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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法 K871.2
文献标识码 A
一.受生存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吴地早期玉文化蕴育了礼玉制度的合理内核。
新石器时代的吴地属于多水的湖沼平原，又靠近大海，这从考古出土的比较多的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及近水偶蹄类动物可以印证。
在草鞋山遗址曾经生长着葛、芦笋、菱角、葫芦等水生植物；水中生活着鲤鱼、甲鱼、鲫鱼；岸边活动着牛、四不象鹿、獐、梅花鹿（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崧泽遗址植物有桑、榆、桃、杏、梅、藜、蒿、香蒲、蕨菜、胡桃、酸模、芦笋、板栗；水中有鲤鱼、甲鱼；近水偶蹄类动物有牛、四不象鹿、猪、鹿（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龙南遗址中发现了酸模、芦笋、菱角、葫芦、芝麻、竹笋、酸枣和鲤鱼等水生动植物，还有牛、麋、梅花鹿、猪、狗等近水偶蹄类动物（注：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在马桥、梅埝等遗址中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闻惠芬：《从考古材料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其与古地理的关系》，《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黄宣佩、孙维昌、丁俊宝：《青浦福泉山出土大批古文物》，《文汇报》1983年12月22日；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文物》1984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闻惠芬：《太湖地区早期玉文化系夏文化的重要渊源》，《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1996年。）。
早期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附于自然环境，而多水的吴地经常受到水害的威胁，使吴地先人时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考古发现的吴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间歇层（没有人类活动遗迹现象，完全是自然堆积的地层因其在上下文化层之间，故名间歇层），就为我们充分展示着当时的水害程度。
表一反映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草鞋山遗址、绰墩遗址、梅堰遗址、福泉山遗址等，马家浜文化都十分丰富，但崧泽文化却比较浅薄，越城遗址甚至根本不存在崧泽文化，同时不存在崧泽文化的还有常州圩墩遗址（注：苏吴：《圩墩新石器时代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桐乡罗家角遗址（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嘉兴马家浜遗址（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为何在这些居住地上形成了不含任何文化物的间歇层？毫无疑问，马家浜文化后，吴地发生了一场致患成灾的洪水，洪水之大竟使这里相当一段时期无法生存。
众所周知，吴地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原始文化——马家浜文化分布很广，其中吴县草鞋山遗址、苏州越城遗址、昆山绰墩遗址、昆山少卿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尤见丰厚，文化层堆积分别为4、1.5～2米、2和1.4米之厚，根据考古出土物来看，当时的人们过着祥和安乐的农业定居生活，稻谷飘香、瓜果滴绿、鹿鸣牛哞、鳖行鱼跃、男耕女织，一派田园好风光（注：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然而，一场大水无情地漫没了这里原有的安宁和欢乐——不含任何文化物的间歇层向人们诉说着马家浜文化后一场大水使吴地许多地方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条件，许多部落被整个整个地淹没了，许许多多的先人不幸地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有道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玉器的发明，正是先吴古人面对着毁灭性的劫难，把生死抉择作为挑战机遇，知变、应变、适变的经典之举。
现在，我们看玉器不会有任何开拓开放的感受，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情形却是大不相同的。
亘古未有的玉器从吴地开始大量盛行绝非偶然，成书于战国时代被后世誉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山海经》中多载古代山上遍地是玉。1984年以来根据闻广先生的研究认为太湖地区所产软玉为“就地取材”。已鉴定的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中确是软玉者以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崧泽文化残玉璜(WCM12∶15)为最早，距今约5500年，也为全世界最早（注：闻广：《苏南新石器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问题是既然古代遍地是玉，那么为何直到崧泽文化时期才逐渐开始将玉利用起来呢？吴地的这份玉缘自有其历史根源。马家浜文化之后，所有能被水冲走的都冲走了，唯有玉石之山巍然不动，成了人们唯一的立足之处，经过洪水洗劫的少数幸存者竟意外地发现了玉屑敷于患处可以消肿解毒（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看法。玉之客观存在的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木》也有记载，宋代医学名著《圣济录》中有这样的处方：“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汉书·王莽传》对此也有记载）。正当人们力不从心于繁衍生息的神圣使命，身心交瘁之际，这晶莹润亮的玉拯救了无数水后病疫中濒临死亡的生灵，在绝处逢生而又无法作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万千感慨系于玉石：“天不绝我者玉石也！”于是，玉首先凝聚着吴地先人的幻想与激情，被雕琢成了圆形的玉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上海青浦崧泽古属吴地）出土的许多墓葬中墓主人的头颈中大多挂着圆形的玉璜，手臂上也套着圆形的玉环，昆山少卿山遗址一号墓死者的左右手腕部各套有一件玉镯。右手玉镯深绿色，外边磨出斜面，内边磨去棱角；左手玉镯黄白色，内外周边棱角均被磨去。死者牙床臼齿内侧还粘有一粒玉珠，珠的断面呈圆角形，长1.4、高0.9厘米（图一）。玉器的圆形原型为吴地先人首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无有穷尽是圆的真正意蕴，被镂空的圆形的虚心更昭示着先吴古人已经具有了无“虚”即无“有”的深邃。每一个镂孔的虚心，都实现着人们对此通天灵物的幻化，人们发自肺腑地企望着这玉就是天地间天人相通的不凡之物，凝结着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玉便成了人们寄托一切希望的物质媒介。
随着先人开拓开放意识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玉器的作用也不断地升华。晶莹的玉从一开始的研磨成药，到后来有意识地研制成圆形的璜、环、镯等器形，并做成串饰作为驱邪品，手戴颈挂，祈保康健。人们在生活中不断赋予玉以新的内容。
初期的玉器都是素面，即使是鱼、鸟形玉璜，也仅在头部钻孔为目，再无其他线条的刻划。鱼和鸟的造型，也是人们崇拜生命的内心呈现。当汹涌的洪水狂啸着吞没人类的希望时，却奈何不了天空中翱翔盘桓的飞鸟，波浪起伏，鱼儿亦尽显搏击弄潮的英雄本色，人们把对这种生命形式的羡慕深深地刻写在他们认为具有神力的玉石之上，然后系之佩之，以与玉神同在的无限期冀，赋予自身顽强生息的无穷力量（图二）。
玉，给了人们生的契机和拼搏的勇气。他们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同时，把社会发展推向前进。随之玉器的矿石物质因素逐渐被淡化，代之而起的则是慢慢深化了的社会人文因素。这时候，玉器在纯粹出于除病祛邪保佐生息的原始意识之上，又增添了一层新的意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外表美饰成为人们对玉器的更高要求。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出土的玉耳坠、玉胸坠，在4500年前就已经与先吴古人的胴体一起淋浴着太阳的光芒。金谷辉煌的丰收季节，秋风秋色中，玲珑的玉器在劳作的人们的心田里点缀着人生的梦想。
当时，人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女子在部族中的经济地位与其儿女生产率成正比，生得越多，地位越高。女性为了得到并尽量保持自己在男子面前的魅力，除了身体康健这一先决条件之外，美饰就自然而然地被整个社会所重视，于是，玉器就从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物质媒介升华为人们追求美的载体。这种升华，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使人们不仅得以从水灾中迅速复苏重振，而且，更使崧泽文化后的良渚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步向着文明境界进化（图三）。
随着开拓开放氛围的进一步社会化，外表的美饰又逐渐陶冶、衍生出了内心美的要求，这是人们开拓开放后竞美意识不断深化、提高的结果。宝玉雅洁高尚的品性对于陶冶、净化、提高人的品性和素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人们因宝玉而激发的美德开始向氏族社会中流行了几千年的群婚制挑战，崧泽文化时期的对偶婚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进而，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夫多妻制使家庭有了存在的前提，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奠定了文明意识的内涵底蕴。吴县张陵山遗址上下层墓葬出土玉器的器型区别就不失为反映这种变化趋势的重要例证：下层墓出土的玉器有珠、镯、璜、环、管，而时代较晚的上层墓不仅随葬这类玉器，更出现了玉琮、玉斧、玉璋形器。
璋形器形同圭，琮和圭等玉器都是夏商周三代用以规范社会等级的礼制玉器。张陵山遗址上层墓正处于形成这种社会公识的发展过程，历尽了几千年的磨难，玉光荣而又艰巨地履行着执着的吴人乃至其影响所及的泱泱中华所赋予她的历史使命。几千年中，人们在雕琢着玉的外表的同时，也雕琢着自身的内心世界，逐渐超脱出固有的物形。事实上，无论是玉琮上的分节，还是玉器的大小之分，都间接或直接地长期熏冶着人们的身心，而一旦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的概念的时候，就标志着社会意识蕴育类似等级秩序和上下层次等文明共识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就。闻广教授近年来对一系列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器作了矿物学鉴定，对反山十二号大墓所出玉器，包括全部六琮一钺等13件玉器取样鉴定，均为真玉中的透闪石软玉，以此观察全部玉器，未发现假玉，相当于“天子用全”；对福泉山九号墓出土玉器的鉴定，则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相当于“用龙（
）”或“用瓒”；而浙江海宁荷叶地的三号墓和九号墓所出玉器真假参半，相当于“用将（埒）”。郑建先生对寺墩一、三、四号墓所出的玉璧10件，玉琮16件，玉钺1件、玉镯1件，玉锥形饰2件，玉管1件共计31件的鉴定，皆为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即真玉，相当于“天子用全”；草鞋山M198所出8件玉器的鉴定，除一件为纤维蛇绞石，一件为绢云母，属假玉外，余6件皆为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即真玉，与福泉山九号墓相当，这些鉴定说明了吴地早期玉文化是华夏礼玉制的渊源所在。是良渚文化的玉琮等玉器首先以礼仪的象征成为了中国文明社会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虽然，古代吴地在《史记》及其它文献资料中缺乏与华夏文明起源有关的记载，但是，从考古材料关于吴地玉器逐渐发展为礼器的情况之中可以窥见它与中原夏文化的渊源关系。
在崧泽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玉器具有两个特点：
1.数量非常多。以大规模的数量造成一种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有如商代青铜器般的庄重与权力的威严，而一旦这种规模堂而皇之地被人们所顶礼膜拜，那么，这种形式便恰恰与统治者的“礼”治的目的相吻合了，昆山赵陵山遗址77号墓有125件玉器随葬，如此皇皇巨制，非“礼”莫属也！
2.有祭祀现象。昆山赵陵山遗址有近3000平方米“祭坛”，在“祭坛”南和西北外围，发现了一批“牺牲”了的青少年（注：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正是“祭坛”，使墓葬中的玉器开始具有了礼仪用玉的性质，当玉一旦成为礼仪象征物的时候，便已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般用玉了。她从生活领域迈入政治殿堂，宣告了由玉的特性所决定的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中赋予玉的崇拜意念已经逐渐升华。从民俗化到政治化的转变过程，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则是社会上下一致高度肯定了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的信仰作用——这种信仰曾使众人有信心战胜巨大的自然灾难。
昆山少卿山遗址发现系搬运生土堆筑而成的良渚文化土台，堆筑这样一个约一万立方米的土台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能够组织这么多的人堆筑土台，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比较严密和较高层次的组织机构，土台南部曾发现一座墓葬，出土琮、瑗、斧（钺）、镯等玉器一组19件，随葬品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墓葬，墓主应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少卿山良渚文化土台上，发现不少打破土台的土坑，如9号墓出土玉璧7件，残石钺4件，4号灰坑内仅发现玉珠数粒，而不见其他遗物，还有一些坑的填土中仅含红烧土颗粒及黑灰土而无遗物，在土台北部边缘，还发现3个埋有动物骨架和人头骨的土坑，其中1号灰坑和2号灰坑所埋的动物骨架与5号灰坑所埋的完整的人头骨方向一致，均朝向土台，显然这些遗迹与当时在土台上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根据文献记载，从广泛的土地崇拜发展到土地神的祭祀，其方法之一是用土堆筑一个高台，为土地之祖，作为后人的祭祀对象，土台上又埋葬有祖先的墓作为后人祭祖的地方，所祭对象等级不同，祭礼也不一样，但把玉器作为祭品是一致的，特别是玉璧几乎每一祭祀活动都要用到，其方法之二是挖坑埋入地下，牲畜祭祀除了用猪、牛、羊三牲俱全的太牢，也或用一羊或一鸡。少卿山遗址良渚文化土台上发现的土坑瘗埋的玉璧、珠等玉器及完整的动物骨架，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信仰在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巫师首先演绎了后来历代统治阶层所循蹈的以代表民众利益的面目出现，以其所谓沟通天人的特殊能力从而心安理得地充当权力拥有者的历史序幕。
这是昆山赵陵山遗址M77一位集古代部族权力于一身的巫师的墓葬，随葬品之多，特别是大量玉器的随葬，更是说明了当时玉器与权力地位的密切关系。
（注：《艺用古文字图案》第18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形象地表示了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佩戴着玉器，光华夺目。《书·舜典》有载：“蛮夷猾夏”。孔子阐述：“夏，华夏”（注：《辞海》第8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古代中原称我们吴地一带为蛮夷，可见，孔子在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理论氛围中，就已以他非凡的睿智敏感到了吴地与华夏的微妙关系。
（注：《古文字讲义》，南京大学历史系印1983年。）。璜是吴地早期玉器中最流行的颈饰，古人用字多同音“假借”故而，璜与黄同音相通，可以互用，璜也可写作黄。
，就是横着的一个玉字，所以，“帝”字就是形象地表示着身上佩系着玉件的崇拜偶像。因此，可以说，传说中的黄帝，实际上就是吴地玉文化的概括，是吴文化追根索源的凝重情愫。
在浩瀚的思维领域，开拓开放所熏陶的思辩形式已经使人们早已比较擅长于将思想情愫有机地溶入客观存在的物质之中。
从赵陵山出土的徽标和上海崧泽、吴县澄湖、昆山绰墩等处出土的
符识来看，吴地的这种概括的思维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图四）。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玉鸟（注：《含山玉器留下许多待解之谜》，《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其胸腹也雕刻着符识（图四），根据墓地同出的器物来判断，这是距今4500年左右，吴地的良渚人征战过程中的一处遗迹。苏北海安青墩遗址也有同样的符识出土。俗话说：“鸟过留声，人过留名。”更何况并非雪泥鸿爪，在广袤大地上众多储藏于地层之中的信息资料永远保存着吴人几千年前开拓开放的骄人风采。
而几千年来一直被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原迟至作为典型夏文化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才开始出土了一些带有吴地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玉璧和玉钺，况且，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及吴地。
吴地玉雕文化的最终作用也许是始料未及的，至奴隶制度社会阶段，玉器作为礼制之符而为王室服务，“六器”是商周时祭祀自然神的玉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一祭祀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承袭，据《周礼》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明确规定了等级不同，所执玉器就不一样。其后，每个朝代都对持何种礼器，佩带何种玉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以避免等级的混乱与僭越。不仅如此，玉雕的特性对于形成别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春秋末年起，随着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而崇尚玉器，并从社会理念上提倡“君子比德于玉”这个观念，玉器作为德行操守的象征日益受到重视。孔子阐明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把玉拟人化了，强调玉石的可贵不在外在的美，而在其内涵与人的精神彼此相通并息息相关。此外，玉尚有“五德”、“九德”之说。人们赋予玉的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诗经》中也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玉的这种内涵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成为社会对玉神观念的继承和世俗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因而，可以说是玉雕雕出了人类的等级序第和社会的文明意识。
玉器的雕琢是一种人生追求的写意，是人类心声的刻划，历经几千年必然会熏陶出含蓄与奔放兼具的开拓开放的创新精神；玉器的雕琢也是一种内在涵养的修饰，经过几千年摒拙求优的心理历程，必然会磨练出圆润而又深刻的性格特征，特别讲究文明和礼貌的良好心态。因为，文明礼貌，说到底就是人性的修饰与重塑，而每一件玉器，无论玉璧、玉琮，还是玉镯、玉璜、玉珠，都是虚心的器体，那圆满的虚心一开始是作为一道必须的工序来完成的，欲成其器，务虚其心，不虚心便不成为器。生活中的哲理随着岁月的积淀逐步操冶出人们虚心的优秀品行。为什么吴地最终得以“富甲天下”，追根索源则与玉雕文化所赋予吴人的这一虚心而又讲究精益求精的玉雕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二.鱼文化启迪进一步开拓开放的发展逻辑使玉文化首开华夏文明的历史先河
开拓开放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写照，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逻辑惯性，赋有这种传统秉性的人们往往不畏困境，更善于利用生存环境中任何有益的因素，进一步启迪自己的开拓开放意识。
在频繁的水灾面前，如果我们的先人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吴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就会无从谈起了。永远令后人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先人纵然遭殃在水中，却不失时机地也把生的契缘投注于茫茫的水世界，顽强不息的水中生灵——鱼，托起了他们挑战自然的巨大勇气，当生命达到临界时，能够及时地找到生命的新希望，由此及彼，把握永恒，这就是我们的先人对开拓开放的诠释。
正是有了濒临死亡的生存危机，也正是有了不畏死亡、勇于挑战的吴地先人，才会出现吴地灿烂的鱼文化。
水乡泽国，饮食鱼米，数量繁多的鱼，不仅是吴地取之不尽的饮食来源，组成了吴地“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在不断地认识水，改造水的过程中，鱼又是先人们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内容，吴江龙南遗址出土有鱼骨加工的骨器，吴江梅堰遗址有雕刻精美的鱼形匕是骨角器中的代表作，吴县草鞋山遗址等处也都有大量鱼骨出土，上海马桥遗址（古属吴地）出土的鱼骨饰占所有饰件的91%，邻近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中鱼类的遗骸是动物群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大多数遗留在灰坑中，有的堆积厚达0.5米左右。
不停游动着的鱼，是水灾中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其始终张开着的鱼鳍充分显示着一种生命的动力，先人们用鱼鳍纹作为日常炊煮器鼎足的纹饰表达了对动态美的追求与向往（图五）。
鱼眼和鱼鳞也被先人用来作为日常器皿的纹饰放在特别显著的部位。
由吴地首创的玉琮，有圆形和内圆外方形之分，圆形玉琮的外壁四面有四个弧形凸面，如同四条鱼的鱼头。内圆外方形玉琮的出现较圆形玉琮要晚，所谓外方，实际上是将圆形玉琮的弧形凸面雕琢成折角形凸面，这样，内圆外方形玉琮四周的折角形凸面，也都是鱼头的特写，玉琮的四周，每节都有秩序地排列着四个鱼头，那鱼嘴似乎正在吮动，不时地吸收着天地之精华，孕育出无穷的生命。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纹饰与造型特点，经过吴人开拓开放的不懈努力，最后成为了中华民族礼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创了甲乙丙丁四位次数概念（注：闻惠芬：《鱼（吴）与甲乙丙丁》，《东方文明之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四位次数概念在先人各个方面的思维程式中都有所体现，玉琮四周雕刻着四条鱼头，任何符号也以四为一基本单位，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黑陶罐上刻划着四个文字，邻近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罐上连续刻划出八个符号，但前四个字符与后四个字符之间有一个分隔符（注：余杭文物管理委员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钱玉趾：《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及文字初论》，《东方文明之光》1996年；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的发掘》，《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图六）。
四位次数概念对于培养文明意识的作用非常大，就象现今推广的四轮学习方法比一般的学习方法更为见效一样，四位次数的特点和优势在于既有扩散的余地，又有范畴的限量，可以大中存小，小中见大，奔放与约律互为兼顾，非常适应与符合思维发展的潜在规律。后代成语大多是四个字组成一个词，对于好多事物又常常习惯用到“四”这一序数来加以概括，比如“文房四宝”、四方、四民、四季、四海、四库、四书、四教、四诊等等，就是受到这种思维程式影响的表现形式，既言简意赅又含蓄深沉。由此，也就是说“吴”字本身就是吴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象征，四个鱼尾分别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表明了吴人由鱼的复合累计的需要，逐步萌生和形成了开拓开放的发展逻辑。
人类的任何具体行为都无一不是因循着人类自身的思维轨迹付诸实施的，当一种思维成为固定形式的时候，与之相应的实践内容也必然是这种思维形式的生动发挥。这一方面表现在吴地对异地文化的吸收兼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吴文化对异地文化的主动冲击，而在远古时代，无论兼容抑或冲击，都难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战争过程。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了一批小型丛葬墓，丛葬墓的数量比较多，并且，从已鉴定的15具人骨架来看，少儿6具，青年6具，成年3具，而M7、M8、M9、M12、M14、M15、M16等展示的肢体不全，脑壳破碎实属非常死亡，从葬式看，丛葬群死者均无墓坑、无葬具，全部平地堆土掩埋，有些骨架互相叠压，随葬品大多没有，极少数有随葬品的也只有1-2件，而陶器贯耳壶是极少数有随葬品者所必有的器具，这些情况都体现了远古时代部族之间战争的残酷和紧张，由于作战武器大多是石器，击人最致命处自然是头部，一场战争告一段落，战死者只能被草草地平地堆土掩埋，唯一的陶器贯耳壶是他们生前征战携水的必需品，上海的马桥、松江广富林（古属吴地）等处也有类似的小型墓。
常熟罗墩良渚墓地人骨不全或分离现象的墓位于高台之上，14座墓均有随葬品，且大部分多有玉器随葬，特别是有人骨的四座墓，随葬品更丰富，罗墩墓地的玉器主要出自这四个墓中，随葬品的数量大多在30件以上。M7墓主虽然身手相离，但手中仍然握有一把带柄的石钺，罗墩14座墓有9座墓出有石钺，石钺磨制精致，体形扁薄，刃部锋利，就象汉代武士墓中都随葬铁刀一样，远古的勇士们好以石钺随葬来慰藉不灭的英灵。尤其令人肃然的是M3，左手缺尺、桡骨，如果是腐朽所致，则玉镯应在尺、桡骨的位置，而出土时，玉镯却套在肱骨上，说明墓主入殓时已经没有了下臂，故而玉镯只能套在上臂上，应该说他们为部落战争而牺牲的殊荣曾几何时已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一起被深深地埋藏在了考古地层之中。尽管千年风雨能够渗透到当年的历史缝隙，但是却永远也改变不了沧桑固有的内容陈迹。
吴地还发现过许多良渚文化的古井，有些古井与古代战争也不无关系，首先看一看这些井的选址，在江阴璜塘
，土墩高约7米，总面积2000-3000平方米，共发现古水井四口，嘉兴雀幕桥古井位于雀幕桥北约70米的百亩滩，在高出水田约1米的高坡上，试想，如果是一般的灌溉用井，那一定是要尽量选在较低处开井的，在高墩上挖井，除非是战争期间被迫无奈的选择。另外，再看一看这些井中的出土物，江阴璜塘井中出土石器、陶器和兽骨二十七件，汲水器以黑皮陶的数量为多，如黑陶贯耳壶、蛋壳宽鋬杯、壶等，嘉兴雀幕桥井中出土了夹砂陶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罐等，明显地带有异地龙山文化的特点，是良渚文化受龙山文化影响的实例。
长江以北，与良渚文化有关的以海安青墩上层与陆庄两地最为典型（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盐城市博物馆：《江苏阜宁陆庄遗址》，《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前者的地理位置靠近长江，器物在上层的晚期既有龙山文化的高柄杯与觚形杯，又有良渚文化的双鼻壶与玉锥形器，是龙山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与苏北海安青墩遗址墓葬中的陶器有着惊人的相同，陶豆的圈足都用三角形、圆形镂孔修饰，釜形鼎都是最大腹经居下，杯上都有竹节形弦纹和瓦爿形圈足，最令人感慨的是两地都在陶器上发现了纹饰。
阜宁陆庄遗址地处废黄河南岸，与长江以南的良渚文化区相距300公里，主要遗迹为三个灰炕，主要遗物是陶器，陶器多为残片，陶系以红陶为主，属于其原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器种则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且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而同时在陆庄遗址以南，却有与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兴化南荡遗存，南荡在陆庄南，陆庄出土物为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共存，其南的南荡却是纯龙山文化的遗址，这似乎有悖于习惯上总是认为良渚文化在龙山文化之南的传统定论，这里的情况是否有地理上南北错位之谬？龙山文化怎么竟然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南边了呢？然而，正是这些考古材料，提醒了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当时未为人知的许多历史信息。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融合，无论在良渚文化发源地的吴地，还是在龙山文化发源地的山东、苏北，无不因着吴地先人的开拓开放精神而逐渐展开。开拓并非盲目，开放亦非贸然，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属于同一个东方区域，汉代以前，地理上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界，因此，都是沿海东部区域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许多方面必然存在着好多的相似。著名考究学家王献唐先生考证，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同属于炎族子孙（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所以，开拓开放的又一重要体现——融合，便是顺应民心、顺乎历史的发展大趋势。
如果说陆庄遗址的仅有灰坑和若干残破的陶片遗物说明良渚文化在此可能因战争只作过短暂的传播，那么，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则反映了良渚文化已经与这片土地共相生息（注：南京博物院：《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有的墓葬深入基岩中近1米，墓葬出土物均较多陶器、玉器，北区清理的22座墓葬出土约200多件陶器，具有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两种文化因素，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在玉质、器形、纹饰上均与吴地良渚文化玉器相同，如M18和M5出土的简化带冠人面纹琮形锥状器，在上海福泉山曾发现同类器，M20出土的瑗，在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有同类器（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年。），M18出土的一件镯式琮上有组合的简化带冠人面和兽面纹，在福泉山T4M6出有同类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器物上饰有同样的神人兽面“神徽”。
遍布于山东与苏北的岳石文化，是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相融之后的不同于中原典型夏文化的夏代东方文化（注：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发现了大量带有良渚风格的玉器，发达的良渚玉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也使夏代初期，东方夷人羿代替夏政有了可能的条件，虽然，有关这段历史，《史记》未作记载，但是，《吕氏春秋》、《左传》、《楚辞》等先秦文献中都有，那么，也就是说，从夏禹开国到少康复兴这段历史时期，东方部落在夏王朝的早期阶段占有一定的优势，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应在东部区域，而良渚的玉文化，尤其是玉琮，以其施纹和造型特色所形成的独特风格，最终得以早于中原的青铜文化而首开了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历史先河则又与夏代初期东方夷人羿的代替夏政不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开拓开放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的意识逐渐复苏，后羿之所以能够代替夏政，也就是东夷羿夺取了夏的政权，一方面是由于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融合后，东方区域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羿本人能力非凡。夏代初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羿射九日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后羿治理旱灾的超群能力的钦歆，显示了崇拜英雄代替了崇拜图腾的进步性，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的威力无比，政治（人治）的意识就逐渐初露端倪，《楚辞·天问》记载：“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渺其左目。河伯乃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河伯因被羿所射，要求天帝杀羿，这是图腾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观念，而代表至高无上的天帝却发出了划时代的“人权宣言”，“今为虫兽，当为人所杀，固其宜。”这是人高于兽，人胜于兽的新思维、新观点，在“人”的意识成长的过程中，神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那种作为图腾的形象便逐步让位于完全的“人”的形象，正是这种观念的更新，吴人的玉文化适时地被统治阶级接受，并成为政治（人治）制度的最早内容，而礼玉制度的诞生则进一步标志着吴地的玉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吴文化已凭藉着自身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生生不息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发展潮流！
玉文化和鱼文化蕴育了文明社会的合理内核，为我泱泱中华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而玉器从实用器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礼器的整个过程，也即是夏代礼玉制度的重要渊薮。
收稿日期 20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