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研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国代表大会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民党举行的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这次会议过去虽有一些论著作过论述，但尚有未尽意处。本文拟就这次会议的一些关节点作进一步的研讨。
施放烟幕 避敌轰炸 会议秘密举行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地点有点特殊，其开幕典礼地点（重庆）与实际开会的地点（武昌）不是一处。一些著作记述时就出现了差误。《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记载为：“1938年3月29日，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揭幕”。（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一册第359页，近代中国出版社发行，1994年。）这一表述似不大准确。大陆有些著作则说：“会议开幕式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为便于前方将领参加会议，当日晚移会场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注：见李友仁、郭传玺：《中国国民党简史》266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第20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18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亦均持此说。）这种会场“移往”武汉说，显然也不正确。试想：重庆与武汉相距千里之遥，如果出席会议的代表上午在重庆参加开幕仪式，当天下午怎么能赶到武汉继续开会呢？不管从水路行，还是从陆路（当年重庆—武汉间还不通铁路）走，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重庆赶到武汉，除非是乘飞机航行。但当年没有载运成百人的大型客机，如果乘小型飞机，那要多少架次才能运完？况且当时正是战时，空运也不安全。转移会场的说法，揆诸情理也难说通。
我们看看史料，就知道当时把举行开幕典礼的地方和实际议事开会的地方分成两处的具体情况及其缘由了。
循例，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应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这在党的总章中有过规定。国民党总章第三十八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会议，均须在本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举行之。（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8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出版。）但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情势有所殊异。1937年11月，首都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行率部分机关赴渝。12月7日，中央党部迁抵重庆，首次举行中央执监委常务委员联席会议。（注：《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一册第355页。）但从淞沪战役开始，中国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的部分机关，特别是军事统帅部，尚未迁移到重庆，而是先迁到武汉办公指挥。1938年初，华东华北战局紧张，也不容许许多党政军负责人离汉赴渝开会。因此，国防最高会议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在武汉举行。请看国民党中央有关会议地点的一项决议。
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地点案决议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二次常务委员会通过
（一）国防最高会议电：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案，经提出，本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佥以日来，晋冀豫方面军情紧急，其他各方面亦有同样之顾虑，军事负责同志，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分身来渝，诚然有碍于军事之进行。再三讨论结果，决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应在武汉开会。并愿意请国民政府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案，相应电请查照核议案。
决议：此次大会原为长期抗战而召集，军事最高领袖与其他军政长官均与前方息息相关。以此强敌进犯，前方竟夕奋斗，随时请命之际，移地开会，自有必要。今既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于前，本会尊重决议于后，当为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所同谅共喻也。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移驻渝汉，主管长官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应改在武汉开会。至国民政府在武汉设办事处一节显非必要。
（二）决议：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及其他紧急事宜。由武汉临时办公处先行着手准备，中央秘书处人员应即陆续赴汉。（注：《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案决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简称《史料专辑》）第8-9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虽然在重庆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意国防最高会议关于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的决定，但有人尚怀疑其中有什么字面以外的缘故。据陈布雷回忆说：“三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于武昌。先时议决开会地点后，林主席等尚怀疑，以为应在国府所在地开会。盖误以为汪所主张也。及知为蒋公意，乃欣然赞同。”（注：《陈布雷回忆录》，引自《史料专辑》第1286页。）这是一个小插曲。
既然决定大会在武汉举行，后来怎么又决定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的呢？《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集及会议经过》中说：“爰经第七十二次常委决议，改在武汉开会。开幕典礼仍在重庆举行，议事则在武昌，以期法律事实两可兼顾。”这里没有细说。（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及会议经过》，《史料专辑》第2页。）据《中国国民党史述》记载，3月10日决定大会在武汉举行后，在武汉的中央常务委员举行谈话会，再作研商，佥以应符合党章为宜，因决议采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在武汉开会议事方式，电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核议施行。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于3月22日在重庆举行，接受了武汉的建议《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各案》宣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推林委员森为主席，蒋委员中正致词。（注：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册第421、446、449、451、437、43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从表面看，这样解释是清楚的：其所以开幕典礼与实际开会议事分别两处进行，是为了“法律事实两可兼顾”。实际不然。请看王世杰日记的记载：
“三月二十九日本党全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今日开幕。在名义上开幕式在重庆举行，实则仅林主席等数人留渝。其用意，系避免敌军注意，增加武汉空袭之危险。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注：《王世杰日记》第226、229、230、231、232、239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1年。）
原来，开幕典礼和实际开会分在两处进行的真正意图，是为了“避免敌军注意”，致发生“空袭之危险”。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有关代表大会开幕典礼的报道可以作为佐证。
会议开幕第二天，国内各报作了如下报道：“中央社重庆二十九日电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典礼，到中央委员、各地代表、中央党部职员及各机关来宾五百余人。林森主席，蒋委员中正致开会词。九时许礼成。惟以代表尚未到齐，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又，纪念黄花岗革命先烈仪式，即于大会开幕礼后举行，全体为革命先烈及阵亡将士暨遇难同胞默哀三分钟。”（注：《国民党全代会开幕 林主席 蒋委员长致辞》，1938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另见同日《申报》（汉口版）。）
从这则报道看，似乎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就是在重庆，各地出席会议的代表已到了重庆；蒋介石本人出席，并致开会词；开会时间因代表未到齐，还要推迟数日。然而，实际情况是：会议地点在武昌，蒋介石未赴重庆，他的开会词是由中央常务委员丁惟汾代读的；就在举行开幕典礼的当天（3月29日）夜里，会议议程在武昌开始进行了。显然，中央社所发布的有关会议的消息是有意作假的，这是向敌人施放烟幕弹。其目的，就是掩护代表大会秘密安全的举行。
《申报》香港版的报道所施放的烟幕就更浓了。其标题是：“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典礼各地代表尚未到齐，会议展期，蒋委员长将发表重要演词”报道全文为：“本报重庆二十九日电 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晨举行黄花岗纪念会后，万方瞩目之‘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遂于庄严肃穆之空气中举行开幕典礼。除各省市党代表、中央党部高级职员暨各机关来宾外，蒋委员长特由汉口飞渝，在大会上亲致开会词。本日会议，由林森主席，至九时许礼成。此次大会意义极为重要，蒋委员长将有极重要之演说词发表。正式大会尚需推迟数日，盖边远地方代表，目前尚未到齐。”（注：《申报》（香港版）1938年3月30日第二版。）
这一报道与国内报纸发布的消息大致相同（惟大会开幕典礼与纪念黄花岗起义仪式孰先孰后有异），但标题和正文中更突出了两点：一是“会议展期”，并且把理由编得更具体，说是因为“边远地方代表尚未到齐”。一是“蒋委员长特由汉口飞渝，在大会中亲致开会词”，说得活灵活现。香港是中国对外透露信息的重要通道（特别是上海等沿海城市失陷后尤其如此），故《申报》香港版的报道要更精细一些。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从3月29日开始，至4月1日结束，这一期间，国内报纸除刊载开幕典礼消息外，未再报道任何情况。直到会议闭幕两天后（4月3日），各报才综合报道代表大会的经过和内容，并陆续刊布会议的决议文件，如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然而《申报》（香港版）与国内报纸不同。除3月30日刊布会议开幕的信息外，它于4月1日即发表会议内容的报道。题目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设立民意机关，适应抗战时期需要，发动全民参与政治，详细办法经代表大会研究即可决定；党部机构将再加强，中央委员并不改选。”4月1日夜间会议即将闭幕。在香港出版的《申报》较国内报纸提前透露会议情况。但这则报道仍用“本报重庆三十一日专电”电头，报道透露了会议的内容（决定设立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制订《抗战建国纲领》），不过语气又显含混，既像会议已经在进行，又似乎是在预告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这样做显然是继续掩护会议秘密进行。4月2日（会议已结束），《申报》（香港版）率先明确发布大会消息，标题为：“应对当前非常时期，全代大会决议案国民党设置总裁一人，人选一致推蒋委员长 设立国民参议（政）会，预定每省派代表三人 中日问题，决照既定方针，坚决抗战到底”除香港版报纸外，国内报纸直等到会议结束后才报道会议的情况。由此亦可看出，会议是秘密举行的。
我们知道，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日本侵略者不断对武汉进行空袭。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联合与日本航空队作战。2月18日发生过著名的“二一八空战”。国民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党政军负责人群集，必然会成为日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为避免敌机轰炸，故而会议取秘密进行的方式。而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佯作会议就在重庆举行，更可迷惑敌人。这对会议安全秘密举行是十分有益的。
后来，与会代表龚德柏回忆说：“会议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武昌下游十余里之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且系晚间开会。这时日本在南京已获得机场，武汉在其轰炸范围之内，万一被敌人知道，派机轰炸，殊为危险。幸而代表中，似没有日本间谍。在开会四天期内，没有空袭，故能安稳开会。”（注：《龚德柏回忆录》，引自《史料专辑》第1295、1295-1296页。）
设置总裁 蒋正汪副 合并起来表决
党内设置总裁副总裁，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会议讨论国民党设总裁副总裁的过程中暗起波澜。有两位与会代表回忆到此事。
龚德柏回忆说：“（大会）第二天（应为第三天——3月31日。——引者注）系讨论国民党设总裁、副总裁问题，会场空气相当紧张。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我就是其中一个。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度付表决，恐难通过。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但忽然又想：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该案遂通过。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注：《龚德柏回忆录》，引自《史料专辑》第1295、1295-1296页。）
齐世英回忆说：“会中选举总裁及副总裁是很有趣的一幕。蒋先生出任总裁自无问题。但有些老先生如吴稚晖、戴季陶等反对汪精卫出任副总裁，而汪在汉口共赴国难，又不好不让他当，但票选恐难当选。于是想出一个解决办法，由主席团提议，赞成蒋先生当总裁、汪精卫当副总裁者，以起立方式表决，孔祥熙主席一宣布，大家起立鼓掌通过。我注意汪精卫，他是起来一半。”（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210、2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90年。）
推举总裁副总裁的经过和表决方式，会议记录有记载。通过推举蒋汪为总裁副总裁案的过程是，先宣读提案，然后由吴稚晖代表主席团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对提案作说明。说明结束后，会议记录为：“主席：刚才吴委员关于推选本党总裁案的说明，各位以为如何？（众大鼓掌，欢声雷动。）决议：通过，选蒋中正同志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同志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周代表复，现请两位总裁就职，我们全体起立致敬。主席：请两位总裁就职。”（蒋汪两总裁于会众欢呼中离席出临主席台前，众起立。）（注：《主席团、中央执监委员会提“推举总裁副总裁案”》，《史料专辑》第344页。）
有关设置总裁副总裁案和推举总裁副总裁案的表决过程和方式，王世杰日记有记载：
“三月三十一日 本日晚间，临时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决定修正国民党总章，设置总裁及副总裁各一人。关于副总裁之设置，议场中颇有人表示不赞同者。但大多数初无异议。
四月一日 临时代表大会，今晚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至晚十二时遂宣告闭幕。闭幕前，出席大会者若干人，联名提出一案，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并由提案人推吴敬恒向大会说明。当经全体起立通过。”（注：《王世杰日记》第226、229、230、231、232、239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1年。）
推举蒋汪为总裁副总裁的表决方式看来是“起立表决”。这种表决方式比较特别。但大会议事规则中确实规定了这种表决办法。按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表决方式，主席得以举手、起立或投票行之”。（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史料专辑》第20页。）预备会议讨论大会议事规则时，原本要宣读议事规则的。但居正委员说：“议事规则是照例的东西，条文很长。为节省时间起见，可否省略宣读？”会议主席询问，对居正意见有无异议，众无异议。于是主席宣布省略宣读，就算通过了。（注：预备会议之《讨论事项》，《史料专辑》第37页。）
总之，合并表决，起立通过，都是事实。
我们再来看关于反对设置副总裁的情况。前引王世杰日记写得清楚，会中对设置总裁确有反对意思。大会记录对此也有记载：“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讨论中，有些代表的发言中即反对设副总裁。如杜松延代表说：“本席主张本党设总裁一人，不必设副总裁。”周厚均代表也说：“本席主张不要设副总裁，请主席提出大会来决定。”（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之讨论》，《史料专辑》第255页，第256页。）
因会上有人反对设副总裁，很可能即为反对汪精卫任副总裁。故而为了顺利通过汪为副总裁，会议在表决方式上做了功夫。此外，表决前还请元老人物吴稚晖作了说明。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中央执监委会，提出推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案，他作说明时说到：“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注：《主席团、中央执监委员会提“推举总裁副总裁案”》，《史料专辑》第343页。）吴稚晖的说明，将汪与蒋并提，一起称扬。吴是国民党元老，说话有份量。加以表决方式特别，推举总裁案就顺利通过了。
党内明明有不少人反对汪精卫当副总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让汪当呢？看来这是蒋介石的意思。据透露，蒋介石开始不同意设总裁职，后来同意时提出以设副总裁职为条件，并提出由汪精卫担任。这是《申报》（香港版）提供的信息。该报报道：“汉口（4月）4日电 闻蒋委员长最初坚辞国民党设总裁职，并建议此职暂缓设立，后由大会敦劝，请以国难为重，蒋委员长始予允诺。惟仍建议设立副总裁，并推荐汪兆铭氏充任之。”（注：《国民参政会仅系政府咨询机关，与国会不同 国民党组织有重大变动》，《申报》（香港版），1938年4月5日。）
推举总裁副总裁手续结束后，当选为总裁副总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大会在上就职致了答词。齐世英回忆，“主席请总裁致词。蒋先生这次的措词恐怕是熬费苦心，但不甚得体。他说：论资格他不应该当总裁，好在汪先生任副总裁，他愿追随汪先生之后。接着由副总裁致词，汪精卫致词时，一脚站在台上，一脚站在台下。他说：‘有许多老先生可做副总裁，我根本不应该做。既然大家要我做，我只有以总裁之意为意，追随总裁之后。’说得有板有眼，完全是造作。我觉得不是好现象（据说陈璧君反对汪氏任副总裁，骂他没出息。）”（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210、2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90年。）
齐世英所说蒋汪二人致词的内容，与大会记录相符，大会记录为：蒋介石在被推为总裁后致答词说：“今天承大会诸同志推举汪先生同兄弟担任本党总裁、副总裁，个人聆听之下，深感惭愧……兄弟膺兹重任，誓当不避艰阻，竭智尽能，在大会提示之下，追随汪先生之后，与全党同志，努力迈进。”汪精卫致答词说：“党中同志，声望才德，比兄弟高出十倍的，很多很多。刚才承大会诸同志谬推为本党副总裁，兄虽自愧浅薄，但也何敢推辞险阻。只有辅助总裁，尽心尽力，以答各位同志之望。”（注：《主席团、中央执监委员会提“推举总裁副总裁案”》，《史料专辑》第344-345页。）
蒋介石推荐汪精卫为副总裁，无疑是为了追求党内的统一和团结的效果。蒋和汪被推举为总裁副总裁后，致答词时都表示谦诚，无非是表示团结一致。当然，蒋介石在党内的资历比汪精卫与许多元老人物都要浅，蒋推汪作副总裁可能是要汪作为帮衬。蒋作谦诚的表示，也合乎情理。至于汪精卫，他的心情恐怕要复杂得多。会上有人暗中反对他当副总裁，他应是了然于心的。虽然当上了副总裁，他心里的滋味显然不甚好受，表情不免会有流露。
汪精卫情绪不之不自然，会上即有人察觉。陈布雷回忆说：大会“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注：《陈布雷回忆录》，引自《史料专辑》第1286页。）龚德柏也回忆说：“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所以我断定：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他认为：“若分别表决（指设总裁和副总裁——引者注），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他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注：《龚德柏回忆录》，引自《史料专辑》第1295、1295-1296页。）
汪精卫对坑日战争持悲观情绪，他一心主张“言和”。蒋汪分任总裁副总裁，双方表示要合作（一为追随彼之后，一为辅助对方），但实际上貌合神离。汪精卫最后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原因或许不止一端，汪自有不甘屈居于蒋之下的心理。然而，是否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安排他当了副总裁，就促使他下定了最后投敌的决心，实难以为断。不过，可能这件事在汪心中也结下了一个疙瘩。
改进党务 新立制度 力图振衰起敝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除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开国民参政会，及通过其他一些决定外，它的一项根本任务，是改进党务。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一开头就讲得清楚：“此次举行临时代表大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检讨我们过去的工作，尤其是抗战以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由于检讨的结果，来决定我们今后努力的方法，以增加抗战的力量，使我们这个肩负革命重责负有兴亡大任的本党，在这样艰难重大的时期中，能够担得起非常的使命。大会所要讨论的，当然不止一端，但我以为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党自身的改进。”“关于抗战大计以及政治军事与战时经济教育种种方面，当然要根据检查过去的结果，定出精详的方案来，共同努力以求其实现。但最根本而首要的，还在于恢复本党的健全。”（注：蒋介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1938年3月29日，《史料专辑》第23页。）
蒋介石在会上严厉批评党内松懈衰颓的现象。他说：“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党差不多已成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自反，大会代表对此更要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党的缺点最显著的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力），斗私见，比起党外社会上一般的自爱自好之士，尚且有愧色。”“党在社会上生不起作用……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谈，甚至要生反感。”“党员之间团体意识薄弱，个人成见和私见高于一切，以致一方面没有积极合作相勉的为善的精神，一方面还要生出无谓的排拒冲突和摩擦……一天到晚都是忙于内部无谓之争，却把革命的本务党员的天职置之于九霄云外。”针对存在的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共同研究，以后如何改革”，“充实本党”，“改进本党”。他认为，“最切要的是要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我们的纪律，加强我们的训练。”（注：蒋介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1938年3月29日，《史料专辑》第30、23-29页。）
蒋介石从国民党实行训政（一党主政）的观点出发，甚至认为现在在国民党以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也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造成的。他说：“中国国民党自从广东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本革命的三民主义，秉持国政以来，于今已有十年之久。按理，在本党统治的政府之下，已不会有第二个党存在，更不会在三民主义以外更有第二个主义产生。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其他的主义存在其他的党派发生呢？这个与其说别人树立党派的不对，无宁反躬自省，承认自己不争气之所致！……唯其我们自身不能尽到责任，以致党没有力量，党的基础不能深植于民众中间，所以才有今日之现象。”（注：蒋介石：《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史料专辑》第386页。）他以此告诫要加紧改进党务。
中央执委会向大会专门提出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有关改进党务的提案最多，讨论党务也最热烈。会议总共开会四天，后两天（3月31日、4月1日）主要是讨论和决定改进党务问题的。3月31日的会议从晚上8时开始，直开到4月1日上午2时50分才散会。有关改进党务，大会的决议只确定一些原则，只对涉及修改党的总章者，如设总裁、设三民主义青年团，作出了决定，其他诸端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具体实施。（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之讨论》，《史料专辑》第231页，第260页。）大会结束紧接着举行五届四中全会，具体落实大会决议。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五届四中全会有关改进党务的决定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设置总裁，确立领袖制度
改进党务最关键的一条是：“确立领袖制度 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定之重心。”（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之原则》，《史料专辑》第231页。）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确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具有对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决交复议之权，和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总章中保留了“第四章 总理”作为纪念，但党的中央长期实行常务委员制。虽然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领导，但蒋氏偏重于军队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党内没有确定其领袖地位。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常务委员，就常务委员推定主席副主席各一人。（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1935年12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代表大会及重要会议资料》下册第385页。）当时主席副主席分别为胡汉民和蒋介石。1936年胡汉民病逝，主席出缺。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又决议，因副主席职务过繁，提请取消主席制，仍恢复常务委员制。（注：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常会取消主席制仍恢复常务委员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50页。）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种军政势力不断向蒋氏的领导权发起挑战。发生过多次战争和事变。但最终蒋介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抵御外侮的需要也促使国民党要确立领袖制度。事实上，抗战爆发后，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的国防最高会议，已逐步成为党政军一体化的最高领导机构，蒋氏已成为最高统帅。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史料专辑》第371页。）因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党内设置总裁，确立蒋氏在党内领袖地位，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会作出的决议说：“就组织言，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史料专辑》第327页。）大会作出决议，在国民党总章第四章“总理”之后，加一章“总裁”，规定：“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史料专辑》第338页。）
党内设置总裁是国民党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动。党内设置总裁，从党的领导体制角度观察，究应如何认识？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次日（4月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午后，蒋汪两先生，以总副总裁地位，于武昌省政府设茶会，招待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央委员。汪即席演说，谓今后诸事，在决定前，各同志务不避嫌怨，尽量提出意见，尽量讨论，决定后则一律遵照决定之政策助其实施。汪谓此即民主集权制之精神。自民国十三年以来，本党之组织原则，即系采用苏俄党政组织之原则——民主集权。顾苏俄之所谓‘民主集权’四字之意义如何，一般国民党党员恐至今仍不清晰。苏俄之所谓民主集权，在以大权寄予广大之党员（或国民）代表机关，但此项代表机关，可授权于一较小之委员会（例如共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旧日全苏维埃大会中之执行委员会），于其闭会期间，行使大会之全权；此项委员会，复能授权于更小之委员会（如所谓常务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之类），同样行使全权，此种办法，与传统议会制度之精神，自属相反。”（注：《王世杰日记》第226、229、230、231、232、239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1年。）
苏俄实行的组织原则，上引文中所称“民主集权制”，大陆译作民主集中制。它与西方议会制度当然不同。在具体运作中，民主可能易被集中所吞没。民主集中（权）制在民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没有了民主，只有极少数人乃至个人的集权专权，也容易流变为党魁制，与独裁制即无异，如斯大林即如是。不过从名义上，民主集中（权）制尚非独裁制。王世杰日记中所载汪精卫阐释的民主集权制精神，实际上讲的还是国民党前此实行的委员会制和常务委员制。而总裁制下总裁享有党的总章中规定的总理所具有的复议权和最后决定权，恐已与党魁制独裁制相近。
（二）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正像与会代表齐世英所说：“（这次会议）主要的目的有二：一即想拥护蒋先生为总裁；一即要成立青年组织，为国民党吸收新的血轮。”（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210、2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90年。）
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早在1937年5月即开始筹备（注：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册第421、446、449、451、437、43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938年2月，蒋介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到设立三青团的目的。他说：“我们要统一或联合国内各党派，首先就要使本党自身加以整顿改造。前次中央已通过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意思就是使本党以内的青年干部——如过去党部方面和力行社以及改组派两部分的青年干部都要联合起来，打成一片，立定一个重心，从新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家应开会多多商议，总要形成党内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精神，来管束支配和指导一切。将来青年团组成，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武的，一部分是文的。武的方面，无论军队或军事机关社会军训组织等都以政治部作指导机关。文的方面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都以教育部作重心。这两部工作分开，力量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大家都受两部长的指导。如此整顿，以后党务工作的效力一定可以发挥出来，一切事业一定易于推动。”（注：蒋介石：《对高级干部的希望》，1938年2月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11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84年。）
蒋介石决心成立三青团，想紧紧抓住青年干部，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重心。他计划分成文武两部分，分别由军委会政治部与行政院教育部来指导。后来，分别担任政治部长和教育部长的陈诚、陈立夫都被安排为三青团主要负责人，大概蒋氏事先就在心中酝酿好了。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确定：“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之原则》，《史料专辑》第260、339页。）决定在党的总章中取消预备党员之内容，而加进一句：“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办法另定之。”（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史料专辑》第338页。）
大会结束后随即举行的五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4月6日）即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其中规定，三青团是一个公开团体；三青团设团长，由国民党总裁兼；青年团的干部由总裁指定。（注：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册第421、446、449、451、437、43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938年7月9日（北伐誓师纪念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陈诚、陈立夫、朱家骅等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因陈诚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长官，书记长一职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代理。（注：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册第421、446、449、451、437、43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8月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宣誓仪式，团长蒋介石亲缮誓词，当众宣誓。（注：《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史料专辑》第739页。）
从上述三青团成立的意旨，三青团的组织体制、主要干部的配备（蒋亲自挑选任命），蒋介石亲自兼职并带领宣誓等各方面看，均可见他对组织三青团的极端重视，是他试图改进加强党务，充实健全国民党组织的重大措施。
（三）加强党务和党员训练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的组织不健全，党员训练不充分，以致党没有力量，没有精神”，“弄到现在这样松弛散漫空虚衰弱的情形”。（注：蒋介石：《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史料专辑》第517页。）因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进加强党务的决议。改进加强党务，除设立总裁、组织三青团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
五届四中全会落实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作出了一些具体决定，如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中央常委委员会设党务计划委员和政治计划委员若干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党务委员会；关于省县党部组织的改进等。（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党务的决议，《史料专辑》第510-515页。）会议决定，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在党务委员会下设训练委员会，委员长由总裁兼，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陈诚，因陈诚主持指挥军委会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工作，主任委员由段锡朋代理。继后成立中央训练团，又由蒋氏亲任团长。（注：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册第421、446、449、451、437、43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从这些安排，均可见蒋介石对改进加强党务，组训党员干部的重视。
调整党政关系是改进党务工作的一环。蒋介石批评国民党党部与政府之间，“党政分立，力量抵消”，“不是党部反对政府，破坏政府，就是政府抵制党部，阻碍党部。”（注：蒋介石：《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史料专辑》第521页。）针对这种情况，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说：“本党执政以后，党政似成两个重心，除中央有正常之党政关系外，各级地方，此两个重心处于似并立而非并立之地位，因之地方政府之设施，与党部之工作往往有未尽协调之处。今后宜切实予以调整。其调整之原则，不外：（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史料专辑》第330页。）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落实这些原则。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用尽心思，想方设法为改进党务采取措施，但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既然像蒋氏批评的那样，组织松懈，纪律废弛，萎靡衰颓，互相排拒摩擦，争权斗私，贪安逸，图享受，而要将这样的党组织振衰起敝，谈何容易？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采取的措施，当年王世杰不以为然。五届四中全会闭幕日，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央全会今晚闭幕。党务方面似仍无新办法。”（注：《王世杰日记》第226、229、230、231、232、239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1年。）
国民党建立总裁制，蒋介石担任总裁，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务的措施，对党务不可谓不重视。但他军务繁忙，兼职很多，自然没有许多精力顾及党务。据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齐世英回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蒋先生曾召集我们十几人谈话，说他军事忙，党部的事一切要请示汪先生。我觉得他这话有问题。以后我们去请示汪，汪客气到底，说：‘先生这话是的，这话对的！’我们很受不了，所以没法谈下去。”（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210、2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90年。）蒋军事忙，顾不上管中央党部的事，这可以理解。至于让汪精卫管中央党部的事，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路线歧异，一心想着与日本言“和”，汪怎么可能管中央党部的党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