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看邓小平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即“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而物的尺度，是指人类实践必须遵循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所设定的尺度，亦称为“理性尺度”、“自然尺度”、“客观尺度”；人的尺度，则是指人类实践还必须遵循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设定的尺度，也叫做“价值尺度”、“主体尺度”，即人根据自己的目的、愿望和需要去改造世界，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发展。
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实质上是对历史过程内在矛盾性的一种反思，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了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关系，形成了新的社会辩证法思想，他从历史观与社会辩证法的高度建构了社会主义进程的航标，这是邓小平理论成为科学的、成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标志。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辩证法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历史观，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线。
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重校与整合双管齐下
回顾历史，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谨慎的，能较好地处理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关系。他用理性的眼光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因此，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同时，从历史的价值尺度来看，他也承认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既保护劳动者的政策，又给资方以适当的利润。前者是他考虑价值尺度的反映，后者则折射出他对理性尺度的合理把握。因此，“两利”政策便是二重尺度的一种耦合形式。但是，1955年以后，毛泽东对二重尺度的把握出现了转折。在1955年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因而在党内引发了一场重大的争论。在争论当中，毛泽东批评当时党的农村工作部门的“右倾”，并将它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原计划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实际只花了7年时间。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历史视野中，历史发展的尺度已经明显地由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变成了忽视历史发展规律的理性尺度而偏重于人的主观愿望的价值尺度。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主体尺度提得更高，离开理性尺度也就更远，从而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价值尺度对理性尺度的偏离发展到剧烈程度，最终导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这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深刻反思这段历史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把以往偏离、错位了二重尺度的关系重新作了校正，唤回了“文化大革命”中所迷失的理性与历史科学，把理性尺度摆到了历史评价的首要位置。这样就摒弃了把价值尺度凌驾于理性尺度之上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的科学视角。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正是从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重校中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养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整合入手来架构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特别强调，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接着，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端，以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的产生，是既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所设定的理性尺度，又遵循社会主义的共同原则，比如共同富裕是人民当家作主所设定的价值尺度的产物，二者有机整合构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
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重整与操作二位一体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过高地估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未完全弄清楚，一味地追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从而导致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错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重新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论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既讲了生产力，又讲了生产关系，还讲了两者矛盾运动的结果。它在宏观上对错位了的二重尺度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调整，使理性尺度、生产力尺度的“优先地位”明显地凸现出来，主体尺度也置于适当的位置。
具体而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一个方面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上的体现。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思考，从社会主义这种现实的社会形态运动的客观规律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客观本质、客观规律，就是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来巩固自身的存在，从而创造条件逐步向共产主义发展和过渡。因此，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实质上就是邓小平理性思维品格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展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的体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活动，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而劳动群众既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也是这一历史活动的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因此，与历史发展的目的性相联系，邓小平又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活动主体追求自身目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概括，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二个方面，体现了他辩证思维中的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价值尺度。可见，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重整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的重要来源。
同时，邓小平还从二重尺度具体操作的微观角度，在上述也可被称为“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判断工作是非之根本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前两个“有利于”讲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后一个“有利于”讲的是人的发展问题。所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既充分着眼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构建的理性思考，又有人民群众主体利益的价值抉择，实质上是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在具体工作中的操作。而这种具体操作被反映到理论的建构上也就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的实践源泉。
三、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有机耦合
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辩证法贯穿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之中，该理论的形成归因于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有机耦合。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历史评价二重尺度有机结合的结果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邓小平勇于突破这种传统观念，对科学与价值、理性与价值进行结合，逐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他在多次谈话中又反复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论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在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成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次重大尝试与结果。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至今实现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对它的认可体现了对社会规律的理性选择，体现了我们在历史选择中的理性尺度；另一方面，前缀“社会主义”则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追求，体现着历史评价的主体尺度、价值尺度。
（二）分配制度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历史评价二重尺度有机统一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动力论认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历史评价二重尺度有机统一的结果。在人类历史活动中，活动主客体间的最佳组合是活动效率的指示器，主客体的有机组合实质上要求人们对历史进程持一种客观的尺度，因而效率体现了历史评价的理性尺度。公平是对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存在状况、发展状况的描绘，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历史评价中的人的尺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邓小平正是用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辩证法来加以处理。他认为，一方面，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二者不能绝对等同。因此，为了提高效率，鼓励先进，要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打破平均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防止居民收入过分悬殊，以保证社会公平。加之，正如历史评价的理性尺度相对于价值尺度来说具有“优先地位”一样，效率相对于公平而言也具有“优先地位”。所以，邓小平依据二重尺度的辩证法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协调好二重尺度的关系，既以理性尺度优先，又兼顾了价值、道德尺度。很明显，二重尺度的有机统一由实践上升到理论促成了邓小平的“效率—公平”观的诞生。
四、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灵活应用
邓小平纵览国际风云，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对当前世界存在的各种纷杂万端的基本矛盾作了全面分析，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从世界诸多矛盾中抓住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牢牢地掌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大无畏的气魄，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和平外交是时代的召唤，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客观要求，因而蕴涵理性尺度的应用；独立自主着眼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利益得以保证的需要，因而包含着价值尺度的应用。所以，邓小平从外交战略的高度灵活把握了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应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论。
对外开放论在外部条件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无疑也是历史评价二重尺度具体应用理论化的产物。邓小平强调，“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上述讲话无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与此同时，邓小平并没有抛弃价值尺度、道德评价。他认为，在对外开放中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正如他所说，“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
五、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本质要求
邓小平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反映和要求。因此可以说，“三步走”发展战略是理性尺度的本质要求，而价值尺度则要求“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必须顾及到人的需要和利益。恰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是植根于价值尺度的本质要求。
为了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由此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战略思想。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其中，“扎扎实实”是客体尺度的本质要求，“讲求效益”则包含了价值尺度的要求。在发展经济时，我们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讲求其他效益，比如生态环境效益。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设定的价值尺度的本质要求。
在消灭贫穷的具体步骤上，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发展战略。他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究其实质，“先富”是理性与现实的根本要求，因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让一部分人先富，搞平均主义，必然导致共同贫穷。事物在不同地区、局部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要求“先富”。而“共富”则体现了主体人的价值意向，如果贫富极端悬殊，那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因此，先富带动共富的发展战略也是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本质要求。
六、祖国统一论：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巧妙运用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这一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顺应民族共同愿望，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大胆探索的伟大创造。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体现了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充分运用。
人所共知，台湾长期与祖国大陆隔离，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澳门也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如果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来取代，实行“一国一制”，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港、澳、台人民难以接受的。有鉴于此，邓小平以理性尺度来权衡利弊，理性地选择了“一国两制”。当然，在“一国两制”的构想过程中，邓小平还充分运用了价值尺度。首先，他以“一国两制”可丰富对外开放，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来进行价值选择。其次，他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予以充分尊重，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求祖国统一。他说：“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反民族意志的。”主体尺度在此得到使用。就这样，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的祖国统一论便随之告成。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都证明了祖国统一论的正确性。
总之，历史评价二重尺度辩证法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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