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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关注韩愈诗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自幼勤奋好学，25岁中进士，29岁始登仕途，历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贞元末年，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役，贬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曾随斐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 迁刑部侍郎。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官至吏部侍郎，享年57岁。卒谥文，因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推崇儒学、排斥佛老；提倡散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他的散文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两汉以来的优秀传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结构严谨，说理透辟，语言精炼，文风雄奇奔放，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诗歌也气势磅礴，笔力雄健，想象奇异，自成一格。著有《韩昌黎集》。其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韩愈的著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毛泽东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启超的文笔作文。到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前清举人）不喜欢梁启超文体，他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爱好，去钻研韩的著作，改写古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并认真地写了读书笔记。他1913年10月至12月所写的《讲堂录》，后面部分主要是读韩愈著作的笔记。其中，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闲已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多篇。毛泽东赞成袁仲谦的“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及“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方法，并努力付之于实践，能背诵许多韩愈诗文，他很快就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阅读韩愈著作。1965年8月， 他让工作人员替他找来《韩昌黎全集》，认真研读之。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篇之多。它们是《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听颖师弹琴》、《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符读书城南》、《南山诗》、《调张籍》等。其中，毛泽东手书过的有三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毛泽东阅读《新唐书·李汉传》时，看到叙述李汉“少事韩愈，通古文，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便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韩愈文集，为李汉编集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对韩愈的崇高评价：李汉因编韩愈文集编得全，欧阳修使其得以流传，便“厥功伟哉”；而韩愈作为文集的作者，岂不更加“厥功伟哉”吗？1965年7月，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谈到：“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毛泽东比较全面地评价了韩愈诗歌的功过得失，他既指出了韩“以文为诗”的缺点，又纠正了一些人对其诗否定过多的偏颇。
1973年出现了“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把韩愈视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将其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韩愈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1976年2月12 日复信刘大杰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韩愈的诗文。除研读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在自己的论文中，都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使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和承继
自古以来，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褒之者有之：唐人司空图《题柳集后》云，“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扶于天地之间。”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东坡云……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清人叶燮《原诗》评曰，“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仍有认为其诗为空前绝后者。贬韩诗者也有之：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言，“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衿其豆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
以上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毛泽东对韩愈的诗篇进行了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全面分析。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北征》，可谓‘敷陈共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这里，毛泽东既批评了韩愈“以文为诗”的缺点，同时又指出韩愈诗有可取之处，不能全盘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写诗方法主要表现为：（1）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 使诗的形式散文化；（2）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 有些违背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3）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写诗。 “以文为诗”的主要缺点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1959年4月15日，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毛泽东说道：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公允地说，韩诗虽有“以文为诗”的毛病，但有些作品还是比较好的，它们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文采奇异，很有气魄，毛泽东所肯定的《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就相当不错。现仅以《山石》为例加以说明，请先看《山石》原诗：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人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人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这是一首纪游诗，它以时间为序，描写作者的所见所感。前八句写“黄昏到寺”。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险峻的山径，岑寂的古寺，雨后的芭蕉和栀子花，罕见的古壁佛画，粗糙的斋饭。接着两句写“夜深静卧”：深夜山间静寂得连虫声都听不到，只见从岭上冒出的清月亮光照入室内。寥寥十四个字，便勾画了深夜山间古刹的一种空灵境界。以下六句，写天明之后登山游览：作者独自随意走在云雾迷茫的山中，一路看到的是碧绿的涧水，鲜红的山花，粗大的古松；他在激激的水声中赤脚涉水，踏着涧石走过，山风吹动着他的衣裳。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山行图啊！最后四句抒发自己的怀抱：接触自然而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更感到过去受人牵制的不自由；于是呼吁同游的“吾党二三子”，你们为什么到老还不辞官归隐，去享受这自由自在的生活呢？该诗虽有“赋”的成分，但它有栩栩如生的描绘，且能将形象思维与抽象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对这样的作品不仅不能否定，而且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不仅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且还肯定了韩诗的某些内容。韩愈曾写过一首教育儿子认真读书的诗《符读书城南》，其中写道：“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939年5月20日， 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在组织部大礼堂召开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此次会上讲道：“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引用韩愈的两句诗作为正面观点进行劝学，号召干部们努力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更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化用了不少韩诗的意象与词句。韩愈有首《咏雪赠张籍》诗，其中写道：“厚虑填沟壑，高愁至斗魁。日轮埋欲侧，坤轴压将颓。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一千余年之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两首作品都是咏雪之作，都有雪后地貌的描绘，都有大雪与天公比高的想象，特别是都有蛇与象的比喻。韩诗“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意思是说，河岸如同一条长蛇在搅动，山陵好像大象在追逐、撞击。这两句的意象与比喻、跟毛泽东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颇有相似之处。当然，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他对现实的观察，但韩诗在他脑海的储备，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里吟唱：“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关于蚍蜉撼树的生动故事，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而且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毛泽东《贺新郎·别友》结尾四句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原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呢呢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韩诗的开头两句是：“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唐代著名琴师的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缅于儿女情长的志向。就是毛词《卜算子·咏梅》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其中的“山花烂漫”也很难说与韩愈《山石》里的“山红涧碧纷烂漫”没有关系。
对韩愈散文的吸取与扬弃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成绩卓著，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其诗歌相比，他的散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深远。毛泽东充分地肯定了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的进步意义。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他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1965年，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他在该书上面加写的话语，高度评价了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指出文事变化乃是经济变化的反映。他说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加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但毛泽东对韩愈以革新的文体去“载道”、“传道”，评价并不怎么高，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与讲话中，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话语：有的是正面引用；有的是反面批判；有的是重新阐释、评价；有的仅是作为文字载体加以运用而已。
毛泽东对韩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估价比较高。他不仅从正面肯定了《符读书城南》诗中的劝学思想，而且对《师说》、《进学解》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也做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里的难点，突破以作者一贯坚持的“道统”思想，具有相当高的民主意识，被毛泽东所看重。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对迎接他的人们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韩愈有一篇《伯夷颂》称赞伯夷叔齐兄弟不做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的气节，这反映了作者维护“正统”思想的封建观念。中国历来的儒家，都把伯夷叔齐视为“肥豚养高”的标率，韩愈仅是突出的一例。当然，历史上也有人对伯夷叔齐的行为提出过质疑或批评，如鲁迅写的历史小说《采薇》，就揭示和嘲讽了伯夷叔齐的必然悲剧命运。对此，毛泽东更提出了与韩愈完全不同的看法。1949年，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是以是否正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的伯夷批判，是典型的推陈出新或破旧立新。
对韩愈的某些观点，毛泽东有时还“反其意而用之”。韩愈与大多数儒家一样，推崇知识者而轻视劳动人民。他在《与崔群书》中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在韩愈看来，世上的人大致可分为“贤者”与“不肖者”两类。“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而一贯重视劳动人民智慧的毛泽东，对韩愈此论很不以为然，他在读姚鼐《古文辞类篡》“书说类”韩愈此文时，换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看来，“反其意而用之”，也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被认为是韩愈论文的名篇。韩愈上书宪宗皇帝，指陈迎佛骨的弊端，称这种“诡异之观”为“伤风败俗”，要求予以禁止。韩愈为此事差一点被处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得免死。对《论佛骨表》这篇文章，毛泽东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1965年6月20 日他在上海跟周谷城谈话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论佛骨表》——引者）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数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原道》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远在韩愈写《论佛骨表》89年之前，姚崇就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批评过佛事，他说“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读《新唐书》124 卷《姚崇传》时，看到姚崇说的那些话，便批写道：“韩愈佛骨表祖此。”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来批评佛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对韩愈《论佛骨表》的重新评价。
毛泽东熟读韩愈的文章，他能背诵韩愈作品的许多名句或段落，这对毛泽东气势磅礴的文风及其丰富的语言词汇，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现仅以语言的吸取和运用举例加以说明。毛《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的《原道》；毛《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的《送穷文》；毛该文里的“行成于思”源于韩文《进学解》。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说过“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用以形容优柔寡断、动摇不定、举足不前、不敢直言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很爱援用韩愈的这些话来说明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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