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新变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并在经济运行、资本运动、收入分配、贫富差距、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等方面，发生了与战前远不可相比的新变化，显示出若干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在为社会主义准备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新社会因素”的同时，也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积极进行应对。
一、进行理论创新，全面深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已超出现有理论的框架，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客观地探讨和研究，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当前亟待研讨的问题很多，比如，当代资本主义正在继续沿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国际垄断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来界定和阐述资本主义是否已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如，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又有不少共同点，资本主义制度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也借用资本主义的经验，这就需要加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再如，对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的原因分析，马克思当时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会灭亡的：一方面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工厂雇佣的人数减少，其后果是生产过剩，购买力下降，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失业人数增加，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增加，经济危机出现，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灭亡。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由于时代局限，他未涉及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规律，二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社会发展潜力。[1] 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层面的区别，因此，我们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理论创新任务，这就是目前理论界十分关注并正在探讨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问题。人们注意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方面的差异、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等等，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以及决定这些差异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社会主义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理念，但不能都笼统地称之为核心价值理念。我们认为，只有具备下面三条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一是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它必须优越于或高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应该是跨越时空的。[2] 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三条原则性的标准，关于其深层涵义和内在逻辑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与研究，全面深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二、挖掘生产力内涵，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指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把自然物改造成为适合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通常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方面的要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生产力应有更广义的理解，科技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另外，马克思认为，管理也是生产力，分工也是生产力。在这些方面，近十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有重大发展。而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就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牢牢把握发展主题
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这是邓小平、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总结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又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我们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物质基础，是保持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是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基础，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二）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各种具体制度，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无论从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看，还是从其引起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看，都可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 138，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 113。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总之，改革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三）努力实现科教兴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肯定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根据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状况，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 274的崭新论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科技创新、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方针和政策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若要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唯有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而，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日益缩短，我国人口的素质从总体上说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使经济结构面临世界范围内的大调整。我国只有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才能促进科技产业化，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根据我国国情，科学调整产业结构
当代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对我国实现第三阶段的战略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为主，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我国对外出口的贸易总额，由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超过五成，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2005年超过2500亿美元，占整个贸易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间，87.5％是加工贸易，并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所以在整条产业链上，赚取的利润最少。我们应逐步改变这种现状，既坚持和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又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提升出口贸易中间附加值高的产业的比重。
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相当的问题。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开采和利用上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2003年，则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对环境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环境的破坏有许多是不可逆的，而现存的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约束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如何根据我国具体国情，科学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底，国务院制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南，它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二是加强能源、交通、水利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三是以振兴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四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进一步增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五是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七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八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总之，追求节约、清洁、安全的发展方式，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4]
四、借鉴别国发展模式，找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
公平与效率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特征，对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代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美国模式更加强调“效率”，欧洲模式强调“公平”（或“公正”）更多一些。二者各有优劣。但是，总的来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把公平放在显著的地位而非兼顾的地位，仍然可保持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对于我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它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不要忽视和低估欧洲大陆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真正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较为平衡地进行，而不能以牺牲公平来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打破普遍贫穷状态，迅速解放生产力的有力举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取代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但实际上政府的着力点放到效率上，公平问题基本上是兼而不顾，导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已成为令人担忧的突出问题，分配问题成为许多矛盾的根源，许多群体事件的发生都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而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又提出了要“注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虽在高速增长，但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富裕层和贫困层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寻求缩小差别，实现和谐社会的中国政府来说，应参考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模式。如果只注重市场原则，不赶紧谋求社会的公平、持续发展和平衡，将变成只有那些民营企业家、白领等部分阶层和利益集团能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而对其他阶层，特别是对工人和农民将越来越不利。这将使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间的裂痕日益增大，导致社会不平衡、不稳定。其结果有可能失去经济发展势头，即出现“拉美化”现象。[5] 因此，我们要在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尤其在再分配领域，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要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以缩小初次分配可能出现的收入差距过大，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又占有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要素，所以在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而获得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以美国为例，其科技经济力量原本就较雄厚，在20世纪30年代吸取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社会主义苏联前期计划经济的经验，“二战”以后，又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调整，还创建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生产力、世界市场，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获得了长足发展。
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丝毫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就一定是其最大受害者，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提高穷国和富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它的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不仅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就有可能发挥“后发效应”，给经济增长以新的机遇，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而逐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总之，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其影响和作用今后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在肯定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时，要充分揭示当前经济全球化具有的不健康、不公正和不平等因素，把这种揭示同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结合起来，同反对世界两极分化的斗争结合起来。我国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时，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深层次影响。对于经济全球化涉及的价值观和道德问题更加值得重视，需要组织力量进行进一步研究。
六、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其产品的品牌优势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力的主要体现者，这就提醒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实施品牌战略，努力提高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除了看经济总量的变化外，主要看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而企业品牌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一个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强势品牌，是企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是企业综合实力强弱的集中表现。据资料介绍，2004年“可口可乐”和“微软”这两个世界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分别在673.90亿美元和613.70亿美元，我国的驰名品牌“海尔”的无形资产价值也达到了612.37亿元人民币。“万宝路”的总裁对企业与品牌的关系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品牌就是企业发展的最大资产。“可口可乐”的老板也信心十足地说过，即使一夜之间他所有的工厂都化为灰烬，他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东山再起。这就足以说明品牌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也难怪一位著名企业家不无感慨地说，一个国家品牌保一个企业，一个世界品牌保一个国家。的确，品牌就像企业的生命，没有品牌的企业，不会在市场上长久立足。
在当前企业产品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制度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无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其中企业品牌的创立和保护则是其主要内容。企业可通过优化商标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找准市场定位、做好广告宣传和提供优质服务等环节来创立自己的品牌。同时企业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的品牌，通过良好的经营行为来维护好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就是一个通过实施品牌战略走向成功的典型范例，我们可从中受到启发。该公司原本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企业，但该公司在刚起步时就具有战略眼光，在饮料行业竞争对手如林的情况下，他们把眼睛盯住了品牌，通过创立品牌去发展企业，通过品牌去振兴民族经济。为了培植出一个高知名度商标，该企业率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产品商标名称，然后组织专家对应征名称逐一论证，最后选定来自新疆的一首民歌“娃哈哈”三个字。该公司科学管理，保证质量，又广泛运用现代营销手段，使“娃哈哈”成为公众接受和喜爱的产品。发展到今天，娃哈哈集团公司已雄居中国饮料行业十强之首，获得多项产品全国销量第一，成为全国消费者心中的理想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如今，“娃哈哈”已作为知名品牌深入人心。
七、扩大外交，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在全球化加快发展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扩展到海外，国际协调也在不断加强。这就向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课题。我国外交总的来说，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努力创造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外部政治、安全和经济环境。在我国加入WTO、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形势下，外交下作要为我国参与全球化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因此，我们要更广泛地开展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安全等规则的制定，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有两件事情同时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 282此后，我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曾多次论及此事，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报告也阐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2003年五六月间，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发表了三次讲演，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点主张，即：1.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2 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3.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4 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5.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这五点主张表明我国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出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和理念上的突破。新主张不仅突破了我国某些传统理论观点，而且在理念上也超越了在国际上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式，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整体性意识与世界多样性意识的形成，而且对新秩序的本质、世界体系的基础以及运行机制等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于我国扩大对外交往，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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