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主体、改革战略及其关联因素的宏观情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主体论文,因素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已历经多年，改革将由“前改革时代”进入“后改革时代”[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后改革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前改革时代一系列适应并曾推进改革的因素，已经难以在“后改革时代”维继，有逐渐演化为改革阻碍因素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参与改革的主体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支持并投身改革的部分企业已经逐渐走向进一步改革的对立面，其中部分已经成为改革的阻碍因素；二是前改革时代对改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第二，在指导改革的战略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局部式的、渐进式的改革战略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二是前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改革策略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第三，在推动改革的机制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走向了进一步改革的对立面；二是开启中国改革序幕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也出现了滞后性，成为了进一步被改革的对象。第四，在影响改革的文化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为中国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偏好储蓄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改革了反面，演变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二是前改革时代追求财富的“钱本主义”文化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
一、改革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的原因
改革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从哲学角度讲，一切事物都向它的反面运动
这一思想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集大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转变都是由事物内部对立面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出的一种结合与和谐，而这种和谐受到破坏便转化为新的事物[2]。而马克思在其18个哲学基本原理之一的“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中充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向它的反面变化运动，这种变化运动是通过“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完成的，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引起的自我否定，具体来说是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完成的[3]。至此，新生事物才能战胜并代替旧事物。所以，从唯物辩证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任何真理都有阶段性，都要受一定的时空限制，那种认为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因素不会变化，而将一直起推进改革发展的作用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既不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从社会主要矛盾讲，33年的改革使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党在“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时至今日，这一提法一直没有改变。而33年市场化取向改革积累的结果，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基本达到中等工业化水平，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供大于求，国家资源能源、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已经形成规模和网络。“社会生产落后”的局面已经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基本需求。同时，33年的改革又致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五高”和“五低”的不良状况：高速度、高投入、高耗能、高外部性、高风险；低发展质量、低投资效益、低协同水平、低管理能力、低诚信水平。“五高”、“五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下一轮改革的推进。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后改革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单纯经济方面的矛盾已经难以概括，而应表述为以下三组矛盾：在改革取向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下一步改革确定方向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与现有以“五高”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高水平社会管理的要求，与现有较低水平的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
(三)从后改革时代特征讲，中国面临三大转变
1.后改革时代人们的需求发生了转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5]。如果将前两个层次的需求称为物质性需求，后三个层次称为精神性需求。那么，前改革时代我们着重解决了物质性需求，后改革时代则要着力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
2.后改革时代经济领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转变
先看经济基础，前改革时代的核心任务是创造财富，后改革时代的核心任务变为了在财富创造基础上的公平机会的获得和利益的分配。再看上层建筑，前改革时代是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改革时代则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力量与宏观调控内生为一体化。
3.后改革时代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转变
前改革时代政府重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后改革时代政府重在为包括企业、组织、个人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服务；前改革时代政府经常“越位”和“缺位”，后改革时代则要求政府“守位”和“在位”；前改革时代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太过严重，对官员不科学的晋升激励过强，后改革时代应减弱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科学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以上哲学、社会主要矛盾、后改革时代特征三方面的原因都预示着曾经是改革中的积极因素将有可能变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甚至有可能完全走向中国后改革时代的对立面。
二、走向中国改革反面因素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改革的主体、指导改革的战略、推动改革的机制、影响改革的文化四方面探讨可能变为阻碍改革的因素。
(一)改革的两大主体——企业和政府中出现了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1.在企业方面，前改革时代支持并投身改革的部分企业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逐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
第一，垄断性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倚仗政府的力量获得“自然垄断”地位，又在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的垄断性国有企业最希望维持垄断现状，他们既不希望进行相关产品的价格改革，也不希望过多引进民间资本，更不希望降低准入门槛。简言之，他们不希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继续深入，由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变为了后改革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按照张维迎的观点，中国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应该由现在的36%，下降到2040年的10%以下[6]。而且，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不利于自主创新，“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没有单调正相关关系，并且竞争会促进创新，因此组建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恐怕作用有限”[7]。
第二，房地产企业。在前改革时代，他们是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助推器，而房地产价格已经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社会总消费，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对中国社会总消费产生了显著影响[8]。同时他们也是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审批权，进而推动地方权力不断扩大的幕后推手之一。但是，当改革逐渐进入到“后改革时代”，房地产业又成为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一是过高的房价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将进城农民工排斥在真正的城市生活之外。有人有房不住、有人无房可住，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2010年3月国家电网在全国660个城市利用智能网络测算出一个数据：全国共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为零。二是过高的房价导致房屋的投资性增强、消费性减弱。过多的商品房已经脱离了住宿的功能而纯粹成为投资工具，而政府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又严重滞后。这种情况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状况进一步加剧，成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包容性增长实现的巨大隐忧之一。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前改革时代，在大力招商引资，特别是引进外资战略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外商很多优惠政策。他们在项目批复、税收政策、土地征用、基础设施配套等各方面都获得了“超国民待遇”。但是随着后改革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要求取消这些外资企业特权，要求他们真正和本土企业公平竞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但是，这种改革趋势与呼声招致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愿放弃种种特权。导致了竞争力最强的世界大企业，甚至是500强企业不愿参与公平竞争的奇怪现象。可以说，部分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了后改革时代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巨大阻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述三类企业的快速发展，其背后成长起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这些人依靠着这些企业逐渐成长为了中国的第一代富人阶层，他们的子女被称作“富二代”。进一步，一个或者多个相关行业的富人往往进一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很多行业就孕育了很多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再进一步，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相互结合，以强化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国现在已经存在大量的不愿看到改革深入发展的富人阶层和掺杂政府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获得实惠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改革不断设置障碍。
2.在政府方面，前改革时代对改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政治体制逐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
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了从事公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严重滞后。从政治角度划分，社会组织可以分为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一般意义上讲，两者不可能同时发展，而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过于强大的、进入领域过多的、干预社会事务过于频繁的政府组织必然挤压NGO的生存空间。2009年中国共有非政府组织413660个，而挪威仅有400万人，但该国参加不同NGO的成员高达4000万，每个挪威人平均参加了10个NGO[9]。NGO的发展滞后不利于社会公民的产生与养成，为了培育国人的社会公民精神，就必须扩大私权、拓展公民精神发挥功用的空间，让公民能力与政府行为在社会中和谐共生。而要扩大私权、拓展公民精神，就必须改变现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适当控制过于强大的党的力量，逐渐减小政府的活动和职能范围。
第二，层级过多的政治体制加剧了经济活动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0][11]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信息不对称源自我国政治体制所特有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一个初衷良好的政令(信息)往往在传递过程中被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各种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加工，被扭曲的(政令)信息重新发送，层层传递而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造成政策的扭曲、失效，甚至是负作用。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则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有强大的晋升激励[12]和锦标竞赛热情[13]，在政治体制的纵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意愿和可能来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以获取晋升；在政治体制的横向，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考核中获得优于其他同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致使地方政府之间疯狂开展经济发展的锦标竞赛，此次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GDP增速指标大大高出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就是最好的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晋升激励、锦标竞赛这三大因素叠加起来螺旋累积式的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波动，造成了大量的无谓成本和负的外部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导致对区域差异性照顾不足。一国经济发展一般要经历“建设—发展—消费”三个阶段[14]。在建设阶段，经济活动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基础的夯实与保障能力体系的建设；在发展阶段，重点是产业发展条件的提升与保障能力体系的结构调整；在消费阶段，重点是产业体系的完善，就业率的提高，消费层次的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在“双重并存”[15]的阶段：我国东部已经处在“发展与消费并存”的阶段，而西部尚处于“建设与发展并存”的阶段。面对我国经济双重并存的发展阶段，如果仍按照“大一统”的传统思想，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信贷规模、节能减排指标等采取一刀切的标准执行，那么必将不利于各地的发展，尤其是不利于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二)改革的两大战略——“渐进式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1.“渐进式改革”战略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从时间上讲，渐进式改革堆积了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渐进式的改革遵循着先易后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在前改革时代，这一战略以最小的代价顺利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打开了局面：如在价格改革方面，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如在土地使用权方面，不断延长使用期限；如在公司治理方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等。但在后改革时代，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将改革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后移，改革的难度也陡然增加：工业文明基本确立，但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很高，但提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难度很大。
第二，从空间上讲，渐进式改革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地区发展不均。从空间上来讲，渐进式的改革必然是一种局部式的改革。前改革时代，在给予一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权利的同时，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和地区率先富裕，而这部分人和地区先富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和地区未富或者后富，贫富分化与地区不均随之产生。分行业来看，2009年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分别是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达到60398元与58154元；而排名最后两位的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与农林牧渔业，人均劳动报酬分别只有20860元与14356元，收入最高的行业人均劳动报酬是最低行业的4.21倍。分地区来看，2009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最高的地区是上海，达到58336元，是最低的江西24165元的2.41倍①。
2.“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战略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优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非市场部门的畸形壮大。一是国有企业垄断势力的加强②。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的不断成长，国有企业的势力会不断减小，影响会不断减弱。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对部分基础性行业的控制力却不断提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部分国有企业依仗自身垄断优势，借着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止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契机”，不断兼并民营企业，进入民营经济领域。二是政府部门规模和力量的增强。从行政人员数量看，1978年到2008年，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从467万人增加至129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0.49%上涨至0.98%；从政府消费支出占社会总消费比重看，1978年到2008年，政府消费支出从480亿元增加至40720.4亿元，占社会总消费的比例为从21.4%增加至27.3%③。
第二，优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制度的“后发劣势”逐渐显现。从对外学习的角度，渐进式的改革重在技术模仿，而较难的制度学习则被推后。按照Yong的观点，这两种学习的先后次序应恰好相反——制度学习在前，以此为基础才能继续技术学习，同时这也是国际上一部分经济学家认定印度优先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国家的未来发展一定好于中国的原因④。一定程度上，这里也认为“法治—民主—宪政”将是后改革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可行道路，也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合理发展轨迹。
第三，优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人们对改革方向认识不清。由于优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致使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官员把宏观调控当作是可以替代“看不见的手”的有力、好用的工具，把“政府强力主导型市场经济”⑤当作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这种错误认识加之“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的蔓延”[16]，其结果是部分权力阶层会不由自主的强化对经济的控制，打着深化改革的名义阻挠进一步的改革。部分群众会对自身的处境不满，对他人的财富创造与地位提升嫉妒与疑惑，对生活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问题的不满情绪持续堆积，已经使他们对改革本身产生了怀疑，对中国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三)改革的两大机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化机制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1.在农村中，改革之初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剧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分散。前改革时代，面对落后的农业、凋敝的农村、贫穷的农民，激发农民的农业生产热情、解放农村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适应了这些需求，这项土地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收益索取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7]。适应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激励问题。但是这一制度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村庄规模狭小，生产要素分散且处于静止状态，难以形成集聚效应”[18]的农业生产规模化问题，致使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制度只是对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组织方式的简单复原。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阻碍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分散的地块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尽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19]，但实际在分散的地块上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过高。而由民间投资，严重的搭便车行为又会导致这一投资供给过少。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阻碍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求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与科技化，而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这些要求很难实现。笔者在陕北农村调研时发现所谓的“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工程不过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农村生产要素太过分散的无奈之举。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农村至今还有较为严重的自然经济残余，农民自给自足严重、农业生产分工不足、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村市场有待培育。
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利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的呼声由来已久，尤其是1984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一次性制度变革带来的增长效应逐渐消退之后，理论界和实践层面一直在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2010年“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和这种要求是相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稳定，农民越被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土地要素就越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就越无法建立。
2.在城市中，前改革时代大规模的城市化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城市化进程缺乏文化基础。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城市建造的高楼大厦、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缺乏文化基础；二是现代城市人正如得斯蒙德·莫利斯所说，只是一群“超级部落人”[21]，缺乏信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三是城市创作的影视和文艺作品大多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违背主流价值取向；四是城市中部分人利用网络传播不良信息、恶意欺诈炒作，尤其是频频爆出的“视频门”、“日记门”和“微博门”挑战着公众的神经。
第二，城市化进程致使一对巨大矛盾产生。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缺乏人文关怀，所以一方面，城市中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需要大量分工协作与团队合作的高度社会化的工作；另一方面，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关系却是互不理解、互不关心、互不信任和相互隔阂的。这就形成了城市中人们之间互不关心、互不理解的隔阂漠视的关系远远不能满足高度社会化分工要求的分工协作、团队合作的需要的巨大矛盾[22]。
第三，城市化进程导致社会阶层对立。城市化进程中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阶层对立较严重，社会矛盾有激化趋势：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建设规划、产业发展、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管理、市场体系、经济主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十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城市中出现了仇富、仇官、仇警的“三仇”心理，“富二代”、“官二代”成为社会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媒体、网络平台，尤其是“微博”的出现和流行把矛头直指各种腐败、丑恶现象和不正之风，在探寻真相的同时也导致谣言四起，信息的快速传布也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发酵，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一旦爆发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四)改革的两大文化——“勤俭节约”与“钱本主义”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1.勤俭节约的文化⑥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不利于改善分配状况和缩小收入差距。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储蓄的产生，大量储蓄为中国的高投资奠定了基础，投资形成资本，而资本是要参与分配的。这就导致了一个连续过程的发生，首先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大。接着，尽管是多数人在储蓄，但投资却在少数人那里形成，形成的投资收益自然归少数人分配。最后，在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差距自然不断扩大。而这些积累的财富又进入到新一轮的投资当中，新投资形成新资本，新资本分配新创造的财富，导致富者愈来愈富、贫者越来越贫。
第二，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不利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中国人口众多，消费能力本该十分巨大，但由于国人有勤俭节约、崇尚积累、偏好储蓄的传统，导致了实际消费能力很弱，国内消费市场狭小。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62.3%下滑至2010年的37.3%⑦。与国内消费占比不断下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不断上升的对外贸易，先看外贸依存度，20世纪90年代还稳定在30%～40%之间，到2003年加入WTO后，就不断上升，直至2007年达到65%；再看出口总值，2009年我国出口总值为12016.7亿美元，超过德国，首次位居世界第一位。所以，改变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市场自由，是中国经济本身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改革开放”[23]。
2.“钱本主义”的文化逐渐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第一，“钱本主义”文化造成中国人信仰缺失，社会诚信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快速积累、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国民的文化素质、诚信水平和精神信仰停滞不前，似乎还呈现倒退趋势。究其文化根源，则是钱本主义的文化使然，既然金钱是衡量发展与成功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而对于获取金钱的方法、过程和途径又监管不力不严，那么众多工程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就不是偶然，而是信仰缺失、诚信沦丧的必然。现在要逐步改变“钱本主义”的文化基础，重塑国家和民族的道德良知、诚信观念和精神信仰。如不改变，不仅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碍，而且还将摧毁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二，“钱本主义”文化造成中国人“血拼式”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改革开放33年“钱本主义”的文化驱动，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官员谋求地方经济发展，企业谋求利润增加，个人谋求财富积累。但也造就了“血拼式”的发展方式，其本质就是拼资源、拼吃苦、拼忍耐。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关注资源环境的保护、人多方位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年代，“血拼式”发展为中国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就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国人在世界重新赢得了尊重。但是以“钱本主义”为基础的“血拼式”发展也致使环境的巨大污染和破坏、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低效率利用、国民以身心健康为代价获得发展。现在要逐步转变“钱本主义”的文化基础，转向“人本主义”，进而带动发展方式由“血拼式”转变为“节约式”。如不改变，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碍因素。
三、结论
经过33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源在于改革主体、改革战略、改革机制和改革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适应改革、引领改革的因素。但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后改革时代的到来也带来新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以上四方面促进改革的因素已不再适应进步一改革的需要，甚至逐渐走向深入改革的对立面。如果不认清改革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的事实，不对这些阻碍因素本身进行改革，那么不仅下一步的改革将举步维艰，而且已取得的改革成就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故步自封而逐渐损耗殆尽。所以，在后改革时代，政策导向应当更加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向改革反面转化的、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对那些曾经的改革促进因素大胆进行再改革，这样才能不致中国走回头路而保障下一轮改革的深入推进，才能确保中国在后改革时代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才能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后改革时代”警惕改革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
注释：
①所列举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90～104页。
③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④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如MIT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学良等。
⑤而美国学者黄亚生更是将这种模式直接称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见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⑥这里的讨论不涉及强化这种“勤俭节约”传统文化的制度原因，如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不到位、商业保险市场的不成熟等。这里不反对某些制度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对“勤俭节约”传统文化的强化与巩固，但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却是自古形成的。
⑦统计局：2010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37.3%[OB/E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2011-01/20/content217815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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