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农村现代组织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民自治论文,农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村民自治问题：农村现代组织缺失
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在积极推进民主治理的同时农村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凭借自治的民主形式可以顺利解决“三农”问题并实现农村现代化。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专注于村民自治形式而忽视现代组织形态建构的认识偏颇和实践缺失。这一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村除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之外缺乏其他专业性组织，不仅缺乏率领农民发展生产、麾兵市场、建设家乡的经济组织、行业组织和互助组织，而且缺乏建设精神文明的文化组织和社会组织。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参加各种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3.5％，尚有96.5％的农户游离于各种组织之外。①
二是农村现代组织缺乏。农村除了少数地区开始试行经济合作组织或以企业为龙头的生产经营形式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血缘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营状态，同时相当多的自治组织和农村党组织也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的传统组织形态。这种落后的组织形态带来的是产权模糊和缺乏规模效益，同时由于个体农户势单力薄、相互之间联系松散，往往无力应对市场风险，更为严重的是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组织，使农村现代组织难以发育生长。
三是村民自治组织功能萎缩。村民自治制度在设计安排上明确的是“双层经营”模式，即不仅农户从事生产和经营，自治组织也必须从事经营活动。然而村民自治实行至今，许多自治组织除了配合乡镇政府以外，未能有效地发挥其组织和凝聚农民的功能，相反出现了组织功能和凝聚功能萎缩的状态。
农村现代组织的缺失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困难：一方面8亿多农民“散沙般”各自在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奔波于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村现代化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乡村公共领域缺失，农民对政治民主缺乏参与和表达的组织与渠道；更深层的问题是导致乡镇政府直接面对数亿农民，机构精简缺乏社会基础。因为基层政府精简不仅需要农民组织，更需要农民组织取代其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扩展自治范畴。倘若基层政府在精简化小之际不能同时解决政府之所以小的社会基础——农村组织化，那么精简后的政府将会遭遇远比目前更多的难题和困境，村民自治也将滞留于小农经营的家庭组织之上。
二、农村组织及其形态演进与政治发展
农村现代组织对农村政治经济发展起着奠基的作用，而现代组织的建构在于组织形态。所谓组织形态是指社会组织性质和结构的抽象与概括。农村社会从远古演绎至今，其组织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地缘到业缘，以及目前刚刚萌芽的网络形态的进化。
血缘组织形态是以血缘、亲属关系构成、用以维护宗族凝聚和秩序的组织。其特征是组织成员存在人身依附的血亲关系、辈份关系、宗法关系，以及对外族的封闭与排斥。
地缘组织形态以属地为原则，成员之间通过集中居住形成一定的邻里社会关系。地缘组织的特征在于将宗族管理转化为对属地人群的管理，不仅具有维护地缘秩序和治理区域内事务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与本地其他组织有了沟通与交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受居住范围和遗留的血缘关系影响仍存在区域封闭性和排外性。
业缘组织形态是以成员之间契约关系、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为纽带，并以从事一定职业而形成具有专业性和多元功能的现代组织形态。一些传统组织的转型往往是形式上仍以血缘集结、而其利益实现却以契约进行。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将使农村组织对迅速而有效处理信息产生迫切需求，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将推动农村网络组织的形成。然而受高新技术、专业知识和外在硬件设备的制约，网络组织难以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形态，② 而业缘组织将是农村现代组织的主要形态。
农村组织形态现代与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一个以农户为基本组织的社会其生产关系、生产结构和产业分工等方面形成的是现代化的悖论。据统计，在家庭承包制下每4个中国农民才能养活1个城市居民，而作为一个战乱中的小国以色列，在土地贫瘠、缺水和可耕地仅占国土面积20％的情况下，一个工作在农村现代组织中的农民却可以养活90个城市居民，其农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值的9％；③ 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每1个农民可以养活128个居民；相比之下，中国养活90个居民需要360个农民，养活128个居民则需要500多个农民。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率之低直接受制于组织形态。
组织形态现代与否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传统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原始血缘政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与自然灾害对农村的破坏，推动农村人口不断地由近而远、由个别而成群的流动，使原先单纯的血缘组织不同程度地渗入了地缘的成份，杂姓开始进入组织严密的宗族集居之地，血缘政治逐渐向血缘和地缘融合的组织形态演化，尤其是那些为躲避战乱由迁徙形成的移民集聚之地取代宗族组织形成了地缘政治。地缘关系的发育比血缘关系有了明显的进步，改变了宗族排斥外人的陋习，增加了与属地内人群的联系和交往。从地缘政治进化为业缘政治，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产业化的需要。业缘政治虽然仍存在以“业”为轴心、以契约为生存发展的局限，但与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相比，无论在空间或功能上，所体现的法律约束、经济平等、治理专业性和多元化是前两类组织所缺失的，然而却是农村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
三、农村组织形态对组织形式的制约
相对组织形态，组织形式是组织的外在表现方式。组织形式是指一个组织以何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管理，即是以个人专断、精英治理、还是民主协商管理的问题。
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服务并服从于组织形态：血缘组织形式自原始公社的民主管理，演变为后来少数人统治或个人专制；地缘组织从历史上观察也存在三种形式，如民国时期阎锡山推行的“村本政治”和国民党的“保甲制”本质上是专制形式；而早期的人民公社制度是少数人代替多数人治理，村民自治则是多数人参与的民主治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村民自治都未能超越地缘组织形态。公社是以地缘为主兼有业缘和血缘性质，村民自治同样是以地缘为主，兼有业缘和血缘性质，并且其血缘因素远远多于公社。④ 换言之，虽然公社在制度设计上以建构现代组织为其理念，但在实践上，公社未能转化为现代组织。
业缘组织也有三种形式，如在一般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中，目前主要是首长决策和少数人决策；而城市的网络组织主要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管理，个人专断或少数人决断难以凝聚志同道合者；同样，农村专业化组织、协会、社团和非盈利组织主要是民主协商式。随着农村业缘组织的发展，将对参与、协商和有效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组织形式与组织形态有着相互依存又相互规制的关系，然而相形之下，组织形态更具“母本”的特质和约束性。首先，组织形式依存于组织形态，组织形态作为组织形式的载体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离开组织形态，组织形式无从谈起；其次，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相互规制，组织形态落后，必然制约和影响组织形式以及组织效能的发挥；然而，如果组织形式落后，同样会束缚和制约组织形态进步以及功能的发挥，因为组织形式作为组织形态的体现和表现具有形式上的功能，任何组织缺乏一定表现形式，其组织形态便无从表现；但是，组织形态更具“母本”的特质和约束性，离开了“母体”的形态，组织形式便无从附着。
为此，村民自治建设亟需关注两个维度：不仅关注组织形式是否民主与科学，更需深度关注和努力推动组织形态的进步与发展，关注以业缘为核心的现代农村组织形态的建构，只有建立在现代组织形态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治。
四、推进村民自治：建构农村现代组织
建构农村现代组织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的双重需要。一个国家惟有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行业的、协会的和学会的，营利的、半营利的和非营利的业缘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并形成蓬勃发展态势，才能实现农村整体现代化和建构在现代组织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因为组织的科学乃是科学之母，其它一切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⑤
对此，可以从日本农村现代组织建构中得到启迪。日本农村的业缘组织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专司农村自治的组织，如村议会、町议会等。日本农村议会的议员和村长，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薪酬由地方财政拨付。其工作职责是议决本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制定、修改或撤销地方法案；决定预算、承认决算和地方税收；缔结合同，检查村务管理和决议执行情况以及调查村务等。村长负有自治和行政的双重职责，除了全面负责村内管理事务、执行国家和地方其他公共团体委托事务之外，同时还受地方政府和主管大臣的指挥，其权力受村议会和政府的双重制约。
由于村长拥有向议会提出立法议案，驳回议会超越其权限或违反法令和议会规则而审议的议案及违法选举甚至有权解散议会等权力，因此法律赋予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村长辞职。只要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对村长提出不信任案，除非村长提出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否则必须辞去职务。此外，政府还可以从财政、行政和立法等多个层面对村长实行严密监控。如明令村长在立法和处理事务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条例，否则其行为一概无效；如果被发现村长违法或工作不力时，政府官员可书面指责并限期改正，甚至有权撤换。村长如不服只能向法院申诉，不能胜诉或不提出申诉，唯有解除职务。⑥
另一类是“农业协同组合”组织(“农协”)。“农协”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组合法》推动农村业缘组织的发展，进而解决农村贫困化和发展近代工业所需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农协”经整顿改造成为全国性、功能齐全的农村组织。“农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分布于中央、地方(都道府)和基层。在基层，其组织十分密集。有的几个村设一个农协，有的一个村子内就有数个组织，全国农民几乎都是它的成员。⑦
农协在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农协每年根据农民对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需要，制定采购计划，统一向生产厂家定价，防止厂家擅自提价或以伪劣商品坑农：为农产品寻找市场和销路、代为洽谈价格、甚至代为销售等。农民只需将种子种入地里，其他农活都可以交由“农协”完成；(2)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对农业的调控。农协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介组织，发挥了充当政府助手的作用。政府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3)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农协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场长期对外封锁，其原因是农协在起作用。
此外，日本农村还活跃着第三类组织，即民间互助团体。据统计，日本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互助团体，一个仅600多人的村庄，各种社团可多达30多个，平均约20人就有一个组织。如按照年龄长幼设立的团体就有天神讲、青年团、壮年团、妇女部、实年会⑧ 与老人俱乐部等，每个人都能从这些组织中找到自己归属的团体。另外，还有办理丧事的丧葬组和负责消防联防的消防团。日本农村如有人去世，死者的家属只须负责接待亲属，其他一切事务都由丧葬组操持；消防团的作用近似于中国农村的民兵组织，所不同的是该组织同时还负有防范火灾等公共安全工作。
通过积极扶持和发展农村现代组织形态，发挥业缘组织凝聚农民和组织农民的重要作用，以及农民在业缘组织中发挥其个体的积极性，日本迅速实现了战后的重建和农村政治经济的现代化。
推进农村现代组织建构孕育着有益于政府和有益于农民的双重积极效应。有益于政府方面，不仅政府的方针政策可以通过农村现代组织直接贯彻到农民，而且可以将农村改造和整合等工作通过组织落到实处，还可以将目前由政府出面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改造，农民进城务工流动等工作交由农村组织进行管理。以农村现代组织替代政府的部分职能，提供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服务。同时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精简和政府层级的减少也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有益于农民方面，不仅农民可以依靠业缘组织提供信息、资源和帮助，依靠业缘组织面对生产经营、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动不居的市场，而且有助于农民突破自身的局限并摆脱对宗族的依赖走向现代化。此外，农村现代组织还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广泛表达意愿的平台，通过各类业缘组织实现农民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和联系，拓展农村民主治理的管道。
有人担心农民组织起来会不利于农村管理和社会稳定。其实农村组织与政府发生对立是一种非常态的极个别情况，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就如城市存在众多现代组织，却极少出现与政府对立和冲突的道理是相同的；况且农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同感远远高于市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又远远低于市民。从目前农村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看，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不当或行权不民主引起的。对此，应当着重解决政府民主行政而不能得出农民不能组织起来的结论。一个有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国度，以现代组织凝聚和组织农民不仅是不可回避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反言之，以业缘组织凝聚农民是农村组织的现代化和村民自治载体的重新打造。惟有以业缘组织推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以业缘组织打造现代乡村公共领域，以业缘组织改造和转化农村宗族组织，使之成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组织资源之一，并以业缘组织打造组织化的农村，那么，村民自治目标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是指日可待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程同顺：《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政策方略》，《调研世界》2004年第2期，第3页。
②网络组织形态的特征一是超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空间局限，在任何有现代电讯的地方都可以实现组织联结；二是以“事”为宗旨，有事而聚、事了则散；三是其成员多为自愿参与，没有前三类组织严厉的制约。因而网络组织功能比前三类更强大，不仅拥有前者的组织功能而且还可以满足社会特定需要、提供特殊服务并且具有及时、快捷、专业的特色。但是，网络组织在强大的功能背后同样有其致命的弱点，如组织松散使其缺乏坚固的支撑，以“事”和“物”的结合必然导致组织生存的短暂。参见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1～382页。
③特稿：《全景三农》，《乡镇论坛》2003年第10期(下)，第4～5页。
④人民公社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全面的社会保障，而其解体在于漠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对农民自主性和积极性缺乏从权利和利益方面的调动，致使广大农民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其次是超大型的组织规模与主要是手工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导致组织规模和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对组织功能和作用的背离与制约。然而人们在剔除公社体制弊病之际，却将“组织起来”这一社会整合内核一同抛弃了。
⑤托克维尔的原话是：在现代国家里，结社的科学乃是科学之母：其它一切的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转引自[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页。
⑥项继权：《外国农村基层建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09页。
⑦章政：《现代日本农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45～253页。
⑧天神讲是每年元月2日村里为小学生举行的祭天神活动。天神是日本的学问之神，其意在于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使天神保佑孩子们学业有成。实年会是年近56～65岁之间的人群社团，他们不想与70～80岁的老人为伍，于是有了实年会组织。该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受自治组织委托商议村内大事以及一些美化和绿化村落的工作。李国庆：《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富士见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0～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