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关于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反思
文/魏斯莹
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外辱内患，一并而至”的巨大落差。在民族记忆中，富国强兵是重新掌握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必行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长足发展，然而西方国家掌握对外政策话语权的现状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气候、人权以及保护责任等特定议题领域中，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甚至掌握优势话语。研究如何提升对外政策话语权不仅能解释国际话语权差异问题，而且有助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决策。
基于柴油机发电机烟气干燥垃圾的海岛生活垃圾处置路线见图2。垃圾处理站应建在柴油电站附近，避免烟气管路过长造成余热浪费。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至处理站，简单分拣后送入干燥器，将垃圾含水率降至10%以下，制成垃圾衍生燃料。干燥后垃圾具有以下特点：①热值提高，焚烧时无需添加辅助燃料；②有利于提高焚烧炉内燃烧温度，减少烟气有害污染物；③基本消除垃圾渗沥液，减少垃圾集中处置点环境污染及渗沥液处置费用；④减少垃圾堆放体积；⑤高温加热能对垃圾进行灭菌，便于较长时间内存贮，有利于垃圾焚烧量及运行时间的调节。
（1）在指导思想上，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以深化金融改革为根本动力，以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为底线，着力构建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一项研究议程，对外政策话语权的概念和操作标准繁多而不统一。本文从事前（ex-ante）逻辑和事后（ex-post）逻辑出发，将对外政策话语权的主要衡量标准设定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别国的接受与遵守。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国家实力的提升没有能够带动对外政策话语权的相应提升？两个子问题是：为什么强国的政策没有得到相对较弱一方的遵守，即便该政策能够带来收益？为什么会出现不遵约现象？本文通过厘清国际政治权力内涵的变迁指出国家实力并不是话语权的唯一来源，进而以信息及其不对称性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回答研究问题。
对外政策话语权研究的理论脉络：从话语内容到话语平台
1970年，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权随之受到政治学研究者的关注。冷战结束以来，美苏意识形态话语斗争退出历史舞台，对外政策话语权研究呈现出多中心特征，而且在国际互动中，出现了弱国强话语与强国弱话语的反直觉现象。对此，研究者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予以解释。
新政施行以来，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成为大家的关注点，主要是进项税与销项税抵扣环节的不充分和不完整。而链条不完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行业税负不均匀。可见，企业现阶段最希望落实的就是打通增值税的抵扣链条。
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达工业国家相继开启信息化进程，我国也于2006年公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信息之所以引起重视，不仅是因为信息科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信息也在社会秩序、国际贸易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学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信息的重要作用，阿克洛夫、斯彭斯以及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分别对二手车市场、保险中的免赔额、受教育的意义以及价格和地租等问题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信息在资源配置与策略选择上的作用。国家行为体之间同样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情况。从最初托马斯·谢林对冲突互动中信息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选择，到罗伯特·杰维斯对国际政治中错误知觉的开创性研究，信息都在改变国际行为体的直觉性行为路径，造成杰维斯所说的复杂系统中的非线性状况、贾尼斯·斯坦笔下反直觉战争中的基本归因误差以及卡内曼和特维斯基所研究的风险决策中的反射效应等。正如经济学中的“一价定律”无法在微观研究中被证实一样，国际政治权力也不能简单从国家的物质力来加以比较，权力往往受到来自决策者信息的影响而发生与国家实力对比逆向而行的现象。
从国家互动的动态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对外政策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强调通过理解和认同来实现对外政策话语权。这一类学者认为话语文本与国家身份认知呈相互建构关系，提升对外政策话语权需要通过加强沟通和塑造共同体意识，为国际话语创造话语平台。功能主义理论和共同体理论将共同体作为发挥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平台，认为提升对外政策话语权需要通过沟通互动创建共同体意识，当话语平台缺位时，对外政策话语权难以得到提升。然而，这些解释却经不起反向的思考。可见，通过话语平台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沟通，却无法解释同一平台上话语权差异的原因，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主控制器通过移植LWIP协议搭建与PC机之间的网络通信基础,需要一定的物理网络硬件的支持。LWIP通过Netif网络接口来处理与底层硬件之间的联系,主要工作在OSI模型的最后两层,即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4]。
国际政治权力的微观基础
对外政策话语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其微观基础随着历史发展和国际互动中权力内涵的变化而变化。从越南战胜美国，到丹麦在全球范围内的气候政策话语权，国家实力与权力的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戴维·雷克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之后，宏观理论的解释力式微，国际关系研究随着问题的具体化而在中观甚至微观层次上更为丰富。要回答为什么国家实力无法解释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变化，首先需要明确权力内涵的变化。一般来说，权力的微观基础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分别是禀赋论、能力论与强调信息的综观论，其中禀赋论强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论着重观察国家的动员能力，综观论以国家实践出发，强调资源与信息的综合应用。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实力是对资源的占有，国家权力来自于资源优势。这里所指的资源就是自然禀赋，即自然资源和地理特征。随着第一波工业化浪潮在16世纪开始萌芽，以产权、交换、价格机制为特征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这一时期有两大趋势影响权力观的变化：首先，日益清晰的国家边界为权力研究设置了估算范围，权力被认为是国家间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其次，商品的跨国界流动为权力研究提供了参考标准。
对外政策话语权不仅体现在一方的政策能够为另一方所接受，还表现在被接受的政策能够得到遵守。在国际互动中，由于所有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所以逐利行为是普遍现象，这对遵约造成挑战，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息劣势一方对信息优势一方缺乏有效监督手段，这时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是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之后逐渐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比较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有联盟安全中的成员国责任风险、保护责任与地区稳定以及对外援助和干涉过程中的过度消费等。
从静态的话语内容出发，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话语内容的差异。这部分学者通过对冷战的反思，认为国家是否具有话语竞争力，根本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国家需要进行社会的现代化改革才能为提升话语权构建扎实的认同基础。以福山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性总结为肇始，在西方学术界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对外政策话语权的代名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问题逐渐淡出对外政策话语权研究领域，“普世价值”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对外政策话语权的代名词。从保护人权、减少贫穷、气候治理，到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规则制定，不同国家按照自身利益为“普世价值”赋义，在国际社会中出现纷繁多样的政策话语。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适当性逻辑是对外政策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所在，但是关于适当性的标准却难以统一。回到国际关系实践当中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两个国家采取完全相同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相异话语体系的挑战，从源头上看，这是由差异性国家利益、民族历史以及国家制度所决定的。所以，不论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还是普世价值说，对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强弱都缺乏解释力。
信息不对称与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实力陷阱
随着信息成为权力的重要基础，塑造政策话语优势需要重视信息的作用。在具体的国家实践中，由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成本巨大，而且存在对方故意隐瞒信息和欺诈的可能，决策者无法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因此在决策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决策者之间对国家偏好、战略空间以及收益水平等信息掌握的不平衡现象。国际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对外政策的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由于施动国是政策制定国，所以一般具有信息优势，但是当受动国接受该政策后，有可能在施动国和受动国之间出现信息持有量的反转。当国际互动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时，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种效应直接对应政策接受与遵约，特别是在互动双方存在较大实力差距时，相对较弱方会更在意政策风险，从而降低国际合作的可能，影响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实现。
（一）逆向选择
除了裁军和一体化研究领域，逆向选择同时也存在于全球气候治理、金融公共物品提供以及维和研究中。比如在气候治理方面，节能减排是主要目标，但是排放量却成为谈判的重要筹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选择通过提高自身的排放量来换取对方更多的让步，这样就更加偏离减排的目标。可以说，逆向选择对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建设起负面作用，特别是在多边主义外交中，逆向选择有可能造成合作水平的整体下降，所以要提高对外政策话语权，就需要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逆向选择。
综上，要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需要研究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基础，作为国际政治权力的一种具体形式，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进化，对外政策话语权的来源也不断复杂化、多样化。下文将从国际政治权力来源的变迁出发，分析为什么实力逻辑在对外政策话语权研究中会遭遇反常现象。
如果换一种情境，将互动双方的实力差距拉大，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会加剧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强国和弱国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弱国会关注被强国控制和利用的风险。比如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丹麦、瑞典和波兰对法德两国的影响较为担忧，特别是在货币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加入欧元区成为三国的关注焦点，三国不仅担心失去货币自主权所产生的风险，而且它们与法德在经济体量上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了三国对风险的认知。丹麦、瑞典和波兰等国不愿意立即做出承诺，并希望通过多次谈判和公投行为获得法德两国更高成本的承诺。
逆向选择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息较少一方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进行低水平或低质量的承诺，从而使双方的承诺水平和可信度降低，出现“劣策”驱逐“良策”的情况。安全困境是一个逆向选择的典型案例，互动双方不清楚对方的支付水平，都倾向于做出有益于自身安全的政策选择，但却造成系统层次上不安全的正反馈效应。
（二）道德风险
随着具有自然禀赋优势的旧式王朝开始被生产能力更强的工业国所击败，国际政治权力观从禀赋论转向能力论，权力来源从简单的资源占有转向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源转换效率。如何提升资源的转换效率，实现更高的国际政治权力？现实主义学者从资源权力的角度认为，国家能力体现在能否有效动员国内外资源。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从脆弱性着手，认为联系战略有助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力量发挥国际影响力。
Cathrine Hartung， Oddvar Knustad， Kjell Wardener等人认为，碎块状石墨是在冷却缓慢、成核潜能低、CE高、以及RE和微量元素偏析情况下造成的，建议从孕育效果、Sb中和RE、阻碍碳原子扩散，以及提高冷却速度方面着手解决。
第五，“南海核心利益说”是中国对当时世界实力格局变化认识的产物。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实力格局发展出现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中国意识到：中国实力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的确大幅接近美国，正处在GDP超过日本并将大幅超过日本等国的关键阶段，中国发展正取得重大进展。这种现实及趋势符合学术界一直讨论的全球权力重心正处在由大西洋向亚太转移的观点。鉴于当时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且深陷伊拉克、阿富汗事务，美国和中国间的美国相对衰落、中国相对增强观念对中国影响较大，中国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力图通过下先手棋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和机会。[17]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加入联盟未必能保证国家安全，这是因为联盟中有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即有的盟国会发动战争并借助联盟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外，联合国不断强调保护责任，由于被保护方与提供保护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有的国内反政府武装采取激烈措施对抗政府，有意逼迫政府采取高强度策略镇压叛乱，以此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干预。再有，当两个国家达成关于经济援助的协议后，受援国在借助这一政策获取自身利益方面拥有较多信息，从而有可能采取“过度支出”的策略。
提升国家实力并不能解决道德风险，在许多实力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实力差距大的情况甚至更有可能出现违约行为。道德风险削弱了对外政策话语权。首先，对缔约方监督能力的下降标志着对外政策话语权的下降。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形成了对自身政策收益的新信息，法国和德国不仅无法有效影响希腊的财政政策，而且缺乏监督和干预的手段，等到希腊本国财政无以为继的时候，法国和德国只能选择面对危机，并要付出高额的成本。其次，道德风险会促发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违约现象。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多边合作政策的对象是多个国家，参照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当一个国家选择违约的时候，其他国家有效仿的可能，这是信息不对称状态下逆向选择的另一种形式。
治理信息不对称
要实现对外政策话语权的提升，就需要改变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总的来说，信息不对称可以从对外政策策略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加以治理。
首先，治理信息不对称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策略。在对外政策中，需建立有效的策略，降低互动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塑造与目标主体的信任关系，从而提升对外政策话语权。本文认为本土化策略以及专业化策略可以提高政策信息成本，从而降低国家间信息不对称。可以说，一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目标国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政策是否符合目标国的国内政治生态要求，即是否做到了本土化。切克尔和阿查亚的研究表明，国家对不同政策或规范的认同度取决于前者的本土化程度，本土化程度越高的对外政策策略越能被政策目标国所接受。专业化规定了策略的科学性和是否涉及更多的专业知识。当国家不具备相关知识或人才时，决策的不确定性便会升高，即便施动国所提出的政策能够使其获益，受动国最终很有可能还是会做出保守选择。专业化体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中。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科学报告和实证数据证明对外政策的合理性，进而缩小与目标国在该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
其次，治理信息不对称需要建设相应的国际制度。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正是国家间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资源配置问题。在科斯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提升交易成本，而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正是一种交易成本。高成本的信号能够加强互动双方的信任，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作为国家互动过程中的重要外部因素，国际制度能够为国际合作提供以奖惩机制所保障的信息，这就增加了国际承诺的可信性，为遵约行为辅以成本保障，使违约变成高成本行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对碳征税是高成本信号，在对外援助过程中，有偿援助要比无偿援助所包含的信号成本更高，这都能改善互动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国际制度可以提供高成本信号，这有助于提升其背后主要支撑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权，即“谁的制度”的问题。
结语
国际互动过程中有两种知识，一种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国家间的共有知识（Common Knowledge），另一种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所强调的私有知识（Private Knowledge）。两种知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不同作用，共有知识影响国家之间的身份认知，私有知识影响国家的战略选择。在不对称冲突研究中，研究私有知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弱国可以战胜强国，迫使强国做出让步。在不对称竞争-合作研究中，研究私有知识有助于回答为什么强国无法使弱国接受其政策主张，或监督弱国遵守政策协议。对外政策话语权体现在本国的主张能够得到接受和遵守，这与国际互动过程中的私有知识是分不开的，当信息鸿沟较大时，信息劣势一方有可能不接受某项政策，信息优势一方有可能存在违约或欺诈行为。虽然如此，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本土化或专业化的策略与相应的国际制度来提高信号成本，使承诺变得更加可信，从而提升国家在战略互动中的对外政策话语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摘自《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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