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申论论文,台湾论文,中华文化论文,内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论较多，已成共识；具有反向思维特征的后半句则是一崭新提法，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彰扬。
一、胡锦涛科学论断提出的缘由与内涵
“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这一科学论断能够成立的缘由以及它的具体内容，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台湾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的特殊一“元”。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一方面，中华文化是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风土各殊，即使同为汉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也会有其差异和特色。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于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历史上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之核心或菁华的事物，几乎都是从地方走向全国，如儒家思想发源于齐鲁大地上；现有“国剧”之称的京剧，原来也只是安徽等地的地方剧种；即如汉语普通话，其基础也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方方言，其他各地的方言则不断为其补充生动活泼的因素，使之生生不息。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概念而没有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处于中国东南海疆的台湾，其文化正是这“多元一体”中的较为特殊的一“元”。台湾居民中的大多数是明清时代闽粤汉族移民及其后代，而台湾的政经文教体制也是按照大陆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决定了台湾文化核心价值，是与大陆各区域文化“一体”的。但台湾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其从中华文化的地域形态——闽粤文化中带来而又与本地地理人文环境相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的特殊风土民情；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包括历史上曾遭受异族殖民入侵以及1949年以后的两岸分离隔绝状态，这都使得台湾的文化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然而这并没有使台湾文化逸出中华文化的范畴之外，“台湾文化”或“闽台文化”正如广西文化、云南文化、山西文化等省区文化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一样，由于其血缘、历史、语言等原因特别是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核心，分别成为“中华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台湾较早较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其实大陆也有类似的情景，如十里洋场的上海，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与日本、俄罗斯邻近的东北三省等，也都曾经遭遇外来势力的入侵乃至沦为殖民地，也接受了较多的外来文化的吹袭。然而，这并未使它们背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因此也并未脱离中华文化之整体。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
(二)汇聚全国各地域文化并激荡出新的创造力。1949年后成百万大陆人士随着国民党退居台湾，他们“随身”带来了大陆各地区的文化，这使台湾成为汇集全国各地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汇，互通与互补，必然激荡出丰沛的想象力和新的创造灵感。比如饮食方面，在台北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牛肉面更是四川人士因割舍不了的原乡嗜辣口味而创造出来的美食新品种。又如在文学创作上，当不同省籍的作家拿起笔杆，抒写他们过往的经验和原乡的种种记忆，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全中国各地的乡土地域文化带入了台湾文学之中，如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吴越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聂华苓之于荆楚文化，陈义芝之于巴蜀文化，谢冰莹之于湘楚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林海音之于北京文化，白先勇之于桂北、南京、上海文化……台湾文学也就成为包含最丰富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当这些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激荡，更产生出包含丰富文化意蕴的优秀作品。这种现象在整个中文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堪称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仅此，台湾文学就已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特殊经验，也可说为丰富中国文学整体作出了贡献。
如果将视线再扩大一点，可发现大陆人员的大量流入，使台湾汇聚了各方面的宝贵人才，这对台湾经济、文化的较快发展，居功厥伟。如李国鼎等来自江浙一带的经济长才对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了杰出贡献；来自湖北的徐复观、殷海光等台湾新儒家或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的成就无疑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三)“现代化”进度的时间差累积的经验和教训。1950年以后，在冷战和内战的交叠结构下，暂时分离的两岸却得以同时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上，进行着走向现代化的不同和相同尝试。由于种种原因，两岸在“现代化”进度上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台湾经济起飞后，这一时间差拉大，大陆改革开放后则呈现日渐缩小的趋势)，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台湾累积了许多可供大陆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台湾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相关报道和讨论充斥于报刊媒体。与此对应的时段，大陆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多数人对于“环境污染”等概念闻所未闻。试想当时如能从台湾“经济起飞”所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和警戒，或许大陆本身的生态环保问题就能早一些引起关注，减少一些遗憾。即便到了今日，台湾在应对环境污染方面的观念、措施和技术，也有值得大陆关注或择用之处。
再如，台湾的都市化进程超前于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所谓“都市岛”之说，“资讯时代”也较早降临，都市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房价、交通等问题)，早于大陆二三十年就“过”了一遍。大陆的都市文学迟迟未见起色，而台湾的都市文学早在80年代即已崛起，对于都市发展中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人的心理调适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都有及时的乃至超前的观察和反映。
此外，社会层面上关爱弱势群体，健全宗教慈善组织和志工制度。在教育层面，重视中国古典文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公、私立办学方式的互补等方面都有值得大陆参考、学习之处。所有这些，都可说是对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
一甲子以来两岸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如果能更多地看到对方优点和反省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无疑将极大地造福于两岸人民。30年前，大陆更多地向台湾学习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个体经济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台湾的“经济起飞”说明：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同样能发展市场经济，同样能较快地迈向现代化。如果没有这一启示，大陆也许将在是否实行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多踌躇一些时候。而现在，大陆也有很多做法值得台湾好好学习，比如高效率的救灾、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等。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引发的特殊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可汇入中华民族的经验宝库中，对于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或警戒。
(四)市场导向的社会经济体制激发了丰沛的创造性。当代大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而台湾却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及其相伴随的“吃大锅饭”等弊端，难以激发乃至严重禁锢了人们的创造性。而在台湾，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比较多，普通民众没有“大锅饭”可吃，他们要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主要法宝就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如科技方面，台湾不仅发明创造了信息产业等领域的诸多高科技产品，在农渔果蔬等的新品种培育上成就斐然。在文艺方面，清新活泼的民间歌谣、校园流行歌曲等曾为中国歌坛注入一股生气；云门舞集的现代舞，赖声川等的舞台剧和一系列影视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文艺有所丰富。就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不仅动漫产品丰富多彩，无数奇香美味的小吃，琳琅满目的精致工艺品，都体现了台湾民众较强烈的创新意识。总的说，在当前的两岸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上，大陆拥有较多的资源，包括庞大的人力、物力及市场，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如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台湾则往往具有更多的创意，具备较好的管理经验和营销策略等。这是两岸各具优势、形成互补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台湾文化拥有的创造力及其产品，无疑能对中华文化作出极大地丰富。
二、胡锦涛科学论断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启示和意义
(一)“文化”影响“认同”而“认同”关联两岸关系的走向。胡锦涛讲话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其实与文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台湾，很多现象表面看来属于政治问题(如选举)，但归根结底却是文化问题。如一个人的“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或许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唯一的诱因，“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亦即选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民族是一“想象的共同体”[1]，也就是说，一个人认定自己从属于哪一民族、哪一国家，主要取决于“文化”，相同的“文化”——包括同一的语言，共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是某一人群组成并认同一个“民族”的主要依据。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先后出现了“语言的转向”和“叙事的转向”。“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叙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借着诉说故事和实践故事中的暗示与期望，人们逐渐变成他们后来所呈现的样子。关于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镶嵌于更大的、关于某种集体的公共叙事，从后者取得主要的参考架构。[2]例如，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首先即来自从小父母或是中小学教科书上的讲述，而且大多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这也正是“台独”或是日本右翼人士都那么重视教科书的原因。简单说，“认同”经常来自历史或文学的叙事，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近年来，“认同”问题成为台湾学界的焦点，以“认同”为主题的著作接踵而至。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跨界进入文学的领域，广泛采用了游记、善书、小说、民间传说、日记、杂志、语文教材、报纸专栏等各种叙事性材料作为其论述的主要论据。这充分说明“文化”与“认同”的紧密关联。2010年，《四世同堂》、《与妻书》等大陆话剧在台湾公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其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可以多讲一些两岸民众具有共同记忆的内容，如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以及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亡国的危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事迹，这对于两岸人民的相互认同和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无裨益。显然，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通过弘扬中华文化以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二)改变轻忽台湾地方、民间文化的偏向以获取台湾民众的认同。应该说，国民党在台湾并未离开弘扬中华文化的主轴和基调，并取得了若干实际成果，如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典籍在台湾整理、出版、保存等。但相关工作也有可议之处，即它往往轻视、忽略乃至压抑了台湾本土产生的地方、民间文化。其实，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所涵盖的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一般而言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本土意义上的台湾文化乃作为中华文化之地域形态或族群形态之一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等在台湾传衍、吸纳、演变、融合的产物，它具有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但这绝非低下、粗俗的同义词，反倒因其特色而丰富了中华文化整体。部分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士，却很容易因台湾本土文化的民间性、草根性表现而产生轻视、蔑视乃至鄙夷的心态。如光复初期《台湾新生报》“桥”副刊论争时，就有人提出“台湾文学”一词有“语病”，根本否认“台湾文学”的存在，而至今我们仍可经常听到“台湾没有文学(文化)”之类的说法。这种轻视本地文化的高傲姿态难以获得更广泛认同，甚至给“台独”分子以可乘以机。胡锦涛的科学论断明确了“台湾文化”的存在，同时又将其定位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之“内”，等于确认了它作为中华文化整体中一地域文化的角色，并肯定其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弘扬中华文化以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努力中，有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应更倚重于从广大民众中产生、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化，而非由当政者所主导的、经常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官方文化。如儒学本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但在台湾，却有所谓“官方儒学”和“民间儒学”的区别。根据黄俊杰的说法，官方儒学可以陈立夫本其《四书道贯》而编修的《高级中学中国文化基本教材》(1986年版)为代表，尽管该书在成为全体台湾高中生的必读课本之后，使儒家的部分价值观广泛传播于社会，具有一定的贡献，但它根本上以完成某种政治目标为主旨，立足于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服务，基本上发挥保卫威权政治体制的作用。在该教材中，古典儒学的重要概念或论旨都被置于当时政治需要及意识形态的脉络中加以重新解释，强调和凸显服从“政治领袖”的面向，几乎各章各节都以蒋介石的言论为主，孔孟之语、“四书”文句反倒有如其佐证，甚至明确指出政治领袖继承了儒家的“道统”，这样，儒学遭受政治力扭曲，沦为权力中枢的吹鼓手，替当政者涂脂抹粉的化妆师。而儒家思想和价值在战后台湾传播的第二管道则为民间信仰(如銮堂)、民间儒学社团和杂志、演讲会、小说戏曲等“非正式教育途径”，这种作为民间学术思潮的儒学，发挥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抗拒外来殖民主义和西化潮流的功能。它主张中国人应克服“自我疏离”，重建中国文化之主体地位，换言之，在民间的儒学解释中，儒学是强化“中国文化认同”的精神资源。[3]由此可知，民间文化在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方面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值得我们给予更大的重视。
当然，重视台湾地方、民间文化容易引发助长“本土化”思潮的担忧。其实，“本土化”原本是一个抵殖民的概念，为被殖民者对抗、摆脱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造和控制的方式和和途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本土化”意味着弃现代主义的“恶性西化”而回归中国传统本位。但到了80年代，却从以“中国”对抗“西方”而被扭曲为以“台湾”对抗“中国”，“本土化”成了试图背离“中国”的“台湾化”。但这一取向绝非“本土化”的原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同样的，“本土化”也并非“台独”的天生的代名词。我们不能因某些人的恶意扭曲而对台湾本土地方文化采取戒备、抵制乃至压制的态度。相反，应改变以往与之格格不入的姿态，认识到它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台湾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方式，自觉地与之相亲和，乃至融入其中，力求将被扭曲了的“本土化”概念内涵再翻转回来。
(三)弘扬先进文化和转化落后文化因素。胡锦涛科学论断对我们的又一项重要提示，就是要注意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因素的问题。因为只有先进的文化因素才能对中华文化的内涵作出丰富和提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如一条长河，处于不断地向前流动变化发展中。中国既有数千年前就开始形成的古代传统文化，也有五四以来呈现的现代新文化，它们并非你好我坏的截然二分，而是各自包含着若干优缺点。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去芜存精、去劣存优的眼光和能力。在新与旧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尊重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如果一味死守着数百数千年前封建时代的旧思想旧观念，必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显得保守而迂腐，容易引起现代青年的反感和抵制，乃至倒了他们的“胃口”，以为中华文化乃陈腐之物。因此台湾的政党人士如欲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应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亦属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中不无封建、保守的成分，对之应采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如徐复观等民间儒家学者将儒学视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供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并试图“返本以开新”，通过重新疏解儒家思想而使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接榫。在1962年台北爆发“中西文化论战”时，表面看来徐复观等民间儒学学者与官方人马站在一起反对李敖为主将的“全盘西化”论，但二者其实有重要区别。官方反“全盘西化”是因为他们实行威权统治而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存有戒心，而徐复观等反对“全盘西化”却是为了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主体性，他们不仅不反对自由民主理念，甚且努力将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加以衔接。这样的儒学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也才能为更多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
台湾地方文化具有代表民间生命力的活泼生动的一面，但也确实存在着封建迷信等不良因素。地方民俗文化(如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普度、烧王船等民间习俗)固然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代表了某种民间精神和愿望，是联系两岸民众情感的纽带，但也确实带有不少封建落后的成分。因此我们应摈弃或转化其中的封建迷信的部分，而努力发扬其优良的部分，如妈祖的援苦救难的人道精神，保生大帝的生态保育养生理念等等。其实，台湾民众对一些传统宗教已作了诸多革新和创造。如台湾佛教人士和团体(如星云法师开创的佛光山)倡扬“人间佛教”，一改以往苦行僧式生活方式，转而用欢乐无量之心来行世，力求融汇佛性和人性，通过办企业、编刊物等融入现代生活，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信众；一些作家致力于“禅理散文”的写作，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来阐释佛理禅学，成为畅销书。另一佛教组织“慈济”则发展成为台湾规模最大、成员最多、排难救灾总是走在最前头的具有非凡影响力的非营利慈善机构。这样的佛教也就增加了诸多现代气息，更容易与现代社会的广大民众相亲和。某种意义上，它们都为中华文化作出了丰富，值得我们给予关注乃至加以参考或借鉴。
三、结语
总之，弘扬中华文化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然而这仅是基本原则和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加以切实的推动。以往我们更多讲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衍和弘扬，较少关注台湾民众的文化创造及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胡锦涛讲话提示我们：后者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要改变轻忽台湾文化的偏向，充分认识和肯定台湾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整体的补充丰富并加以必要的彰扬，这样不仅可以总结更多经验以造福两岸人民，还可以增加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的自豪感和向心力，有助于创造两岸和谐融洽的气氛，促进两岸人民创建美好幸福的共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