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公报》和平裁兵言论的民本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主义论文,大公报论文,倾向论文,言论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6-0063-08
《大公报》是一份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因其自身的历史复杂性，建国以来，对它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大公报》的研究已逐渐受到重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人物传记、回忆录、大事记等（注：大公报人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传》、孔昭恺的《大公报坐科记》、周雨的《王芸生》、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方蒙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及《大公报人忆旧》等。），既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对《大公报》给以历史评价。周雨的《大公报史》与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更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为深入研究《大公报》提供了借鉴。
1926年9月1日续刊的《大公报》，适逢北伐成功，和平裁兵思潮再次高涨，受其影响，其对于和平裁兵的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言论之中，有关和平裁兵的宣传无论从发表数量、言论质量、版式设计都远胜当时的第一大报《申报》，办得很有特色。而在上述两部学术专著中，对此基本没有涉及，仅仅将这一时期大公报言讼的特点归结为对新旧统治者的迎来送往和对新军阀混战的应付敷衍，忽略了大公报言论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评述。
北洋军阀的分崩离析与割据混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军阀政治通过战争来扩充地盘、扩张实力，是正在不断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他们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角度出发，排斥和抵制任何社会动荡；其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他们对政治进步的要求也愈益强烈，而军阀纷争恰恰成为这一政治理想实现的障碍。在这一背景下，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和平裁兵的设想，由于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众厌战的心理，进而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的一股主潮。受其影响，1926年9月1日在北洋军阀老巢天津续刊的《大公报》，对于和平裁兵的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在它这一时期的言论之中，并带有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
一 和平愿望：文主武从
《大公报》的和平愿望首先表现为主张得民心、顺民意。续刊次日，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三镇已门户洞开的局面，《大公报》仍然站在民众希望和平的立场上，发表了题为《劝南北猛省》的论评：“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必欲拼尽全国而后已耶？”“长此以往，同归于尽而已。哀我善良无辜之四万万人民，被陷于此国际的怒涛之中，漂没浮沉，终于一亡。至南北清算之日，中国早成一片荒土矣。南北诸人宁不能于此时悬崖勒马自救以救国乎？”其反战之心、爱民之意溢于言表。同时，他们也看到民众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愿望不断高涨、国民革命军代表着正义的军事行动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因而对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期月之间，实现会师武汉之理想”也表示了嘉许，认为“此固十五年来一大快事，亦是证明新旧势力搏击，旧势力渐入天然淘汰之境”[1]。这正反映了以主笔张季鸾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朴素的民本主义倾向，他们既认识到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条件，更看重民意中盼休战、求和平的强烈愿望，认为“全国苦兵久矣，亿兆苍生，实引领以待和平之至”[2]，而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采取了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在1929年3月22日《沪商界之和平声》的社评中，《大公报》回忆起北伐时的情景，一方面强调了民心的向背是北伐得以成功的第一理由：“凡有政治意思之中国人，皆欲倒北洋军阀，欲中国统一。所有各级人民之倾向，皆于国民党利，于北阀不利。而中山先山四十余年奋斗之历史，其光芒足以兴奋人民，使之发生新的希望。所以富者输财，贫者输力，百般凑合，仅得成功。”同时仍然从尊重民众和平意愿、维护民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始终没有减弱其呼唤和平的声音：“国民党能以武力完成北伐，此为现代中国武力收功之最大限度，只可一，不可再。”
其次，《大公报》主张行德治、施仁政，而德治仁政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做到“仁者爱人”，尊重人的权利，珍惜人的生命。军阀政治的突出特点是粗鄙、暴虐、不守规章、不尊法度，以至生灵涂炭、人权践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本人就曾因揭露袁世凯的卖国阴谋和鞭挞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先后两次被捕，对于军阀政治可以说是深有体认且深恶痛绝。而尤其令他触动的是百日之间两位新闻工作者的先后罹难：作为挚友的邵飘萍由于站在民众立场，不断披露与抨击日本的侵华阴谋，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大加指责，遭到张作霖的忌恨，遭杀身亡；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也因撰文讽刺奉系军阀而被杀害。这一方面证实了军阀政治的血腥残暴，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奉系军阀已赤裸裸地走上了专制独裁的穷途末路，至“奉张之以数将领拥戴，而组织军政府，自称代表中华民国统治权，即就北方论，亦为空前之变局矣”[3]。《大公报》社评指出：“民为邦本，故为政必须尊重人民之基本权利，虐民者必败，虐愈甚者，败愈速。”[4]
《大公报》认为，“中国旧政治，本以文主武从为常轨，如此者治，反之则乱”，“民国以来之政治大势，自一种概括的意义释之，或可目为文武主从之争”，而“从事政治之文人，前仆后继，淘汰殆尽者，其原因在甘于为武人之从”。民国十多年来的混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背弃了文主武从的范式。原本由孙中山领导的“文人革命”，“以言论思想之力，号召天下”，使共和得以建立，政治渐入正轨。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集团凭藉北洋的武力，践踏国会与约法，以“枪炮支配智识理想”，其统治下的北方实际上成了武主文从的军阀政治。而孙中山依靠南方实力派对抗北洋军阀，实质上也是一种武主文从的表现，最终难以使政治步入常轨。《大公报》认为，孙中山“决计自创党军，使军队受命于党”，“训练军官，并教政治，使军人不独为武人，一方复以党代表监军，又设政治部以辅助军事教育”，目的就在于“贯彻文主武从之政治”[3]。而只有去武力、兴文治，民众才能得以安居乐业，享有和平。文主武从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大公报》的民本主义倾向。
军民分治曾被认为是文主武从的一种尝试。由于军阀政治在行政用人方面所暴露出的外行、浅陋、幼稚、杂乱的弱点，使得其政治效率极其低下，而民众受战祸的影响，长期不得安宁，极其渴望政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大公的》将军民分治看做是弥补低能政治缺憾的一种做法，并加以推崇：“军民分治，虽不必便有可为，而支节图功，要不失为救急之策。”[5]但从孰主孰从的角度上讲，军民分治根本无法实现其文主武从的主张，充其量只能做到形式上的文武平等，而实际上要么是民治依附于军治，其结果仍然是“武主文从”；要么是民治背后有其他实力派为依靠，只求得一时的事权划分，其结果仍不免相互间的纷争，重新回到军阀政治的老路。军民分治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世，对于这一点，《大公报》也是有所认识的，正如其在社评中指出的那样：“举凡破坏国家，图谋私利，把持权位，专横自恣者，胥为军阀。此种特殊势力一日存在，则革命亦一日不算完成，内战一日不能终息。”[6]因此，要实现文主武从的主张，首先必须彻底打倒军阀。
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形式上统一的完成，作为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和平裁兵思潮也在一片吁和声中再次高涨。而吁和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战争的一触即发。按理讲，“一党之内，共同主义之下，内战再起，应不可能”[7]。久困于战乱的民众也希望统一之后，专制独裁政治垮台，逞私割据局面消亡，能得以休养生息，实现真正和平。然而国民党内的派系纠纷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以谁为主体实现国民党统一的问题上，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争权夺利，使得冲突在所难免。冲突的结果直接造成被认为是国民党改组后第一种新精神，即武力服从政治的“以党治军”方针的形同虚设，军权重新又为极少数军事首领所把持，军阀政治死灰复燃。因此《大公报》认为，北伐时期的和平运动“一面为吁和，一面为助党。有许多赞助革命之分子，隐于和平运动面具之下，以阻孙传芳之用兵”“昔之吁和，为恐革军失败之手段；今之吁和，则为对政局悲观之呼声”[8]。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主武从之政治，必须反对军治、实行党治，“党治政府，原则上本为文治政府是也”[9]。“党治之国，以党统政，以党御军，系统厘然，不容淆混”，“苟有一党焉，能实行清明廉洁有能有为之政治，则虽暂时以专制为过渡，夫复何害？”[10]《大公报》的主张与儒家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做主的民本思想又一次碰撞。
对于如何做到以党治国，《大公报》认为，首先要重振党权。北洋军阀推翻后的民国，仍然没有驶离武力支配政治的旧轨道，只不过从名义上将大元帅改称为国府主席、将督军易名为省主席而已，“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仍然是军阀的军队”[11](p5)。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精神，在新的军阀政治面前，只能徒为形式，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必须集中党的力量……统一本党人才，罢左右之争，以重振党权”，否则“军事纠纷未有能避免者”[12]。并认为“所谓一党专政者，非党定于一，则政无由专。所谓党治者非先治党，则无以治国”[10]。《大公报》未尝没有认识到以党治国只是应付当时局面的一种手段，要想内战早日结束，民众得见和平，只能先以有力的政党为号召，逐步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大公报》心目中，这一政党非国民党莫属，因为国民党在当时被认为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一阶级的主要构成正是新兴的知识阶层与工商阶层，大公报人也侧身其中。
其次，要恢复以党治军的方针。国民党以党治军的方针是孙中山从苏联学习借鉴而来的，并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得到积极推行，由于其重在政治教育，不但增强了士兵的斗志，而且严明了军队的纪律。国民革命军不再像军阀的“私兵”那样扰民虐民，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促成了北伐的成功。所不幸的是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将此治军方针在反共中一并加以抛弃，中国重又回到军阀政治的时代，所谓党治政权完全成为了军阀政治的附属品。“党之组织，形式依然，精神则渐堕落”[9]。《大公报》指出，要根绝军阀滋生的土壤，“必须第一步严格地恢复以党治军之精神，先解决此过渡时代之军事问题。第二步增进民众能力，实现民主政治”[13]。此时，乃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与训政之过渡时期，因此，《大公报》所主张的以党治军实质上是以党治的政府治理军队，与其希望训练出一支国有军队的愿望是一致的。
其三，中央当局要公正无私。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具有多元化和分裂性的特征，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蒋介石，在把持了中央权力的同时，一方面假借编遣会议之名以期达到削弱其他地方军事实力派的目的；一方面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这一系列赤裸裸的争权做法，无疑加剧了各派系的反蒋情绪，民众祈盼的和平统一愿望在新的战乱中又一次破灭。《大公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统帅机关首先没有能做到“既有力而复至公”。孙中山所倡导的以党治军方针，是“使军属于党，非党命不能动兵，而党之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无人能专制，亦无人能违犯”[13]，如今的国民党中央显然背离了孙中山的主张。《大公报》呼吁国民党中央当局，从自身做起到依法行动，大公无私，真正体现和代表国民党的整体意志，实现以党治国。
其四，军事领袖要释兵权，待命于党。对于蒋冯阎李等军事实力派，《大公报》认为“概应解除兵权，奉还大政，待命于党”[6]。《大公报》建议这些军事巨头同时卸去军权，联袂出洋，考察政治，而由党内文人集团主持裁兵，制定新军制，使“各军直隶中央，饷糈概出国库，长官时为更调，军队常予易防，军需独立，兵民分治……地方政治，悉交省府，军队驻防，恪守权限”[14]，真正摆脱武力支配政治的局面，组成文治政府。而“现握军权者，纵有政治资望，党内地位，亦应不作领袖，更不作独裁。军权愈高者，愈应以身作则，领导所部，以服从文治政府之决议”[9]。《大公报》的主张是出于对广大民众爱和平、厌战乱、反破坏、求建设的善良愿望的回应，而军阀集团之所以要扩张军队、扩展地盘、扩大战火，归根结底是为权欲所驱动，因此与军阀谈交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 裁兵期盼：从热望到失望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和平裁兵思潮，不仅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心理趋向，而且一度与官方政治文化相契合，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孙中山就曾在《和平统一宣言》中宣称：“和平之要，首在裁兵。……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15](p50)及至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初步实现统一，裁兵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国民政府相继召开的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都将裁兵作为主要议题，经济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个《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这让厌倦了长期军阀混战的民众感到了裁兵的希望。一时间，长期被目为国家心腹大患的多兵问题，似乎有了在短时期内解决的希望。《大公报》为此于6月25日至29日连续发表5篇社评，继《裁兵运动》后，《大公报》还将社评从原来的一版左下角位置调整到一版正中间，并以更加醒目的标题、字体和版式，先后发表了《全国商民速发起裁兵协会》、《裁兵与国民党》、《裁兵与国民政府》、《裁兵与长官士兵》等社评，充分体现出其对裁兵的热诚期盼。
“为了统一，为了消灭军阀的割据，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愈严重，养兵的问题也愈严重。”[11](p52)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实际上还是处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之中，各军事集团拥兵自重：冯玉祥控制了陕、甘、宁、青、豫、鲁，阎锡山控制了晋、冀、绥、察和平津，李宗仁控制了湘、鄂、粤、桂，东三省和热河则仍然掌握在张学良的手中，而作为中央军事实力代表的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16](p101)。这显然不仅是新兴的南京政权所不愿意看到的，更是蒋介石本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国民政府提倡裁兵使得蒋介石能更为名正言顺地实现其排斥异己、巩固自身实力的目的。各军事实力派心里也很清楚，对自己军队的裁减，实际上意味着自己权力的削弱。只不过由于裁兵的倡议适应民众的需求、得到民众的支持，加之蒋介石提出的节约军事开支以支持经济建设的裁兵理由冠冕堂皇，使得他们无法加以反对，不得不纷纷做出拥护的姿态，提出一些裁兵的意见，如李宗仁倡导兵工政策、冯玉祥建议兵权归于中央等。在举国一片裁兵呼声中，《大公报》乐观地认为：“新国家气象之光昌，前途希望之远大，无有过于今日者。历年困于战祸之四万万民众，闻此福音，欢喜欲狂，能不额首相庆，拭目以待革命武力领袖诸公之践诺履言。”[17]
如果说国民政府主张裁兵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威，蒋介石主张裁兵主要是为了削弱对手实力，那么《大公报》主张裁兵则主要是基于其重民的民本主义立场，而出民水火、解民倒悬是其呼吁裁兵的首要出发点。《大公报》认为，“中国苦兵多久矣。全国国民竭尽膏血以养此不生产之壮丁，有害于民，无裨于国”[18]。兵多不仅消耗民财而且妨害民业。给养、薪饷乃至武器装备，无一不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而这些资金的筹措依靠传统税收已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军阀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对民众横征暴敛造成穷人不堪命、富人不堪负；而战争对于交通的破坏，则使得生产的流通出现阻塞，既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让民众在遭受盘剥的同时雪上加霜。正是由于民众的生存受到威胁，助长了盗匪的横行，“中原数千里之完整区域良善人家，莫不陷于绑票屠村纵火劫掠之中”[19]。而民众中不愿为盗匪者很多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因为当兵被认为起码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以至“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20](p321)。对于军阀而言，战争犹如赌博，士兵就是赌本，士兵愈多，一般预示着战争的规模就愈大，而战争的规模愈大，民众所遭受的祸患也就愈深，到头来将是更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成为战争损失兵源的补充，20年代前后的中国政治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恶性的怪圈。《大公报》指出：“中国以最贫之国，养最多之兵；用最高价之军火，为最奢侈之内战。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军民交困，精尽髓干，至今日而达于极顶矣”[21]“则时局善后，舍大举裁兵，盖无第二途径矣。”[18]
其次，《大公报》认为裁兵也是对士兵的爱护。士兵绝大多数为农民，原本就是民众的一部分，只不过因生活所迫而参加到军队中来，本为解决吃饭问题，但连年的战争、无穷的盘剥加上灾荒不断，已使得民众的财力枯竭，“非惟钱不可得，即粮秣亦不可得……战祸最烈之地，村落逃尽，阒然无人，残垣破瓦，虽鸡犬之声不闻”[21]，以至军阀无所榨取，士兵的生活也已经到了难以保障的地步，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大公报》积极主张裁兵，因为裁兵有利于平息战乱，减少人员的伤亡，在其看来“早使兵士退伍为爱民”[22]。至于士兵复原后的归属，《大公报》理想地认为一旦战争状态终结、社会秩序恢复，农村大量荒芜的土地亟待开垦，复员的士兵正好派上用场。即使农村的恢复不需要如此大量的复员士兵，修桥筑路、濬河开矿一类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也能使他们有用武之地。[23]和平裁兵思潮中提出的“化兵为农”、“化兵为工”、“筑路养兵”、“裁兵造林”等主张统统为《大公报》所吸纳。至于裁兵的标准，《大公报》主张既要“赏罚公平”，又要注重“国防之效能”。对于在北伐战争中出力多的部队的士兵应多留，出力少的应多裁，因为出力多的部队往往损失也最惨重，如果平均裁减，势必使出力少的部队得益，显然是不公平的；出力多的部队大多纪律优良、训练有素，在作战中最为得力，而这样的部队正是建设国防军队所需要的，当然不能轻言裁汰。[24]《大公报》的这一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冯玉祥“以军队之质地程度为去留之标准”[25](p486)的呼应，此前，张季鸾曾亲往河南辉县访问了与他有旧交的冯玉祥，并在1928年6月28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百泉访冯记》的专稿，但不应因此就认为《大公报》是在为某一派势力说话。或许从感情上讲，《大公报》因为张季鸾的关系，对冯玉祥更亲近一些，然而其言论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的认识、分析和判断。
再者，《大公报》主张在裁兵时应注重民众力量的发挥，因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体构成，民众的力量和意愿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从民众自身的角度讲，不仅要有裁兵的愿望，还要有支持裁兵的行动。“裁兵之事，当局者既有决心表示矣，能否使其决心实现，则吾民之责。……国民心理既一致以兵多为苦，苟仍不能裁兵，是国民失败也，是国民努力不够之表征也。”[17]而从政府的角度讲，既要尊重民众的意愿，更应积极发挥民众的作用。对于裁兵，“当局者果能本公忠体国之精神，以积铢累寸之努力，唤起民众后援，积极图之，并非不能办到”[26]。《大公报》还特别提到要发挥民众的力量，必须提高民众认识，改变社会风气。民初十多年的政治主要是军阀政治，而军阀的特色就在于拥兵据地，拥兵惟嫌其少，据地惟嫌其狭，其结果便是为增兵拓地展开混战，因而也养成了民众中崇拜权势和尚武的风气，“故夫声势炫赫之军人，辄受国民非份之畏慕，以头脑简单之武夫，日听功德之颂，不闻诤友之言，其卒至沉迷昏聩堕落失败。因以误国殃民者，本人固应负责，而社会长恶放任，不加纠正与指导，其罪亦不可轻恕”。正因为民众中的不良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军阀心理的蔓延，因此《大公报》认为，“军阀之成，多由环境，防微杜渐，责在吾民”，要真正实现裁兵，必须转变风气，使民众认识到彻底打倒军阀的必要性，这样他们才能在这场裁兵运动中更好地“利用时机，一鼓作气，以国民运动，力促其成”[18]。
给《大公报》的满腔热诚劈头浇上一盆冷水的是编遣会议后不断恶化的局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使得裁兵方案根本无法得以实施，刚刚凸现的一丝和平曙光又被蒙上了阴影。《大公报》认为，直接之战祸也好，备战之兵祸也罢，都是与民众过不去，给民众造成痛苦，尤其是兵祸，“拥兵备战，长期相持，农荒商废，经济摧残，人民有生之苦，无生之乐……质言之，民死主义也”[27]。因此不谋求解决战祸，收束兵祸，裁兵等于空谈。《大公报》不无失望地指出，那些曾被认为是革命领袖的军事实力派们，无论从其认识上还是行动上讲，实际都已与旧军阀没有两样。国民政府倡言裁兵之所以一事无成，不仅作为主事者的蒋介石有处事不公的责任，各军事实力派为争权夺利挑动战争，也难辞其咎。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大公报人充满悲观：“是以就现状言，不惟过去之希望徒劳，且未来之祸患可惧。谁敢云此役之后，便可升平，循环之战，不至再见哉。”[28]果然，被《大公报》言中，继两次蒋桂战争和蒋冯、蒋唐战争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已然拉开序幕。
三 国防主防：废除私兵与军队国家化
随着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各路军阀队伍的倒戈投诚，使得国民革命军的总数一下子达到空前的200万之巨，但这些汇集到国民革命军旗下的军队，实际仍然是军阀的军队。军阀的最大特色是对其军队的私人占有，以此扩张势力、割据地盘。美国学者詹姆斯·E.谢里登认为尽管称“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但这一称呼由于两个秘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20](p320)从中可以看出，“私兵”特征浓厚的军阀部队，是以家族、师生等为纽带维系着所谓的忠诚，但同时由于各级之间类似的“忠诚”的存在，而使得这种“忠诚”大打折扣。这样的军队缺乏主义的信仰与号召，因此不可能因为名号的变更而真正成为如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那样作战英勇、纪律严明的部队，更不可能给民众带来和平的希望。
“易帜并表示忠于新政权的军阀们不仅被接纳入党，而且被举荐到党和政府中做官，其官位大小和他们拥有军队的规模成正比……最直接的后果或许就是它们把军阀政权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方法随身带到了南京。”[29](p15-16)其结果不是军阀的队伍被革命军队所同化，而是他们的糜烂作风腐蚀了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国民革命军，使得这支军队也蜕变为惟蒋介石之命是从、对其拥戴效忠的“私兵”，旧军阀刚刚除去，新军阀重又产生。更多地出于削弱其他军阀集团实力的目的，蒋介石以经济收买、政治诱惑、军事讨伐等军阀惯用的手段对付军阀，从而加剧了相互间的矛盾，民众的和平愿望又一次受到威胁。因此，作为政治文化主潮的和平裁兵思潮在20年代末的重新高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社评中不止一次地呼吁裁兵必须首先废除私兵，“欲彻底整顿军队，裁汰冗兵，首须实行将武力为民众化、国家化，铲除私兵概念”[30]，“以消灭私有军队之倾向为第一义”[31]。废除私兵实际是摧毁军阀生存的基础，军阀不复存在，战火不至重燃，民众便可得以休养生息。爱民始终是《大公报》立论的出发点：“军行之七鬯不惊，治兵之秋毫无犯，征发之体恤民艰，固无一而不叶于‘爱民’之义。”[32]而军阀的部队扰民掠民，无所不作，直接威胁了民众的生存，爱民自然更无从谈起，因此裁兵首须废除私兵是不无道理的。
虽然军阀的部队大都来自于为生活所迫的农民，其原本就是民众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去从事扰民、掠民的勾当，但是其私兵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对于军阀的依附性，随意供人差遣、受人支配，没有丝毫的人格、地位可言，军阀的一切罪恶最终通过他们的行为得以体现。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讲，背负民众的痛恨，既是现实的，也是不够公平的，因为他们自身也在遭受着军阀的奴役。本来他们参加到军队中来，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膨胀的军队，由于军阀间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地盘和军饷的不确定性，更由于广大民众承受力的急剧下降，其军需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大公报》认为，除却少数作长官的外，广大士兵平时可以说是“生活奇苦，过于工农……月饷不足供一身之温饱”。而在战时，他们又成为军阀手中的赌注，充当军阀混战的炮灰，生命得不到保障，“生不得养，死不得恤……而攻城掠地之后，亦不能得预期之奖赏，以尽一日之欢乐”[10]。可见私兵不除，不仅民众无穷之困苦无法得以解除，广大士兵也难以摆脱受人奴役之地位。兵本由民演变而来，爱兵也是爱民的表现。
在主张废除私兵以推动裁兵的同时，《大公报》特别强调了民众对于社稷江山的捍卫作用，其实际也是“民惟邦本”意识的体现。传统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所有者，也有义务充作士兵，直接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成为国家安全的保护者。《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广大民众不仅在社会资源和国家利益上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也应具有对于国家和社会尽责尽力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责任意识。
其实作为国家防卫力量的军队中国自古就有，只不过北洋军阀兴起以来，军队变成了军阀们的私军，在外国人眼中成了“土匪团”、“苦力团”，而不被认为是国家的军队。那么如何废除私兵、使军队国家化呢？《大公报》认为，首先要“由中央派员，分别点验，得其确数，齐其编制。易兵而将，易地而驻，统一教练，勿分畛域”，从根本上改变军阀拥兵据地的痼习，使士兵彻底消除私兵的意识；其次要做到“军需独立，悉隶中央，并顾统筹，无分厚薄。典兵者毋庸有筹饷之烦，从军者不再有绝粮之虑”，真正增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再次要提高“军队教育程度，使人人有国士之抱负，而其学识修养又足以副之”[26]，最终养成士兵的国防思想，这样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
进入20年代，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战争的胜负已不再取决于人力的角逐，而更注重于对先进军事设施的拥有和使用。从国防的角度上讲，国家的军队不仅应是优秀的部队，更应拥有精良的装备，有鉴于此，《大公报》认为建立一支“近代式之国防军队”已刻不容缓，“中国苟不欲造成近代式国家则已，苟其欲之，则非有近代式军队，不足以捍卫国家，巩固国防”。既然建立国家军队的目的在于国防，而国家的军队本身就是民众的武力，国防也是为了民众的利益，那么广大民众理所应当以精神物质的总动员为其后援，做到“全国青年，胥受军事训练；全国工业，胥有动员准备；粮食供给，胥有统计节制；交通机关，胥有联络组织。所谓一发牵之，全身皆动者”[33]。
与此同时，《大公报》还指出：“中国今后建设国防之前提，在对国防问题有明确正当之认识，而打破过去之错误的国防观念。一言蔽之，苟欲建设国防必须大裁军队，使中国维持国内治安之精锐军队，缩至二十师至三十师。”[22]尽管《大公报》的这一裁兵愿望，较国民政府编遣会议的裁兵目标更为激进，但其将国防与裁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不无道理的。从减轻民众负担来讲，裁兵是必须的。因为国家的军队必须核定员额，其军费的开支应由国库承担，如果军队过多过滥，势必财政力所不及，到头来巧立名目，多方转嫁，受苦的还是民众。而从提高国防水平来讲，裁兵又是必然的。因为军事科技的进步，使得衡量军队强弱的标准由过去人数的多寡发展为军备的优劣，同样的军费开支，如果军队的人员减少，用于建设军事工业、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训练的份额就增加，从而提高军队抗敌御侮的能力。
编遣会议的流产，非但使裁兵成为泡影，军队国家化的主张也基本没有得到实现，各地方实力派的长期存在，标志着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集中统一、完全听命中央的国家军队。
【收稿日期】20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