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鲁门论文,苏联论文,美国论文,民众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3-0013-05
长期以来，在研究二战后美国对苏联政策由合作转向对抗的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关 注的是美国官方政策，而忽视了对美国普通民众态度的考察。实际上，随着西方国家民 主政治制度在20世纪的完善和成熟，普通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在美国，从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工业化的推动和群众的长期斗争，包括工人阶层和妇女 在内的广大美国民众普遍获得了普选权。任何政党要想上台并长久执政，都不敢轻视选 票的作用，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都必须考虑选民的意愿。同样，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 关系的问题上，民众的态度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考察二战后美 国对苏政策的转变时，有必要了解美国民众的态度变化及其产生的根源，这样才有助于 更全面地了解冷战的形成过程。
一、美国人眼中的苏联——从二战后期到“铁幕演说”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对苏联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电影、新闻和书籍都称赞苏 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斗争和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的 主流民意对苏联基本上持尊敬态度。1943年6月盖洛普组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迄 今为止，你认为下列那个国家为赢得战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美国，55%的人认为 是美国，32%认为是苏联，9%选择了英国，4%选择的是中国[1](P90)。德黑兰会议后，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苏联和美国应该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
民众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与传媒对苏联的正面报道密不可分。美国的媒体，特别是新闻 影片大幅报道“我们英勇的苏联盟国”，并且高度赞扬苏联人民的勇气和智慧。连资深 的反共主义者亨利·卢斯所创办的《生活》杂志也刊登了生动的照片，来显示苏联红军 和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美国政府授权好莱坞拍摄的纪录片描述了苏联红军和人民的英 雄事迹……并且以一种同情的眼光看待苏联[2](P43)。
虽然战争后期媒体表现出对苏联控制东欧的担心，但对战后美苏合作持乐观态度，甚 至普遍接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对东欧的控制，认为这对保持战后与苏联的关系具有重要 性。例如，早在1944年1月，国务院察看的300多份报纸，大多数报道认为苏联将“不可 避免地”在东欧“确立主导地位”。雅尔塔会议后，舆论明显认为，东欧未来的政治和 解是仅仅能够从苏联“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有关波兰的协议就是一个例子。大部分评 论不是将它描述为对苏联的投降，就是把它看作是美国原则和苏联利益间的妥协。在有 关的新闻报道，仅仅9%的评论将雅尔塔有关波兰的协议看作是《大西洋宪章》的履行， 43%的报道认为是对苏联要求的一个妥协，40%认为是对苏联的一个投降。由于协议的履 行悬而未决，9%的报刊没有做出评论[3](P946)。
不过，由于确信共产主义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官方人员，就连记者和学者们也都不 再把苏联对东欧的支配等同于共产主义化。大部分对苏联主导战后东欧秩序的预测都与 1944年《时代》杂志的报道类似，该报称“东欧将会出现建立在工会基础上的、强大的 人民阵线政府，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府”。公众倾向于接受那些夸大战争对苏 联影响的思想，以及夸大战后苏联需要美国援助的思想。美国作家昆廷·雷诺兹在他最 畅销的《屏幕升起》中写到：“一旦和平到来，苏联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 状况之中……发现自己是一个靠拐杖才能行走的巨人。”单就这一原因，在战后同斯大 林“打交道将会十分容易”[3](P947)。
美国社会中人数较少、但影响较大的自由主义者也普遍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例如，雅 尔塔会议后，作为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代表刊物《新共和》与《民族》都对雅尔塔协定 感到满意。《新共和》认为，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但是由 于波兰政府的基础扩大了，而且举行自由选举，因此雅尔塔会议上所犯的明显错误可以 通过在被占领国家的公民投票得以纠正。雷恩霍德·尼布尔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支持雅尔 塔协定，尽管苏联似乎想控制东欧。他认为苏联不同于德国，苏联没有征服世界的企图 。只要建立一个相互保障的安全体系就可以消除对苏联的恐惧，避免另一场战争。这也 是《民族》的看法。波茨坦会议后，《民族》认为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保证了波兰会举 行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以及出版和新闻自由。东欧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保证。 苏联同中国达成和平条约后，《民族》认为，所有的担心都结束了，美苏不会在远东地 区发生利益冲突[4](P111-112)。
到二战结束时，美苏之间的合作热情及友谊仍居于主导地位。很少有对苏联社会及其 政治的批评性分析。战时愉快的合作部分，形成了对两个社会的关系和相似性过分乐观 的估计[5](P345)。苏联抗击德国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打动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希 望将战时的美苏合作延长为和平时期的同盟。在1945年2月，55%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 是可以信赖的，美国能够在战后保持同苏联的合作[6](P234)。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 美国民众始终保持着这种乐观态度。当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美国 对此的反应，就像马丁·吉尔伯特所描写的是“几乎普遍的敌对”[2](P67-68)。美国 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丘吉尔的演说是“向市民居住的……街头掷 去一束炸弹”。《芝加哥太阳报》认为丘击尔是想美国为英国火中取栗，并指出丘吉尔 想将美苏引入一场“恐怖战争”之中。鉴于舆论的强烈反应，杜鲁门在3月8日的记者招 待会上，不得不否认事先不知道丘吉尔演说的内容[7]。
1943年到1946年初，从美国人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上看，很难想象会在1947年美苏便由 合作转向了对抗。然而从1946年中期开始，普通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却发生了迅速的转 变。
二、苏联国际行为对美国民众态度转变的影响
二战后，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维护战后和平的问题，因此美、苏、英三大国是否能维持 战时合作备受关注，这种合作取决于彼此采取的外交政策。美国人的注意力无疑集中在 苏联的国际行为上，这成为影响美国国民的关键因素。而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国际行为 也确实引起美国人的疑虑和担忧。
战争的结束立即引起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从1944年至1947年，在苏联的支持 下，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很快掌握了政权，斯大林还成 功地改变了苏联的西部边界，加强了在东欧的统治，苏联还向伊朗和土耳其施加压力。 早在1945年4月，斯大林就号召外国共产党组成反西方统一战线，1946年初苏联领导人 重新掀起对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讨伐。2月斯大林在一次选举演说中强调资本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不可调和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还告诫苏联人民要随 时准备为战争作出巨大的牺牲[10]。不过，在与外交官和记者打交道的时候，斯大林仍 然采取一种安抚的方式。在10月，他不仅否认了“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存在，而且也否 认了这一可能性。
不管斯大林的言论是否在美国民众中留下了负面效应，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苏联正在 奉行一种扩张主义政策。到1945年末，即使是苏联最坚决的辩护者中也很少有人否认东 欧的政府正日益受到国内共产党的控制。1945年11月，《新共和》杂志承认，通过“使 用民主国家反对的……政治控制方式”，苏联“对红军解放的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以便在这些国家建立可以操纵的政府”。虽然为苏联辩护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苏联对 资本主义的担心是合理的，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倾向于危机和战争。但是，“更多的美国 人从另一种不同的背景——即主要从英国的衰落和认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遵循的是一种 妥协原则——来看待苏联的行为”[3](P949-950)。
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苏联在战后对东欧的控制与在二战初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英国作为一个大国衰落的程度使人很难将苏联的行为简单地看作是英苏相互挑衅的一部 分。1946年2月末的时候，《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说，“某些假设似乎完全可以成立 ”：当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十分渺茫的时候，另一个达成权力平衡协定的希望也变得“ 不乐观了，因为苏联力量的兴起，加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衰弱……似乎驱散了任何轻 松地认为会出现一个三大国维持现状的体系的乐观思想”。
此外，希特勒的失败使苏联在1939——1940年期间的防御性扩张的外在合理性不存在 了。而且在莫斯科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签订一个条约确保德国的非军事化。他 的意图是通过消除苏联对德国复仇的恐惧来软化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他的 建议遭到拒绝的话，就迫使苏联表明“安全”仅仅是延长在东欧占领的一个借口。在5 月，苏联官方拒绝这一建议之前，有关这一建议的消息已经被公布于众了。当苏联表示 出对这一建议的冷淡态度时，在美国官方和媒体的眼中没有任何事比之更能使苏联名誉 扫地了。实际上，毫无疑问，这证明了“苏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的安全”。而当时86 %的报刊都认为这一条约给苏联带来一定的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在核武器问题上，1946年初，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由联合国来控制核武 器。虽然由此产生的《巴鲁计划》被精心设计以确保美国可以长期垄断核武器，但是作 为避免核军事竞争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努力，这一计划还是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3 ](P950-952)。然而苏联对该计划的反对使美国人普遍感到失望。到1946年夏，为苏联 扩张行为开脱的最主要的因素——对英国、德国和原子弹的恐惧——不再被普遍接受。
到1946年5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60%的被调查者相信苏联想支配整个世界。在194 6年夏天所进行的一次全国旅行中，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发现美国人对 “苏联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即使是长期为苏联辩护的自由主义者中，也发 生了分裂。只有《新共和》与《民族》仍站在苏联一边，认为三大国仍有可能达成协议 ；如果美国采取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政策，与苏联的合作是可能的。例如，在1946年末， 《新共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没有一篇抱怨苏联在东欧的扩张，认为苏联仅仅是收 回它在一战时失去的领土。而《民族》认为，虽然苏联的外交政策令人遗憾，但是美国 的外交政策更糟糕。《民族》的编辑弗雷达·科什威说到，美国要求东欧进行自由选举 并拒绝给苏联的卫星国提供贷款和食品供应的作法，或是一种威胁、或是一种物质和自 满的表现。她还认为欧洲人民有权利选择“社会主义”。
而持反苏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共产党人是极权主义者，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 样都敌视民主和自由。共产党的存在是对自由主义运动的侮辱，使美国人民疏远了自由 主义运动[8]。例如，持这一态度的《党派评论》指责《新共和》的编辑“正在帮助把 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赶进德国的集中营，正在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 和奥地利，帮助杀害各式各样的民主人士”。它认为如果想避免美苏间的战争的话，应 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不能像30年代姑息德国那样对苏联做出让步[4](P119、133)。
三、杜鲁门政府的作用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变化固然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有关，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 推波助澜，这一转变也许不会如此之快。
事实上，苏联在战后的行为十分谨慎，基本上按照《雅尔塔协定》行事。在东欧容忍 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联合占领的奥地利的代议制政府。虽然共产党在波兰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否认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道路[3](P954)。况且，根据《雅尔塔协定》，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势力 范围。因此，美国政府对苏联在东欧行为的指责并不具有“合理性”。然而，美国政府 却利用东欧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反映出战后杜鲁门政府决心放弃美苏合作，而采取反 共政策。
1943——1946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威廉·阿韦雷尔·哈里曼是最早意识到美苏的战 时合作关系在1945年开始破裂的美国人之一，他在1945年给国务院的几份电报中，告诫 杜鲁门政府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威胁。在1945年4月4日的电报中，哈里曼指出，“ 苏联的计划是”在东欧“建立极权主义的统治，消灭我们了解并尊重的个人自由和民主 。此外，苏联还试图通过支持西方国家中的共产党渗透，以便扩大苏联对西方国家国内 外事务的影响”[5](P167-169)。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 了著名的“长篇电报”(Long Telegram)，提出了对苏遏制战略。
而另一方面，另一些美国官员仍主张延续罗斯福时期的合作政策。例如，在1945年秋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主张美国应明显地疏远英国，以 免苏联认为美英正在“联合起来”向苏联“施加压力”。1945年10月31日，贝尔纳斯谈 到了苏联在东欧“的特殊的安全利益”——这是美国政界人士首次公开这样表示。在19 45年12月15日至26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贝尔纳斯以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明显是以非民主选举政府为条件，换取在这两国内阁中的一些装饰性的改变。他的目的是扫除一切 障碍，尽快达成一个和平条约，这是他在1946年主要的工作目标。他的理论“苏联从东 欧撤军”将宣告这一地区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结束[3](P956)。
但贝尔纳斯的行为却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评，认为这是对苏联的“姑息”。凭借战 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势力和手中掌握的原子弹，杜鲁门认为美国具有独立领导世界 的能力，不再需要同他国进行合作，而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对美国扩展自己的影响 形成了一个障碍。在杜鲁门看来，要扫除这个障碍就必须用武力威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 。
然而，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政策，首先要获得公众和舆论的支持，毕竟，人们对苏联的 热情和崇敬还未消退，大部分美国人仍将苏联视为“盟友”。杜鲁门最初是制造舆论丑 化苏联，在公众态度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杜鲁门也不愿冒触犯众怒的危险。
贝尔纳斯主要负责改变对苏联的看法，他在整个1946年不断发表广播讲话，一再列举 苏联在达成和平条约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谴责苏联的扩张主义。即 使在1946年2月28日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中，贝尔纳斯仍将苏联视为“盟国” ，并补充道：“仅仅是一些无可原谅的悲剧性错误才会引起美苏两国在未来的严重冲突 。”可见在公众态度没有明显转变之前，杜鲁门政府的言论是谨慎的。整个1946年，杜 鲁门总统也注意不对苏联进行任何公开的批评。例如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总统总是 回避或转移记者提出的有关苏联的尖锐的问题[3](P957-9578)。
与此同时工商界和媒体也精心培育反共情绪。在1946年，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成了媒 体报道的主题。在3月，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6月在加拿大发生了轰动的苏联盗窃原 子弹材料的间谍案；有关伊朗、东欧、德国等的危机不断被报道。《生活》也声称苏联 和西方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
一些政治家、大部分媒体和宗教出版物对苏联在东欧和伊朗等地区行动的负面解释， 使公众对苏联的态度在1946年初就变得不友好了，人们开始用可能是最坏的含义来理解 “共产党人”一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6年2月，认为美国能够和苏联合作的被 调查者降到了35%。1946年3月的民意测验显示，71%的被调查者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 只有7%的人持赞同态度[6](P234)。5月，58%的人认为“苏联正在试图成为世界的统治 力量”，仅仅29%的人认为苏联的行为是自卫性的预防措施。到1947年10月，前者上升 为了76%，后者下降到了18%[1](P97)。
甚至连劳工组织也受到了这种普遍反共情绪的影响，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逐渐“ 右转”。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产联内的反共主义者开始行动以清除共产党在工会 中的影响。1946年10月，产联内的反共主义者开始形成了正式的组织，在零售业工人联 合会的副主席杰克·奥特曼的领导下，34个产联的工会官员组成了“革新工会主义产联 委员会”，以反对共产党人。并迫使1946年的产联大会通过了反对共产党干预产联内部 事务的决议[6](P212-213)。
劳联也响应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劳联主席威廉·格林说，产联和劳联的基本区别在于 ，“前者是外国控制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美国人的组织”。194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在 劳联成员中进行了一个调查，问他们对产联主要的批评是什么，最普遍的回答是产联“ 是由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控制的”[6](P234)。在1947年1月劳联自由工会委员会的《国 际自由工会新闻报》中，对苏联的强制劳动营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篇文章不仅将 苏联看作是极权主义国家，而且认为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就建立了“奴隶制式 的”劳动营制度，这种制度成为苏联经济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并估计大概有1000万人 在劳动营里从事强制性劳动。该报还认为，二战后，这种劳动营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扩 展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波兰等苏联的卫星国。指出，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中 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倾向于推行侵略性的政策，以奴役更多的人来满足对强制性劳动力的 需求。而且由于奴隶制生产的效率极低，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因此这种制度倾向于通 过征服来掠夺财富[11]。
通过夸大“极权主义”的威胁，杜鲁门政府竭力使人们相信，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 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成功和存在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一心要摧毁美国和美国的自由及 民主，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寻求安全的可能性极其渺茫[9]。苏联正试图用武力在全世 界建立共产主义的统治，除非它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阻止。
大量的反苏宣传迅速地转变了民众的态度，使得美国人的反共情绪在1946——1947年 间明显上升。1946年6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美国的共产党人。3 6%的人主张处死或监禁共产党人，16%的人认为应该约束共产党人的活动，7%的人认为 应该对共产党进行严密监视。只有16%的人认为不需要对共产党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蓝 领工人普遍对共产党存在敌意。到1947年3月，61%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颁布法律，将共产 党列为非法组织，只有26%的人认为应该保留共产党的合法地位[6](P234)。
可以说，到1947年初，共产主义及其“现实的化身”——苏联，在绝大多数美国民众 眼中已经成了威胁民主与世界和平的“邪恶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民意”的转变，才 使杜鲁门政府敢于将对苏的“强硬政策”公开付诸实施，其标志便是1947年3月12日杜 鲁门在国会发表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