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认知到行动——兼议考核转变进程和成效的10个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成效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进程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已经逐步深入人心，得到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研讨要不要转变和为何转变（当然这方面还有某些传统观念和传统政策有待转变），更在于尽快地落实在行动上，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转变的深化。为了检测和考核转变的进程和成效，确认若干基本标准，也许是必要的。因为过去的转变，提出不自今日始，而迟迟未能到位，论者认为，政绩考核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主导作用。规范政府行为，成为两个转变的切入点。今后考核政绩，似该以两个转变为目标，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体现了经济体制转变的结果。树立这些标准，与考核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小康或初步现代化、基本现代化的实施及其分步骤到达，也可以适当地结合起来。
一、在实现较快速度的同时，要以获得较高的效益为前提
两种增长方式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仅是强调增长速度，还是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看来，实现较快的速度，大家已有足够的经验和办法，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尽早纠正效益下降的趋势，保证效益的逐步提高。全国确定“九五”期间年增长率在8%左右，即不到10年翻一番，这与过去起落较大的实际平均速度比，并不算低，似乎留有余地，不妨理解为是给提高效益腾出回旋余地。各地情况不同，不能相互攀比。但在速度很高、效益较差的地区，更要把着力点放在提高效益上。速度和效益并非熊掌和鱼，只是在当前的体制、结构、管理等条件下，希望从高速低效迅速转变为高速高效，非常困难；退而求其次，不如象《纲要》所说，“争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尤其在后一个“较”字上花大力气。摆正两者位置，应当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较快的速度。
较高的效益，表现在哪里？按照统计部门规定，有一个“综合经济效益指标”，可以打分计算；但是，目前各级领导置若罔闻，有的甚至不懂，无法据以政绩和指导工作。通俗地说，至少要抓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亏损面是否缩小，亏损额是否下降，与此相应，企业创利、留利是否增加；二是财政收入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特别是后一指标，过去习惯地认为，只要财政收入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不过分低于经济增长，就算同步；其实，每年低几个百分点，几年加起来，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就下降了一大截。有的地区速度高，而此一比重低于全国和他省，值得重视和努力解决。不言而喻，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使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上升到合理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工作将有巨大的改观。
二、在保持投资规模适度的同时，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两种增长方式的区别，其次表现在仅靠扩大投资规模，还是靠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效益。且不论过远，从“八五”看，投资增长率一直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有的年份超出一倍有余，于是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NP的比重）也高达35%甚至接近40%。这是经济过热的“导火线”，不仅造成投资需求膨胀并导致信用膨胀、通货膨胀，还挤了消费，诱发其他“瓶颈”制约。有的地区速度很快，而投资增长率更高，有的年份超出两倍以上，粗放型增长的特征非常突出。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当务之急是继续控制投资规模，使其增长率只略高于经济增长率，例如3—5个百分点。这个差额反映了投资生效有一定时滞，有机构成要逐步提高，并且包括了利用外资。今年，全国投资率计划在32%，已经超过“九五”规定的30%；在建规模近5万亿元，都不能再加码、突破了（事实上，个别项目补充和追加在所难免）。
控制投资规模，会不会影响增长速度？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是投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受到经济增长和资金、物资的制约，必须讲究适度为宜；二是在投资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优化投资结构才是决定投资效益和增长速度的要害。投资的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至少要讲三条：一是保证重点工程，按期按质完成，对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起决定性作用；二是多搞技术改造，少搞基本建设，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并挖掘其潜力，正是集约型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以适应投资求得最大效益的不二法门；三是防止重复建设，对能力过剩的行业不再扩大生产，也不仅是避免无效的浪费投资，还能制止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现在，技术改造只占全部投资的30%左右（其中还有假技改，真基建），与发达国家占50—60%比，差距很大，大有可为。重复建设仍然存在，只要认真排队，不难有大量投资可以用于更需要的方面。
三、实施科教兴国（兴省、兴市）战略，要增加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其在财政支出和GNP中的比重，并提高其贡献份额
两种增长方式的区别，还表现在除实物投资外，更要有大量的智力投资；经济增长不仅靠增加生产要素，更靠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根据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把科技与资本、劳动力并列为三大生产要素，前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引导着经济增长的集约化。这在国际上已有实证比较，我们现在容易理解的：一是看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的增长是否高于财政增长和经济增长，所占财政支出和GNP的比重是否逐步提高到适当程度；二是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否逐步提高，并达到适当程度。另有一些标准，为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进程、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等，大多与上有关、从此而来。有关数据表明，现在我们这些指标都偏低，甚至低于某些不发达国家；可见，任务很重，潜力很大，亟待扎扎实实地行动起来。
对此问题，原则上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常问：科教投入要许多钱，钱从何来？最近看到《杂文报》上一首题为《无与有》的诗，作了不错的回答：“发职工工资没钱，给教育拨款没钱，增加农业投资没钱，为希望工程捐款没钱。盖高级宿舍有钱，买豪华轿车有钱，付公款吃喝有钱，出国旅游有钱。”文学语言，不无夸张，但也发人深思，潜力还是有的，调度还是能的。
四、在总量增长的进程中，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粗放型增长的特征之一是总量增长快、结构优化慢，甚至总量越是增长、结构越是劣化。当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除了体制因素、管理因素外，区域结构的趋同化和行业结构的过剩化是其宏观根源和客观根源。出路在于适当控制总量增长，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调整和优化结构上来。这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不能认为宏观调控的对象只是供求总量的相对均衡，而把与总量不可分割的结构协调置之度外。同时，这也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目标，因为经济的集约化以产业结构的集约化为基础，如果各行各业停留于粗放经营，整个经济就是粗放经济，其运行也是粗放的。所以，推进经济的集约型增长，一定要把优化产业结构纳入视野，按照集约标准来调整结构，实行产业升级和结构升级，并为企业解困提供宏观环境。
产业优化是一个大课题，内含非常丰富。围绕集约型增长，下列几个问题回避不了：（1）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培育和发展以科教文和金融、信息等新兴产业为骨干的第三产业，这对提高整个经济素质及其运行效率、促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都有很大关系。（2）第一产业的优化，也就是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提高其产业化、市场化和集约化水平，提高其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这对增产农副产品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增加农民收入进而达到小康水平并继续前进，意义十分重大。（3）第二产业的优化，也就是转变工业的增长方式，其决定性环节是工矿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这对整个经济的工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4）第三产业的优化，也就是转变广义服务业的增长方式，除科教文卫已如前述到，传统的三产如商业、交通运输业也有一个集约化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要从创汇型转变为效益型。（5）培育规模经济，克服与粗放型增长相联的“小而全”、“小而散”、“小而低”等现象，获得规模效应。还有其他一些结构矛盾和结构落后，都要靠调整和优化结构来给以解决。
五、在产品产量增加的进程中，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销率
粗放型增长的又一特征是重量轻质、重产轻销，甚至为了争取产值增长而不惜降低质量、听任积压。大家懂得这些常识性的道理，但是近几年来未见好转，不仅伪劣假冒产品屡打不止（原因之一是地方保护），并且产销率逐年下降，今年一季度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有的地区已经接近90%。换句话说，即使整个经济增长率很高，实际上要打个九折，增长率中至少有10个百分点是中看不中用，严重浪费了人财物力。对此现象，言之痛心。因此，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在质量上用苦功、用真功，并保证其适销对路。
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销率，有调整结构的问题，如对长线产品必须下决心紧缩，包括转并停关和限产压库，更不能再允许新扩建和盲目增产；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消费热点。粤货所以能畅销全国，沪货所以能重振雄风，在于狠抓了战略产品，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满足于现有质量水平，跟不上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尽管在营销上努力，仍不能不被别人甩在后面；或者主动被动地搞大幅降价和高额回扣，则会陷于恶性竞争，不免两败俱伤，并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应当引以为戒。
六、在统筹安排劳动就业的前提下，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两种增长方式的区别，有人认为，集中地表现在粗放型主要靠增加劳动力，集约型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又有人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以补资本短缺的不足。两者各有理由，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行，煞费斟酌。看来，既要安排好就业，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不可偏废。前几年，理论界争论一个问题，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如何取舍，也反映了这个“两难”。严峻的现实是隐性失业开始暴露，显性失业有所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逐步放慢，“民工潮”越来越汹涌澎湃。在结构调整前，想靠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来扩大就业，总是有限的。可行的办法还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中，正视人多的国情，不要简单地把劳动密集型与粗放型划等号，不要过早地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加区别地推行机械化和自动化。这还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向确有发展条件的高新技术产业。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存，各得其所，不失为相当时期内推进经济集约化的中国式道路。
在此前提下，还要不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平行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固然会提高宏观的劳动生产率；在各个企业内部依靠科技进步而提高微观的劳动生产率，同样是好事。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技术含量，使与资本、技术密集相结合，也是集约化的重要途径。只是片面为了扩大就业而采取“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以便做到“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那是粗放型增长，今后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了。
七、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归根结蒂，必须与改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最终是为了实现小康和共同富裕。相反，“为革命而发展生产”、“为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单纯的生产观或速度观，才是粗放型增长的另一特征。实践证明，仅靠粗放型增长，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改善人民生活也是滞后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居民收入增长率只有5%左右（城乡平均），两者差距过大，表明效益与速度脱节，恰恰是粗放型增长的必然结果。有的地区更加突出，生产发展速度不愧属于上游，生活改善速度却无奈属于下游，除了再分配有偏差外，原因也在这里。现在计算，人均GNP已经翻了两番以上，而人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只翻了两番以下，人均收入与人均GNP的比例有所下降，从另一角度表明，忽视效益的粗放型增长到了尽头，难以为继。
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与提高效益是一致的。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比，最大优越性就在这里。常说粗放型增长可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不能仅靠粗放型增长，走向现代化更要转变增长方式，同样出于这个道理。实现小康，难在农村。所以，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更有其紧迫性和复杂性。农村实现小康，更难在中西部地区。所以，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有必要和可能，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必要和可能，即使是不说更有必要。在这一点上，两个转变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衔接起来了，应当成为区域政策不可没有的重要内容。
八、实行集约型增长，要降低能耗、物耗，做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
两种增长方式，还有其他区别标准，对资源的利用程度也非关注不可。我国号称地大物博，但按人口平均计，从耕地、矿产甚至到水资源，大多低于世界平均占有量；另一方面，论消耗定额，却高于发达国家若干倍。今后15年要求产值、产量再翻一番半或两番以上，而能耗、物耗如果下降下来，则是无法承受的。同时要看到，集约型增长要求提高设备的有机构成，参照常例，能源消耗系数将大于1。目前的怪现象是：从产值算能耗，总的在下降，从主要产品产量算能耗，不少在上升。
怎样解决有限资源与不断增长的矛盾，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这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点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任何资源，相对地说，都是稀缺的。经济学要研究和解决的，除了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外，还有稀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另如耕地，我国只占全世界的7%，而要养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在人增地减的长远趋势下，决不是容易事，一定要严格控制，防止滥占滥用，然后才能在集约经营上获得应有成果。这在沿海发达地区，更要加强检测，不能等到突破了“警戒线”再亮“红灯”，为时晚矣。
九、与资源开发利用相联系，要保护生态和环境，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粗放型增长，还表现在对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注意不够、措施不力。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而在我国发展过程中也未能免俗，人类面临的这类矛盾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原因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急功近利，对污染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的态度，直至愈演愈烈，觉察时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走向集约型增长，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仅考虑当前和近期的发展速度和效益，而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以最小的环境损失换取最好质效的经济增长。
保护生态和环境，要下很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先要“还债”，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另一方面，要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经济发展越快，问题越多，解决的难度越大。不能抓大不抓小或抓小不抓大，防止有漏洞就留下隐患；也不能以罚代治，让有些污染严重的单位漏网。有些产业的国际转移，含有污染转移，更不能见利忘义。对此，都要订出计划、定下标准，进而依靠法令规章，认真照办，及时检测。现在，省、市长要对“米袋子”、“菜篮子”和通货膨胀立下军令状，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上是否也该列入严格考核的范围呢？
十、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抑制通货膨胀，也是实行集约型增长的应有之义
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的产物，也是粗放型增长如影随形的伴侣。所不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冻结物价，供不应求表现为有价无市和排队抢购、凭证供应；而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里，连同价格改革，通货膨胀却创造了“天价”。物价越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群体越多，改革也越难深化。有人对此认识不足，曾经主张“三高”（高速度、高物价、高消费）战略，实践证明最后只有前两高，后一高仅为少数投机者所独享，是背离群众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在还有人大声呼吁放松银根，潜台词是“只要有高速度，就不怕高物价”，仍旧未跳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泥潭。
既要有较快速度和较好效益，又要避免过高的物价，出路在于两个转变。对此，应当看到还有压力，不能陶醉于一时的物价涨幅下降。何况，1996年拟定的涨价指标在10%，还属于高位。因此，一定要把继续抑制通货膨胀放在一切工作的前位，有准备地打一场持久战。某些预测和期待，似乎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已到谷底，不久就该“大干快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盲目性。
两个转变是根本性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贯穿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三次产业的各个部门，生产、建设、流通的各个环节和所有较发达、次发达、欠发达地区，概莫能外。由于长期来习惯于粗放型增长，目前改革尚未到位，真正转变并不简单。有人视若等闲，认为说转变就转变，甚至已在总结和宣扬前几年的转变经验，那是对转变缺乏基本理解，实际上歪曲了转变要求、降低了转变标准。转变不是筐，也不是弹簧，完全是可测可核的。现行统计制度，记录数量的多，反映质效的少，有待充实。这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除了已有15年目标纲要外，还应当有中近期直至年度的考核指标。考核指标本身要反映转变的阶段性，不能一步登天，又不能徘徊不前。抓住这些标准去做工作，转变就能启动，集约型增长就能逐步取粗放型增长而代之。按照这些标准来考核，真转变和假转变、快转变和慢转变就一目了然，泾渭分明。例如经济效益，假若年内没有显著提高或者继续下降，即使速度再快，也不能不认为是在传统增长方式的旧转道上滑行，转变还未见成果。那么，就要挖掘思想，找出原因，调整对策。应当相信，万众一心抓转变，才能有真的转变、快的转变和持续不懈的转变，集约型增长终将一步一步地实现，前进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终将成为陈迹，经济发展终将有焕然一新的健康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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