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伊斯兰潮与中东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东论文,冷战论文,政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后冷战时代，在新旧格局转换过程中，中东政局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重起波澜，并酿成了新的伊斯兰潮。它对中东政治产生着异乎寻常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后冷战时代中东伊斯兰潮泛起的原因、主要特点、追求的政治目标，及其引起的国际反响。同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伊斯兰潮以及它对中东政治的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 后冷战时代 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潮 中东政治
90年代初，伴随“两极”格局的崩溃，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但是，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大气候下，原先长期被遮盖的地区、民族和宗教等矛盾在后冷战时代却呈上升之势，由此引发的局部冲突彼伏此起，绵延不绝。因此，世界并不安宁。后冷战时代，作为国际关系“热点”的中东地区，其政局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重起波澜，并酿成了新的伊斯兰潮。探讨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伊斯兰潮的的新动向，无疑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认识中东政治的扑朔迷离，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一、伊斯兰潮的泛起同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中东局势的
骤然变化以及美国势力与影响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
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借助有利时机，促使以色列分别同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各方进行和谈。巴以相互承认，签订了一系列有关和解和巴勒斯坦实行自治的宣言与协议；约以签署了《和平和约》，实现关系正常化；叙以和黎以之间的谈判也在时续时断的进展之中。在这种“和解”的总趋势下，中东政局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美苏两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争夺中东的战略“均势”被打破，俄国在中东的影响如江河日下，因此，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威胁由来自地区之外而转向地区之内，其主要对手由前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转向诸如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等“激进的”反美地区大国，斗争的性质也由争夺世界霸权转向通过迅速拓展在中东的利益而维护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2.中东和平进程的突破性进展表明，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这便为美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其权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3.海湾战争后，部分海湾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同意美军在各自国家驻守设防，美国得以在海湾国家储存大量军事物资，并与有关国家签署了双边军事协议等，从而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务能力达到“空前高度”。80年代末，美国在海湾地区仅有一艘指挥舰和两三艘驱逐舰，海湾战争后增加到20艘军舰，数十个空军中队以及20000名官兵。
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长达40页的《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在冷战后经过一系列调整，已初步形成新时期的中东地区总体战略，其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军事、外交、经济三管齐下，东遏“两伊”（伊拉克和伊朗），西控“两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中促和谈；以海湾为重点，加强前沿部署，力争快速反应，逐步建立一个以美军为核心，以地区盟国为主体的防务网络。通过这一防务网络，美国不仅可以牢牢控制中东石油这一战略资源以及贯通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增强西欧盟国的南翼安全，而且能够将西欧、中东、南亚、东亚四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对俄罗斯、中国等主要对手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从而使美国保持和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1]。
另一方面，在后冷战时代，中东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各国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新的分化与变更。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抗，中东国家实际上被划分成两个阵营，即得到前苏联和东方支持的国家为一方，它们通常被称为“激进国家”；另有一部分得到美国和西方集团支持的阿拉伯国家被称为“温和国家”。两派力量势均力敌，相差无几。海湾战争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彻底击垮了伊拉克，同时美国利用叙利亚失去前苏联支持后的困难，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把叙利亚拉入了反伊拉克的联盟。也门和苏丹则被有效孤立。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因在海湾战争中站错了队而一度失去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海湾富油国在财力上的援助，并在阿拉伯国家中陷入窘境，以致于最终被迫走上同以色列和解的道路。所有这些变化都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激进力量的严重削弱。
但尽管如此，美国在战后构筑“中东新秩序”时，却仍未完全摈弃偏袒以色列的传统政策，并在对待阿以的态度上也没有完全抛掉“双重标准”，加之海湾战争后美国军事力量急剧增长，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侵入中东，这在更大程度上强烈刺激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和穆斯林固有的抵制“异教徒”的宗教情绪。特别是诸如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国等这些在海湾战争期间曾站在伊拉克一边的中东穷国在战后的困难处境导致它们更加仇视美国和西方集团，并使久已存在的各种愤懑因素相互作用汇集而成的伊斯兰潜流，在海湾战争后以一种激进形式迸发出来。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诸国的独立也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更加相信“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的正确，从而为后冷战时代中东伊斯兰潮的重新抬头和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因此，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出现的伊斯兰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东各国民众对其民族特性的再肯定和对西方强权的抗议。但对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则是为了实现他们自身的政治目标。
二、伊斯兰潮的主要特点及其追求的政治目标
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使它具有若干新特点。首先是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甚广，并出现国际化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中东各国的穆斯林聚居地都程度不同地掀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伊斯兰组织、政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多达几十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斯兰集团”、“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真正战士组织”等，其人数约有几十万之众；在阿尔及利亚，1989年成立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发展异常迅速，自1990年以来连续赢得地方和全国大选的胜利，并且几乎合法取得政权，全国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惨遭杀害；在苏丹，以哈桑·图拉比为首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民族阵线”自1989年6月后，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并成为“北非中东原教旨主义势力新的聚集地”和“第二个中心”；在阿富汗，为数众多的伊斯兰组织和政党经过十余年的斗争已发展成为阿富汗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并在夺取政权后，确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国”的政体；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海湾战争期间和反以斗争中不断壮大，已具有同巴解组织主流派分庭抗礼的实力。上述事实，预示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当今中东各国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也在逐步加强着相互之间的接触和协作，并以中东地区为辐射点，向外界扩大声势和影响。例如，1991年10月，伊朗出面召集了“支援巴勒斯坦革命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宗旨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的协作。又如，1992年4月，在苏丹宗教领袖图拉比的支持下，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了由许多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政党的代表参加的“阿拉伯伊斯兰会议”，会议决定在喀土穆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并打算每年定期召开会议。显然，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与政党，试图通过它们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壮大队伍，以便在整个中东乃至世界上形成气候。
第二，伊斯兰潮开始从清真寺向社会扩展，甚而以夺取国家权力为最终目标。一般来说，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宗教复兴浪潮主要是由于各国迅猛的现代化发展对伊斯兰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造成的现强烈冲击所引起的，它基本上都以清真寺为主要阵地，鼓吹清教思想和向早期的宗教原则回归，并以遏制日趋自由化的世俗主义为主旨。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潮普遍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逐步开始冲出清真寺，走向街头、田间和社会，并采取组织罢工、发动游行、制造事端等手段，迫使所在国政府答应它们的各种政治要求。同时在另一些国家，原教旨主义势力则通过合法的议会选举方式步入政坛，或者通过武装斗争方式直接夺取国家政权。
苏丹和阿富汗是原教旨主义势力通过武装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实例，其中苏丹原教旨主义势力的上台最具有典型性。1989年6月，苏丹宗教领袖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策动巴希尔将军成功发动武装政变，在苏丹建立了事实上的原教旨主义政权。1990年又完成了确立政教合一国家的法律手续，图拉比声称：“苏丹已成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展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跳板。”[2]
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势力通过合法选举，进入议会，参与国家政治的趋势更明显。1989年11月在约旦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众议院80个席位中的23席，随后又有5名议员进入内阁担任重要职务，并基本控制了约旦议会；1992年9月在黎巴嫩议会选举中，有12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进入新议会，同时，黎巴嫩原教旨主义的“真主党”已取代阿迈勒运动在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影响，而且它们准备接受和平的现实，逐渐进入黎巴嫩的政治进程[3]；1992年10月，在科威特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者在50个选举席位中，获得其中的2/3，从而对萨巴赫家族的统治形成威胁。土耳其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国家，它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政党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宣传。然而，在当今的土耳其政治中，不仅各政党争先恐后地利用宗教吸引选民的支持，而且更有亲伊斯兰政党直接参加选举。如在1994年3月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中，亲伊斯兰的“繁荣党”(Refah Party)赢得了全国选票的19%。即使象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恪守伊斯兰法规，保持伊斯兰特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90年代初期也出现了新的伊斯兰潮。1991年5月，沙特王国新兴的伊斯兰主义者向沙特国王法赫德呈送了一份由57人签名的“请愿书”，继而又在1992年9月经沙特宗教权威谢赫·伊本·巴兹之手向沙特政府转递了一份由107人签名，长达45页的“劝告备忘录”。“请愿书”和“备忘录”要求建立独立的具有决定沙特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重新确立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组建最高沙里亚法庭，确保对一切法规和条约的审查与修订，废除背离宗教法的所有政治、行政和经济法令，赋予伊斯兰专家对政府一切机构和部门工作的监督和参与权等，与此同时，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掀起了90年代沙特王国以宗教为旗帜的“合法的”反政府运动[4]。因此，后冷战时代，中东各国伊斯兰运动的这些变化显示出，它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宗教复兴思潮，而且也是一种具有明确斗争目标的政治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伊斯兰政权取代中东各国的现政权。
第三，伊斯兰潮开始由东向西转移，特别是在诸如北非的苏丹和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等这些贫穷或相对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又形成新的中心。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东地区宗教复兴运动的中心主要是在海湾地区以伊朗为首的仰赖石油美元推进现代化的富油国。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大多是由于海湾富油国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和民情，不切实际的盲目超前发展所促成的。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伊斯兰潮泛起的原因更复杂，它是海湾战争前后中东各国国内各种新旧矛盾相互催化的结果，并使一些贫穷或相对贫穷的中东国家一直处于日趋尖锐的矛盾旋涡之中，从而在这些地区和国家酿成了新的伊斯兰运动高潮。后冷战时代，伊斯兰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可概括为三点：1.海湾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富油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竭力支持使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确信，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已彻底沦为西方国家的帮凶和西方利益的保护者，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更激进的方式同所在国当权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以便推翻现政权，全面确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主宰中东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地位；2.海湾战争后，一些贫穷或相对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因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而失去了海湾富油国对它们在经济、财政和劳务创汇等方面的长期支持和援助，而伊拉克的战败及其在战后遭受的国际制裁，又使它们无法从伊拉克获得任何好处，再加上西方采取的有效孤立政策，致使这些贫穷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国内各种矛盾持续恶化，这便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迅速上升。正如舆论界所评述的，政治僵化导致原教旨主义泛滥，人民贫困使原教旨主义气势越来越盛。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认为，西方是代表富裕的穆斯林同贫穷的穆斯林作战的。因此，海湾战争后，多数贫穷或相对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便成为新伊斯兰潮的集中进发区。3.海湾战争后，在国际和解大气候影响下，阿以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及其连锁反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产生巨大冲击。消灭犹太国家曾经一直是原教旨主义者所拥有的最具感召力的政治祈求之一。承认和平，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政治资源；公开反对和平，则可能失去许多渴望和解的各国穆斯林的支持，乃至招惹来各方面的压力和打击。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利用海湾战争后中东贫穷国家普遍存在的仇视西方强权的心态，施展能量，推波助澜，挑起伊斯兰潮，从而淡化和抵消中东和平态势的影响，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吸引或转移到他们身上，并借此达到突出其作用和影响的目的。
三、伊斯兰潮引起的国际反响及其评价
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再度出现的伊斯兰潮，实际上是中东穆斯林社会对海湾战争后不断增长的西方利益和美国霸权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传统形式的反应与抗议，它试图改变自身在政治经济权益平衡关系上的扭曲的不合理的现状。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指出的：“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寻求稳定和复兴过去伊斯兰传统的努力，它是由鄙弃那些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恶化的西方价值，世俗民族主义和西方腐化思想的情绪所激发的，……在穆斯林社会，每当非伊斯兰文化影响占据社会主流的时候，穆斯林大众的复古情绪便开始滋生，最终将导致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革命，重新使伊斯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5]
但是，政治出发点的不同，必然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对于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出现的伊斯兰潮，一些西方政治家则警告说，从巴勒斯坦到阿尔及利亚的孤形地带，已成为局势紧张，可能爆发动乱的地区。西方舆论界认为，随着苏联的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来正在取代共产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例如，法国议员雅克·博梅尔鼓吹在苏联解体和华约组织消失后，“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伊斯兰国家”，他告诫西方要当心原教旨主义这把“由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组成的“毒辣的弓”[6]；美国学者罗宾·赖特声称：“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教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穆斯林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7]；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盖茨认为：“过激的原教旨主义现象是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事态发展”[8]，他呼吁美国对这一现象要加倍关注。还有一些人甚至认定在冷战之后，伊斯兰教已成为“绿色危险”，“是在全球蔓延的癌症，危及西方价值观的合法性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9]凡此种种，构成了“伊斯兰威胁论”的合唱。
然而，在西方蓄意挑起对伊斯兰教的恐怖心理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1993年夏，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该文认为“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10]故此，文章断定，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因素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有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亨廷顿宣称，目前儒教——伊斯兰教正在进行合作，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同时，亨廷顿还以政府战略谋士身份在文章结尾为政府提出对策，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利用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扩大军事力量，打击儒教和伊斯兰教，从而遏制异类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事实上，亨氏提出的这个所谓“新理论”，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冷战”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且，即使在亨氏理论大受“喝彩”的西方，也有一些理智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例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沃尔特·克莱门斯就撰文指出，亨廷顿夸大了文明差异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冲突都不是文明冲突引起的”。“文明之间的裂缝比之国际事务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只是第二位的或者第三位的。现在同以往一样，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是以设想的利益为基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和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和有利的事。”[11]
毫无疑问，亨氏理论的提出是为美国新时期的全球利益服务的。透过这一理论的表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借助一种臆造的“新理论”继续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将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再度兴起的伊斯兰复兴浪潮片面而机械地演义和渲染成所谓“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是西方把伊斯兰复兴浪潮中不代表事物主流的某些极端倾向人为地无限扩大了，其真实目的说穿了就是要在后冷战时代寻找一个能够替代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假想敌人，以便为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一步遏制发展中国家和谋求新霸权的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一些亲西方的中东国家的当权者在若干场合也采取迎合西方“伊斯兰威胁论”舆论渲染的作法，同样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即通过过份夸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来换取西方的好处，或者将其作为向西方索求更多更有效支持的筹码，从而摆脱内部危机，巩固自身统治。
客观地讲，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兴起的新的伊斯兰潮是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而导致伊斯兰国家政治和经济矛盾激化的产物。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评述曾指出，新的伊斯兰好战精神是由西方帮助激发起来的，他们的行动，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主张采取军事路线、暴力行动甚至恐怖手段提供了依据[12]。但从总体上看，后冷战时代的伊斯兰潮只是一种处于守势的应付内部危机和外部挑战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强调对传统的回归，强调伊斯兰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强调对穆斯林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约束性，并力图以此唤起穆斯林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对自身伊斯兰特征的再肯定。因此，它并不具有对西方构成威胁的能量。
但应该承认，后冷战时代的伊斯兰潮确实也对中东各国的中东政局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否认现存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并竭力比照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辉煌历史和所谓“纯洁的”伊斯兰原则来改造社会，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同中东各国现政权的矛盾与冲突有着不可调的和性质。各国原教旨主义极端派的种种活动引起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不少人甚至产生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可能会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惊恐也不无道理。
然而，还应该看到，后冷战时代中东各国的原教旨主义极端派毕竟不能支配整个中东地区伊斯兰潮的主流，而且在总体上它们始终处于互不统属的分散状态，既无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也没有共同的行动纲领，特别是由于它们惯于采取的暴力过激行动将很难得到大多数穆斯林信徒的认同与支持，因此也就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发酵功能”也受到有效遏制。另一方面，一度曾被中东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竭力仿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也越来越失去往日的召唤力和鼓动作用。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已过去近20年，但宗教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给伊朗社会及其经济带来伊朗国民所渴望的繁荣与奇迹。相反，伊朗国民生活水平明显降低，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对外政策出现各种麻烦，并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地位。伊朗的现实不能不对其他中东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及普通民众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使他们在追求将伊斯兰教作为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归宿时有所收敛，或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更多的“羁绊”和制约。
与此同时，就后冷战时代大部分中东国家的执政党和当权者来说，它们仍然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来控制本国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势头与演变趋向。由于中东各国的执政党和当权者大都有长期经营的历史，他们一直牢牢控制着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以及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和舆论媒体，因此拥有维系政权所需的必要手段与基础。其次，中东各国的统治当局同本国的宗教权威阶层基本上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协调关系，或者建立了政教联盟，它们一般都能得到本国宗教权威机构和宗教上层人士的支持，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而抵御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另外，中东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富油国因经济和政治利益普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特殊关系，或缔结有双边或多边安全协定与条约，并得到西方的“保护”和支持，一旦亲西方的穆斯林国家的当权者受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致命威胁，西方集团决不会袖手旁观。上述各种因素决定了原教旨主义势力难以在整个中东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展，而中东各国根据形势需要适度进行的政治变革和对宗教采取的某些宽容与妥协政策则将进一步分化和减弱各国原教旨主义者所施展的政治能量，并挫败他们的政治企图。
从长远来看，只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活动不直接挑起或造成所在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不直接威胁到所在国当权者的统治，中东各国的统治者并不都把原教旨主义者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者。实际上，为了长久维系和巩固统治，许多中东国家的当权者同样也利用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作为遏制本国激进民主势力和自由派势力发展的筹码。后冷战时代，中东国家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党之所以能够逐步趋向于“合法”存在，这同中东国家对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党政策的某些“弹性”变化有很大关系。例如在埃及，穆巴拉克允许原教旨主义组织合法存在的前提就是非暴力和不能直接干预政治。在沙特，除非形势迫不得已，沙特王室更倾向通过循循善诱的说教或恩威兼施的妥协调和方式，而不是真枪实弹的暴力镇压来缓解同原教旨主义者的冲突。当伊斯兰潮兴起时，沙特政府往往采取一些强化伊斯兰教的措施，比如针对某种背离伊斯兰法规的现象重新颁布一些禁令，或者通过减轻国民税收，增加国民福利待遇等施惠取悦于国民的“让步”手段来安抚包括原教旨主义者在内的广大沙特穆斯林信徒，以维系社会的稳定。
总之，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伊斯兰潮的兴起是由内外多种因素促成的，其潮起潮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在中东的政策和中东国家政局的变化。一般来说，凡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比较稳定的国家，原教旨主义势力在那里的活动趋于缓和，反之，原教旨主义势力针对政府的活动则异常活跃，甚至对现政权构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对整个中东国家来说，在后冷战时代，维护稳定，确保政权，休戚相关。因此，在谋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时，不断协调和妥善处理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关系将是中东各国长期面临的共同课题。
注释：
[1]刘江：《冷战后的美国中东安全战略》，《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
[2]刘竟：《动荡不安的中东政局》，《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
[3]（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7月31日。
[4]王铁铮：《浅析90年代沙特王国的伊斯兰潮》，《西亚非洲》，1996年第6期。
[5]萨达尔：《伊斯兰的未来：新观念的形成》，转引自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197页。
[6][法]雅克·博梅尔：《法国、北约和美国》，《世界报》1994年4月1日。
[7][美]《洛杉矶时报》，1992年8月4日。
[8][美]《华尔街日报》，1993年8月23日。
[9][10][美]《外交季刊》1993年春季号。
[11][美]沃尔特·克莱门斯：《不同的文明有利益冲突但可以合作》，《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1月7日。
[12][美]《华盛顿邮报》，199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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