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增长、结构贸易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是在严重的二元结构背景下开始的，解决二元结构也就成为了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但这一过程时至今日仍未消除，甚至在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有加重的趋势，并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随改革的深入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①；二是城市和乡村“双失业”并存，并呈现长期化②。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缩小二元结构的目标在就业市场的统一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工业行业就业而言，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成为推进中国工业结构进步的力量，而只是扩大了低成本、低技术传统工业的比重。随着国家经济结构高级化战略的推进和实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成为更显棘手的难题。
根据发展经济理论，结构转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源于要素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进行结构转换的结果[1]。合理的推论是，结构性增长会成为推动要素在各部门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的动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结构转换的增长溢出效应又会通过结构贸易来扩张其动态优势，因为产品贸易会对不可跨国流动的要素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强化结构增长对要素部门间流动的力量。对我国的考察表明，改革以来的结构性增长和结构贸易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力量，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结构、过程与收入分配等绩效并不完全契合这一结构过程。本文通过评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指出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结构性增长与贸易结构过于强调优势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而没有解决要素转换与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而2004—2005年出现的民工短缺正具有对这一问题的纠正性质，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中国结构性增长与结构贸易的调整原则与思路。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的评价思路
1.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评价的思想溯源
回顾已有的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理论界早已触及转移绩效评价的思想，刘易斯在其劳动无限供给模型中所概括的工业扩张与劳动力转移过程强调了两点：一是工业部门由于以生存工资水平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积累起生产扩张的剩余，当这些剩余全部用于再投资后会加速下一轮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二是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收入水平也会随之增加，最终促成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2]。第一点实质上涉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由于可用于再投资的剩余并不完全取决于前期所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例如当资本家的再投资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时，就业就可能不会增加[3] 143，如果放松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转移完成之前不会提升的前提假定，也会影响工业部门的吸收速度[4]；第二点则将结构性增长过程与人口流动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也同时开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
特别是，结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干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三个领域所取得的一些新进展，为进行结构性增长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结构主义国家干预理论重新审视了政府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用不佳不在于政府行为对于市场机制的扭曲，而在于没有提供一个市场机制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结构，或者是因为所具有的制度结构设计不够合理，或者是在其履行过程中绩效不佳[5]；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则批评了新古典理论从充分就业假定所导出的生产资料支配不平等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后果的论断，认为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联总会发生，而且是与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过程相关联的诸多难题产生的根源，但分配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政策手段予以解决[6]；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则指出，来自贸易的动态收益和出口促进战略并非对每个国家都适用，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给定的结构条件，历史证明，工业化并不是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体制下能够达到繁荣的[7]。
2.结构性增长与就业转换的相互促进
结构变换及其带来的增长绩效很早就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库兹涅茨通过对结构变化趋势的两个方面的实证研究，证明结构变化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③。多恩布什也指出，在短期内，结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重要作用[8] 226。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经济的增长又会带动投资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反过来引致对劳动要素的需求，从而促进就业量的增加，从而建立起增长与就业相互促进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过程的顺利推进要求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否则基于要素投入的增长会最终由于要素约束而停止，并会由于特定社会要素禀赋与既定生产函数所要求的要素组合不一致而导致低效率的情况发生。
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下，一国内相同产业的生产效率或生产函数是相同的，即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只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国民收入。从要素投入增长模式来看，一个国家在既定时期的既定产业的国民收入由一定比例的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决定，从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增长最终会停止，也会引起要素使用效率的低下。但是对于不同的产业部门来说，由于它们之间的生产效率不同，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从低生产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效率的部门会带来结构性的增长溢出，从而也成为推动要素部门间转移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表面上具有特定部门技术进步的效应，实际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一是特定部门的技术进步往往局限于劳动节约或资本节约，仍会遇到要素存量的约束，并且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和跳跃性也导致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二是技术进步产生的效果往往在特定部门发生，而结构性增长则体现为整个产业或经济的效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进步需要其他经济因素的配合，而结构变化则是增长的独立的源泉[8] 226，结构变化所带动的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不同部门的转移也同时促进了这些部门就业结构的优化，这一过程具有不可逆的特征，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发展也为低生产效率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
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评价的总体框架
基于结构性增长来评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绩效，其实质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优势劳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问题，如表1所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及评价思路，就表现在5个方面：直接绩效、结构绩效、社会绩效、贸易绩效和区域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结构性增长通过产业间增长和贸易的差异促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应改变，但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通过自身的转移对结构性增长产生作用。为避免陷入循环无穷的陷阱，本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结构性增长不适应部分归于政策因素。
2.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
在上述框架下考察中国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其速度、就业结构、就业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没有完全与伴随这一过程的结构性增长相一致，这或是受结构性增长本身效率的影响，或是受结构性增长以外因素的作用。
表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及评价思路
(1)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载了过多的转移压力。从我国就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就业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就业比重虽然在1995—2004年的10年间增长了5.8个百分点，由24.8％增长到30.6％，但长期稳定在26％—27％的低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60％—70％的就业比重相比，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程永宏的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虽然能够吸收由第二产业转移及新增的劳动力，但与扩大就业并没有必然的关系[9]，特别是我国的多数服务业为国家垄断经营，另外一些重要领域如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等具有的进入门槛根本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10]。从结构性增长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率远远超出GDP增长率，从而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实际上，以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1995年起一直保持超过一亿人的就业规模，2004年达到1.38亿。体制的约束及城市失业问题的存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他们主要在中小企业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平均规模611人的中小企业中，农民工占企业员工的比例已达59.8％④。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更多受我国过度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而不仅是受结构性增长本身的影响。精确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是困难的，一种简单的估算方法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均转移增长率来替代，如阳俊雄估计1997—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年均增长4％，而此前的两个高峰期1982—1988年为23％，1992—1996年为8％[11]。1997年以来每年转移的规模仅为500万人，年增长率仅为4％。以1991—1996年为例，第二产业对GDP的拉动率非常之高，处于峰值(图1)，其走势与GDP增长率趋于一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的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1997年以来的转移速度较低，且呈下滑走势，这既是受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同时从结构性增长来看，也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内部结构变化有关。1991—1996年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但资本—产出比却正处于低谷，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在1991—1994年为负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快速增长是我国过度工业化造成的[12]。
图1 三次产业对GDP拉动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3)农民工为我国的结构性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分配结构中却处于不利地位。199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靠二、三产业拉动，第一产业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但农民人均收入却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一个解释就是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做出了贡献[13]，由于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详细统计资料，我们无法精确测度剩余转移的收入结构，但可以从农民工务工工资水平和转移规模进行大致估算。据有关统计，2004年农民工年均工资为8000元⑤，而农村流动人口达1.4亿⑥，按每人年均务工8个月计，共取得务工收入8960亿。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998.46元，则全部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总额为7558.84亿元，虽然二者并不必然重合，但反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收入。从比重来看，1999年到2004年，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8.5％、31％、32.6％、34％、35％和34％，处于稳定小幅上升情形。但2004年城乡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421.6元和2396.4元，相差3.93倍，这一差异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过度压低，2004年城市工人年平均工资约为15000元，高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近一倍。2004年城镇就业人员为2.65亿，农村流动人口为1.4亿，加上已经在乡镇企业就业的约1.5亿人口，二者大抵持平。可以认为，我国结构性增长中农民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在分配结构中却处于不利的地位。
(4)强调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恶化了贸易条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深化。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中国的资源要素禀赋条件导致了世界产业的重新分布，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中国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产前和产后为制造业服务的高端产业则保留在发达国家。前已述及，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高技术产品则多为贴牌生产，或由在中国生产的外国企业出口，因此难以获取较大的价值。缺乏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中国产品只能通过降低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必不利于收入的提高，从而制约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而国家是否运用就业政策、减免税收、劳动成本补贴等政策来刺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略，也存在两难处境：实施积极政策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助于解决二元结构，但传统制造业的广泛发展和出口又会恶化贸易条件，降低收入，不但短期内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长期也阻碍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3.“民工荒”对中国结构性增长和贸易结构的纠正性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结构性增长之间的不适应性必将由于劳动者个体的成本收益评价而得到纠正，进而作为整体选择反映出来，并影响结构性增长的进程，这就要求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2004—2005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即是这一问题的集合反映，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缺工10％左右，仅珠三角地区缺工规模就达200万人。民工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且局部缺工所造成的矛盾已经对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认为，民工短缺的出现不是随机现象，而与我国结构性增长的经济过程具有系统的内在关联，它反映出了中国结构性增长和贸易结构中三个问题，并具有对其的纠正性质。
(1)民工短缺具有对中国结构性增长中过于强调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的纠正性质。强调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的发挥是我国发展战略中的要点，即通过强化比较优势在本国结构中的优势，并通过出口结构的相应调整来扩大国内结构增长的效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增长是全球最快的，远高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这得益于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要素供给[14]。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80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49.7％，到2004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93.2％，远超过目前约75％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强调优势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结构和贸易结构在发生“民工荒”的东南沿海地区更为典型、也更为突出。过于强调结构性增长中低成本劳动优势的发挥，而没有注意到优势要素的供给结构和质量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相应提高，这就导致结构性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阻碍结构的进一步的优化。
(2)民工短缺具有对结构性增长低效率的纠正性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伴随着结构的不断调整。从一方面看，第二产业以高于GDP一倍的速度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结构调整却存在失衡，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导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与其产值的增长一致起来；从另一方面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进入的基本上都是附加值低的部门和行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环节，工资构成了成本的主要部分，低成本的维持导致工资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些都体现为我国的结构性增长效率低下，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南沿海过度聚集和扩张无度时，这种低效率必然通过就业市场的相应调整反映出来，并以“民工荒”的形式对其进行纠正。
(3)民工短缺具有对外向型企业强调生产投入的纠正性质。1991年以来，中国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这一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制成品的快速增长拉动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从1991年的77.53％上升到2004年的93.16％。由此可见，中国的贸易结构和国内结构性增长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的贸易结构具有强化国内结构的效应。但中国的贸易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加工贸易增长领先，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出口自主品牌很少，低端产品比重大，高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比例过低；二是高技术产品处于低端层次，而且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比重过高。虽然2004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3269.7亿美元，增长43.8％，占出口比重已达27.9％，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主要还是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次上，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15]。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中，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据了相当规模，他们看中的只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将中国作为其加工地，而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及服务环节都放在国外。如前所述，东南沿海缺工最多的企业正是面向出口的以代工为主的中小企业，过于强调生产领域的投入强化了低工资成本的出口产品结构，同时也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二者的矛盾即在“民工荒”中得到了体现。
四、未来结构调整的原则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基本的结论是，以结构性增长和结构贸易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该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结构调整要遵循的思路，但结构性增长不会自动产生，特别是对于我国当前的转轨阶段和所面临的贸易环境而言，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来实施结构性增长和结构贸易是难以奏效的，应有的思路是：既着眼于优势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最优使用，又考虑到培育竞争优势以扩张比较优势的绩效，通过合理的政策安排来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贸易的优化，并将这一过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性结合起来；既总结已有成绩，又注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结构、政策、体制不适应的纠正。以下政策调整的原则和转移思路是应该强调的。
1.加快体制转轨进程，虽然不能放弃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在体制转轨中的意义和地位，但应该建立起有别于成熟市场体制国家对体制转轨绩效评价的标准和思路，避免过于强调工业化而形成过度工业化的局面。通过系统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体制转轨与结构性增长时序契合不适应的纠正，有侧重的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快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的体制改革进程，避免由于行政垄断或过度干预形成劳动就业市场的人为分割，从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囿于经济新增部分；二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避免由于劳动者身份的差异而出现的制度差别；三是建立城乡统一、区域融合的就业市场和就业政策，建立和完善用工制度和就业信息提供制度。对于前期体制对结构性增长不适应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分摊问题，也需要在这一时期进行核算和处理，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统筹，以财政手段予以支付，并有远见的制定费用在国家、行业、地区及劳动者个体之间的分摊规则，以在体制转轨与结构性增长适应之前进行防范。
2.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结构性增长推动劳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序性和递推性。由于我国第一产业中大量的隐性失业存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能提高第一产业的就业，而扩大就业的唯一途径是发展二、三产业[16]。结构性增长所强调的是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渐次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渐次转移。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验表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而大力发展工业则提供了转移的空间[17]。由于国情不同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在实施这一过程中应该强调三次产业的同步发展，但仍然需要强调时序性特征，在发展第二产业时要注意部门扩张与绩效提升的同步性，简单的部门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就业效应，但长期来看容易形成同构，阻碍结构优化。通过鼓励创新，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构造结构势能，既为劳动力的递推性转移提供动力，也为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奠定基础。
3.调整贸易结构，将其与国内的结构性增长对应起来，并通过结构贸易强化结构性增长的溢出效应，将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中的动态优势。美国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却通过建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贸易结构来确立其优势地位，并获取最大的价值，它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服务贸易弱化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有效地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大的结构溢出效应。对于中国而言，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重构难以模仿美国的模式，但其中仍有一些启示值得汲取，通过自主创新和促进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并通过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结构势能来实现价值联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空间，从而强化结构溢出是有益的思路。这一进程的推行虽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配合积极的产业政策、宏观政策、贸易政策和灵活的就业政策，应该具有操作的空间。
4.重新审视引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技术以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进步、结构转换、市场结构、经济增长、就业、贸易等，这些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虽然从理论上看，FDI会带动就业的增加⑦，但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却呈减弱态势，在1986—1990年、1991—1996年、1997—1999年、2000—2002年4个阶段，外商带来的就业机会只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0.43％、9.62％、6％和4％⑧。大量文献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及贸易的相关关系，然而通过这些渠道间接影响就业的效应也极其弱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真正的融入中国经济，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的内生力量。结合中国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产业针对性和技术针对性的外资政策，限制外资追求市场及效益的短期行为，并通过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关联来促进外资真正融入中国经济运行是必须考虑的。
注释：
①一个例证是城乡收入差距，按郭兴方的估计，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8∶1，但到2001年扩大到4.92∶1，见郭兴方：《城乡收入差距的新估计——一种动态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邱晓华则认为这一差距为6∶1，见2002年10月21日14∶53，中新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
②城镇登记失业率1996年到2004年分别为：3.0％、3.1％、3.1％、3.1％、3.1％、3.1％、3.6％、4.0％、4.3％、4.6％，2000年以来呈上升趋势。发改委估计今后两年仍将有800万需要安置的下岗职工，2006年城镇新增劳动力900人；而农村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估计为1亿人，同时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500万人，但当前每年转移的规模低于500万人，为460万。
③这两大方面是：总产值中各部门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劳动力各部门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60％左右》，北京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ac.cn/manager/22941001/2004414111955.htm。
⑤《两会特别关注：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再等了》(《工人日报》2006年3月6日)。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珠三角地区外来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大致为600元，大致相同。
⑥《中国人口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17363.htm。
⑦FDI对国内企业就业的挤入挤出效应会导致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由于就业是投资的函数，FDI流入会带来就业的扩张效应。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引进FDI面临新形势：“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研讨会.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62214979.html,2004—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