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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转“红轮”》是中国本土学者回溯俄国知识分子百年心灵史的心血之作，同时也引发了国内主流媒体和知识阶层的共鸣，被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选择前进道路具有镜鉴作用。
2012年，中国思想界迎来了一本回溯俄国知识分子百年心路历程的重量级著作——《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这本厚达700多页的大书乃是一位本土学者——苏俄—东欧问题研究专家金雁女士几十年念兹在兹的心力结晶之作。
《倒转“红轮”》中的“红轮”取自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作的描写俄国战争和苏共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轮》。2010年，正是金雁和她的丈夫、著名学者秦晖一起为《红轮》的中译本作序，将这部直入苏俄历史要害处的重要文献引荐给中国读者。那篇序言的核心观点化入《倒转“红轮”》中对索尔仁尼琴的个案研究。以此为开端，《倒转“红轮”》采取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对索尔仁尼琴、高尔基和此前俄国历史上若干典型知识群体演进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旨在“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
《倒转“红轮”》不仅是中国学界2012年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也引发了市场主流媒体和知识阶层的共鸣，先后入选2012深圳读书月十大好榜、《看历史》杂志年度致敬图书榜、新京报年度好书榜和新浪读书年度十大好书榜等机构和媒体的年度评选榜单。
实际上，将做学问的动力首先归结为给自己“解惑”的金雁也为在历史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参照。有关苏俄的一切曾是现代中国的显学之一，影响深远，苏俄情结已成为上世纪50代以前出生国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在2012这个中国发展的关键之年，《倒转“红轮”》又一次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而且被认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选择前进道路具有镜鉴作用。
金雁教授日前在由出版人杂志和凤凰网读书频道联合举办的2012中国书业年度评选中成为最大赢家：《倒转“红轮”》名列年度人文历史类图书，她本人因此摘得年度作者大奖。在颁奖盛典现场，金雁与凤凰卫视主持人、作家梁文道，南开大学副教授、青年学者熊培云，就《倒转“红轮”》的主旨内容和时代意义展开深度对话，所论掷地有声，所议发人深省。
人类有很多东西是共性的
梁文道：我认为，金雁老师获得2012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大奖是实至名归。金雁老师是国内研究俄罗斯、苏联文化史和知识分子史的权威人士，大家读过她很多论文和专著。这部新著《倒转“红轮”》剖析从俄罗斯到苏联的知识分子的整个历史进程。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会变成后来的样子，怎么会走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从平民知识分子变成激进主义者，后来又变成了列宁主义者。作为这些问题的解答，金雁老师累积十数年功力，写出了这部皇皇巨著——它真的是非常厚的一部大书。
所谓《倒转“红轮”》中的“红轮”取自俄罗斯著名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的巨著《红轮》。这部巨著已于2010至2011年在大陆出版前两卷。这部大书很多人听说过，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读，包括我在内，因为它有十大卷。金雁老师取了这部书的中的“红轮”，然后引述了其他俄罗斯思想家有关“倒转”的讲法，构成了现在这个题目——《倒转“红轮”》。
我觉得《倒转“红轮”》的题目有三重意义。第一，把走到今天的俄罗斯的历史倒回去看，看看它是怎样走过来的。大家都知道，苏联这位老大哥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影响甚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去看看，回溯历史。第二，金雁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个人心路历程的回溯。因为，他们正是在那样的时代下长大的，读俄罗斯文学，看俄罗斯电影，听俄罗斯音乐，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所以，到了今天这一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太有必要回看过去。第三，回看苏联历史，很多人说它走错了一些路或者说可能中间出了一些差错。因此，我们能不能回到时间的关键点，在那一个时点上把历史逆转回去，就算不能够逆转，看看能不能局部地逆转回去?
金雁老师，我这么说对不对，没误读吧?
金雁：没误读。这部书的副标题里已经点明是“心路回溯”。
梁文道：大家都听说过著名学者秦晖老师，秦晖老师其实就是金雁老师的先生。金雁老师，我问先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看过这本书，我最惊讶的是翻开序言，第一段就是写她老公。写她老公什么呢，让秦晖给这本书写序，没想到居然没写!这是什么态度啊?
熊培云：这是书里面最有趣的一段。
金雁：我想他是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答应别人的事情先完成，我毕竟是自己人，晚一点做也可以。但是，我实在等不及了，怕他给我拖到猴年马月去，所以就自己写了。
梁文道：《倒转“红轮”》里面有几个我特别感兴趣的点。有不少读过《倒转“红轮”》的读者说，这部大书好像在影射今天的中国。翻开这部书，有人就会说这不是谁谁谁吗?是不是这样，金雁老师?
金雁：我写这本书，的确没有这样的考虑。写书的冲动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相继凋零，我觉得有些话应该把它说出来。我写的是俄罗斯的事，自己纠结于很多问题，当中并没有考虑中国。很多人说书里的一些东西跟中国很像。我认为，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和我们很像，只能说明人类有很多东西是共性的。比如说，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过：“俄罗斯知识分子成长而不成熟，老在原地踏步走。”我觉得这样讲中国思想界是不是也有“同理”呢?至于与中国的关联，事后我才有这样的一些感觉，但是，在当时写书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
熊培云：我们这个时代和前苏联是有一些相像。但是，普通人在表达这种相像的时候，通常只是讲一个前苏联的笑话了事。而金雁老师非常严谨，一下就写了700多页的大书，而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些影响大家可能是不知道的，就是促成了“倒写体”在网上的流行。
梁文道：这么快就出现了!
熊培云：其中，有一篇叫《倒写西游记》，讲如来佛祖派唐僧师徒去东土大唐传经，路上遇了妖精，最后，猪八戒回了高老庄，沙和尚回了流沙河，孙悟空回了花果山，然后大闹天庭，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也算是另外一种还原。金雁老师把过去的一个时代还原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有“告别革命”的意思?
金雁：告别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路标派”的主题。他们想告别革命，实际上一直不成功。思想变迁和制度设计是关联在一起的。他们想发动革命的时候没有发动起来，革命却不期而至来到身边；他们想告别革命的时候也没有能“告别”得了。还有一点，那些理想主义者，那些有救赎精神的人，为什么会发生蜕变，走向自己的反面?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状况?我要追溯这里面的根源，也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七章和第八章谈到的内容。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梁文道：对这本书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当然，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中国，把自己的脑子封闭得很干净，有些人却不能不联想，比如说高尔基。高尔基曾是苏联的代表人物，文学第一人，是国家和社会的良心，但是，后来全面拥抱、歌颂体制。他的转变太有意思了，让人马上会想到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您可不可以与我们谈谈对高尔基的认识?
金雁：很多人说，你这不是在影射郭沫若吗?我写的时候真没这么想。高尔基在俄国思想和历史地位上非常特殊，可以称之为苏联知识分子“第一人”。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当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高尔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高尔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开始时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后来看到作者是高尔基，我眼睛都要掉下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列宁时期为反专制愤然出国，却在斯大林时期回国，并一头扎进了歌颂斯大林的队伍里扮演领军人物。后来，斯大林拿到政权之后说权力都能够夺得，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写。他认为历史学者看档案说法是大错，他说只有档案馆老鼠才去啃档案。后来，我们看到的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完全是高尔基这样的小说家带领写出来的历史。有人说苏共党史是文学作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到的那段历史是编造、剪裁出来的。
因此，我对高尔基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他曾经是“海燕”，是反体制的第一人，后来投靠了斯大林体制，又变成了蟒蛇餐桌上食物的提供者，这个转变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从思想体系上找根源的话，很难找到。不过，要找到他蜕变的原因，其实也不难。高尔基讲过一句话：“你要是从这个体制上得到好处的话，就不能没有交换，文字的抗争我早已经厌倦了。”他在海外感觉到太落寞，但是回到俄国，鲜花簇拥，拥有像国家元首般的地位。他当年并不想拥抱体制到如此程度，但是，以当年他的表现，他要是不做到极致，那个体制也容不下他。他从底线后退一步就收不住脚了，后来就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地步。
熊培云：其实，说到郭沫若，他也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最近网上有一句话转得非常多，就是索尔仁尼琴讲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我想，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坚守的人。金雁老师，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好的品格，可以让中国知识分子借鉴的话，那么你能简短概括一下有哪些精神吗?
金雁：我觉得，俄国知识分子不能一概而论，左中右都有。沙俄时期，知识分子有的时候就是心灵反对派和知识反对派；书读得再多、受教育水平再高，只能是叫文化人，不能叫知识分子。到后来的斯大林时期，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基本上鸦雀无声了。后来，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想对接这个传统，就出现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索尔仁尼琴说过，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有人形容，他用一支笔写出了浩瀚的《红轮》，打败了一个专制制度，这样说是有点夸张，但有一定道理。历史是有半衰期的，知识界如果不能呈现出真实的历史，会让后代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历史在哪里。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像我们常说的“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做过的事情是要负责的”。我觉得，俄国知识界倡导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抗拒了伪造历史、抗拒了一元化史观、抗拒了当传声筒”，这些值得中国知识界学习。把每个人的事情做好，每个人都有一点坚守，我觉得中国就有希望。
梁文道：说到索尔仁尼琴，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终身的反对派。但是，我真觉得他真是一个很怪异的人。他是我心目中典型的流亡分子和异议者形象，很有勇气，很坚定。但是，到最后，他越来越极端，极端到一定程度而变成极端保守。在您的书中我发现，他回到俄罗斯后和普京两个好到不得了，普京夸他，他也夸普京，后来，又鼓吹全面复古和文化保守。这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吗?
金雁：对，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还是不一样，他反极权。你说他晚年和普京一唱一和，一是因为晚年他消了气，二是因为他对普京的“强国主义”的认同。我认为，他有一点像中国的新儒家。这个比方不是特别恰当，但是我只好这样类比。他有一点后现代的意识，对市场经济的东西很反感，对西方的理论很排斥。
他认为市场经济是污泥浊水，整个俄国的传统文化都被市场经济搞乱了。但也许是晚年的时候乱发言，让他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俄罗斯人说他是奥林匹亚山上的神仙，你哪儿来回哪儿去；也许你说的话不错，但是，我们凡夫俗子没有办法操作。最后，他2008年去世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他反专制的功绩，还是给他应有的评价。至于他回国后对政局的一些评论，俄罗斯人已经不买账了，他晚年写的几本时评小册子都卖了不到5000册。
梁文道：《倒转“红轮”》当中也探讨了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么看它，请金雁老师再跟我们讲讲。
金雁：很多人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的很多东西还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列宁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说我们要学大众心理学，在策略上和理论上有很大的调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超民粹化的过程。这一点，斯大林心知肚明。斯大林对苏联社科工作者说得非常透彻：你们要看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个裂缝，我要你们这些社会科学人员，就是让你们去做弥缝工作的；如果我们这个政权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早就关门了事，你们是要关门了事呢，还是我们自己搞一套?所有人都没有发言，这些讲话没有公布于众。
那么，对于我来讲，是要搞清楚：理想怎么样发生了蜕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想告别革命，革命就会退去；一旦想搞革命，革命就会从天而降。俄国知识分子曾经颇为自负，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理论先行左右俄国的形势，否定革命具有学理价值，但与现实操作相距甚远。俄国知识分子中告别革命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当时，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厢情愿的告别而从此远离，照样会从天而降，改革引起革命的例子并不少见。
梁文道：我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前一阵子在读一位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的回忆录。斯大林教训他说：你们保加利亚这么搞是不行的，不能让老百姓完全相信共产主义，要是他们完全相信共产主义的话，他们以后就不同意我们了；他们应该忠诚的对象是我们，而不是主义，忠诚主义的人是很危险的。
熊培云：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相信教会，不要相信上帝。
梁文道：我建议大家回去都尽量找一本《倒转“红轮”》看看，这是本很厚的学术专著，但是，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读来很有趣，因为金雁老师的文笔很好，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而且，你会注意到，里面很多有现实意义的例子，虽然并不是在影射中国，但是真的可以做一些比较，让我们看看走过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应该小心些什么，思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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