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毛泽东思想对“十七条协议”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指导意义论文,七条论文,协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1)02-016-08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上签字盖章。从那时起，伴随着“十七条协议”的生效，西藏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这个协议的签订，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才达成的。仔细阅读这个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的协议，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很多宏大视角以及对世界、中国诸多问题的思考和陈述。[1]这个协议与和平解放中国其它地方的协议文本最大不同在于，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论断写入了前言，把新中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理写入了前言，把西藏今后的发展方向写入了前言。研阅前言再深入理解十七条条款，可以看到西藏与祖国千年不可分割的渊源，看到近代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与祖国各地相同的苦难历程，看到西藏和全国一样必须完成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看到西藏和全国在同一历史使命中的特殊复杂性，看到一个有着法理基础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西藏的确立与推广，看到中央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规划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看到西藏经济社会必将变迁的方向。
一、“十七条协议”闪烁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十七条协议”开宗明义地告知世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十七条协议”前言第一段，既有对长远历史厚重凝练的体察，又有对现实问题洞若观火的研判。可以说，开宗明义的这段话，体现出“凝重亲切与挥斥方遒同出，深刻点拨和犀利解剖相宜”。查已有的资料，谈判的双方代表所有商谈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哪些具体的事要不要做而进行的，即最终形成的十七条条款内容。诚然，这是很有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与前言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历史的表象后面，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分析和驾驭的思想渊源，应该是指导“十七条协议”成为经典历史文本的重要依据。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2]一文中就专门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3]、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很早就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是“祖国观”中“共创论”的源头，是我们应当深刻理解和坚持的正确观点。[4]于后，“共创论”的观点，在“十七条协议”开篇之前言再一次明确体现出来，“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祖国观内容上，通过“十七条协议”对藏民族为祖国历史贡献的又一次明确阐述。
对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毛泽东强调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认为，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成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又勾结封建势力，压迫和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0年前后，西藏地区整体上受帝国主义、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双重控制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宗教、地方法律和军队统治人民，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民众贫困，社会生产停滞不前。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具特殊性的复杂背景。
然则，作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特殊问题，但其最主要的矛盾都处在与中国各个地方社会矛盾相同的境遇下，即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和统治集团的压榨下，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在帝国主义的挑拨和统治集团的争夺下，国内各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在中国近代苦难深重的历史中，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奴隶主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还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是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等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来榨取更多的中国财富。在这百多年中，中国的生产力绝对水平比西方低很多，可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却比西方国家尖锐。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占有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其严重地束缚了中国近代的生产力。体现着生产关系的旧政权实行严酷的剥削政策，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陷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面临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状况[5]。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6]和《论联合政府》[7]以及诸多著作中，有一个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前后相通的脉络，即认真分析了历史在通向未来岔路口的时候，中国的前途有几种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将中国分裂成为几大板块由它们宰割。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避免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但是被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二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加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且部分中间阶层幻想使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国民党的独裁专政下根本就无法实现。三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提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激进的民主派曾经发起的200多个政党的各种救国方案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最终失败，这是中国人民通过100多年抗争、探索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本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
“十七条协议”前言明确宣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认清西藏的命运和前途，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前提。西藏的问题再有其多少特殊性，但在中国历史前进的大趋势之中，其最根本的性质和所要做的事情与全国是相同的。那就是“十七条协议”前言所言：“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通过再次学习领会毛泽东大气磅礴的一系列著作，对比“十七条协议”的前言内容，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这个为解决局部问题却事关全局方向的协议。正因为有了这个具有历史高度的协议，西藏社会60年来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十七条协议”展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建国的政治主张
1949年，历史和人民终于把中国共产党推上执政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份电文，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8]经过各族各界代表共商国是，紧张筹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于1949年8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率先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电，代表全体西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确信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之解放指日可待。不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复班禅，予以嘉勉，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的愿望。[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为促进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9月30日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11]在历史的逻辑中，西藏的解放必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怎样解放西藏，是新中国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解决局部地区问题”范式的题中之义。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成功地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等地运用“和平解放”这个具有普适性的范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解放的问题。[12]在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范式，是中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在已有成功实践基础上逻辑的顺延。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得到解放，而西藏地方势力与国内其他地方势力一样有着政治短视的局限性，在军事上更不可能与中央政权抗衡，在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之后，依靠进步力量的推动，完全可以在国家内部通过政治方式予以和平的解决。[1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走向何处，是人民最为担忧的大事，也成为各党派所关注的怎样建设新国家问题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在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14]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义：“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为此，中共设想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仅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口号发展成为党的政治主张，而且成为后来解决局部地方统一于新政权的一种顺应民心的实践。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大事件。中共在平津战役中所创造的“北平方式”，影响到了全国，成为后来新生政权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的范式。在北平之后，相继有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或解放，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进程中以“和平解放”范式的一系列大事件，“和平解放”事实上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和痛苦，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新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尽快地恢复元气。
1950年1月，中央政府通知西藏地方势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5]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十条公约”，[16]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达札等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调集藏军主力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毛泽东对此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预判，对进藏的解放军部队明确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17]中央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以实现以打促谈，以打促和的战略意图。经过艰苦奋战，解放军取得胜利，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就决意拒绝和平解放，昌都的解放证明了西藏地方势力原先所有抵抗的设想不切实际，地方武装的精锐不堪一击，顷刻崩溃。昌都败仗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地方政府，噶厦多次召集高级会议商讨对策，最终选择了和平谈判的办法。谈判的结果即“十七条协议”的前言结束语：“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这次谈判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奠定了新中国这一阶段对在西藏特殊情况下解决西南边疆国防问题的基础，从政治上解决了涉及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次谈判本身体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宽广博大胸怀。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对一个战败之后仍有离心倾向的地方政府，采取谈判的办法，耐心教育并最后说服达成协议，在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西藏“和平解放”，从历史逻辑上看是中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延续，是“北平和平解放”范式的延续，是新的执政党以最大诚意继续施行和平解决中央与地方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18]这个决策顺应了民心民意，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完成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大智慧，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三、“十七条协议”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实现西藏的完全解放、巩固国防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也为西藏后来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协议签订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毛主席在讲话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19]
在1951年5月21日的最后一次谈判时，李维汉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对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20]历史证明，“十七条协议”确实是一个“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效果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十七条协议”十分凝练，其前言和条款的内容归结起来，体现了既有纵深广阔历史理念又有具体细致现实规定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统筹兼顾”的方法。较之于中共“和平解放”政治主张实践发轫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藏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史实予以阐述，申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团结凝聚人心，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将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创新的历史业绩；协议指出了当前西藏最为紧要的任务，即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永远结束帝国主义势力统治西藏的历史，实现祖国的统一；指明了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地区内部事务，以满足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愿望，逐步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规定了西藏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西藏既有的社会制度需要改革，改变西藏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现状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但是改革的方式和时间需要审时度势，在适宜改革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保证了和平解放之后逐步发展西藏民族文化、文字语言，特别是规定开展学校教育，注入新思想新观念，扫除人民群众不能接受教育的旧规，使西藏教育走上新的道路；提出了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使西藏人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奠定了由中央供给进藏部队、提供西藏财政补贴的政策基础，形成总体供给模式，以保证西藏今后的经济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明确了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性质和任务，阐释和规定解放军进藏的前提和重要守则，为和平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铺平了道路；点明了西藏地方部队改编的性质，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促使藏军内部部分军官觉醒，走进人民军队的行列；[21]蕴含了以爱国与否为标志划清西藏留任和任职军政人员以及宗教人士参政的底线，把维护祖国统一与坚持分裂立场作为西藏地方的大是大非标准；宣示了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涉藏外交事务，击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西藏亲帝势力继续出卖中国利益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署明了协议签订的效力和时间，[22]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为这段时间实现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提供了保证。
“十七条协议”统筹了要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即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实现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使西藏民族同祖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在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中，共同走团结进步、发展繁荣的道路。这是对西藏问题进行统筹兼顾的要点。1950年前后，西藏的局势错综复杂，美英印插手西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西藏地方的反帝力量又十分微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延绵已久。毛泽东把西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分为两步走，即先解决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然后解决反封建社会制度问题。“十七条协议”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既抓住解决反帝统一这个全国现实矛盾的普遍性，又抓住解决改变社会这个西藏深层次矛盾的特殊性。策略地将解决两大矛盾，蕴涵于一个协议之中，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睿智英明。
“十七条协议”首先集中在解放西藏的任务上，地方政府必须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这样做，既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孤立亲帝分裂分子，又有利于消除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西藏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愿望。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十七条协议”对解决西藏问题第二步的步骤即西藏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作了明示：就是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和平协商，改革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就是结束各族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这也是西藏走向新时代、社会要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对在西藏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十七条协议”中做了明文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争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旧西藏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与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下的社会基本形态。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和全部生产资料，同时还占有农奴人身，对农奴具有生杀予夺、随意买卖或当作工具相互赠送的特权。三大领主通过繁重的乌拉差役、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同时利用宗教来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终年挣扎在饥饿、贫困、死亡线上，没有丝毫的人权。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束缚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西藏社会的文明进步。毛泽东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实际情况，实行“慎重稳进”[23]的方针，并在“十七条协议”之中予以体现。[24]
“十七条协议”还明文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众所周知，旧西藏封闭落后，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贫困，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交通，没有现代教育，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立场，在“十七条协议”之中也予以了阐述。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始终不渝地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社会的文明进步。
总之，“十七条协议”凝聚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精髓，字里行间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十分经典的文本。当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西藏和平解放60年奋斗历程之时，愈加感到毛泽东思想对达成这个协议的伟大的指导作用。“十七条协议”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做好西藏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