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3-0041-07
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20世纪50年代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等学术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既精于细密化史事考证，又长于深度理论思考；其理论探索的一个重点就是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体系。
一、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史学创新的方向
1.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83年刘大年撰文论述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一切科学研究，总是在某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社会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也是这样。区别只在于研究者是接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来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体系整体——不是指个别的局部的论点，它是科学真理。我们说的坚持真理，就是指坚持这个科学理论体系”。②身为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79年他在东京大学讲学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主张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就在这里。③刘大年在东京大学的讲稿后来编为《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讲稿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
8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新的挑战。刘大年援引纽约《中报》1989年7月13日社论：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④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正如林甘泉致信刘大年所说：“如今在有些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说是指导思想，甚至连与西方各色各样历史理论平起平坐的资格都够不上。”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学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原中华书局总编李侃致信刘大年：“对您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深感钦佩。”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林甘泉对刘大年说：“书中许多篇章，我认为对于今天史学界的思想状况和理论状况来说，很有针对性，也可说有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道路上诚然有许多曲折和失误，但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这是真理。”“尊著出版，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一点来说，就足以使许多同志得到鼓舞。”⑦山东大学项观奇教授也致函刘大年，称赞《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是一面旗帜，一面红旗，它代表着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它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必有其光荣地位。我以为你在这个时候拿出这部著作是很合时宜的。因为现下这种观点、这种倾向的著作太少了，并且不占上风。唯其如此，我才喜欢和支持你的大作”⑧。
2.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原理、结论
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刘大年又认为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原理、结论。他指出：“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历史，毫无疑问，必须站在历史永不停息地变革的观点上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那种形式的空洞乐观的保守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抛弃掉。保守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造精神不相容，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旧的原理、结论应当是新的原理、结论的起点，而不是事物认识的终结。”“一旦结论为终结的了，它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当代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去研究，寻求解答。”⑨刘大年在东京大学谈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时说：“世界在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前进。它必须研究新的情况，回答新的题。”⑩刘大年认为唯物论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永无止境，他说：“作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唯物论并没有把历史长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说完，也没有人试图去说完，而且永远不会说完。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11)
总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创新性研究，是刘大年治学的根本宗旨；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马恩责我开生面”。(12)
二、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成果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
刘大年指出：“照唯物论思考，对待前人和别人的一切科学性成果，是要充分汲收，从而增进自己的认识。”(1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必须正确对待，我们才能前进。”(14)也就是说，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刘大年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是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是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一个本来陌生的科学思想认识体系民族化，来发展、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工作。”(15)
刘大年1980年在庆祝中国史学会重建时发言，指出：中国历史科学要承先启后，大踏步前进，必须全面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最深入、最广泛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无人表示异议。就在当代，如陈寅恪、陈垣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各有成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是这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家能够作出创造，不是由于他们离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道，恰巧相反，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中国传统，对我们民族的遗产有批判，有继承。例如郭老、范老熟谙、运用遗产的范围更广，他们的开辟作用也就更为显著。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不是平行或对立的两件事。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承先启后，其中就包涵了汲收遗产的精华。”(16)
对于西方文化，要和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刘大年指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距今一个多世纪以前。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矗立在地球上，资本主义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的一些论点过时了，那丝毫也不足为怪。“西方世界的社会历史学说不断翻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只有凭借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随时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成果，来使自己不断获得前进。汲取‘一切先进’的成果，是说我们的认识道途是永远敞开的，永远不会有‘封顶’的日子。”(17)1986年10月刘大年在致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的信中说：“西方讲历史哲学的书，不乏精粹之作，如不久前出版的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等便是。我希望多读一些，多了解一些。”(18)刘大年关注西方史学的创新成果。1993年7月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书生指出：《剑桥晚清史》可以说是西方讲这个题目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上面的某些论点自然不是我们所能够同意的。余绳武的《对〈剑桥晚清史〉部分章节的评论》(《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作过深入分析。“但此书反映了欧美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成果和动向，有一些新的材料，叙述也比较完整。要了解西方学术界至今如何看待近代中外关系和近代中国历史，展开交流，这是一部必定要注意的书。”(19)
刘大年指出，要学习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精神，联系新的实际，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特色。1982年刘大年参加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报告会。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怀念郭沫若同志，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精神。“第一，我们要学习郭沫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满创造精神地研究中国历史。”“第二，我们要学习郭沫若研究历史十分重视联系革命实际，合理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如果郭沫若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联系的实际，主要是争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联系的实际，就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当立足于这个实际，满足它的需要，从而开创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20)
刘大年十分赞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创新与“决疑”精神。他说：侯外庐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新与“决疑”。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从何处划分界线，有不同说法，侯外庐的《封建社会史论》“不同意西周封建说或春秋战国之交说，也不赞成魏晋封建论，而自创新解”；提出中国封建制的出现和形成，应在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刘大年说：“求新与决疑，对每个学问家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而每个人提供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科学研究惟一任务，在于给人们认识世界增添新的知识，疑难解决了，新知识也就增加了。”(21)
刘大年总结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新成果，得出结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历史学开创者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根据新的认识，不断丰富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进是后来者的任务。”(22)
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条件。1994年10月林甘泉致信刘大年：“大年同志：白寿彝先生八十五华诞，北师大史学所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文章，并说白先生希望我对史学界的状况发表点意见。我遵嘱写了一篇《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因涉及对史学发展的一些看法，现将拙作复印寄呈左右，敬请指正。”“现在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界很不吃香，衷心希望您能多发表点意见，给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和我们这一辈人多作些指导。”(23)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相互推重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有之义。白寿彝1995年7月致函刘大年说“在跨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您将仍然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24)，高度评价了刘大年的学术成就。刘大年也推崇白寿彝的学术造诣，1999年4月刘大年在临终前数月还抱病参加了白寿彝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以及由他主持编写的综合性创新研究成果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纪念大会。
对于其他历史学派的成果也要注意汲取。刘大年说：“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学派，虽实际考辨的是‘古书’，而非‘古史’，但它是中国马克主义历史学形成以前一个并不反对唯物论的对中国历史学最有贡献学派，乃属毫无疑义。它的成绩我们应当加以发扬。社会主义是尊重文化也重视传统的。”(25)
刘大年在著述中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材料，如其史学理论文章：《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既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长处，又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精华，在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其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苏联解体后，财政极其困难，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向俄国学术界系统地展示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足见刘大年史学理论研究论著的价值。
三、发掘利用新史料，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领域
重视资料工作特别是重视新史料发掘利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
关于理论和资料的关系，刘大年说：常常又有一种说法，似乎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意味着不重视资料工作，发议论，讲空话。我看这至少是极大的误解。“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对此不容有怀疑余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匠难以建造无材的屋宇。”“研究历史，而忽视扎实的资料工作，就像某个匠人、建筑师说他可以赤手空拳，平地起高楼那样，不会有人信以为真。古往今来大科学家、大研究家的成就，总是告诉我们资料工作在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要利用所有文字和实物的有用资料，“更要自己动手去发掘新的资料。这样才有可能正确说明历史的本质的东西。”“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水平，使丰富的资料和科学的观点有机统一在一起。资料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以及资料与观点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时代不断前进，新的史料不断出现，我们的研究，思想认识，也要跟着扩大、深入、前进。”(26)
刘大年指出，要密切联系实际开辟新的学术领域。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群体，特点显著，一个重要特点是“创造性研究，直接间接联系现实，是他们著作的特色。他们就这样给文史哲经等领域开了一种生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不同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到了一起。”(27)刘大年的学术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紧密联系实际开展创造性研究的特点。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刘大年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向抗日战争史研究。1987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深入思考抗战史问题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1989年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倒退，刘大年在几年里撰写了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他组织并主持编写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代表了当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3年刘大年提出要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历史不能与现实无关，要有时代目的，反映时代要求，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他列举了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亟待拓展的新学术领域：(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自己的34年，这段历史应当提上日程，认真开始研究。(2)中国从古迄今的社会发展史，是一个急需全面展开研究的重要领域。(3)中国经济史很需要用更多的力量来研究。“加固和扩展中国历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认识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发展过程，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质，都有赖于经济史研究取得最好的成就。”(4)中国文化史，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研究的又一个方面。(5)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需要研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需要研究。(6)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历史学本身的基本建设，也是历史学论述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历史科学的基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并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自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寻章摘句，是要和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理论取材是历史的，它面向的问题是现实的。国内外生活中有不少新的观点、看法，不少新的情况。“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应当重视这些问题。最新的观点和材料，可以丰富理论的内容”。(28)在以上新的学术领域中，刘大年特别重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1981年撰文《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提出可以考虑从研究最为薄弱，最为繁难又内容最为重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寻找突破口。
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新局面的问题
1983年3月12日，刘大年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干部的政治水平，文化知识包括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有比较多的历史知识，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长期以来革命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干部，特别是各级负责干部，他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的高低，领导能力的强弱，与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与他们历史知识的多寡有关。”“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历史学研究、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史学工作者的提高能给以更多的关心和指导。历史学就其群众性和社会效果来说，虽然不如文艺那么广泛巨大，但它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所不可缺少、不容忽视的一部分。”(29)
1983年3月12日，刘大年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希望胡乔木出席中国史学会首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最好能多讲讲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创新局面的思想理论问题”。(30)1990年10月刘大年与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共同写信给李鹏，提出成立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学会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事，计划：其一，开一个“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二，出一个刊物，发表成果，推动研究。想提请李鹏总理批准，由财政部拔人民币七十万元，给予补助。他们在信中指出：“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义。”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31)后来李鹏总理批准了对抗日战争史学会的资助。“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顺利召开，《抗日战争研究》刊物得以在一九九一年九月间创刊。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这年5月刘大年致信江泽民，建议江泽民在8月15日当天，到卢沟桥和抗战纪念馆去视察，“哪怕10分钟也好”。“泽民同志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视察抗战纪念馆和卢沟桥，将提醒全国人民记住抗战历史和抗战胜利的意义，这些作法，对推动国内进一步团结安定，收拢人心，推动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将起到十分积极的用。”(32)1995年8月15日，江泽民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极大推动了抗日战争史教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的兴起。
五、寄语青年学子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扬光大
刘大年一向注重对青年马克思主义才俊的奖掖和扶植，鼓励他们勇于和善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扬光大。
1982年6月刘大年致信华东师大青年史学社各位同志：“祝贺你们完成学业，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我们伟大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要你们这一代来谱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也要你们来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前人有句话，叫做人皆可以为尧舜。希望你们大器自相期许，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奋发努力，做出最好的贡献，并如群星灿烂。”(33)
1987年刘大年致信时为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的郭双林：“我希望凡作为学生的人，都不要为常规所拘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有志青年应以开辟新局，担当大任自相期许。这当然是说立足于科学去真正发展科学，不是指随便的什么‘突破’之类。”(34)
刘大年1990年复函甘肃农业大学农机系学生冯乐权指出：要提高全面地、科学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在于自己下工夫，多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并联系实际加以思考”。“客观真理不会随着人们的认识改变而改变，但会随着人们的认识丰富而丰富，而发挥出新的力量。知识常新，真理也就常新。”(35)
刘大年在指导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的姜涛和李长莉时，注重培养其创新的思维和能力。1987年11月他致信李长莉：“照我想，你的目标，是力争写出一部真正有科学性、创造性的优秀博士论文。‘博士’当然要及格，但不应仅仅止于此。你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材料与理论，两者的准备都要比较充分，不可畸形。”(36)1988年3月又致信姜涛：你的论文应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人口。这是当初选题时就谈过的。“困难当然很大，但正因为困难，没有人作过系统研究，才需要我们去探索，提供新的知识。中国近代史研究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37)
综上所述，刘大年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宝贵的经验：他强调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主张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原理、结论；提出要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主张充分挖掘利用新史料，密切联系实际开辟新的史学学术领域；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局面的问题；鼓励青年学生以创新的姿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扬光大。刘大年的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意义深远，对于今天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进史学创新的关系，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全方位创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注释：
①《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②《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③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④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⑤《林甘泉来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
⑥《李侃来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626页。
⑦《林甘泉来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90页。
⑧《项观奇来函及复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502页。
⑨《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18、19页。
⑩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赤门谈史录》，第126页。
(11)《照唯物论思考》，《刘大年集》，第235页。
(12)李卫民：《处处有路透长安——姜涛研究员访谈录》，《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13)《照唯物论思考》，《刘大年集》，第202页。
(14)《致田汝康》，《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37页。
(15)《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刘大年集》，第240页。
(16)《录承先启后责无旁贷——祝中国史学会重建》，附录于《赤门谈史录》，第139、140页。
(17)《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刘大年集》，第243—244页。
(18)《致田汝康》，《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37页。
(19)《致张书生》，《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609页。
(20)《学习郭沫若》，《刘大年集》，第246、247、249页。
(21)《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刘大年集》，第294、296页。
(22)《翦伯赞——革新派先贤祠中的一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3)《林甘泉来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621页。
(24)《白寿彝来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627页。
(25)《致张岱年及复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592页。
(26)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赤门谈史录》，第12、13、15、16页。
(27)《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刘大年集》第2页。
(28)《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刘大年选集》，第154、163、165、168、169、172、173、177页。
(29)《致胡耀邦》，《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上，第332—334页。
(30)《致胡乔木、邓力群》，《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上，第336页。
(31)《致胡乔木、李鹏》，《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564页。
(32)《致江泽民》，《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622—623页。
(33)《致华东师大青年史学社》，《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上，第325页。
(34)《郭双林来函及复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56页。
(35)《冯乐权来函及复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557页。
(36)《致李长莉》，《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72页。
(37)《致姜涛及复函》，《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下，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