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字的年均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式的发展模式，即西方民主制+政府的有限干预+市场经济，而是在政治体制和国家干预的强度方面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奇迹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衰退的鲜明反差背景下，国内外自然产生了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并引起讨论。本文将中国模式定义为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关于什么是经济体制，本文采取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纽伯格和达菲的定义，即“我们把经济体制看作社会确立的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三个基本领域作出经济决策(决定什么，怎样，何地，何时和为谁)的机制。经济体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决策(D)结构、信息(I)结构和动力(M)结构。”[1]这意味着本文是从狭义上即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理解中国模式的。本文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混合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一、中国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在中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才出现的。这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坚决果敢，更要归功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艰辛劳作。中国人民素来以聪明、勤劳和节俭著称于世。然而，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巨大的激励效应，民众根本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巨大而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这种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到储蓄、积累、投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和有用知识的过程中，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要素就都具备了，经济增长是其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
整个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整个经济史——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都证明，只有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增长才会出现。按照诺斯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出现，需要有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有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和需要有一个有效率的国家。什么是有效率，什么是无效率，取决于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获得的收益是否超过了生产财富的生产成本和维持产权制度与国家运行的交易成本之和(人口增长率也必须考虑进去)。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在没有人的境遇变坏的条件下所有人的境遇都会变好这种情况，这正是稀缺最优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标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市场和企业)通过熊彼特所说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提供企业和个人从事创新活动的激励，而有效率的国家对这种产权制度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且降低其运行成本。所有这三方面都“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恰恰是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率的国家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而一旦出现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有经济增长。亚当·斯密证明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协调机制；熊彼特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创新能力；米塞斯和哈耶克证明了市场经济最有利于进行经济核算和利用分散的知识；科斯证明了通过企业代替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诺思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激励。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不是否认了而是恰恰证实了这些理论。17世纪的尼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下半叶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20世纪50-70年代的南斯拉夫，都是在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或改革之后出现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轮到了中国。
二、中国模式是加强版的混合经济体制模式
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经济体制模式，即以市场和市场组织作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国家和政府组织作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计划经济，和以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自从19世纪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20世纪苏联的计划经济瓦解之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取了混合经济体制。混合经济是现代版的市场经济，用凯恩斯的话说是“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3]；用萨缪尔森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来组织生产和消费。”[4]由于各国的国情以及历史、文化不同，各国的混合经济都有各自的特点，有市场主导型的，也有政府主导型的。中国模式是一种加强版的混合经济模式。所谓加强版，绝对不是贬义词，而是强调中国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即国家在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诺斯的观点，国家是界定和实施产权的主体，国家最终决定了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制度负责。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在市场经济的发育或培养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必不可少。马克思指出，如果不是借助于国家这个“拐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出现。同样，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界定并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不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奇迹。
要了解中国模式，就不能不提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同时又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国家。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西方混合经济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理解中国政府的这种作用正是理解中国出现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关键。那么，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第一，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培养了市场竞争主体。第二，界定和实施了一整套有效率的产权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对外，采取韬光养晦政策，从而营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和平环境，使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从而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内，加强政府执法力度，大力惩治腐败，打击黑社会势力和种种犯罪及违法活动，从而营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第三，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培育或直接充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如政府直接推动市场组织的发育，建立劳动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等；国有经济占据经济制高点；基本建设投资为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大量外资，等等。最后，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直接参与到经济增长之中。所有这些，正印证了斯密的一句名言：“使国家从最野蛮的状态发展到最富裕的程度所必需的，只不过是和平、轻税和某些程度的司法行政”。[6]
可以说，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才完成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的制度变迁过程。这其中，国家的作用功不可没。然而，诚如霍尔瓦特所指出的，一个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它的经济结构是简单的，可以借鉴技术和组织，实现高速增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利用较强的政府干预，既是自然的，也是有用的。一旦到达一定的发展水平，当人口的大部分由农村涌入城市，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投入产出表上的空白格子很快被填满之后，社会变得复杂起来，经济的有效运行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必须做好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准备。这一点对于一个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人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心理上和文化上进行调整和承受巨大改变的社会，特别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改革进程的结果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7]
三、混合经济的困境与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
既然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就是混合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二战以后，主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采取混合经济体制模式，最初，也曾有过经济增长的辉煌战绩，到了20世纪70年代，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混合经济的问题在于凯恩斯主义者所披露的“市场失败”和新自由主义者所阐明的“政府失败”，以及由这两种失败交织而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自从采取混合经济体制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过分依赖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会产生市场失败；如果过分依赖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会产生政府失败。而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当市场失败严重时，增添政府干预的色彩；当政府失败严重时，加大自由放任的程度。一部关于混合经济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就是在这样的两极之间摆来摆去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相反被完全掩盖了，直至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实力遭到根本性削弱，可能很难再恢复元气。应该指出，问题的根源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出混合经济的困境。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增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增长可能会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更大的问题。
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或成本。主要有，第一，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是典型的市场失败。第二，稀缺资源的巨额投入和浪费，以及环境遭到的严重破坏，后者是典型的市场失败。第三，以压低劳动工资和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换取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机会，丧失了从根本上支撑经济增长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私有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第四，政府规模过大，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体制效率低下，这是典型的政府失败。第五，由权钱交易和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相结合而产生的强势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寻租、护租、设租、创租和抽租，以及腐败，这也是典型的政府失败。一个发育不完全、还未达到成熟程度的市场经济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市场失败，而一个权力过分集中、庞大的政府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败。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一个弱市场和强政府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就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怎么办？第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第二，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真正行使权力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第三，实行观念转变，反对单纯追求GDP，为增长而增长。实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采取降低能耗和环保技术，以及提高劳动者收入，都会使成本提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所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件好事。如果经济增长意味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和污染，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增长。分析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要抹杀其功绩，而是要切实解决问题，将中国的事情办好。光歌功颂德无济于事，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同时，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因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又好和又快可能是矛盾的，就像公平和效率很难兼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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