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百年诞辰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深化发展（专题讨论）——唐代“山人”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山人论文,中古论文,诞辰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名思义，“山人”本指山居之人。自《庄子·天道》篇以“江湖山林之士”[1](P81)代指隐逸之士，故后世每以山林之士对朝廷之士，继而有以“山客”[2](P460)代指隐士(正郭)者，乃至径以“山人”指隐士。不过，孔稚圭所云“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中的“山人”[3]却意在讽刺假隐士、真官迷。该语中之“山人”实为尔后走“仕宦捷径”的终南山人的前身。其后，见于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更是五光十色，显示出多种面目。
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及其类型
(一)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的李浑型
《旧唐书》载：“初，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寿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金星洞为嘉祥公，所管华阳县为贞符县。”[4](卷9，《玄宗本纪·天宝八载闰月条》)又载：“(天宝)八载六月，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于金星洞仙人见，语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史中丞王
入山洞，求而得之。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皇后并加‘顺圣’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4](卷24，《礼仪志四》)李浑两《唐书》无传，据《文苑英华》载，“今太白山人李浑等暂因形动，未假神游，初入缁帷之林，忽变紫微之境”[5](卷779，《玉版玄计颂并序》)云云，则初为僧人，后为方士。无独有偶，《旧唐书》又称，翌年即唐天宝九载(750年)十月，御史大夫王又奏称，“太白山人王玄翼见玄元皇帝于宝山洞中”，唐玄宗遣王、刑部尚书张均等人前往洞中，自有查验之意，而王等复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护国经》、宝券、纪箓等，献之”[4](卷24，《礼仪志四》)。《资治通鉴》记此事后又称，“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6](卷216)范祖禹《唐鉴》评此事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国，汉武帝驱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为方士之所欺玩，无异于婴儿。人君惟恭俭寡欲，清虚以居上，则邪谄无自而人矣。其心一有所蔽，鲜不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争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夺矣，此所以养成大乱也。”[7](卷9)其后不过五载，“安史之乱”即发，故范氏有此酷评。实际上，两位太白山人的作伪伎俩极其低下，唐玄宗君臣不难察知，也未必不知。唯上下苟且，借以粉饰太平，神化帝室而已。不过，其中对于唐玄宗可能最具欺骗性、诱惑性的，还是那块写有“圣上长生久视”的玉版石记符。当时，唐玄宗年已六十五，“慕长生”已成为其最大、最迫切的追求，因而对这一符瑞，他是“宁可信其有”的。正是鉴于唐玄宗的这种心理，太白山人们才敢伪造符瑞，身为监察、法律的最高长官们才敢上献。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延载元年(694年)七月癸未条：“嵩岳山人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八月，什方罢。”[8](卷4)武什方实开唐代山人出任宰相的先河。什方有何功德？《资治通鉴·则天皇后纪》载：“(延载元年)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则天)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238-251)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6](卷205)当时，武则天称帝未久，仍急需政治合法性资源，无论山人、僧尼还是胡人，只要能显示神异，服膺民心，强化武周政权合理性，一律兼收并蓄。
方士术人型的山人本应隐迹山林，却跻身朝堂、参与政治，虽有飞黄腾达如武什方者，更不乏一朝失足身败名裂者。如唐肃宗不满宦官李辅国专权，向所亲山人李唐倾诉不满，后李唐被流放于黔中。唐肃宗弥留之际，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亲信谋立越王，唐肃宗死后，太子(宪宗)监国，废张皇后，其亲信或流或杀，被诛者中就有山人申大芝。唐顺宗传位宪宗、自称太上皇之际，山人罗令则以废立之事游说秦州刺史刘澭，事发被杖杀[6](卷222、236)。均为其例。
(二)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的李渤型
卢藏用“举进士、不得调”，遂隐居于终南山中，然“有意当世”，关心时政，故被称为“随驾隐士”[8](P4375)，后终至高官，司马承祯讥其隐居终南实“乃仕宦捷径耳”[9](P157—158)。虽然卢藏用隐居终南，与当时所谓山人之行事并无异致，但他未尝自称山人，人们也不曾称他山人。不过，类似卢藏用的山人却颇有其例。《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元年(806年)九月癸丑条：“以山人李渤为左拾遗，征不至。”[4](卷14)又据《旧唐书》载，李渤因其父任殿中侍御史隐瞒母丧，被“流于施州”，故其“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唐元和初，李渤“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托疾不赴”，但“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唐元和九年(814年)，诏征为著作郎，遂赴官入仕。后因忤旨，“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其后，历仕内外诸职，“章疏论列，曾无虚日”[4](卷171)。
唐元和六年(811年)，韩愈任河南令时有诗《寄卢仝》，称赞卢仝虽穷困却不交官宦、俗徒，洁身不仕。诗云：
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
宋人韩醇注称：“水北谓石洪，水南谓温造，皆继往河阳幕，少室谓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为也。”按：石洪附于《新唐书·乌重胤传》，传称“有至行”“为黄州录事参军，罢归东都，十余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欣然”入其幕[8](卷171)。温造《旧唐书》有传，称其：“幼嗜学，不喜试吏，自负节概，少所降志，隐居王屋，以渔钓逍遥为事。”后亦“欣然”应寿州刺史张建封之招，又入河阳幕。韩愈有《送石处士赴河阳幕》诗，谓其“人云避世士”；亦有《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谓之“深藏而不市”。但《寄卢仝》诗中却对二人及李渤颇有微词，认为他们虽称山人，却热衷于交际，系怀于时政，实待价而沽，最终亦先后入仕为官。按：温造曾隐居王屋山，李渤曾隐于嵩山，韩愈诗所谓水南山人、少室山人，名副其实。石洪隐居东都十余年，似未闻有居山经历，可见山人即隐士之代称。而居山士人中，多数恐怕是走“仕宦捷径”者。
唐人有习业山林以备科举的风尚，严耕望氏有专文详考[10](P271-316)。终南、嵩山、少室因毗邻唐之两京，故尤为文士聚集之所。其中，号称山人者多是习业养望以待入仕之人，如上举卢藏用、李渤等。另有王屋山，亦为待仕山人渊薮。兹举二诗，以概其况。张籍《胡山人归王屋，因有赠》：
转转无成到白头，人间举眼尽堪愁。此生已是蹉跎去，每事应从卤莽休。虽作闲官少拘束，难逢胜景可淹留。君归与访移家处，若个峰头最较幽[11](P962)。
杜牧《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别》：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将携健笔干明主，莫向仙坛问白云。驰逐宁教争处让，是非偏忌众人分。交游话我凭君道，除却鲈鱼更不闻[11](P1073)。
王屋卢山人经多年苦读，即将出山决战科场，“携健笔干明主”，或因腹有诗书气自雄，故壮怀激烈，豪气干云。而“无成到白头”的王屋胡山人再次蹉跎不第，故心境低落，在“人间举眼尽堪愁”中怏怏还山。唐人诗歌中，送山人归山的篇什极多，其中不少是科场落第、仕途失意者。不妨再举一首白居易的《送张山人归嵩阳》：
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酤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关。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余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11](P1073)。
嵩阳张山人已西“飘”长安三年多，干谒公卿，奔走权门，自是以图仕进，然长安虽为“名利地”，但“空手无金行路难”，穷困潦倒之际，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嵩山，归依云泉。乐天诗笔如画，将那个寒冬雪夜张生马瘦衣单的落拓凄凉之相展现无余。可知嵩山虽密迩两京，入朝之路却是咫尺天涯。《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元和四年(809年)四月丙申条：“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遣之。”[4](卷14)抚州张山人不远千里来长安献书，亦是自售。他显然觉得“终南捷径”终究是曲线，不如直奔朝廷简捷，但仍以失败告终。
(三)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李泌型
据两《唐书》李泌本传，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但李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肃宗时为太子)供奉”。后因杨国忠谄忌，贬置蕲春郡，他却“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即位于灵武，“遣使访召”，“延致卧内，动皆顾问”，但“泌称山人，固辞官秩”。尽管实际掌握中枢政务，“权逾宰相”，却再遭权臣、宦官猜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唐德宗贞元中入拜宰相，李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人所讥切”。而李泌“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其虽居高位，仍着山人服，故辅佐唐肃宗时，“出陪舆辇，众指曰：‘着黄者圣人，着白者山人’”。应唐代宗召之前“无妻，不食肉”。总之，李泌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时亦体现出极高的政治才能，但他始终有意保持山人身份，故能进退裕如，既有益于时，又得以保身。《新唐书·李泌传》谓“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近立功立名者”。实际上，这都得益于他有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即使不可避免，仍然减少了一些摩擦和阻力，必要时能够全身而退。
与李泌同时且因李泌推荐而任官的阳城，亦有“山人”之号。史称其“世为官族”，好学，“无所不通”。进士及第后却“隐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后任谏议大夫。“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但到官后并无异常表现。唯“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仗义疏财。及至裴延龄、李齐运等以奸佞相次进用，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黜，阳城乃伏阁上疏，论裴延龄奸佞，陆贽等无罪，“慷慨引谊”，措辞尖锐。唐德宗欲以裴延龄为相，阳城放言：“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诏)坏之。”竟因之降贬，又外任道州。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不以簿书为意”，民皆赖之，而赋税不登，上级斥责，遂“自囚于狱”。《旧唐书》列阳城于《隐逸传》即在于阳城虽历官内外，却不以官职升迁、法律簿书为意，仍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山人本色，即本传“赞”所谓“高士忘怀，不隐不显”。《新唐书》将其列于《卓行传》则着眼于他任官行事全凭良心，纯真“鲠峭”，直道而行，无视官场的游戏规则。这仍然有山人的一面。
(四)以服食、医药等致长生之术活跃于宫廷的柳泌型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丁亥条：“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4](卷15)据同书《李道古传》，“便佞巧宦”的李道古在出任鄂岳观察使期间，“以贪暴闻，惧终得罪”，乃因“宪宗季年颇信方士，锐于服食，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方谀媚固宠”，遂与皇甫镈合谋，“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4](P3642)。柳泌入禁中，“自云能致灵药”，又说“天台山多灵草，群仙所会”，“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遂“徒步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谓“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唐宪宗说：“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柳泌到天台，“驱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一年后一无所得，“惧诈发获罪”，举家逃入山谷。后被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在皇甫镈与李道古的担保下，复“待诏翰林院”炼仙丹灵药。唐宪宗后服柳泌所制丹药后，“日益烦躁，喜怒不常”，遂遭宦官弑杀[4](P3742—3743)。唐穆宗即位后第六日，诏暴“山人柳泌”之罪，“付京兆府决杖处死”[4](1476)，自余方士，包括“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金”[4](P3743)的凤翔虢县人田佐元等，“皆流岭表”[6](P7778)。
以柳泌为代表的方士型山人，唐宪宗前后皆不绝于朝廷。唐敬宗时的山人杜景先，唐宣宗时的罗浮山人轩辕集，均为这类方士中的鼎鼎有名者。前者不仅自称有道术，而且还请求到江南求访异人，竟访得自称寿数百岁的隐士周息元，并被召入京[4](P520、642)。方士型山人本与以长生为宗旨的道士有着共同的渊源，而炼仙丹、种灵草原本就是道士的专业，因而有的山人实为道士。柳泌的丹炉就设在长乐坊的“兴唐观”[6](卷240)。地方官府中也常见这类山人。如唐元和中，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箓，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4](P4097—4098)。
总之，方士型山人堪称职业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山人。他们之中或有医术，如柳泌就“少习医术”；或有幻术，如《太平广记》中的“张山人”就是一位“技术之士”[12](卷72)。当时，所谓技术就是方术、道术。据称，唐曹王贬衡州时，出猎围得群鹿十余头，“计必擒获”，却无故失之，张山人发现是“术者所隐”，遂施法术找到术者，得知“诸鹿所在”；或有星历巫卜之术，如《太平广记》所载双目已盲而“以手扪之，必知贵贱”的相骨山人[12](卷76)；“妙于三戒、尤精云气”的凤州东谷山人强绅[12](卷80)；“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的范山人[12](卷213)；“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的祖山人[12](卷27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唐肃宗时，山人韩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其所上《大衍历》为朝廷所颁行，韩颖亦被任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13](P880)，号称太白山人的孙思邈则是著名的医药学家[13](P1803)。
“山人”本色——处山林之远
唐朝时，“山人”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史籍，亦偶见于石刻，这种情况不见于前此时代，后世特别是明清时代山人辈出且极具社会影响，唐实开其先河[14]。山人群落的组成复杂、面貌多样，但首先是与朝廷之士相对的山林之士，也就是隐士。前引韩愈诗《赠卢仝》谓卢仝是真隐士。卢仝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后隐东都。“甘露之变”中，“仝偶与诸客会食(王)涯书馆中，因留宿”，被宦官当作王涯党羽一同逮捕。“吏卒掩捕”之际，卢仝自辩云：“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人指责说：“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卢仝遂被杀害[15](P267—269)。可知山人原应隐于山林，不宜总在山外，更不应游于权贵之门。山人既相对于朝廷之士，故未仕学子即处士亦可称山人。从白居易《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诗中“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11](P1159)句，《赠韦处士》诗中“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好”[11](P1112)句，知山人、处士可以互代。故《文苑英华》“隐逸类”有“处士”、“山人”、“隐士”等小类，其中“山人”小类收诗五十四首，皆为唐人作品[5](P1159—1173)。山人既以山林为家，而天下名山僧道占尽，故山人常依托佛寺道观。刘长卿有《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之诗，崔曙有《宿大通和尚塔敬赠如上人兼呈常、孙二山人》之诗，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与山人酬唱的篇什极多。山人特别是其中的方士型山人与道士无多差别，就致长生、成神仙而言本属同行，故往往同隐一山，同居一观，共同修炼仙丹灵药。总之，山人身份具有明显的在野乃至方外性质。据《南史》载，齐太祖即位之初，欲见隐士明僧绍。当别人问及他将如何与天子相对时，明僧绍答以“当依戴公故事”，即“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16](卷50，《明僧绍传》。戴公即晋宋间著名隐士戴颙。据《宋书》本传，刘宋初年，衡阳王义季“亟从之(颙)游”，而“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17](卷93)。“野服”即对“朝服”而言，也就是普通百姓的服装。上引《南史》中，作者、唐人李延寿将《宋书》中的“野服”改为“山人之服”，可见唐代山人之服即为民服。《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六月条，称唐文宗召见李训，却恰遇李训服母丧，按规定不能入禁中，于是“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6](卷245)，亦是唐代山人服即民服之证。前面提到李泌虽居高位，柄重权，却仍“称山人”，着山人服，即不穿官服。李泌后因遭权臣忌嫉而主动退隐衡山重过山人生活时，“诏赐隐士服”。这些都表明了山人的布衣身份亦即非官方性质。
惟其如此，作为职业山人，出入权门心系魏阙是不符合其身份的，正像隐士的政治功能即在于远离政治以激清高、戒躁进一样，真正的山人是以淡泊名利或以一技之长获取社会地位的，即使“如苍生何”而不得已身在朝堂，也必须心在山林，以苍生为念。如李泌虽身在山林之远却心忧天下，位居权力中心却又能急流勇退；又如，阳城当官而不求升官发财，特别是率心直道为官、为免民赋而违法自囚，等等，俱见山人本色。热爱自己的医药之学不以之作为入仕敲门砖的太白山人孙思邈与虽入仕却仍从事所长天文律历工作(时称“伎术官”)[13](P1399)的山人韩颖，同样不脱山人本色。山人作为文士群落，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终南捷径型、隐居读书备举型，本来就是以入仕为最终目标的，其自称山人，是出于养望求名的策略；其被称为山人，则是仅就他们目前的“处士”状态而言，并含有对其清高脱俗的赞扬和期许。李渤和仲兄李涉曾“偕隐庐山”、嵩山，待价而沽。李渤后来仕途通坦，李涉却仍蹭蹬于山野，“拓落生计”，“妻又入道”，终于“罕交人事”，专心于诗文，自古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命运无意中成就了李涉的才名，号称“一时钦动”。他“尝过九江皖口”，遇劫盗，盗问何人，答以李山人。“豪首”亦即盗魁说：“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15](卷5)这个故事颇带虚构色彩，然以今准古，其中所反映的当时山人诗歌明星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应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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