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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战争史上，朝鲜战争无论从地域范围、参战兵力，还是持续时间上而言，都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是其他现代战争无法比拟的。首先，它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过来又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其次，它是进入热核时代后的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标志着在新条件一个有限战争时代的开始，在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朝战是美国战后介入的第一场战争，它在美国军、政、朝、野之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冲突，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东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历史的必然——朝鲜战争爆发的内因与外因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从战争爆发到战后几十年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参战各方对此历来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家则多侧重于辨明哪一方首先采取了进攻行动，以此分清挑起战争的责任。但朝战的起因并非如此简单，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各方面的因素。
（一）内因
朝鲜战争的爆发，内部因素是基本的。
朝鲜的历史是一部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史。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义败降时，遭受40余年军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完全正当，也理应得到满足。但是，在随着大战结束而到来的冷战阴影的影响下，朝鲜问题已被置于势力争夺的范畴。在强权政治的作用下，朝鲜被分割为两部分。这一结局是朝鲜人民（无论是南方或北方）所无法接受的。朝鲜虽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但仍保留着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同时它具有强烈而独立的民族固有的特征，即使在残酷的压迫下，仍能顽强地反对外来势力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因此，当苏军和美军分别占领北方和南方时，他们不受欢迎是势所必然。美国国务院派驻南朝鲜的政治顾问本宁霍夫在描述美军登陆后的局势时说，朝鲜人对赶走日本人后不能获得独立非常失望，那里活像一点就着的火药桶。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季将军也承认，在美军占领区，“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①。当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协定消息传到朝鲜时，南朝鲜人对协定提出异议，纷纷成立了诸如“迅速实现独立委员会”、“反托管委员会”等组织，宣布反对托管，主张尽早独立。李承晚于10月由美回国后，许诺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同年11月从中国重庆回国的金九“临时政府”曾致电各盟国，要求完全独立和废除北纬38度的分界线。由美国一手成立的在南朝鲜方面的临时议院通过决议，指责军政府霍奇将军“无视朝鲜人民对托管的强烈反对”，“歪曲民意把托管强加于朝鲜人民”，这使美国军政府在南朝鲜的处境十分难堪。在北部的苏军占领区，由于共产党人群众基础较好，再加上实行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得人心的措施，情况比南方为好。但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人民的心中，反对分治、托管和要求独立统一的愿望是共同的。
在反对托管、分治的同时，南方的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早在1944年，金九的“流亡政府”就从重庆致电各国。要求承认他的“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在南方成立各种参政机构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骚乱和暴力。在苏、美谈判破裂，南北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一边到”的政府之后，这场斗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敌对政府之间的绝对势不两立，其实质是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国土上，谁是全朝鲜合法的、正统的政府。因此，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确立己方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其崇高无尚的使命。
南北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引向一场内战的强烈倾向。斗争双方在巩固各自的政府地位的同时，一方面不断展开外交的、政治的攻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武力统一做准备。与此同时，相互展开了从政治颠覆到派遣武装游击队的活动，使形势日趋激化。历史学家们公正的指出，在这方面，南北双方的态度几乎是同样的激烈。李承晚认为，“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并声言他可以在三天内占领平壤。他尖锐地批评美国绥靖，为了争取更多的美国军援以便从事他的统一事业，经常同美国争吵不休。他还同蒋介石暗中密谋，鼓动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企图在远东掀起一场混战，把美国拖下水，从中渔利。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证实的说法，北朝鲜认为，解放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并相信不需要外界支援，北朝鲜就可以统一朝鲜。美国和苏联深感他们在朝鲜的伙伴有可能使他们面临一场战争抉择，不得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这种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这些限制和约束并不能长期抑制南北方实现统一的决心。因此，当美国和苏联分别从朝鲜撤军时，他们想从那里脱身的预定计划正适应了朝鲜双方的摆脱外来干涉、让自己来干的思想。李承晚趁机向美国大要武器，他在1949年4月10日给他的驻美特使的一封信中说：“以美国撤军换取美国给南朝鲜所需要的武器，是实现他进攻北方统一朝鲜的基本前提”②。1949年夏天，他的部队对北朝鲜发动了无数次攻击，美国驻汉城使馆深怕南朝鲜会发动大的军事攻势，因此它所允许提供的弹药数量一次只够几天作战之用③。朝鲜北方也针对李承晚政局动荡的弱点，对南方采取了一些骚扰活动。
朝鲜战争从酝酿到爆发，说明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朝鲜人民及朝鲜、各种政治党派反对分治、要求民族统一和独立的一场内战。它的酝酿和爆发，国内因素是基本的，它不完全是由大国唆使与纵恿而形成的，也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所谓代理人性质的战争，而是朝鲜人民对分治的一种抗拒的必然趋向。这场战争一方面固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留下的恶果，但另一方面，它却是小国把大国拖入一场性质纯属内战的战争的典型事例，这一点，对尔后卷入的各国来说，是理应作为经验教训加以吸取的。
（二）外因
朝鲜的形势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场热战？战后第一场热战为什么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发生在两强争夺的重点欧洲？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爆发负有哪些历史责任？这些是在研究这场战争起因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朝战的爆发内因固然是基础，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第二次大战甫告结束，在战争中形成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就开始了他们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这场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手段和决心所进行的斗争发展迅猛，使战后的短暂和平重新蒙上阴影，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
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从欧洲的波兰、德国、捷克、希腊到中近东的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问题上，美苏双方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某些事件上（如1948年6月开始的柏林封锁），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在欧洲的斗争有惊无险，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因为他们深知那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也是双方的重兵集结地，谁也不想或不敢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在几度较量之后，双方互有得失，势力范围大致敲定，使该地区以一种特有的“武装对峙下的和平状态”稳定下来。在欧洲激烈的争夺的同时，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宣传也同步增长。对战后的冷战宣传，史学家一般把下述事件列为突出事件：一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选民讲话时，重谈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将导致战争和资本主义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等观点；二是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三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机会发表了被称之谓“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两大对立社会体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的电报，和他在1947年7月以“X先生”化名发表的文章，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和“遏制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采纳作为对苏关系的理论依据，而且把它变成了对苏军事上进行战略部署的指导方针。以上这些演说和文章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不仅有了实践的方面，而且各自形成了理论体系。
亚洲的冷战较欧洲为晚，但美国遇到的真正麻烦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
战后，东亚的局势和世界局势一样，处于一种新旧体制交替的动荡状态中。由于老殖民主义的衰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在这一大潮中，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斗争的前列，使各国内部的斗争与国际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互相交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杜鲁门总统喜欢简单的答案，但麻烦在于问题却是错综复杂的”④。
东亚战后局势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分治、对日和约和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和苏联在东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苏联控制着从千岛群岛、朝鲜北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美国则独自占领着日本、朝鲜南部，控制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双方初期在东亚的交锋并不激烈，原因之一是美苏战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夺的重点欧洲，给予亚洲的注意力少得多。随着美国在欧洲地区承担的义务代价过高，也限制了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之二，在东亚的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前景不够明朗，斗争还没有形成焦点；之三，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谈不上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区”，美国在东亚的对苏遏制线一时难以构成。由于以上原因，亚洲的冷战在战后初期不像欧洲那样剑拔弩张，但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东亚的局势也日趋紧张，美国的东亚政策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美国在东亚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中国。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国既避免内战，又避免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就着手调解国共争端。美国的调解表面上是打着不干涉内政的旗子，对两党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它从日本投降后大规模空运国民党军到东北、华北时起，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战。美国的根本立场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对中国的革命持敌对的态度，调解的目的只是推动蒋介石在实行一定改组的基础上，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从而巩固蒋介石政权，同时也实现遏制苏联影响扩展的目的。但蒋对美国的深刻用意并不领情，一心想建立其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他之所以敢于一再破坏和谈，就是相信美国总统总是要支持他的。当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进退两难境地：既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又无力承担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全面卷入的重负。同时，美国也深知，他所支持的蒋政权的腐败和丧失民心的状况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有限援助——即有限卷入的政策，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静观政策，为尔后对华政策留下机动的余地。美国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和政策。由此出发，它对战后亚洲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律斥之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正如专栏记者李普曼所说，美国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寄托在我们不可能有多少了解的卫星国、傀儡、雇员和代理人身上”⑤。支持蒋介石到底的政策使美国最终陷入了外交和内政上无休止的难题和困境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的挫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鲁门政府遭到共和党右翼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双重围攻。与此同时，欧洲联盟的内部在德国问题上出现分岐，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种种情况都不利于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推行，但杜鲁门总统摆脱困境的对策却是冷战升级、军备升级。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研制氢弹；4月批转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68号文件，该文件是杜鲁门主义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全面阐述，是美国战后重整军备的重要决策性文件。但是，为执行68号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很难再像希腊事件时那样从国会榨出。因此，朝鲜战争的发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同意的，‘朝鲜把我们救出来了’”⑥。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雅尔塔会议的强权政治铸成的。三八线的划定最初只是为了美苏进军朝鲜受降时便于分工管理，该时，美苏虽已萌发分歧，仍不失为盟友。但当战后根据有关协议着手解决朝鲜独立和统一问题时，欧洲的冷战正向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东亚的朝鲜辐射，美苏之间的关系也正由同盟逐步走向对峙。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在东亚、在朝鲜的政策也都纳入了扩大各自势力的范畴。由此出发，双方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各项建议与反建议大多是旨在加强本国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方的阵地。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联合政府无望组成，索性各自成立于己有利的政府，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从此，三八线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任何想移开三八线的企图，不管来自国际的或国内的，都将意味着对对方利益的严重挑战。
由上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内因是基本的，它本质上是一场内战；而外因又是主要的：美苏在全球推行冷战必然要导致碰撞。不幸的是朝鲜恰恰成了第一次碰撞的事发地区。
二.必然中的偶然——一场战略上的遭遇战
朝鲜战争是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发生的，它既有必然性的一面，又有偶然性的一面。这场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突然性，战争进程与攻防转换呈现快速性，对作战对象的判断存在相当的主观性，这些特点使战争有很多捉摸不定的方面，出现了许多偶然因素。从战略角度来看，它发生在一个非战略重点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战者是打了一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
在美国建国后200余年的历史上，对外战争的记录都是胜利与骄傲，朝鲜则是第一个例外。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⑦。美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⑧。“美国共和党人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妄动蠢举，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的十六年统治”⑨。这场战争之所以“苦涩”、“不得人心”，以及战争中出现的诸多偶然情况，主要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在战前和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造成的。
在战前的几年中，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对美国来说，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也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正如中国谚语中所说的吃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美国内部对它在南朝鲜的存在一直有争论。1947年4月，美国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列举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程序上，南朝鲜排在14个国家之后，名列倒数第二。特别是在欧洲的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南朝鲜就更被视为一个包袱。因此，美国从1947年就酝酿从南朝鲜撤军，但出于所谓信誉和影响，又不能简单地放弃南朝鲜。为了逐步撤出南朝鲜，美国采取的第一步计划是将它交给联合国——“一个并不是弱不禁风的靠山”。但美国此举既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与统一问题，也难以使美国达到它完全从那里脱身的目的。
当美国按预定计划从南朝鲜撤军时，它对李承晚政府的状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对策。由于李承晚日益倾向于独裁，南朝鲜的政局不断出现动荡，通货膨胀，民怨很大。在南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样一方政府的存在必然潜伏着危机，内部的混乱结果必将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美国对这一情况显然没给予足够重视。同时，美国对南朝鲜的军队状况的估计也与实际不符。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南朝鲜军队有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在“入侵”发生时，他们将独立地挫败它。有的甚至说南朝鲜的军队是比中国国民党军队等都好的一支。这些漫不经心的判断都是为美军早日从南朝鲜撤出的目的服务的。
在撤军之后，美国虽然和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又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不把南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这些讲话并不是疏漏，“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⑩。但美国早已在朝鲜深深陷入，这些讲话实际形成了自我矛盾的状况，在朝鲜当时的状态下更增加了混乱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就在美国国务院和军方都希望朝鲜局势保持稳定以利于美国解决对日和约和中国政策问题的时候，新上任的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跑到三八线用望远镜窥视北方，并发表支持李承晚的讲话，这对朝鲜两方肯定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况必然使朝鲜局势更加危急。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指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几乎没有预先警报，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费解。一种解释是美国认为下一场战争将是同苏联之间的一场全球战争，对双方来说，朝鲜都不是展开这场大战的重要地区，因此对那里的局势不予重视。有的作家则认为，对朝战爆发的疏忽，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不是情报太少，而是情报太多”(11)。在浩瀚的情报海洋中，朝鲜的几点火星是容易被忽视的。战前，美军顾问团的情报经常矛盾，部分原因是南朝鲜方面造成的。从美军撤出之日起，南朝鲜就天天喊“狼来了”，美使馆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要武器，这种真假难分的情况使美国的判断无所适从。笔者认为，美国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朝鲜战争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内战的性质缺乏认识所造成，对美苏在那里建立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政府必有一搏缺乏预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判断和处置上，如同战前一样，也是错误百出，而且明显地反映了杜鲁门总统的风格——反应迅速、果断而鲁莽。
在情况判断上，美国从两极对峙的冷战观念和68号文件的准备大战的战略出发，断定“进攻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总战略中的第一个突破口。杜鲁门总统的反应更为直接，“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回合”(12)。
美国做出的第一步决定（海、空特别是地面部队的参战）就显示出，它所设想的作战对象不仅是北朝鲜，而主要是苏联。随后，杜鲁门总统还宣布成立战时内阁，指示除非离开现职会影响工作外，任何人都不得避免服役。他甚至还考虑征募德国人进美国陆军或加入在朝鲜作战的英、法军队中参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紧锣密鼓准备迎击苏联可能进行对等的干涉之时，苏联则是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仗上。苏联在情况判断上和美国一样也是忽左忽右，一厢情愿地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内战，美国可能和对中国的内战一样不一定进行武力干涉。由于只强调了内战的方面，因而没有看到朝鲜战争的爆发背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内战，这场战争爆发必然牵动雅尔塔体系的改动，苏联即使没有出兵也逃脱不了干系。但斯大林终究比杜鲁门老练，他下定决心不在朝鲜同美国直接对抗，不直接出兵，只打笔墨官司。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苏联在东亚的企图估计过分，它所采取的决策多数属于不适当或过了头，从而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那位颇有见地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我相信，NSC/68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13)。
美国为了替它的干涉提供所谓道义的立足点，再次动用联合国，并联合部分盟友和小伙伴共同出兵，以壮声势。事实证明，美国赋予这个先天、后天都不足的国际组织以力不胜任的重负是不适宜的。众所周知，当时的联合国实际是在美国把持多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些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有的决议是在美国先采取了行动之后才提交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只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批准。但美国利用联合国并没有使它增强许多力量，相反受到日益增多的掣肘，这是它始料未及的。联合国卷入朝战几乎造成它的分裂，对此，李普曼先生早有告诫：“企图利用联合国作为它们的工具，它是没有前途的，它不是被抛弃，就是变成一个反苏集团，无论那一种结果，联合国都会遭到毁灭(14)”。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造成和中国的直接对抗，以及对中国出兵判断的失误。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卷入。朝战爆发后，它也不想和中国在那里发生直接武力对抗。但是这种对抗恰恰发生，而且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最不友好时期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中两国没有在中国大陆直接武力相见，而在朝鲜半岛相撞，这一情况既属必然，又属偶然，对两国而言，都有相当的遭遇战的成份。所谓遭遇是指这种对抗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源渊，又有现实政策的失误成份，以及缺乏沟通所致。
美国出兵朝鲜是美苏冷战政策的必然结果，对此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美国在出兵同时所做出的许多扩张措施，其后果则远远超出了朝鲜这场局部战争的范畴，其中特别是第7舰队北上封锁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
1950年初以来，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有各种敌对情绪和谋划，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曾有过一定缓和的趋向。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美国并无将福摩萨（按指中国台湾省）或其他中国领土据为己有的计划。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美国政府将不走会导致参与中国内战的道路。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15)”但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一改过去打算放弃台湾的想法，转变到要把它抓在手里的政策。美国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从朝战爆发开始，美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冷战政策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它把亚洲的共产党统统打入苏联的“附庸”、美国的“敌人”之列，对中国的政策从设法鼓励中苏分裂以争取中国，回到了把苏中都视为大敌的老路上去。
关于美国为什么做出这一决定，不少学者认为是军事角度的考虑大于政策的因素，对苏作战需要的成份大于对华的成份。但是，美国这一错误决定的出笼并非偶然，它与美对华政策长期倾向是一致的。美国虽然不得不从中国大陆撤出去，但一直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虽然估计到中国和苏联之间总有一天会出现分岐，但在当时又难以扭转国内敌视新中国的潮流；虽然在“白皮书”中承认蒋政权腐败无望，但又不愿承认新中国为合法政权。美国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并秘密策划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美国总是要以各种藉口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杜鲁门总统开战后的声明中。虽然一方面表白第7舰队的行动是“中立化”行动，既不容许中国军队解放台湾，也不容许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但同时又宣称台湾地位要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平的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6)。这些声明表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立场不是什么中立，而是要把台湾问题变成一个国际争议的问题，从中国分离出去。这种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已使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与这一行动相呼应，美国还宣布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队，不仅迈出了与老殖民主义者合流的第一步，也是在中国的南部边境再增加一处威胁中国安全的布点。所幸的是，当蒋介石自告奋勇愿意出兵入朝参战时，美国政府从利弊得失考虑予以婉拒，使事态没有急剧恶化。
对中国出兵判断的错误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挫的重大战略失误。
美国在朝鲜作战的主要顾虑是怕和苏联对抗。为此，美国动用了一切手段以查明苏联的意图和动向。华盛顿当局命令各军事情报部门除了严密注视苏联参加朝战的任何迹象外，对苏联“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应该特别加以警惕”(17)。至8月底，美国已摸清苏联的底牌，即苏不愿冒全面战争风险，而且在北方战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即使撒手不管也不会干预(18)。苏联的态度使美国松了一大口气，但也对美国判断中国的反应产生了错觉。
美国对中国判断失误来源于它强权政治的傲慢和对中国的无知。自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开始，至美国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时为止，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多次抗议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对此始终没有严肃认真看待。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抗议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实际上美国趁朝战之机以中立之名行强占台湾之实是早有预谋，此举也是为满足军方和共和党要求的战略和政略的重要步骤，只不过方式上比较隐晦而已。美国政府对中国所提出的警告认为只是虚张声势。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情况很糟，特别是军队装备落后，没有可能出兵。1950年8月17日，美国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威胁，声言朝战的发展要看中国态度而定。如果中国扩大战事甘心为他人火中取栗，中国的运输系统和为数有限的工业设施将会遭到毁灭。艾奇逊9月10日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毫无疑问，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但他们从中得不到一点好处，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屈服于那种压力(19)。”这种政策和策略出自一个大国的国务卿之口，真正是异想天开。美国的分析也表明，它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杰出的领导集体）是完全陌生和怀有深刻偏见和敌意的。同时，美国也完全无视了如下历史与现实：身受100余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一旦站了起来，将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和统一，不会再仰人鼻息，不会屈服于来自西方或东方的压力，也不畏强敌。但美国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之战况发展顺利，无所顾及地越过三八线，直向中国边境逼进。在强敌临境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毅然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一决定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对美国来说，这次由它一手造成的必然的碰撞竟成了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说明了美国在情况判断上的主观性达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的出兵完全打乱了美国战略构想，使其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把遏制线推进到中苏边境的企图归于泡影，而且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
其实，中国做出出动志愿军的决定并非易事。从已经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来看，中国领导人做出出兵决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贯敌视态度。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右翼、“中国帮”等不断进行反对、制裁新中国和援蒋反攻的鼓噪，在干涉朝鲜的内战的同时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其中，远东美军司令兼入朝作战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1950年7月31日到台湾的活动和言论，起码代表了军方和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和杜勒斯、腊斯克等人的意图。因此，当美军分别从东（朝鲜）中（台湾海峡）南（印支）三方逼近中国领土时，当美国军政要人等敌视威胁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政府所说的对中国友好和“中立化”的言论和保证，未免显得自欺欺人，中国政府当然不会相信，而只能准备和美国一搏；二是朝鲜人民特别是北朝鲜的许多爱国志士曾在抗日战争中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支援过中国人民。当他们处境危急，急切要求中国给以特别援助之时，中国无论从过去共同抗日的友谊出发，还是从国际主义出发，或是从自身安危出发，都难以对朋友甩手不管，坐视不救；三是从利弊得失战略分析出发，既然美国政策右转，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与其坐等美国逼近边境，放蒋出笼，四面受困，不如主动迎敌；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与其将来坐待对手打进来，在中国国土上打，不如在国门之外打；与其示弱，不如示之以强。同时，中国参战虽然存在不利因素，如国力和军队装备方面，但也有许多较敌有利因素，比如师出有名士气高，全国一致支援，战线短，作战经验丰富，战役战术灵活，敢打硬仗，美军骄而无备，我则可以突然制敌等等。因此，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0)。但是，由于这一决定事关重大，中共中央曾多次反复讨论，充分听取了林彪等人的反对意见，也曾数易决心，在出兵时间上多次变更，对出兵作战的种种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在全过程中，中国政府以多种形式、多次地提出警告，但美国决心以武力统一全朝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不予理睬。在10月2日做出出兵决定之后，中国政府还想最后做出努力，避免中美交战。10月3日1时，周恩来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英政府，中国政府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但美国政府仍然不予理睬，从而失去了避免中美交战的最后时机，以致必然变成了偶然，一场有战略意义的遭遇战终于发生。
三.历史的局限与有限战争的制约
朝鲜战争的爆发曾引起世界人民极大的关注和担心。这场战争向何处去？会不会发展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原子大战？人们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从当时的形势看，全球性冷战对峙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苏两强不仅有能力进行世界大战，而且正在为此加强准备。特别是在两国都掌握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下，朝战的前途殊难预料。但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发展，而是成为一场人们所希望的有限的、局部的战争。这一结局绝非偶然，而是表明了人们对战争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有了广岛和长崎的惨祸，今后的战争如何打？这是一切国家的战争指导者面临的一个艰难的抉择问题。朝鲜战争既不同于古代和近代史上那些因经济技术落后而只能进行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也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爆发的导致大战的局部战争。它是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第一场受到限制的局部战争。它预示了当时还没有被许多政治家认识和承认的真理：正是由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原子武器的问世，未来战争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大战不能再打了，原子武器不能再使用了，人们也不可以任意地不择手段、不加限制地扩大战争与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目标。未来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必须在目标、手段、地域等方面更加强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在战争史上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规定了尔后战争的游戏规则。
但是，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大国战后仍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未来战争的模式，以此作为建军和加强战场准备的理论依据。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有关各方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手段等方面或是认识模糊，或是按旧的思维方式进行指导，以致出现了政治与军事战略的矛盾与摇摆，以及某些战役、战术行动上的盲目。这些，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局限与有限战争的时代性制约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对这场有限战争从思想上到理论上都没有准备。“西方设想中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是全面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苏联对美国、或者对美国在西欧的第一道防线进行突然袭击”(21)。
“实际上，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不是为一场有限战争所设计的蓝本，而是建立在全面战争基础上的文件(22)。”美国政府没有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更没有把局部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判断与处置从开始就进入了迷途。在战争性质和主要敌手的分析上，美国按其既定分析立刻断定，这场战争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美国军方则更“以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苏联终于决定要一决雌雄了”(23)。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在朝战爆发后，不仅决定干预，而且是全面干预。从6月25日至30日，美陆海空三军全面卷入，海空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第7舰队的巡逻区也扩展至台湾以东和台湾海峡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与此同时，还加速向印度支那的法殖民军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可以看出，上述部署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这场局部战争的需要。实际上，这一部署反映了美国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在整个亚洲摆开了一个准备大打的架势，其部署是既有点（朝鲜半岛），也有面（大陆沿海和印支），还有纵深（菲律宾）。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部署与措施中所针对的敌手不是朝鲜北方，而是苏联，还有中国，甚至还有东亚其他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对参战目标的几度更迭，反映了它对有限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十分苦恼”的过程。在美国参战的第一阶段，杜鲁门和艾奇逊从避免朝战扩大出发，对参战目标做出了有限制的承诺。他们在声明中明确，美国干涉的目的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别无他图。这一目标反映了美国在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做出的比较谨慎的决定，也符合有限战争的原则。但是，在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并顺利发展进攻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军事、政治目标发生了不应有的改变：军事目标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政治目标也改为争取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朝鲜”，即武力统一全朝鲜。无庸讳言，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朝鲜，这对该地区的原有格局是一次极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使朝鲜战争面临扩大化的危险。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全朝鲜在军事行动上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政治上则是一次“盲动蠢举”，因为这条由美国人划定的区分势力范围的线，现在已经成为划分战争有限与扩大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次目标的改变是美国对有限战争原则的一次危险的挑战，其结果是美国“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至战争第三阶段，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战争形势再次发生急剧变化。一方面是麦克阿瑟遭到惨败后强烈要求扩大战争，一方面是盟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尽早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美国政府此时才由前一阶段的头脑发热变清醒起来。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其目标又回到了第一阶段，即以三八线为界，以谈判结束战争。这一次目标的修正虽然有其痛苦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教益，它使美国政府的政策明确无误的回到了有限战争的轨道上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生的最令人吃惊和不可思议的事件，是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的冲突。其实，这场冲突的实质也是在于究竟把战争控制在何种范围，达到何种目标和运用何种手段等问题，也即如何把握和实施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麦克阿瑟的悲剧在于：他对战后开始的这个新的时代缺乏应有的敏感，对未来战争形态可能发生的变化更加模糊。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样式，战争的目的是彻底战胜敌手，占领其领土，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动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地域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当他在朝鲜战场顺利发展时，他命令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不要有所顾虑，他要求北朝鲜部队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当他遭到失败时，则要进行不计后果的报复；当他的要求受到政府的抑制时，他的言行恰恰说明他的思维是如何地落后于形势，他对国家政策和大战略是如何的无知。他认为军事是中性的，不问政治，只求实效，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胜利，有时就要像赌博一样，不怕冒风险。他攻击他所受到的政治性限制，宣称限制实际是“姑息”，打有限战争是“破落户的方针”，是一种“零敲碎打”、“半吊子战争”，“还不如向敌人投降”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实际是对有限战争的艺术和原则的全面否定。
苏联在朝鲜战争的表现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它对新条件下的有限战争是根本不理解的。从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和战争准备完全是根据二战经验总结出来的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两大阵营必有一战，未来的战争是一场总体战和核大战，其作战原则就是根据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役所总结出来的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在当时苏联的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中没有局部或有限战争这一词条。当朝战爆发，美国进行干涉时，苏联的主导思想是怕战火继续扩大，怕苏联卷进去，怕美苏在这里迎头相撞引发一场核大战。即使当朝鲜北方处境危急时，苏联也是从它的国家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宁可坐视忍让，也不会在朝鲜直接插手。苏联对有限战争这一观点延宕多年，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在理论上探讨了在核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施问题，足以说明它在军事理论上的僵化和保守到了何种程度。可以看出，苏联在朝鲜战争中那种畏惧心理，并不表明它对有限战争的理解，而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对这种新战争形态的更深层的迷茫。同时，它在战争中的许多表态和暗示，不仅对战争起不到限制作用，相反起到示弱并鼓励了对方的效果。美军敢于扩大战争目标与苏联的这种表现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军队具有在国内同日本侵略军和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丰富经验，但出国作战尚属首次，在朝鲜进行这场局部战争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而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共中央在下定入朝作战决心的同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政治目标、作战目标，以及战局发展的前景等都作了深入而周密的研究。在达成总的政治目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提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力求使战争地方化，即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决定。为此，在朝鲜战场以外，没有再采取和美军直接对抗的行动，这一思想贯串于战争的全过程。在作战目标上，则是要力争歼灭战区内的敌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分析战局发展前景时，中共中央也估计到几种可能：一是达成上述作战目标；二是迫使美国军队撤退至三八线以南，以谈判结束战争；三是打成僵局，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对于这三种可能，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准备接受第二种可能，避免第三种可能。中共中央上述诸决定在40年之后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比如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不主动在其他地方挑起冲突；比如争取打好，准备承受最坏的情况，准备以打促谈，解决问题等，都是贯串一条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总方针(24)。也正是这些正确的战略指导，使武器装备严重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挫败了美国以武力统一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企图，最后促成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是中国的一些决定也表露出受国内战争经验和传统思维的影响，对这场局部战争的认识并非都完美无缺，对同美军的作战也有估计不足之处。比如在入朝作战之初提出歼灭朝境内的美国军队，主要是第8集团军等。经过五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消灭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及时修正了作战目标，确定了“打到三八线为止”，“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方针，从而解决了和树立了在这场局部战争中的目标有限这一关键性的指导原则问题，也完成了由国内战争向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中国军队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进行国际局部战争的丰富的经验，这对尔后的军队建设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也因苏联许多教条主义东西的影响，中国对局部战争理论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对形势估计偏激，在国防建设上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度对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朝鲜战争的教训与影响
（一）朝战是对冷战推行者的第一次惩戒
朝鲜战争是冷战政策所结下的第一个恶果。为了探讨这场战争的更深层的原因，必需对战后冷战的发动稍作剖析。
回顾战后冷战形成的那段历史，可以说，美苏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这场冷战的发动，哪一方责任更大，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但只要从战后形势的宏观角度和两国领导的言行与决策等方面加以对比考证，人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比较而言，美国政府，特别是杜鲁门总统对冷战的发动负有更大的责任。第一，从当时美苏两国的综合国力而言，虽然同为强国，但美国的实力大大强于苏联。苏联虽有意图扩张的一面，但受到物质基础薄弱的限制不得不有所收敛；而美国则因其雄厚的物力、财力和尖端武器，处于优势地位。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在国际、国内大搞“苏联威胁”等冷战宣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从当时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分析，苏联总的是采取守势，斯大林战后的战略思想倾向于保守。在欧洲，苏联大致是按雅尔塔协定行事，对希腊、伊朗、土耳其事态的处理，对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抑制，以及对中国革命所持的不相信、不积极支持的态度等，都说明了苏联的保守、持重的态度，即使在柏林危机时期，它也不想把事态扩大或挑起战火。而美国的战略则富于进攻性，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对苏进行遏制，处处建立遏制线；第三，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引起美国官方强烈反响的苏联冷战言论或著作多数是属于一种理论和哲学体系，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必有一战，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衰亡，等等，这些理论或著作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是两码事。但美国的看法则不同，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所指出的：“我们的决策者，不是把这些著作看作是一种政治哲学体系，而是把它们看作是苏联战略的战地应用手册(25)。”美国的对策则是把许多理论、口号变成了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这一理论受到李普曼先生的全面抨击。此后，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则是公开分裂世界的宣言书，还有被杜鲁门总统称之为“一个核桃两半分”的马歇尔计划与干涉不发达国家内部事务的“第四点计划”等，无一不是美国在冷战理论指导下的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行动纲领；第四，战后冷战的发动与当时两国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杜鲁门的个人素质、经验、品格、行为等有密切的关系。斯大林的思想倾向一如前述，特别是在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他的当务之急是集中主要精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为此，他虽然在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讨价还价中时而表现强硬，有时也不乏妥协，但斯大林由于对西方存有较大的戒心，加之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影响，对冷战的升级负有一定的责任。杜鲁门总统的情况和斯大林有所不同：一方面他是在世界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接替逝世的罗斯福总统上台的；另一方面他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首脑，因此，他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素质与言行，不仅对美国的发展有其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世界大局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综观杜鲁门任总统的七年时间的言行，对他在冷战发动时期的特殊作用可做如下概括：
从意识形态倾向上看，杜鲁门总统是以强烈反苏反共而著称。“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纽约时报》曾广泛宣扬杜鲁门参议员不偏不倚的忠告：‘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获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获胜，我们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使他们尽可能互相削弱’”(26)。杜鲁门这一议论和一生强烈反苏反共的丘吉尔当时的议论相比，他比后者的反共意识更强烈，他的“忠告”也缺乏后者当时所表示的抛却前嫌、共同抗击法西斯那种政治家的远见和风度。
从对外政策的实践看，杜鲁门接任总统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杜鲁门与贝尔纳斯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这两人对国际主义都没有鉴别能力和实践经验。即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斯大林有歧见，罗斯福总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对国际事务的谅解与苏联打交道，而未见世面的杜鲁门则往往鲁莽地采取好战和不合外交常规的办法。为了长远的目标，罗斯福能说服或软化他的顾问们的反苏情绪，而杜鲁门则对其顾问们言听计从，什么话都捅出去，而不顾及这样做可能导致外交联系途径的中断(27)”。事实上，杜鲁门上台不久，就全面改变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用杜鲁门自己的话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再搞什么妥协了。”“我对哄孩子似的迁就苏联人感到厌倦了”(28)。杜鲁门早就急于把外交的决定权抓紧，打上自己的烙印。为此，他否定了贝尔纳斯1946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同苏联达成的关于欧洲和亚洲问题的妥协，并斥之为“绥靖”。“在他给贝尔纳斯的亲笔备忘录中，他直接了当地表明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权威，详细阐明了他对将来政策进程的看法。这一政策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抵制苏联的扩张意图。除了要用‘铁拳’来支持强硬的谈判，不承认任何一个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杜鲁门还提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来防止苏联任何进一步的征服。在亚洲，这一全球性防御线包括以下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我们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当这样做。’”(29)总统对战后世界没有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发展多次表示不满，他曾告诉一个顾问，“他估计美国在和苏联打交道时应该能够得到它想得到的百分之八十五”(30)。由此，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和构想已可略见轮廓，他所执行的“富于竞争性、好战的反苏反共的遏制政策”与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已是南辕北辙，分道扬镳。李普曼在批判遏制政策时正确地指出：“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和对手及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于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31)。富布赖特参议员尖锐地指出：“杜鲁门主义的运用基于一套对现实所作的假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十分不道德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是征服世界的政治阴谋。在同共产主义打交道时，我们的领导人就无需依照正常的法则来进行求证与推理。归根到底，谁听说过要给魔鬼一种公平的待遇”(32)。
最能代表杜鲁门总统外交风格和世界观的莫过于“杜鲁门主义”了。就战后的冷战言论而言，斯大林对莫斯科选民的演说比较空泛，并非苏联现行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具体表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虽然语出惊人，但因他在野地位和大英帝国的衰落等原因，其表面价值多于实际价值。而杜鲁门主义则与前两者不同。一方面它是杜鲁门自上台两年多以来，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全球战略宣言，是美国政、经、军政策的总方针；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使世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冷战。富布赖特指出：“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像英国那样给陷于重围的政府充当提供武器的角色，而是还要以杜鲁门主义的形式发出一项意识形态战争宣言。”“……新政策不仅是作为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权宜之计，而且是作为美国走向世界领袖地位的一项历史性号召”(33)。
（二）朝鲜战争对世界局势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朝鲜战争从军事范畴上是一场局部的、有限的战争；但它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而对当时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则是极端严重和长期的。
朝鲜战争不是冷战的起因而是冷战的恶果，但这场热战反过来又对冷战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如前所述，朝鲜战争并未能给那些冷战理论制造者和冷战的发动者以有效的教训，相反，它向那些思维浮浅而又极端的人提供了加剧冷战行为的新的依据和借口，甚至为他们排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
从杜鲁门政府在战前战后的表现来看，朝战既使它紧张不安，以为它进行遏制战略，完成全球军事部署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这一可能令人沮丧的朝鲜事件，在当政者心目中相反成了一种机会，不在于在亚洲建立军事力量（虽然在那里也根据需要适当增加了），而是着重充实西欧明显不足的防御”(34)。在朝战前，美国遏制战略的许多计划、文件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而在朝战爆发后，则是落实和行动的时刻。1950年6月至12月，是冷战史上最重要的时期。美国政府在出兵朝鲜的同时，抓紧时机落实难以得到国会通过的68号文件的各项军备措施。1950年9月美国决定派4-6个师到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艾奇逊称这一决定“在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人的态度方面是一次彻底的改革。”12月北约外长会议根据美国重新武装德国10个师的建议，同意德国军队以团为单位并入北约部队。12月19日，杜鲁门总统任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约组织联合部队司令。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极力主张下，美国国会于1951年4月批准了有关北约组织的建议，其中包括设立联合指挥，在军事上利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决定。
在亚洲，美国以朝战为契机，加紧缔结对日和约。在杜勒斯的主持下，缔结和约的过程中，既排除了苏联提出的任何提议，也没有同英国等进行充分协商，并否定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关于战争赔偿等许多合理要求。这一合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没有进行必要的清算和限制，时至今日日本对它的侵略行径仍在文过饰非，这对日本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它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产生着恶劣的后果。
在加强欧亚军事部署的同时，美国的国防费用成倍增长。1951年，杜鲁门总统提出了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前6个月提出的130.5亿增加了近4倍。1952年向参众两院提出的国防预算为600亿美元，比前一年又增20%。1951年3月中旬，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热核试验。1952年6月，美国开始建造第一艘核潜艇，从而在核军备的道路上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综上所述，杜鲁门政府以朝鲜战争为契机在欧亚两洲快速地完成了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战备部署。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加之麦卡锡主义的要挟，美国此后的几届政府不仅很难摆脱它们前届政府所制订的内外政策，反而一度有变本加厉之势。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虽然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但由于共和党右翼的既定政策和麦卡锡主义的猖狂，美国内外政策比其前任更加右倾。特别是新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一种更为“狭隘的思想方法来推行他的反共运动”，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走向极端和僵硬。杜勒斯比杜鲁门、艾奇逊更前进一步，他遣责他的前任的遏制政策是一种“纯防御的政策”，是“必然要失败的政策”。为了取代遏制政策，他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缺乏灵活性。在杜勒斯执政的前期，正值苏联领导层发生变动的时期。苏共新领导在东西关系上采取了一些新的灵活做法都被杜勒斯视为“花招”而加以拒绝。“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的目标，至1955年我们在36个国家共有军事基地约450处，并且我们在拉丁美洲以外同大约20个国家订有政治和军事条约。正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政治大国”(35)。朝战之后，美国在亚洲干涉活动中陷得更深，除了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外，从1954年9月起，已越过法国人直接向南越人提供援助，派遣驻越美军顾问团，负责训练南越军队。
对苏联而言，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它积极斡旋结束了朝鲜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实为得分最多者。在战争中它没有出兵赴朝，只出动了一些空军以中国为基地进行了一年的防御作战。它向中国提供的军火武器都是有偿的，因此，它既避免了和美国的直接冲突，又收回了军火利润。更重要的是，当美国在朝鲜战争既损兵又换将之时，苏联却兵不血刃地巩固了远东战线，而且充当了战争的调停者。但苏联也深知国力和美国相差很远，原子库存更不能相比。为了尽快缩短和美国的差距，苏联在加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加速热核武器研制。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个氢弹试爆成功，从此确立了它的核大国地位。它和美国的核军备竞赛也从此更加激烈。
注释：
①《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二卷，三联书店，1965年，第191页。
②参看〔日〕小此木正夫：《朝鲜战争的国内根源》。
③〔美〕威廉·惠特尼·小斯徒克：《走向对抗之路——美国对中国、朝鲜政策1947-1950》，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④〔美〕罗伯特L·麦瑟：“美国对冷战的看法”载入江昭、孔润华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248页。
⑤〔美〕李普曼：《冷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页。
⑥〔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8页。
⑦⑧〔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⑨〔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⑩〔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11)〔美〕约翰·加迪斯：“美国政策、战略和外交中的朝鲜”，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合编《亚洲冷战的起源》，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版，1977年，第286页。
(12)〔美〕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中译本，三联书店，1970年，第198页。
(13)〔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62-363页。
(14)李普曼：《冷战》，中译本，第44页。
(15)《杜鲁门公开文件集》转载于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16)《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二卷，1965年，第395页。
(17)《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404页。
(18)参看《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7卷，第662-953页。
(19)《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中译本，第107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347页。
(21)〔美〕约翰·斯帕尼尔前引书，中译本，第279页。
(22)〔美〕永井阳之助：“冷战理论探源”，载《亚洲冷战起源》第35页。
(23)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载《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第94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89页。
(25)〔美〕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页。
(26)〔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中译本，第41页。
(27)〔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中译本，第41页。
(28)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52页。
(29)〔美〕罗伯特L·麦瑟：“美国对东亚冷战的看法”，载入江昭、孔润华主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
(30)〔美〕罗伯特L·麦瑟：“美国对东亚冷战的看法”，载入江昭、孔润华主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
(31)李普曼：《冷战》，中译本，第45页。
(32)富布赖特《跌跛足巨人》第21页。
(33)富布赖特前引书，第19、20页。
(34)〔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纽约，1982年，第114页。
(35)〔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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