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战论文,曾国藩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战”可以看作中国近代中叶的经济纲领，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会折射出它不可磨灭的光辉，而这一思想的首创者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1862年正月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一信中提出：“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1](2521)。我国当代学术界大都根据这一段引文，承认曾国藩为“商战”概念首创者的历史地位，如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王尔敏先生指出：“‘商战’一词向无成词可供援引，国藩提出此二字之联骈，亦为中国史上重大之创新”，“国藩先驱地位自不可埋没”[2](202～203)。又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邱志红女士也认为：“‘商战’一词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是近代的产物，它最先出现在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之中”，“曾氏对‘商战’一词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164)。对此，我们曾国藩研究所也持同样的肯定态度。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学者对此提出过异议，认为“商战”一论的始祖不应该是曾国藩，而应该是郑观应，“在中国近代史上，‘商战’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1842～1922)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来的”[4](171～174)。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种否定的依据是很不充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肯定者和否定者的争论都停留在概念的发明权上，而很少涉及到概念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讨。
一 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
曾国藩首创“商战”这一新概念，它必然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但限于曾国藩只是在通信中提到这一概念，未及展开论证，所以我们今天要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就有较大难度。同时，这封信函的出发点还不是要论说“商战”，而主要是针对毛鸿宾对他的批评、指责给予有限的说明和反批评，所以“商战”的原意和附带的内容都有被扭曲的可能，这在历史上很多批判性、反驳性的论著和文章中经常发现这种扭曲，这种扭曲更会增加对概念、论题、论点，尤其是新概念、新论点的理解难度。通读曾国藩至毛鸿宾的这一信函，结合曾国藩的其他文稿和生平事迹，我们认为，曾国藩“商战”思想至少蕴含了他和他的同辈中的先进分子治理中国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国策：
(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耕战”的关系，中国应学习“商战”以适应“商战”，同外国保持正当必要的商贸关系
中英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像明末的统治者一样以“闭关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只是明朝末年闭关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保卫国民的和平与安宁，而清政府则主要是为了防止郑成功及其后代与其他反清复明人士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尽管其表现均为“闭关政策”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则存在明显的差别。可以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各国为解决国内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与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而积极向世界各地寻找和开拓殖民地市场，以促进商品输出的过程中，与中国的“闭关政策”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而爆发的。“当鸦片还不曾极大量的输入中国以前，每年总有相当数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每年100多万两到400多万两)，“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资本主义侵略者感到闭关政策乃是它们和地大物博的中国市场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就力求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借以开辟对中国的‘自由贸易’——殖民地贸易的道路。同时，又迅速扩大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买卖，追求非法的血腥的高额利润”[5](18～19)。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曾国藩已考取进士，供职翰林院，应该读过1939年清廷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和感知了禁烟派与驰禁派的大致主张，开始关注中外关系。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上年六月，英吉利逐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月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遗”[6](61)。是年年底和第二年初，他在几封家书中通报了中英战争进程，遣责侵略者，表达了希望将侵略者“聚而歼灭”的爱国热情。《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对清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只要能“安民而息兵”，哪怕是稍损国威，也不失为“上策”。十年后，他在《议汰兵疏》中认为“夷务”是造成国用不足的首要原因，在《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中指出：鸦片战争造成银贵钱贱，使老百姓“民不聊生”。这些都表示曾国藩已经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思考和处理中外关系了，看到了外国的侵略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1853年曾国藩奉旨赴长沙帮办团练后，首先看到的是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1854年奉命出师的《讨粤匪檄》中说：“粤匪窃外匪之绪，崇天主之教，”严重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其次是看到了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巨大威力，即看到了外国武器装备等军事因素对中国的影响。1861年曾国藩攻下安庆后，已对打败太平天国有了一定的信心，并对今后的中外关系有了认真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最先在致毛鸿宾的信中反映出来：第一，曾国藩此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耕战”与“商战”的矛盾。曾国藩熟读史书，知道秦国因为采纳了商鞅“耕战”的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最终打败六国而统一了中国。他看出了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这样一条深刻的道理，而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背后追求的是各国的经济利益，是以“商战”，即以发展工商业的方式，以商品输出的方式来达到打败中国及其他农业国的目的。这就是秦以耕战为国，西洋以商战为国的基本内涵。其次，曾国藩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认为中国不能再以“耕战”来应对“商战”，而只能是以“商战”来应对“商战”，但要以商战来应对商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学习商战以适应商战，二是将中国过去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的传统商业改造为建立在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基础上的现代商业。学习“商战”主要是指弄清商战的游戏规则，即曾国藩所说的“多如牛毛”的法律。如：“各国通商条约”以及“起货、落货、验货、剥货、舱单、税单、红单、保单之类”的具体操作程序等。[1](2520)这是中国人向西洋人学“商战”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第二步是要弄清商业利润的来源，懂得如何节约商业成本，曾国藩批评毛鸿宾“由江出洋，不必从上海经过，且言内洋只粤海一口”的错误，指出：西人由印度洋而来，如必经粤则绕五千里以外，会增加商业成本[1](2521)等等。再次，曾国藩主张中国应当保持同外国正当而必要的商贸关系。这既有利于中国人学习“商战”，又有利于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以逐步适应同外国的商战。因此，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如争夺安庆、南京期间)也不禁止外国商人从上海到武汉的长江正常商贸往来，甚至还采取了减少关防和稽查的方式促进商贸，以至于时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向咸丰皇帝告状说：“长江数千里防维尽失，往来贸易不受稽查”[1](2521)。曾国藩则搬出恭亲王、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条和七十余万两关税做挡箭牌。最后，曾国藩强调中国也应有统一稳定的政命和法令来保证中外商贸关系的正常和稳定。他说：“今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旨令我国管关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舱口单，正税、子税……”，否则，“沪与鄂同一中国也，朝三暮四，旋命旋改，在沪关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晋政之多门”[1](2521)。
(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兵战”的关系，西方以“兵战”为“商战”开路，中国应以“商战”为富国强兵的基础
诚如廖祖义先生所言，“耕战”可以理解为“耕”、“战”之意，“商战”也可以理解为“商”、“战”之意。只是“耕战”是以“耕”为出发点，“战”是落脚点，即“耕”是手段，“战”是目的。而“商战”则“商”是目的，“战”是手段。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看，西方资本主义来华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是因为他们的商品输出受到了自给自足经济，闭关政策和帝王政治的阻碍，于是采取卑鄙的鸦片贸易和战争的手段来侵略古老而虚弱的中国，为本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在1862年时的曾国藩和清廷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但显然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统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要使中国能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必须要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发展工商业，而在内忧外患，战争不断的环境中，处在萌芽阶段的中国民间资本主义因素显然无力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与外国资本对立的中国民族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政府委派的官吏，举政府和军队应付战乱外的财政剩余力量，来开办一些既能减轻战争压力，又能逐步形成使国家富裕强盛的支柱产业，于是有安庆军械所(1862)、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1865)、金陵制造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6)、马屋船政局(1866)等一批新式军事工业企业。这一批企业创办时从资金来源和产品出路看还不能叫做“商”，资金是政府给的，产品大都是计划调拨，目的和用途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但是明显地包含着“商”的因素：一是减少了购买洋枪、洋炮、洋船的经济支出，包含了同外商竞争的因素。二是当时这些企业的产品还是作了价的，是需要付账的。三是后来这些企业融入商业资本，有的改为官督商办，最终变为民办企业，其产品也由军用品拓展到民用品，并通过市场交换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四是通过办这些官办企业集中和培养了一大批懂科技、懂经营、懂洋务的人才，如华衡芬、徐寿、沈葆桢、薛福成、容闳、曾纪泽等，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曾国藩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7](241)。
对于中国“兵战”与“商战”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商战”是“兵战”的基础，为“兵战”服务。“商战”既可服务于“安内”，又可以服务于“攘外”。他在咸丰10年(1861年)11月8日《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其永远之利”[8](1272)。第二年11月7日他又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8](1603)。从这些话中我们的可以看，在曾国藩看来“商战”(购买外洋船炮、学造船炮)可以为“兵战”服务，即镇压太平军及捻、苗、回等，稳定国内政局，“得纾一时之忧”，达到“安内”的直接目的。从间接目的和长远利益看，中国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自强和富裕，只有自强和富裕才能有效地通过“兵战”与“商战”的双重方式抵御外侮，才能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等待我，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8](748)。
外国对中国的“兵战”与“商战”的关系，曾国藩始终相信外国人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商业利益，“兵战”是为“商战”开路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中国增设了10个通商口岸。但英国对此并不满足。为了扩大经济侵略，英国人又进一步提出把安庆、大通、芜湖三处列为子口，以便英商装运茶叶出口，当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新来函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说：“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9](276～277)。基于这种判断，他主张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的关系上，中国应尽量守定和议、不启兵端，即使是外商走私、偷漏关税，也要尽量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以免给外国人提供发动“兵战”的口实。他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不宜在此等着眼”[9](7331)。曾国藩所指远识者着眼处即是如前如述：学造船炮，发展工商业，“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
总之，曾国藩在中外“兵战”与“商战”的关系上是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但在外中力量悬殊，国内“发捻交织，苗祸日深”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同外国的“兵战”，一可减少国人可能遭遇的严重损失，二可争取暂时的和平，解决国内矛盾，发展工商业，积聚国力，为今后更有效地开展同外国人“兵战”与“商战”的双重竞争。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学战”的关系，中国应积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以“学战”做“商战”的前提和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国藩时代还没有“学战”的概念，“学战”的概念是19世纪末才提出来的，盛行于戊戌变法后。但是学战的思想源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战的行动则盛于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和奏请派容闳等人率幼童留学美国等行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等人就组织人员翻译外文资料，编写《四洲志》介绍了30多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情况，是故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此基础上魏源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并提出了官办船炮局的具体设想，但林、魏等人的主张和行动大都是出于应付战争的目的而做的一些初始的工作，直到奕訢、曾国藩等人才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放到富民强国的经济基础上来，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曾国藩认为，仅仅出于军事目的大量购买洋枪洋炮是不行的，即使是大量购买外国机器，引进先进设备来学造船炮、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样，不仅会给本来就财源枯竭，民不聊生的清廷和中国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困难，而且也无法在深层次上真正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他一方面，于1861年开始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由徐寿主持，先后聘请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英国人伟烈亚力，以及林乐知、金锴理、华衡芳、李善兰等人共译出各种科技书籍180余种。后又将翻译馆改为上海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办起了我国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奏请清廷采纳容闳关于向西方选派官费留学生的建议。1871年7月他在《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中说：“窍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而可以渐图自强”[10](17～18)。这里开宗明义讲了选派留学生的目的是图中国之自强。同时他说：有人认为已设局仿造船炮，又设翻译馆，又设广方言馆选童肄业，“以中国已有基业，无须远涉重洋。”其实不然，“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粤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11](203)。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奏请，清廷完全同意他们的这一主张，作出了每年派30名共派120名幼童留学美国的决定。随后又选派了严复等人留学英国。开了我国国家选派留学生的先河，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学贯中西的有用之才。
二 商战思想的历史价值
曾国藩“商战”思想产生于中华民族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之际，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中无计可施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挽救民族危亡之际，曾国藩以先知的敏感，以重臣的责任最先提出和实践商战，这既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巩固统治地位，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救亡图有的根本利益。因此，商战的概念一经出现，就被曾国藩自己以及同辈和后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的经济纲领，其历史价值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纲领性提法的历史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已经接近到本质的层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的，“清朝统治者在执行闭关政策的过程中把自己关闭在‘天朝上国’的圈子里，盲目自大，顽固保守，从来也不睁眼注视世界的变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茫无所知，自认为除了‘大清’以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和进步的文化紧闭大门”[12](11)。因此，英国政府1792年和1816年两次派使团来华要求通商都被清政府拒绝，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作为朝廷大员被派禁烟，其功飚炳史册，其愚亦贻笑大方，他在递向清廷的奏折中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能弯曲，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妇女儿童均可将其击毙。其无知的程度可想而知，他自己也惊讶于自己的无知，于是才有了《四洲志》这样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主要是震憾于夷人之长技——船坚炮利；洪秀全似乎有感于西方人人平等的政治文明，洪仁轩则与曾国藩一样看到了西方之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应积极发展工商业，他主张大力发展火车、轮船、制造、采掘、冶炼、金融、邮政、通信等，并主张开办学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和改良社会风气。《资政新篇》1859年在南京刊行，必然给作为主要敌人的曾国藩以一定思想方面的影响。但洪仁轩的思想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成为一纸空文，曾国藩商战的主张却因为湘军的成功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实行，并且影响了几代后继的中国人，诚如光绪时御史李瑶所言：“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能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13]。曾国藩湘军将领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国富强之基。薛福成说：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尔后，郑观应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严复说：民所最重者，性命而外，则产业也。可以断言，自曾国藩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大多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背后追求的是直接的商业利益，这就基本看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
第二，商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大思路已经基本弄清
中国人如何从落后挨打的被动状况中解脱出来，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如曾国藩等人所想，必须从一个以“耕战”为立国之本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商战”为立国之本的近现代工业社会。尽管要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历史课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同志设想2050年基本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距曾国藩提出商战概念大约200年左右。但是凭心而论在150年前，在一个不愿对外开放，被动挨打的社会环境里，要理清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思路实非易事。这一大思路的内容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战略重点、步骤和途径等。在曾国藩等人看来：保种是经济建设的大前提，国之不存，民之全亡，还谈什么商战呢?因此，攘外安内是商战的必要条件，这既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求和态度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坚决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向西方学习是开展商战的又一必要条件，尽管“先生”一直在欺侮“学生”，但要使自己能够和先生分庭抗礼，必须学会先生的全套本领，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有限制有条件的对外开放，请“先生”上门来教“学生”。这些就是商战的前提条件。在曾国藩等人看来，“商战”的重点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即学造船炮，增强国防和经济力量)和商业。以军事工业的发展来为民用品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曾国藩派容闳去欧美采购机器时，把购买制造机器的机器作为进口的重点，而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又必然推动冶炼和采掘等工业的发展，尽管工商业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通信等服务业的发展，只是曾国藩等当时还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至于商战的步骤和方法，曾国藩虽然没有来得及细究，但也不是没有思考的，所以当冯桂芬将自己的《校邠庐抗议》抄送曾国藩，请其作序时，曾国藩说：“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便如聆听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穷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14](11)概言之：商业→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冶炼、采掘业→金融、通信等服务业，逐步发展的思路是曾国藩商战思想的应有之义。
第三，商战思想的提出，蕴含着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建设的期盼
曾国藩对清廷的政治、文化现状并不满意，他早在京供职时所上的《遵议大礼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至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折中已经表现出对清廷政治的改良要求。其后，他自创湘军军制，实际是对八旗绿营军制的改良，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改革地方的财政税收制度，在任直隶总督期间整肃吏治开展整治腐败，试图改良官吏的培养使用等制度，乃至他弹劾处置他的一些朋友包含着改良的要求。这些都可看出曾国藩希望在不可推翻清廷的前提下，进行部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良的要求，以使腐朽清朝政治、文化制度重焕生机，这就为后续者提出更进一步的政治文化改良和革命留下了余地，所以冯桂芬、郑观应等人均主张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改良，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均把改革政治文化制度提到了首位。这与商战思想的理论，洋务的实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成长，以及半推半就的对外开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把林则徐、魏源和洪秀全、洪仁轩的思想看作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源，而把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的思想看做流，再联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一些主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商战思想的历史价值，也能深深体味到今天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标签：曾国藩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商战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毛鸿宾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