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几个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联合国等机构多种相关口径的考察，广义的发展中国家范畴是指欧美发达国家以外的130多个亚、非、拉国家，人口占世界总量的3/4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主要载体的城市的发展状况，一直关系着世界发展的总体格局，影响着人类发展的整体道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方面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上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依赖，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矛盾也在不断地酝酿甚至不时局部爆发。M.马格威尔特公正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必须依靠扩张以求生存，……但它扩张的成功仍大部分依赖它的‘再生产’能力。因此，西化无疑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现代化被视为‘独立发展’的过程。然而我们将看到，这种所谓散播过程的结果是制造依赖，并且还否决了真正现代化的可行性”。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总体发展状况，正如罗马俱乐部前主席A.佩切伊在《人类素质》一书中悲观的结论；人好象陷入了流沙，“他越是利用自己的力量，他就越需要力量，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力量，就只能成为力量的俘虏”。
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出于各种需要，一直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予以了极大关注，研究领域也由最初的经济和政治扩展到城市、人口、文化、生态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的核心是种种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从纵向来看，种种有关发展中国家发展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次转变：从结构功能理论演化出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理论演化出依赖理论，从依赖理论演化出世界体系理论。发展中国家总体发展状况的变迁及其上述相关阶段性发展理论的转变，都在城市这个空间载体上有着明确的投影和折射。然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多类型，多阶段的概念，其社会形态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发展中国家在近代与现代历史进程中变迁的不均匀性和不稳定性，给这些国家的当代发展造成了特殊的困难。在本期主题中选择了5篇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与规划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视不同侧面的一斑。下面的论述将会把这些文章中的主要背景与思想，归纳为几个主要方面。
全球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依附发展与独立发展
发展中国家和城市大多经历过殖民化的历史，宗主国的剥削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数量短缺与结构失调。即使这些国家在独立以后，依然不能形成完善的经济结构和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对宗主要的依赖性极大。“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中最主要的特征，这种二元性在城市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从内部来看，落后的农业与工业化并存，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发展并存，少数城市的快速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并存等等；从外部环境看，二元性主要表现为自主发展的要求与外来国际分工的干预相并存，从而导致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普遍面临着独立发展与依附发展的矛盾。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维护民族权益、反对封建主义，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普及与提高教育水平，开发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整与革新。在1980年代以前，经济状况有所改变，普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增长率曾达到5.6%），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但是1980年代以后，在外部环境上，发达国家推行了全球“新劳动地域分工”，经济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改变，促使发达国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政策由过去的“利用、扶持”转向“遏制”；从内部环境看，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政策中的失误，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经验与能力的不足，经济体制转变与政治体制滞后矛盾的加深、民族问题的加剧等等，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条件严重恶化，经济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平均GDP增长水平基本在1.5%～2%之间）。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新劳动地域分工体系的形成，可以认为是西方国家推行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使得1950～1970年代的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必须改写。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发展层次、发展质量、发展潜力、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加明显，“核心—边缘”的体系进一步被强化。大量吸引外资，在技术上形成极大的依赖，在经济上形成“结构扭曲”，在发展上形成极大的风险，即使中国苏州这样引进外资总量巨大，递增速度可观的城市，虽然拥有了表面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外壳，但也不可否认地孕藏着巨大的发展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不仅十分畸形，而且也会失去真正的独立和主权，跨国公司正从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资本组织，转变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政治、社会、经济干预的重要外来力量。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不仅是土地、劳动力、资源等经济利益，而且是失去了某些“主权”，在一些外资份额高的城市，包括城市规划也已经受到了外资困素的极大牵制。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偏向，即一些国家过分强调民族自主性而忽视或有意识地限制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依存性，造成闭关锁国、城市凋敝的局面。可见，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如何在一个开放性的环境中处理好依存和独立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
落后的城市经济、急剧的需求膨胀与转型中多变的空间结构
总体上看，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城市战略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原先发展中国家只强调经济增长和片面追求速度的发展战略，造成了深刻与尖锐的结构性矛盾而不同程度地遭到失败，而后纷纷采取了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第二次转变发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的价值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时，纷纷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总体和长远目标。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社会平等、根除贫困、确保真正的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民众参与决策；第三次转变发生在19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动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质量和竞争力。
独立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人口占70%以上，殖民主义时期的许多城市繁荣是基于单纯的政治中心地位和糜烂的消费场所特征。但是独立以后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主观愿望，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力图在短期内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却引发了多数国家超前性的需求，尤其是表现在城市里：一方面是超前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超前性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急剧增长都需要占去更多的收入，而弥补收入缺损的途径一般只能是多发行货币，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往往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城市中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只能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不仅需要耗费掉珍贵的稀有材料，而且更加导致资源分配，公共物品享有上的扭曲。
落后的城市经济，急剧的需求膨胀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转型中的多变性特征。土地作为城市规划分配的最主要资源，由于落后的城市经济而表现为粗犷的使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空间正在以令人可怕的速度蔓延着；城市空间结构在蔓延和跳跃中嬗变，少数富裕阶层的崛起导致郊区的扩张和小汽车的剧增；土地资源在数量与结构上的紧缺，导致城市环境的拥挤与恶化；种种外来的和内部的不规范因素，更加扰乱了土地市场和规划的控制……。似乎任何城市发展，规划的经典理论和技术控制的手段，都无法准确而有效地应对转型中的城市快速变化。所有这些，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陷入了“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作来越来越卑微”的病态局面。
快速的城市扩张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人类社会应付贫穷的一种本能反应就是加快人口的增长。目前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8%左右，许多发达国家低于1%甚至是负增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超过了2%，肯尼亚、尼加拉瓜等均以3%的速度在增长。由于城市在殖民时期形成的畸形繁荣，又加上在独立后有限经济实力的集中投入，城市成为大量发展中国家人口正规与非正规转化的主要场所，少数大城市尤其是首都更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域，一般大城市的人口更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国家城市的首位度往往很高。在过去的2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普遍增长了30%～60%，其城市化水平在20年中翻了一番。在印度的加尔各答，700万人拥挤在4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3/4的人口住在经济公寓或非法搭起来的棚屋里，1/3居民的住宅是未经烧制的土坯房，城市居民的年增长率是8%；而在孟买，人口增长率则高达39%；德黑兰大都市在1956年～1986年间的人口增长了4倍。少数城市的“过度繁荣”剥夺了有限资源条件下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机会，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几乎无法增长，这就更加导致了这些“繁荣”城市的快速增长。据此，E.拉兹洛提出发展中国家适合的发展战略中最基本的方面应该是：适度的经济发展，提高教育和控制人口。
除了上述的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快速增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全球资本与生产分工转移导致外资企业对城市用地和空间需求的急剧扩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管理者对经济总量增长的短期追求，以及外资惟我独尊的本性需求，许多在发达国家内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扩张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满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容量的压力而得到了实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和满足城市的快速扩张，发展中国家超过60%以上的森林被伐光，而其中竟有接近90%是被当作燃料烧掉。滥伐森林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退化的最普遍现象。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超过20%的土地盐渍化，中国耕地中的50%贫瘠、缺水、盐碱化，大量土地正在沙化，北方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在非洲仅有5%的土地可以耕作，而其中又有5%的土地是红壤。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渴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与污染代价时往往选择前者，水和空气的质量已经低于适宜生存的底线。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世界上最严厉的《土地法》”，然而经济增长的现实“主题”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并非通过一部法律就可以实现统一，西方国家采用的“紧凑发展”(Compact Development)，“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增长管理”(Growth Msnagement)等理念，在发展中国家目前遵循的发展道路上，还缺乏基本的运用空间。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片面地将“可持续发展”理解为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阴谋”，但是现在无可否认的严峻事实，使得发展中国家以及城市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和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
城市对历史的传承以及现代化创新
在对待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这一对矛盾时，往往会出现死抱传统不放，或完全抛弃传统这样两个极端，这样也就产生了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支持与抗拒社会变迁的两种力量。许多西方社会学者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和现代化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他们甚至认为落后的传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落后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就是抛弃传统，接受某些现代性的变项。但是无论怎样对外来文化加以整合，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它保留在生命力极强的人们的心理、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中，世世代代地延续并凝固成一些规范、价值、行为标准和模式，并通过城市与建筑这种形式，最广泛、最直观和最可体验地表现出来。
传统不是旧的和落后的东西，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当然，有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会被一些陈旧的形式所包裹，但它并不是内容本身。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而一直起着作用，主宰着民族的精神，就在于它有容纳新因素的功能。因此，一个社会的变迁不在于彻底地把一个社会业已存在的传统根除掉，而恰恰在于找到使传统与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因素融汇起来的契合点，丰富传统的内涵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将其中属于全人类的部分叠加起来，从而成为既具有更多全人类性的，又蕴有新民族形式的文化体系。
城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有形“史书”，任何传统的继承与现代的创新都会在城市这个载体上留下刻痕。城市中对历史要素的保护与继承不是为了陶醉与迷恋在过去的辉煌之中，也不是为了因循守旧而自缚手脚。城市是流动的空间，时间是流动的记忆，任何人类积极的发展要素都应该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它的位置，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延续。一个有信心，有意识去传承自己历史的城市，国家和民族，也完全应该有自信心去接受创新，接受现代化。当然，这种意识上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城市空间上的叠合与形象上的对撞，现代城市规划的许多技术手法已经为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城市的繁荣与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中，没有充分工业化和系统制度保障的城市化过程，造成了经济领域的供给不足、社会领域的贫困集中、政治领域的效率缺失和阶层矛盾的加剧。然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城市内部本身，而在于由此造成的城乡矛盾和区域矛盾。
当今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城市化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背景有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将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①城市化的国际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今天快速的交通和信息联系与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这可能激发起发展中国家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消费水平和子女前途等，抱有远远超过本国实际国情所能提供条件的过高期望，从而产生巨大的迁徙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社会、政治和文化并没有获得全面与平衡的发展，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城乡不均、区域不平衡；②城市化的动力发生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是在稳定、内生的环境里完成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除了受到自身的种种制约外，受到殖民主义与“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影响也十分强烈，例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泰国的曼谷都市区等等，造成了种种的区域畸形繁荣现象和更大范围内的发展落差；③人口与资源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可以调用全球富足的资源来保证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今天短缺的资源和恶劣的生态环境，已经使得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环境制约更加紧张，为了保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往往是以牺牲乡村的发展和区域的协调为代价；④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和私有经济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一样，人们的价值标准也很复杂，一些西方文化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传播，造成了更加尖锐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隔离。从城市内部景观看，城市中心地区往往是西方式的经济、政治中心，而在中心的周围则是“土著区域”；从区域层面看，则是少数中心城市的繁荣与乡村衰败的景观并存。正如P.哈里森所说：“迁徙其实是用双脚表示自己意志的一种形式，是要求在那正在进行的宴会上有一席之地。迁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分布得非常不均，这是对不平等的抗议”。然而，这种抗议是消极的，它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
进入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区域集团化”和区域规则复兴高潮，发展中国家也更加注重对区域规划的研究与制定。虽然这种区域工作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运作体制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隙痕，但是它力图通过对城市化的速度、空间、方式等进行适宜的引导，更加公平、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从而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并进而通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来实现城市竞争力的加强，以应对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这或许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区域规划盛行的主要原因和必然选择。
平等的社会需求、分化的城市阶层以及社会管治的转变
由于殖民主义时期对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抗争，独立以后“社会平等”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内容。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后，却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形成了有差别的社会层次，在政治参与、经济分配和教育机会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不平等，它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但是这种不平等，大多不是因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或所付出的努力不足，而是由于非规范的社会体制和不公平的权利垄断所造成的，这也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根源。城市规划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利益平衡”的工具，但是缺乏充分民主和平等体制的保障，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演变为特权阶层玩弄的“游戏规则”，城市规划自身也只得无可奈何地以“技术自诩”，只得将城市规划简化为一系列土地使用的规则和定量化的建筑准则，却不能深刻地去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
然而，平等的社会需求是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政策制定者基于提高效率、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新的管治方法正在发展中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J.古斯菲尔德、R.莱茵哈德等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考察，提出了现代政治的三项主要内容：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参政的扩大化，这可以代表着当今发展中国家管治方式演化的主导方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新组织，也要求规划体系去主动适应。地方分权和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规划进程所必须认识和采用的基本原则，公众参与也已经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最显著的体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它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色与问题。实际上，任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都是危险的，同样也没有一个通用的“发展中国家模式”可以遵循。对比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正在普遍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城市规划也面对着许多复杂多变的环境、各种政策和制度的转型以及社会力量的碰撞，使得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变得错综复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的，必须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予以共同考虑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