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
王友富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摘 要： 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重建关系到南宋偏安东南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为实现即时的政治利益而突发的一系列诏狱事件，是为政治文化重建的核心内容。作者以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诏狱事件中所折射出来的非规则性政治行为，及其勾勒出的政治交换逻辑，既为南宋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政治史理论探讨提出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 政治文化；南宋；诏狱
南宋立国之初，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宋高宗一朝，诏狱泛滥，史学家及民间公众，历来对此多有关注，但仍存在着不足。正如董春林博士所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1]所云：“这些诏狱多被时人或后人视为冤案，……研究不约而同陷入伦理道德的俗套之中。”该论著从南宋政治文化层面来研究南宋诏狱，探讨南宋初期诏狱发生的政治路径和政治规则。全书虽然只有25.9万字，却对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语境下系列诏狱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诸多论点可圈可点。
首先，这本论著着眼于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诏狱案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不是单纯从道德层面品评政治人物，视角新颖。涵盖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合理性，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价值理性逐渐衰竭而目的理性不断获得制度化，这种政治社会学的思维或认识，投影到南宋初年的诏狱事件上，却也折射出无限接受的光芒。该论著研究对象是南宋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诏狱，诏狱虽然是由皇帝掌握其判决权和宰相控制审核权的政治性狱案，但毕竟是刑事案件，同样需要因循一定的法律条文，走过完整的法律程序，所以这篇论著首先对南宋初建的法制环境及诏狱实况作了简要的陈述，目的在于让读者对南宋诏狱形成的法制环境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为后文论证诏狱发生的历史诱因有一个前期了解。作者把诏狱案例细分为个案与群案，以便精微地分析案件形成的细节。个案方面，例如张邦昌案，诸多文献记载中并未梳理清楚张邦昌诏狱案件的真实原因。该论著将张邦昌诏狱放在法制语境与政治环境中动态勾勒事件的进展情况，揭示其案件实为宋高宗政权谋取政治利益的需要，表面化的法律依据程序实为政治选择的肤浅依据。另一个陷入诏狱的个案是与张邦昌有瓜葛的宋齐愈。作者认为宋齐愈被判腰斩重刑，同样为了重塑南宋高宗政权的政治语境。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让宋高宗容不得有半点染指皇权的行为，既要巩固皇权又要笼络人心：一方面，谁敢觊觎我的位置，就要下狠手惩治；另一方面，又要体现了“祖宗好生之德”的宽容之心以收买人心，一味惩治，并不是好的政治策略。宋高宗在严惩与笼络之间左右摇摆，政治文化下的权术游戏就是这样的微妙，在腰斩宋齐愈不久，高宗又对宋的家属进行抚慰。法律条框在这个时候似乎成了政治的附庸，政治文化重建这样的政治利益遮蔽掉了政治规则，却勾画出了政治交换的粗浅逻辑路径。作者所论的群体诏狱，并不是个体的叠加，群体代表的是一种政治选择，一种政治博弈。南宋初年金人南侵，显然是南宋朝廷火烧眉毛的事情，表面来看南宋初年这些系列群体性诏狱，应该与宋高宗政权急欲与金人言和相关，和议才是最大的国是，这些狱案罪名遍及“动摇国是”“以摇国是”“交通罪臣”等说辞，也着实使立案不容置疑。但作者并未简单认为这是宋高宗政权苟延残喘换取偏安东南的主观目的，而是对绍兴和议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绍兴初年和议之前宋廷所面临的财政负担主要来自于高额军费支出。“东南之财，尽于养兵，民既困穷，国亦虚弱”。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丁未条。 何忠礼先生认为：“南宋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并不具备战胜金国的绝对优势，绍兴和议签订之前，社会经济衰竭。”[2]P372由此可见，军费开支造成南宋政权面临困境，可谓诏狱案件发生的一个条件。此外，作者并没有受限于两宋重文轻武的传统意识，还指出南宋初年“将不可依”的实际情况。
从表6可以看出，处理1较处理3增产6 180 kg/hm2，增收 30 900元 /hm2，节肥增收37 515元 /hm2；处理2较处理 3增产1 470 kg/hm2，增收7 350元/hm2，节肥增收12 616.8元/hm2，处理1节本增收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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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着眼政治目的，探讨南宋初期诏狱语境下的政治行为，将法制与道德放之与政治利益博弈的视角下，意欲挖掘群体诏狱的时代意义。作者指出，南宋初期发生的众多士大夫诏狱，除了案犯罪名及涉案原因的差异之外，都属冤狱。这次诏狱案件一如中国历史上其他诏狱冤案，案件类型没有什么两样，多是文字狱、朋党交通、口头言说等。从其中的严刑罪名来看，常常歪曲正常的审讯程序，诏狱审讯程序也常常成为掩盖冤案实质的借口，这些诏狱的发生似可归因于法制制度不健全，但从证据及审判技术角度来看，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却也符合法律规范：一方面“告讦”合法化指向严刑罪名与有罪推定思想的融通；另一方面法理建设与众证定罪等法制手段融于审刑之中。由此可见，这些诏狱中独特的法制面相，着实突显出超越法制的政治意图，正如作者所言：“从大量绍兴诏狱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恰恰并非单一的行政或刑律处罚，而是介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法律的公正与否已显得微不足道，而法理精神却隐喻其间。”[1]P105法理的解释或建构多是缘自国是政策，这进一步将诏狱案件转向了执政者的政治选择上。除了诏狱案件逾越法制语境之外，诏狱的伦理关怀也无不折射出执政者的价值选择。作者首先将诏狱案件面临的传统儒家伦理观进行全面剖析，指出“功过混淆”与“忠良泯灭”实为品评诏狱案件的传统伦理标准。但是，宋高宗政权南渡之后急欲重建政治文化时“收人心”及其重生王道观，并不与这些诏狱践踏儒家伦理冲突，因为他们最终的政治目的较为一致。正所谓：“道德评判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下可能显得苍白无力，道德标准往往消解于执政者对政治利益的选择之间。”[1]P59作者着眼于诏狱案件背后政治行为及政治选择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视野。
最后，切合政治过程论，尝试勾勒皇权专政视阈下政治交换的路径，提出全新的理论认识。邓小南先生曾指出：“政治史研究，要注意鼎革、突变，更应该探求渐次过渡、承接递进的脉络；既要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制度之间的差异、行为选择趋向的不同，也应该辨识其内在理路的传承与融通。”[3]P4作者即是将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视为一个过程，而诏狱结束后执政者对政治规则的修正与重构恰恰是这一过程的尾声。在本书第四章里，作者认为“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既是对过往政治行为的修正，也预示着规则性政治行为与非规则性政治行为循环往复的面相。南宋初期发生的“绍兴更化”，“特指绍兴末年宋高宗为整治秦桧专政而制造的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1]P182作者把“绍兴更化”解读为宋高宗的“政治转向”，绍兴末年制度更革与吏治整顿，显然是政治规则重建的重要内容，但这一时期宋高宗政权先前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嘎然而止，新的政治生态直到宋孝宗朝北伐失利之后得以实现。金人在绍兴末年再度南犯与宋孝宗意欲重建政治生态与政治理想的愿望不谋而合，此前诏狱虽然大多已经平反，但曾身陷诏狱的张浚却又涉足新的政治纠葛之中，这种沉浮不定的政治人生最终让步给了孝宗朝“内修以图恢复”的政治路线。
纵观此书，作者不是仅从法制角度剖析诏狱，而是从政治文化视阈来洞察历史事件的深意，用意识形态来探讨政治行为的逻辑路径，视野开阔，立意新颖。此前日本学者寺地遵先生所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书，也是着眼于历史过程，对南宋初期的诸多政治事件及走向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则以诏狱事件为线索深度勾画了南宋初期政治交换的大致图景，可谓是对此前相关研究的补充与拓展。但此书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本书所论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是否符合政治合理性？对诏狱事件所反映的政治交换理论的认识是否过于牵强？总体上肯定该书创新创见的同时，也期待作者或后来研究者对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嘉惠学林。
参考文献：
[1] 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的政治述略[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4]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M].刘静贞，李今芸.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A Review upon“A Study of the Imperial Edict Prison in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View of Re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WANG You-fu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China)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ime in Southeast China.A series of sudden events of imperial edict and prison to realize the immediate political interests w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Taking the imperial edict prison event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find out the irregular political behavior reflected in the imperial edict prison incident and the political exchange logic that it outlines,providing a brand-new research angl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history.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Southern Song Dynasty;imperial edict prison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19）-0028-03
收稿日期： 2018-05-12
作者简介： 王友富，男，四川南部县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
（责任编辑：魏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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