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反思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冷战论文,大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会见了克里，外交部长王毅与克里举行了会谈。会见克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将坚定地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克里也表示“美方非常重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为此次会晤奠定了基调。从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访美到2014年2月14日克里访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式提出已整整两年时间。它从一个倡议不断充实、深化，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从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成为中美两国的战略共识，并推动着国际关系的进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成长、成熟的背后，包含着中美两国对冷战的反思和超越“冷战思维”的信心和勇气。
冷战：没有胜利者
美国著名外交官、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在回顾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作品时，满怀伤感地写道：“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提出遏制战略是我一生的错误。”的确，这场长达四十多年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两个超级大国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苏联解体了，大国荣耀成为过去，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某些部分成为冷战后世界动乱的新热点。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胜利，却夺去了国内近10万青年的生命，使美国增加了8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伤害了许多人的事业和生活；巨大的财力消耗在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美国严重的经济萧条。在第三世界，美苏的“代理人战争”无处不在，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中美洲和阿富汗等战场上共有数以百万人因此而丧命。诸多美国学者在文章中承认“在美国外交史上，冷战是不光彩的一章”。
在美国，仍有一部分政治精英并没有去深刻地反思冷战的残酷与危害，他们将遏制政策作为胜利的原因而非悲剧的起源，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是美国赢得了胜利。美国这种误解在理论上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历史终结论》。而事实上，美国不战而胜是“意外”，一定程度是苏联退出的功劳。由于这种对重大历史事实的重大误解，导致了美国的错误心态，认为自己的文明形态与制度模式将是人类的最终选择，这种心态错误又导致行为失当，最终酿成恶果。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冷战后，美国同样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国。对第三世界各国，美国主要用1993年的“华盛顿共识”去“教育”大家，在对外援助中附加种种条件。在巴以争端中，美国更明显地偏袒以色列。美国的错误心态以“霸权主义”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导致了今天的诸多困境，9·11悲剧的根子也由此种下。
国际关系在“进化”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在他的著作《持久和平：冷战史考察》中写道：“冷战创造了20世纪大国关系中最长期的稳定，足以和19世纪梅特捏与俾斯麦所创造的欧洲百年和平相媲美。”的确，换一个角度看冷战，它其实是一种被精心管控的和平状态。纵观冷战全过程，美苏始终避免同对方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每次危机的边缘，双方都有意无意地相互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了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冷战时期美苏保持“持久和平”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两个超级大国实力相当，都无力消灭对方；二是“核威慑平衡”，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使两国都不敢发动全面战争；三是二战的残酷性给各国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大国都渴望和平、抵制战争；四是两个大国形成了一系列机制和原则，缓冲和调和了彼此的紧张关系。
不难发现，从二战到冷战，由于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关系呈现逐渐进化的趋势。如今，虽然两极格局已经解体，但其他三个有利于国际关系进化的因素仍在，一些新的因素也在相继出现并不断增强，国际关系超越冷战、继续向前进化的趋势不变。一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以中美关系为例，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额和中国所持有的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使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核威慑的“经济恐怖平衡”。二是由于城市化推进、互联网扩张，人才与信息加速流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全球市民社会”隐约成型，它们最大的特征是反战，不崇拜战争英雄，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它们已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的生力军。三是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大国不断增多，国际机制不断完善，制约单个国家行为的多边条约约束力增强，国际法日益“刚性化”，违背这些机制的代价越来越大。四是全球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勿“照猫画虎”
冷战虽已结束，但长期灌输在人们头脑中的“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冷战期间成长出的一代人已经占据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间形成并积淀在头脑中的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势，在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左右着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中国冷战史学者张小明曾在《冷战及其遗产》中总结了“冷战思维”的三方面内容：第一，“非友即敌”，一直在寻找潜在竞争者并将其视为头号敌人；第二，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第三，喜欢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作类比，“冷战经验”仍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决策，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
对照当前的美国对华态度与社会思潮，“冷战思维”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热炒中国的发展潜力，把中国视为“当前惟一能够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中国被锁定成为美国的“核心对手”。不少学者把视线延伸至2020、2030年，从历史、人口、地缘、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分析，把潜力当实力，刻意夸大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影响，认为中国强大是西方的威胁，必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体系，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有市场。
其次，渲染中国模式，将其塑造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强调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认为其与西方世界所看重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认为其日益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有可能颠覆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被刻意放大的“发展模式之争”虽然看上去没有冷战时期的两种制度之争那般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其影响却更加深远、不容忽视。
最后，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类比，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怪圈。中美关系确实和美苏关系有某种相似性，例如，都曾是战略合作者，在共同威胁消失后，双方的竞争性加强；国家规模相似，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等存在显著差异；都是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国家间对抗影响将外溢，能够产生全球效应；都是核大国。不少美国学者据此就推测“历史或将重演”，美国将和中国展开战略对抗，新冷战将会出现。事实上，他们忽略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差异性，中国的GDP总量目前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无法和当年的美苏相提并论；中国坚持“体系内崛起”，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可以并行不悖；中国不结盟，不搞体系对抗；中国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进程中的一员，并非美国的惟一挑战者；中国从未谋求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与美苏的沟通机制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不同，中美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涉及方方面面；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主流，和美苏战略对抗截然不同。
老问题要寻找新答案
冷战的悲剧使人警醒，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走出历史的窠臼，避免今天的中美关系重蹈冷战覆辙，而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回应也体现着这种反思与理性。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多次讲话中表示：“中美关系再也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冷战，如何处理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老问题要寻找新答案。”
冷战所反映出国际关系的进化色彩令人振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着愈发有利的时代条件，这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理论创新具备可行性和实践基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际关系的“霍布斯主义”(最原始的自然状态，弱肉强食)色彩日渐淡化，“洛克主义”(法治下的自由，用法律限制冲突)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零和思维、“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等传统理论模式正在被互利共赢、共同演进等新型概念所替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力量驱动着中美关系超越“如何分蛋糕”的思维框架，朝着“共同将蛋糕做大”的方向前进。
历史宿命论是一个容易自我实现的预言，对冷战结果的错误认识会导致决策者对遏制政策的偏好。时至今日，冷战思维依然残存于很多人的脑海，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心理障碍。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冷战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