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性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向性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765(2001)02-047-004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们不懈追求的百年梦想，但以什么为“轴心”，朝什么方向发展，是选择城市化模式，还是走城镇化的道路？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国情赋予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城镇化”方向规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开辟一条不同于“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化误区，坚定地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内生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历史趋势：中国现代化运行“轴心”的“城镇化”方向转移
近百年来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人奋力追赶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争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也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是为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案，一种选择。纵观中国现代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运行轴心经历了“从被动式到主动式、从外生型到内生型、从城市化、工业化到城镇化”转变的历史进程，而城镇化则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运行轴心转移的根本方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晚清政府为“保国、保种、保教”被迫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深刻规定了这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和道路。尽管打开国门，采取了诸如“洋务、变法、新政”等一系列强国方案，但终案未能将中国引上现代化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分立对抗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以城市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化运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进入由城市领导乡村时期。国家工业化选择了苏联模式，即城市工业是在政府运用国家机器采取特殊的超经济手段，集中一切可用资源，甚至大规模抽取农业剩余予以补贴，同时又严格限制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工业部门下进行的，以城市为主，以重工业为主，以国有为主。这种工业化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我国工业化的奇迹，使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增强了国力，但其形成的负面效果也是旷日持久的。一是这种城市工业化不仅未能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即在工业化过程中未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反，将广大农村、农民排斥在城市工业化的大门外，并通过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物资供给、婚姻等14种具体制度固化了二元结构，形成泾渭分明、城乡分割的两大板块。二是工业不仅不能反哺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相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使农业越来越落后。三是导致城乡发展、工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衡，直至1978年，在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占的比例仍达70.5%，第二产业为17.4%，第三产业为12.1%。这种从业人员的结构与产业结构形成巨大的反差，即占从业人员70.5%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了24.8%的国民产值。这就是说以城市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并不能真正带动中国长期、整体、持续的发展，一两个部门片面突进所造成的经济关系的紧张和结构失调，特别是统制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质量日趋恶化的结果，则使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为当初的奇迹而长期付出高昂的代价，并最终把在“文革”浩劫中造成遍体鳞伤的中国推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严重历史关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崭新的一幕，并走上了一条以城镇化为轴心的自主式内生型的崭新道路。被称之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来发生的“第三次农村革命”——小城镇的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伟大的历史产物，是中国历史上新的文明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全国49000多个新兴农民城镇，创造出无数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大量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促进非农化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新的农民城镇改变乡镇工业零星分散的缺点，而能聚集在一起，产生城市性规模效益，加速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更主要的是小城镇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实现现代性转型；同时它还将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促进农村文明的整体升级，进而促进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城镇化趋势所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目标、战略、主体、组织方式（体制）的根本转变，即整个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转换。
二、科学理念：内在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城镇化”方向
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的逻辑归缩，也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所赋予的方向性规定。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发展的理念，总结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思维结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进程。发展理念决定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的模式与道路又影响发展进程。发展理念的选择是基于正确判断一定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主题而确立起实践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为发展方向提供内在的规定性；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他国经验，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根据社会矛盾普遍规律在本国的特殊表现形式，确定实施发展理念的行动方案，即形成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
以什么为轴心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提出不同的假设。选择不同的现代化轴心，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理念。选择以城镇化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其在近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理念所决定的。这就是始终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取得成效、取得经验，而后拓展和推进到城市及各行各业，保证和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成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根据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无论观察形势、研究问题，还是制定规划、作出决策，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首位”（注：《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第1页。）可以说，这一理念凝结了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实践的最基本经验和最重要结论，是我们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石。
第一，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完成其根本任务，要求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2亿多人口，有9.64亿多人在农村居民点——小城镇和村庄上生活，其中农民有8.94亿人，占总人口的74.5%。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融合；推进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推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水准，推进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唯一的选择是推进城镇化。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已经证明，依托大中城市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小城镇的发展，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小城镇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那种其它因素所不可取代的“轴心”作用，愈来愈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当前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发展小城镇，推进城镇化。
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各系统要素及城乡区域的整体连动性，客观上要求以小城镇为中枢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要素必须整体连动、协调发展，而且从区域上要坚持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繁荣相统一，这必然要求小城镇发挥其应有的轴心作用。从现代化各系统要素看，小城镇不仅是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作为传播现代文明的“桥头堡”，小城镇又是促进社会文化与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大熔炉”；从区域上看，小城镇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它的发展在有力地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如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协调、城乡产业结构的协调、城乡建设的协调、城乡体制与政策的协调、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等，也有力地带动了城乡两个区域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第三，主动式内生性原则，必然要求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城镇化为轴心推进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冲击—反应模式”论，认为后发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是在外部环境逼迫下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被动式的，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依靠早发式国家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实现现代化，因而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被动式外生型的。诚然，不少后发国家（包括19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启动的。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已从旧中国的被动式转变为主动式，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积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迎接现实国际挑战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现代化的动力来自“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强调“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的迅猛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则标志着中国已开辟了一条完整的主动内生式现代化道路。因为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是一种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建立在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之上的发展。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近20年中国现代化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必然选择以城镇化为轴心，小城镇使我们看到了这条现代化新路的美好前程，并为之开辟了广阔的天空。
第四，低耗高效的发展原则，要求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西方早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它非西方国家（如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停滞和贫困、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大肆进行资源掠夺基础上的，是一种过度消耗资源的现代化模式。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背景，是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少、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且发展极不平衡。社会主义性质也要求我们不能把自身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其他国家资源掠夺和本国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基础上。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地挖掘、发挥自身资源条件基础上，通过极大地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和效益来实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则是一条资源节约型、低耗高效的现代化新路，它可以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可以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低成本。大量的人口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底子薄的现实，必然要求我们以城镇化为轴心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三、现实选择：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
立足中国的实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发挥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轴心作用，运用小城镇这一轴心，通过构建城镇与城镇、城镇与乡村、城镇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的交通网、信息网、经济网及文化教育网络等，由点到面地将中国社会整体带进现代化运行轨道，实现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全面的现代化。
首先，城镇化是融合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城乡分割与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阻滞我国现代化整体推进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种分割与对立不仅将广大农村排斥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而且严重制约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它引起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工农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严重错位，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程度加剧、市场需求不足、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城市病”和“农村病”并重等一系列问题。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改变二元结构状况，促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出路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而小城镇则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轴心。小城镇面向城市、农村两个领域，上联城市，下靠农村，是城乡之间的联系纽带。它具有交通枢纽功能、物资、信息、资金集散功能和文化、服务辐射等多种功能，作为“乡村之首”，它是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和增长点，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城市之尾”，它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并起着将城市先进的产品、技术、信息等向农村地区传递，将农产品向城市输送的双向交流作用，促进城乡生产生活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作为现代文明的载体，它使进入小城镇的农民不自觉地在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提高现代文明素质，养成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协调的生活方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小城镇崛起的实践证明，小城镇的发展，将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流通网络、交通网络、科技文化教育网络、金融信贷、经济信息网络等，把城乡有机地联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体，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在制度、管理体制、市场、产业和社会文明等各方面的接轨，促使城乡一体化向现代化的目标挺进。
其次，城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小城镇在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中显著的作用有：1.推进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小城镇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大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缓解“人地矛盾”，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小城镇联系城乡，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能大大拓展农业产前产后的空间，通过城镇大批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和大型专业化农副产品市场的带动，将有效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同时小城镇通过对农村提供科技、信息等社会化服务、以工补农、支持农村建设等形式对农业进行“反哺”，将极大地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2.促进传统乡镇企业的整体升级和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对乡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解决“户户点火”的农村工业分散无序状态，使工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得以聚集，不仅能解决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业生产能力，促进乡村工业的大发展。3.启动内需的“杠杆”。城镇化滞后，是我国过早出现经济相对过剩、市场持久疲软的根本原因。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却只达到工业化初期的水平，城镇化率与世界相比落后12.1个百分比，若将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可以增加1.5亿城镇人口，那么，当前许多经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城市人口的42%，如果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可以转移50万农村人口，并形成12亿多元的购买力，创造5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可见，小城镇将是拉力极大、时效较长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城镇，启动内需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再次，城镇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的根本出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有5亿多人，一般认为剩余劳动力有2亿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集约化经营及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加。因此，将这些富余劳动力分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是关系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现有大中城市不可能容纳这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同时国家也不可能通过新建城市来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功能，试想如果将这近2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则要新建100万人口的城市200个或能容纳50万人口的城市400个，需要投资数万亿元，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进行就地转移，即让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留在农村就地经商办企业，这虽然可以避免因人口大量机械转移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但这种模式易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小而全”局面，增加发展非农产业的公共成本，既浪费土地、污染环境，又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势必延缓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相比之下，只有大力发展小城镇，吸收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发展城镇经济，才是现实而科学的选择。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比，工业技术层次和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费用和基础设施费用也就比较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大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仅生产方面的投资就需要1.5万元，而小城镇只需0.4万元，而且小城镇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更多地吸纳就业人口。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6万个小城镇，如果每个小城镇多吸纳5000人，则可解决近3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些劳动力进入小城镇专门从事第二、三产业，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实现了由农民向城镇市民身份的彻底转换，加快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同时随着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吸引一部分需要转移的城市产业进入小城镇，部分城镇剩余劳动力（包括一部分层次较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也可相应流向小城镇。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使“城市—城镇—农村”围绕小城镇这一轴心更加协调发展。可见，小城镇在推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实现人口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
最后，城镇化还是传播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根本出路。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面临的关键难题，小城镇的发展则为推进中国农民现代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熔炉”作用。小城镇相对集中和比较健全的学校、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和有线电视等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有利于开展各种教育科技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有利于不断提高进城农民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准；小城镇交通便利、信息畅通，大大加强了城乡间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的交流，现代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也不断向小城镇传播，进城农民经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与洗礼，将变得视野开阔，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实现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现代化。而且，农民进入城镇生活，通过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如成套住房、电话、自来水、洗衣机、冰箱、煤气等，客观上将彻底改变他们传统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推动着他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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