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与记忆：近世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器物论文,江南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9月6日至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会、台湾中 央大学文学院、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协办的“器物与记 忆：近世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苏州、杭州3地召开。来自香港、台湾、上海 、苏州、杭州5地共29位学者进行了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器物与记 忆：近世江南文化”，意图通过让器物说话，在回忆历史的过程中弥补历史、还原历史 。在开幕式中，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熊秉真教授代表 主办、协办单位欢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欢聚一堂，使本次会议的召开 如同一个中国人文的“杂耍团”，将各自不同的把戏呈现出来，并寄望通过3天的畅谈 、游走以及怀想来开展思路、开拓议题。
随后，与会学者就“思想、经验与记忆”、“江南的器物与文化”、“感官、生活与 文化记忆”、“书写、家族与地方记忆”、“变迁、环境与文明刻划”5个议题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
一、思想、经验与记忆 熊月之、钱杭、周武、陶水木4位教授分别就明清江南重赋与 地方士绅的减赋努力、烈士形象的构造、太平天国《忠义录》的编撰、旅沪浙商与上海 的慈善事业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熊月之《明清江南重赋与地方士绅的减赋努力——以冯桂芬为中心》一文以冯桂芬为 例探讨了明清江南士绅在减赋方面进行的艰苦努力。论文指出，关心国计民生的冯桂芬 ，对于江南重赋有切肤之痛，同治初年，他获得李鸿章等人支持，奏准朝廷，苏松太漕 粮得以减征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赋十分之一。总体上，冯桂芬不为私利，惟苍生、 国家考虑难能可贵，冯桂芬的减赋思想，源于他对社会问题的深深关切，他揭露不合理 的赋税制度，鞭挞贪官恶吏，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而改变某一项不合理的政策需要 当地士绅们的共同努力，并非一人之力可解决。
钱杭《烈士形象的构造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着重探讨了民 间社会中流传的历史记忆问题，认为有许多是不可靠的，大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论文 以明清萧山湘湖的何御史父子事件为案例，指出湘湖水利维护者为建立共同体主流意识 形态的基础，利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段，把何氏父子塑造成道德楷模、历史传统继承人和 湘湖公意牺牲者，从而构筑起特殊的“烈士”形象。因此重新解读各类文献，追寻历史 记忆的形成过程，观察这类记忆的目标和功能，有助于准确估定民间意识形态的历史地 位。
周武在《<忠义录>的撰刻与咸同年间的价值重建》中指出，咸同年间大规模修订《忠 义录》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这场撰刻运动集中地发生在大乱戡定之时，显然带有重 建核心价值的意图，并成为咸同年间价值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撰刻“忠义录” 的根本目的在于“支气运、植纲常”，藉此挽救清朝日渐颓废的气运，但忠义之气显然 已无法解决清朝面临的严峻时势，清朝最终还是进入了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
陶水木《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旅沪的浙江商人所 参与的慈善事业的考察，包括其面向浙江旅沪同乡及浙江母地的慈善活动、面向上海社 会的慈善活动、面向全国及海外的慈善活动等，认为他们以“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 境界积极参与这时上海的各类慈善活动，是沪上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同时是上海成为 全国慈善枢纽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上海慈善界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影响。
台湾中研院张哲嘉先生在评论中指出，4篇论文都与记忆有关，大致可分为与感恩戴德 有关的记忆、与忆事教育有关的记忆两类，熊月之教授一文中冯桂芬以一介乡绅而做成 历代官员无法做到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那么记忆到底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深植人心 ?陶水木教授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北洋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记忆的附带效果是什 么?周武教授有关《忠义录》的文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忠义录》的编撰不止 为民，更在于其中激励志气节义的用意，为何《忠义录》的意义在清代这样一个异族统 治下的朝代较其他朝代强烈?记忆的动机是什么?钱杭教授有关何御史一文见解非常精辟 ，提出民间传说的虚构性，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如何影响记忆。
其后，郑培凯、王家范、熊月之、康来新诸教授就记忆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 提出记忆究竟从何而来?就记忆而言，如何考虑记忆材料的可靠性?
二、江南的器物与文化 王家范、王振忠、马学强、承载诸教授对《布经要览》的释 读、清代江南徽州典当的经营文化、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等问题 阐发了各自的观点。
王家范在《清抄本<布经要览>释读》中对《布经要览》一书进行了阐释，认为此抄本 为徽商土布行业富有经历的“看布先生”对收布、配布、复布、磨布等技术要诀和商业 交易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补证方志与笔记类相关记述，同时对此书作 者以及写成此书的年代、书中的专有名词进行详备的考辨。
王振忠《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 》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典当秘籍《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 和《银洋珠宝谱》4种善本古籍，结合其他典当业文献作出综合性探讨，从内容结构上 论证此4书同属一个文书群，利用《典业须知》及相关文书研究徽州典当业的经营文化 和典当业者的社会生活，对《典业须知》等书所反映的典商心理，作出初步的文化分析 ，在研究的角度上，除关注经营规范、商业道德之外，更注重对典商社会生活史的揭示 。
马学强《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以苏州织造局特供服饰及上 海顾绣为例》一文中选取了苏州织造特供的服饰与上海顾绣两个例子，指出围绕着市场 与消费群体的变化，江南手工业品制作的状况、命运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手工品功用 不同，其消费群体亦有差异。受不同的消费群体及市场的影响与制约，不同手工艺品的 遭遇命运各不相同：一些手工品为迎合市场，一味扩大规模，导致粗制滥造，致使其内 在价值逐渐丧失，最终贬值；另一现象，则存在过分强调工艺的现象，制作追求精巧雅 致，不计成本，以满足特殊的群体，而一旦这个群体因环境变化，特有条件丧失，其产 品也同样面临危机，有的最终淘汰。
承载《闲来坐谈江南椅——明清时期江南民间家具研究》对江南地区(即苏南、浙北的 太湖流域一带以及苏北淮扬和浙江的宁绍地区)各种不同功能的座椅的细微差别作一探 讨，指出不同的座椅所包含的文化蕴涵各不相同，传达了制作者、使用者不同的审美观 ，映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意念，表示人类物质生活史研究的终极并非仅仅为了复原 旧态，更不是取实用主义态度为当下提供借鉴，在逐渐接近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对人类自 身有了清醒的认识。
台湾中研院邱澎生教授根据上述论文进行评论，他认为这几篇文章所具有的共通的特 色在于均以严密的史料进行讨论以扩展经济史的视野，同时兼以比较、曲径的方法。马 学强对照织造局和顾绣，将两个问题搭在一起进行研究具有相当的特点。从王振忠的论 文中可以看到，生产过程所具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属于经济组织层面的问题，契约意识 和人情网络是配合在一起的，对消费习惯的研究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上海师范大学唐 力行教授在点评中提到，器物与记忆这一主题给予我们思考问题的新角度一定的启发， 同时指出由于徽州留下较多的物质、文化遗产，有大量的文书，因此徽州研究非常重要 和必要，王振忠对徽州典当的研究有一定的突破。
三、书写、家族与地方记忆 唐力行、李学昌、徐茂明、康来新、洪惟助等教授分别 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就各自论文进行阐释。
唐力行《“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祭祀与徽州宗族记忆的重建》提到，徽 州的宗族文化规定了社会的次序，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祠堂、族谱、祖坟和族田，历 史上徽州遭受战乱之后，宗族记忆被打断，重建徽州宗族社会，恢复被破坏的宗族文化 的物质载体，首先要重建宗族记忆。因此，器物与记忆的重建，是徽州社会在战后存亡 续绝、恢复社会秩序的首要大事。论文以徽州绩溪宅坦村胡氏为样本，考察胡氏在太平 天国战乱后，如何重建宗族记忆，胡氏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世又怎样延续和强化宗族记 忆从而揭示器物与记忆的互动关系。作者同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一定的记忆 加以强化、丰富。
李学昌、董建波《循环与中断：明中叶以降塘栖士绅家族(世家名族)的流变》一文以 位于浙西平原上的塘栖为例，从一个市镇的微观视角考察士绅家族兴衰的过程，论文指 出，16—17世纪，杭嘉湖平原商品性农业、市镇经济的发展，为塘栖士绅望族的兴起提 供了物质基础；而政治性积累、科举文化的发展，则将当地士绅望族推向繁盛的顶峰。 其间各个家族虽然盛衰起伏，但整个士绅家族群体却延续长达3个多世纪。19世纪中叶 以后，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最终截断了塘栖士绅家族盛衰循环的过程，对塘栖 士绅望族的关注为明清时期市镇中士绅家族流变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个案。
徐茂明《文献、古宅与家族记忆——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以江南大阜潘氏家族的文 献著述、古宅迁徙为线索，同时结合对潘氏后裔的采访调查，由于在江南地区象潘氏那 样留下数以百计的文献资料和星散全城的古宅民居已绝无仅有，沉默的文献和古宅包孕 着丰富的家族记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近世苏州的历史变迁，潘氏家族前后8次 修订族谱均反应了国家主流意识，家谱受到官方影响，试图探讨潘氏家族发展与近世社 会变迁之关联。
康来新《姑苏城或姑娘庙?——故事产业文化中的士人、世情、事鬼神》根据近世江南 的故事产业的发达，与文学史所称小说戏曲的明清盛世是互为因果的一体两面，认为女 性需要自我救赎，在《红楼梦》中，拯救男性的恰恰是弱势的女性在无意中完成的，据 此探讨了女性在家族记忆的位置，女性自觉的问题，女性的命运可否用实证主义去处理 等问题。
洪惟助《台湾“幼曲”[大小牌]与昆曲、明清小曲的关系——以<追韩>、<店会>、<陆 月飞霜>为例》通过对台湾幼曲的介绍研究，指出幼曲内容主要是昆曲及明清以来流传 的小曲，旋律细腻委婉，风格近昆腔，结构大致分为单曲、套曲等，以幼曲《追韩》、 《店会》、《陆月飞霜》为例，同时与昆曲演出本或曲谱相对照，得出结论，认为幼曲 中的小牌与昆曲无关联，大牌与昆曲有密切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教授在评论中指出，以上4篇论文与会议的主题“器物与记 忆”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宗族是一种聚居的状态，世系 和聚居是在进行宗族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唐力行、李学昌两文，有两个问题值得 关注，一是谁在重建记忆，是否是所有的宗族记忆都在重建?二是重建的记忆为了谁?在 江西、浙江的很多地方，族谱的修订与普通族人并无多大关系，通常是这届修谱委员会 给下届委员会看，往往在重建宗族实体的过程中，所做大量工作并非为了重建记忆。
台湾中研院邱澎生教授在点评中谈到书写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历史书写与记忆 中对“物”似乎更为重视，大致可分为书写中的形式、书写中的课题两类。洪惟助教授 有关幼曲的研究非常精要得当，音乐是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打动人心?康来新 教授所提出的救赎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在宗族研究的 问题上，邱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如族谱在修订过程中究竟如何进行加法或是减法的?家 风到底是什么，是否有演变的过程?徽商的资本流动问题，是否过于注重损失问题?王家 范教授在讨论中强调宗族记忆的保存有特殊的意义，对宗族的记忆非常必要，必须引起 大家的重视，郑培凯教授对洪惟助的幼曲研究进行了肯定，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有相当的价值。
四、感官、生活和文化记忆 郑培凯、熊秉真、秦蓁、林文淇、葛涛分别就明代饮茶 文化、蟋蟀文化、琴乐、电影文化、唱片业的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据《金瓶梅词话》中对当时一般人饮茶生活 的情况，特别是华北民众的饮茶方式详细具体的描述，在补足茶书所忽略的部分、罗列 其中的饮茶品种及方式、饮茶场合及用途，进行综合分析的同时，提出一个历史文化的 问题：《金瓶梅词话》中的饮茶方式与行为，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阶层、地域、性别、 时代特色?而这种历史表现又有什么文化意义?
熊秉真认为人文知识一向倚重文献痕迹作为过去人世活动之刻划，当下社会反省之凭 借，此东西皆然。她的《空留余思——由文献拟想近世的蟋蟀天地与玩物世界》分四个 部分：一、藉器怀物；二、以养见斗；三、虚拟南北；四、隐现时空。熊教授以“斗蟋 蟀”为例子，爬梳了大量文献，旁征博引，给我们提供了精彩的想象空间。无论研究方 法还是分析问题，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秦蓁《琴歌寻踪》从古琴本身的构造、所采用的材料、以及因为材料所产生的美学效 果或声学效果对古琴史进行简述，从琴歌的内在理路上分析，琴歌之所以不能流传深广 在于其在传承上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在演唱上所需的专业质素非常高；从外在机缘上分 析，从美学、诗乐同构、移民情怀等方面进行考虑，以对弦歌之声渐行渐远从何时而始 ，以不歌而弦为古琴音乐的常态原因诸问题进行解答。
葛涛《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上海的唱片业》对20世纪初 叶至30年代的上海唱片业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指出自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以来，唱片 经历了30年的发展，在30年代进入了繁荣阶段。随着唱片的大量生产与销售，越来越多 的上海居民通过留声机、电台获得了娱乐，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形成了，唱片在城市 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可见其对城市社会生活产生的意义之深远。
林文淇《从<戏梦人生>与<海上花>看侯孝贤“物的美学”》一文通过对其两部风格各 异的作品《戏梦人生》、《海上花》探讨了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美学特点，认为侯孝 贤的电影美学最独特之处是他能够将“写实”与“寓言”两种美学体式在电影中结合， 使我们在一部影片中看到个人经验同时也看到台湾社会发展或国族历史寓言，以及更宏 观的生命哲理寓言，在简单的故事中传达出极其丰富的电影意义。
台湾中研院的张哲嘉先生在点评中指出，郑培凯教授有关明清时期饮茶文化的研究从 感官上接近西洋医学中的五种感觉，即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很有意思，葛 涛的唱片业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唱片在大众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唱片业的兴起是 否对人们随后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五、变迁、环境与文明刻划 袁成毅、冯贤亮、朱建民、王国平、丁贤勇几位教授分 别阐述各自论题。
袁成毅的《雪上加霜：抗战时期浙江农村经济损失初探》综合战后有关的各项统计材 料，得出浙江的农业损失、桑蚕损失、渔业损失、农村水利设施损失2亿元，各项损失 总计7439亿元，指出农村经济的损失导致了浙江社会经济的全面倒退，如此巨大的损失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经济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极大地制约了浙江农村地区经济的发 展，使战后许多年农村经济不得不处于修复战争损失的低水平状态。
王国平、方旭红《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指出，1927—1 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 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 州的城市规划中被有意无意地突出。苏州市以及随后的吴县有关方面，曾设想把苏州建 成著名的旅游休闲城市，并以此为指导，规划城市发展，进行市政建设，这一城市建设 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冯贤亮的《舟船交通：近世太湖平原的环境与人生》通过明清时期以来士绅地主的回 忆和对日常生活感受的种种记录，以及地方文献、碑碣等资料的勾稽，对近世江南的生 活环境和人们通过舟船交通进行的许多活动进行复原，既分析了舟船的主要分类及其功 能，又展现了江南水乡泽国的独特景观和文化意蕴。同时也指出，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 ，江南地区许多优良的交通运道和交通网点逐渐消逝，新的人工干道的产生和干、枝运 道的互为主次，在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呈现了巨大的变化。
朱建民《传统宗教对当代环境议题的响应——以西方的基督教和台湾的佛教为例》认 为在当代环境的问题上，基督教与佛教一样都属于后知后觉，而且参与较少且较晚，相 较于西方基督教的保守，当代台湾佛教表现出更开放的心胸。根本问题在于，人类如何 对待自然环境取决于人类如何看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影响人类态度的因素，除了事实 认知之外，还包括人的世界观、人性观以及价值观，因此宗教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论文指出西方的基督教和台湾的佛教都能够将其传统教义 与当代环保思想保持和谐的关系，只不过，环境问题依然未能成为其核心关怀，相关的 行动实践也未成为其推动的力量。
丁贤勇提交的论文是《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他指出：近代 交通运输系统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需要时间纪律以维系工作效率的部门，轮船、火车、 汽车等近代新式交通工具进入对人们时间意识产生了多方影响，新式交通使人们开始确 立科学的时间观念，时分秒的细分丰富了年月日的时间切分，标准时间出现并逐步取代 地方性时间，新式交通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时间节奏和人们的时间距离感知，也使人们 开始有了“时间就是金钱”等近代观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在点评中认为以上文章都很有意思，引起大家的 兴趣。抗日战争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不言而喻，袁成毅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运用 了大量的档案和调查报告等翔实的资料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熊秉真教授就记忆问题发表看法，认为记和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一种很困难的处境中 ，很多东西是想记也记不住，想忘却无法忘记，在西方研究记忆的作品中，最主要的是 对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所造成双方面对记忆时候的困境。关于物质研究的理论有很多 是带有巨大的问号在其中的，以上一组论文实际上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和情怀，它 使我们看到物质所造成的破坏面，包括被破坏以及自己所造成的困境，因而现在所讲的 记忆包括一个更宽广的范畴，在于文明和物质所造成的刻划，这些刻划或美好而正面或 存在疑问，有保留的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谈到，本次会议 共有29人参加，提供论文24篇，参加会议的人数和提供论文比例相当高。概括而言，此 次会议具有4个特点：一为“新”，会议议题之新为大陆学者初次接触，在大陆所开的 学术研讨会中较少出现过，尽管如此，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发现这些概念在史学研究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特点为“多”，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有文、史、哲、 艺术等方面的交叉，启发很大，同时对多种方法的运用，在讨论中不仅运用了文字文本 ，同时还有器物文本，令人思考在器物背后的意义，还有素材多，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 野。第三个特点是“活”，会议举办的方式相当灵活，以开会和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来进 行，在开会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进一步了解了近世江南，令大家在文字文本之外看到了实 际的江南。第四个特点是“诚”，坦诚、诚恳，参加会议的彼此之间有很多原来并不认 识，对很多人都是“读其文，但不识其人”。通过3天的学术交流、讨论，大家变成了 友人，一见如故，气氛融洽，态度坦诚，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港台学者彼此之间都相 当坦城，有着高度的信任感，使这次筹备了一年多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同时，熊月之 教授提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将这根接力棒继续传递下去 ，提出更多更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