品德，遑论其他。
史家之主观能动作用贯穿于整个著述过程，从撷取研究题目开始，到对史料的理解和选择，到根据个人的文学观、审美观、道德观，对作家作品做出价值判断。在具体操作中，对切入角度、编撰体例乃至叙述风格的选择，加上史家本人叙述语言的特色，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论著的面貌。总之，史家之个性必影响于著作，有多少史家，就会有多少种文学史。
四 文学史样式的无限性
文学史的样式也是无限的，史家可施展的天地异常广阔。这一点，在我们编撰《中国文学史学史》，对百年来的文学史编撰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时，就已深有体会。当时，面对数量可观的文学史著作，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样式作出分类，然后才能进入下边的论述。分类的结果，反映了文学史样式的现状和我们对它的认识。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最大宗、也是产生得最早的样式是文学通史，各书“通”的程度可以很不一样，许多文学通史并不能从文学起源一直写到当代文学，往往是从上古写到晚清，不过即使这样，时间的跨度也已有数千年之久了。通史有其独特的功用，故产生得相当多，以至不少人以为文学史研究就是写通史，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其次，是稍后发展起来的断代史，即在中国的许多朝代中，只讲一个或几个朝代的文学，常见的如先秦文学史（先秦不是朝代，以之代表秦以前的整个远古时期）、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两宋或宋辽金文学史，然后是元、明、清文学史之类。鸟瞰式的通史未免粗略，断代史是对它的弥补和深化，但中国文学实在太丰富了，断代史虽比通史深细，但研究者仍嫌不足。
第三，就是名目繁多的专题文学史了，按照中国文学的具体情况，我们又细分出各种韵文（诗、词、曲等）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这实际上是按文学体裁分的。此外，还有民间和各民族文学史，有区域（地方）文学史，有文学批评史或称文论史。以上诸类文学史，每一类的数量都不少，均足以成类。至此，文学史的种类已经不少，但还有许多零星著作未能包括在内，我们不得已，乃设置了一个“其他”的大框来装它们。
第四，其他，即相对说来名目较偏较新而数量较少、甚至只此一家的那种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样式都值得介绍，然而一一并列缕述毕竟太散漫，于是再粗粗地归类，便有了作者文学史，即根据作者身份而编撰的文学史，最典型的便是《妇女文学史》；有以读者对象而命名的文学史，像《儿童文学史》；有按文学题材或主题为线索编撰的文学史，如《山水文学史》、《纪游文学史》、《音乐文学史》、《劳动文学史》、《军旅文学史》、《抗战文学史》、《道教文学史》、《禅文学史》之类。还有以文体和法式为贯穿线而编撰的文学史，前面所说的诗歌史、小说史是此类的大国，而像八股文、尺牍、日记、寓言、政论以及诗歌中的五律、七律等文类的史，因为数量少，就被列入“其他”了。专论体式流变的文学史，也已经出现，但尚属新兴，若将体式加以细分，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我们发现，正是这类专题史，是潜力最大、可能性最多、最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史研究方向。已有的实践和尝试，使我们悟到，文学的诸多内部要素，如题材、体裁、主题、人物、风格、思想倾向等等，其实都可以成为切入文学史的特殊视角，可以成为处理史料、结撰史文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而这些要素本身的内涵和包容就极其丰富复杂，举题材为例，现在有了山水诗、纪游文学、战争文学的史，那么田园诗、城市诗、宫廷诗、节日诗、咏史诗、咏物诗、赠答诗、宴游诗，以及隐居文学、贬谪文学、应酬文学、哀悼文学、青楼文学、游戏文学之类，还有种种可从不同角度归纳的文学题材，是不是也可以编史呢？当然是可以的。仅据题材一项，已可产生如上多种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论著（还只是举例），那么，体裁、主题、人物、风格、思想倾向诸项要素，其内涵复杂性绝不亚于题材，从每一个要素演化出若干种文学史论著来，应该不成问题。这样，仅从文学内部要素考虑，应该说文学史研究和著述就已有了无限可能。若再考虑与文学有关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的外部要素，如时代、地域、民族、文化以及各相关艺术、宗教等等，那么，学者和史家们能够构建的文学史类型，还会有限度吗？
有多种因素制约着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论著的编撰，但这些因素同时也为文学史的研究著述提供着丰富的可能性，并且，这些因素——文学的内部要素、外部要素、史料、著述形式——的交叉和排列组合，还会使文学史论著的可能性成倍、甚至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至于文学史论著自身的样式，也完全允许研究者的创造而绝无定制。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是化用并综合了古史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白话章节体，个别的用了编年体，但有许多论著可以是单纯的纪传体，单纯的纪事本末体，甚至有人采用了通俗的演义体，也未尝不可。说文学史研究和著述具有无限性，显然绝不是一句空话。郑州大学的陈飞教授在参与了《中国文学史学史》课题，负责编撰“丰富多采的专题文学史”两章后，在已有的三部文学史书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吉平平等《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黄文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注：陈玉堂书，黄山书社1986年版；吉平平等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文吉书，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之外继续搜集1999年后新出的各类文学史，加上原先遗漏的，编成又一部文学专史目录（注：此书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竟有近千种之多，由此可见近年文学史编撰的繁荣，也可见文学史编撰之路的宽广。
五 范式问题
上面还是从文学史论著具体操作层面，从论著的外在形态着眼论述的，当然还应该从更根本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差异来看文学史的内在无限性。
文学观的根本问题是：何谓文学？怎样才是好的、美的文学？前者决定文学史论述的范围，后者既关涉范围，更决定评价。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学观经历了由泛杂到精纯再到新的大文学观的过程，批评标准则经历了以是否载道与有益教化，是否符合政治要求，到是否美与感人的演变，文学观的不同和变化，使文学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
文学史观与历史观关系密切，百年来变化亦大。文学是进化的抑或是退化的？文学是统治者创造的抑或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学与政治、经济、其他文化门类，特别是意识形态关系如何？文学史是否可以说是形式演化的历史？文学史是否有盛衰，盛衰是否有规律可循？等等，即是文学史观的主要问题。百年来的文学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
我曾给文学史试下过一个定义：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并对这一定义作过一番说明（注：请参拙文《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见《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我认为，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研究和著述的指导因素，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学史范式的变化和演进，而站在它们后面的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这里，真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一个领域的观念变动，会导致连锁反应，最终波及文学史研究。比如，上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阐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世界范围内语言学结构主义、结构人类学的兴起，导致接受美学的产生，而接受美学理论，又给文学史编撰提出了从读者角度考虑的新问题和新方向，文学接受史也就呼之欲出了（注：请参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而现代主义理论也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开辟了道路（注：请参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那么多的因素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文学史研究和著述又怎么能不是无限的呢？
范式是对文学史论著内质更高的概括，具有很强烈而鲜明的时代性和对文学史研究的笼盖性。范式的创新比类型的探索和增长要缓慢而艰难，但文学史类型的增长最终必将导致范式的更新。而范式的更新则标志着文学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我这样论说文学史的无限性，不知会不会遭到“沙文主义”之讥？但我实在并无为文学史研究争地位之意。我只是觉得，每个研究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文学的同志最好都树立鲜明的史学意识、史学观念，哪怕是研究一个具体的细小的问题，也自觉地把它当作文学史研究来做，顾及其前后左右，留意其渊源影响。同时，我也是想说，无论古、近、现、当哪一段文学史，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即以编撰《文学史》而言，也有大量新鲜的题目和类型，而绝不是前人已写得差不多了，我们已难有作为了。现在每年都有大批博士生、硕士生要做论文，他们可写的文学史题目也很多，而不应难乎为继。我确信文学史研究具有无限性，具有广阔前途，本文尽力对此做了论证，但个人的考虑总难周全，相信同志们可以作出明断和更精彩的论述。
齐裕煜评议
董乃斌先生的论文很有启发意义，他的基本观点我很同意。不过，在提倡文学史研究无限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表明我们提倡什么？1.我们应该提倡既有史料，又有史识的文学史著作。我认为目前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材料的堆砌，而无“史识”，这只是“文学史长编”而不是文学史。更重要的一种是主观上设想出一条文学发展史的规律，然后找些材料加以编织。如曾有过的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编造文学史。2.应该着重研究重大课题。由于研究重大课题和重要作家作品不下苦功难以突破，就专门找“冷门”。但是，“冷门”不一定都有学术价值，如果不是把它们看作“文学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而是孤立地去“拔高”，“挖掘”它们的价值，也是不可取的。
韩经太评议
本文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宏观地讲，实际上涉及到古代文学研究之学术生长空间的大小，而微观地讲，则涉及到人们时常所慨叹的选题空间的日见狭小。作者实际上是对这种悲观论调的反驳，并且确实证明了悲观是没有道理的。作者证成“文学史无限性”这一命题的学术理路和方法，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在讨论文学史研究的无限性之前，不妨关注一下另一个问题：这一无限性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讲的？如果是在时间的无限性的意义上来讲的，那本来的问题不就已经被消解了吗？再者，有关科学探索的无限可能性的意识，是和科学认识对象的不可穷尽这一基本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人类存在的无限延续这一基本信念相关的，是适合于一切学术研究的；也因此，其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意义，反倒体现不出来了。作为一种补充，我以为不妨在考虑“无限性”的同时，适当考虑一下“有限性”问题。“无限性”主要是一个应然概念，而“有限性”则带一点实然性。至少，我们也可以兼顾到“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