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力论文,竞争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世贸后，中国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备受各界关注。然而，笔者所见到的论著大多主张通过政府的各种政策来扶持和帮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上述主张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政府的保护和扶持难以有效提高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其二，我国政府曾经使用的扶持和保护政策在加入世贸后大多被禁止使用，有的则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呢？本文认为，竞争力是在竞争中形成并不断增强的，只有消除垄断，充分开展国内竞争才能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国际竞争与竞争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的目标通常是增加净出口以及总产出和总就业。而一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则取决于它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里，它又如何影响上述目标呢？
我们以图1说明这一问题。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 本国市场的均衡点为E，价格为P，均衡产出量为OX。外国市场的均衡点为E’，价格为P’，产出量为O’Y。如果放弃了贸易壁垒， 两国之间的贸易将使我国国内价格下降，同时使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上升，国际价格处于P[,2]的水平。由于我国企业供给曲线处于缺乏效率的SS水平，在较低的国际价格下只能提供OX[,1]量的产出，于是产生了X[,1]X[,2]量的供给缺口。在外国市场上，当价格由贸易
图1
上述分析表明，供给曲线的位置和国内均衡价格的高低是衡量一国竞争力的基本指标。若一国的供给曲线和均衡价格低于另一国，那么前者就比后者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因而，中国企业和各类产业只有向下移动供给曲线，降低价格并使之低于外国同行，竞争力才能超过外国同行。这样，中国就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扩大净出口，增加总产出和总就业。
二、充分的国内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如何使我国产业竞争力高于国际水平呢？如果不存在垄断，尤其是以政府为背景的垄断，那么，自发的市场竞争必然迫使每个厂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向下移动供给曲线，把价格降低到国际水平下。国内竞争越充分，成本曲线和价格降低的幅度越大，竞争力提高得越快。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竞争，二是价格竞争。竞争力的提高是这两种竞争的必然结果。
（一）引进初期——大规模进入的竞争
支柱或主导产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现阶段中国企业之间，以及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主要领域。然而，中国的支柱产业大多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在引进初期，中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内外企业向这类产业大规模进入方面。
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产品和新产业大多诞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然而，不仅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偏好这类新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同样偏好这类新产品。起初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生产新产品的能力，于是进口商从国外进口这类新产品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在最初的高昂价格下，能买得起这种商品的人是极少数，因而，拥有新产品往往成为富有和身份地位高贵的象征。这种社会心理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国家居民的消费偏好和购买欲望，从而使新产品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是，最初发明和较早生产这类产品的发达国家的较高的工资成本和发展中国家的高额进口关税，使发达国家很难以出口的方式开拓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于是他们必然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合作，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这些产品。这不仅能大幅降低工资和其他投入品的成本，同时还规避了高额的关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在本国巨大的潜在需求和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也会寻求与发达国家合作，或独资引进生产新产品。这时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新产品的厂商，既有本国独资厂商，也有本国与外国合资厂商，还有外国独资厂商。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洗衣机、电视、冰箱、手机、空调、电脑以至轿车等新产业的出现和迅速扩张，无一不是走过上述历程。
大规模进入的根源在于P＞AC＞MC。 在这类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居民的强烈消费偏好和购买欲望，使这类产品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供给缺口很大。这种供求关系必然使这类行业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即P＞AC＞MC，有正数值的利润（即马克思所说的超额利润）。利润的存在必然诱导更多厂商的进入，价格与成本差距越大，利润越丰厚，进入者的数量越多。
（二）价格竞争与竞争力的提高
当众多厂商进入这些行业之后，价格竞争就成为必然。引进初期的高昂价格和丰厚利润，一方面诱使企业大规模进入，使产出能力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却把实际需求限制在很小的数量之中，产能和产出显示过剩（过剩一词虽被我国经济学界经常使用，但对其进行严格分析的并不多。如果该行业达到均衡，即P＝MC＝AC时，其产出能力依然过剩，那么，超过最优产出量的产能就应称为过剩。若该行业处于P＞MC＞AC的状态，产出未达到最优均衡产出量时一些产品因不能销售而显得过剩，那么，这种“过剩”则是由于高价格抑制需求，同时刺激供给所导致的过剩。这种过剩是暂时过剩。它肯定会被走向均衡过程中价格降低而增加的需求所消除。前一种才是真正的或实质性的过剩，后一种则只能称为暂时的或虚假的过剩）。这种暂时过剩迫使企业通过价格竞争来摆脱销售方面的困境。价格竞争的力量将迫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价格竞争迫使每个厂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向下移动供给曲线。企业降低成本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被逼迫的。一个行业如果有高昂的价格，企业不会在成本方面下功夫。相反当价格竞争迫使价格不断下降时，低效率企业为了生存，效率较高的企业为保持和增加利润，不得不在改善工艺、加强管理、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等方面寻求出路。厂商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会使他们每一产出的成本降低，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行业的供给曲线是由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或供给曲线沿着水平方向相加而求得的。当所有的厂商由于价格竞争所迫都努力降低自己的成本时，行业的供给曲线必然向右下方移动。
2.价格竞争还会优化产业组织，实现规模效益，这将进一步向下移动供给曲线。如果考虑到产业组织和规模效益的变动，那么价格竞争对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则更大。80年代以来，带动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张以及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都是规模效率很大的行业。只有在生产规模相当大时，平均成本才能降到最低点。这意味着大厂商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低于小的厂商。如果行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产出都由达到了大厂商提供的最优生产规模，那么由这些大厂商的供给曲线相加而得到的行业供给曲线，必定低于由为数众多的小厂商的供给曲线相加而形成的行业供给曲线。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果表明，价格越高，该行业容纳的企业的数量越多，企业的规模越小，行业的生产越分散。相反，价格越接近于最低平均成本，行业的生产越集中，企业的数量越少，单个企业的规模越大。引进初期的高昂价格和丰厚利润透使大批企业进入，行业生产分散在为数众多的小企业手中，行业的供给曲线处于左上方较高的位置。当价格竞争迫使价格下降时，它们之中的效率最低者的生存首先遇到困难，从而被高效企业兼并。随着价格持续降低将有更多的低效企业被兼并，企业的数目越来越少，生存下来的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规模则越来越大，这类行业最终将变为寡头行业。由于大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低于小厂商，生产集中于少数大厂商时，行业的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移动。如果行业中的几个大厂商都达到最优规模，那么行业供给曲线将达到最低水平。
三、与竞争和竞争力有关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中国传媒和一些经济学者有一种反竞争的倾向。企业的进入被认为是“重复建设”，价格竞争被称为“低层次竞争”、“恶性竞争”，通货紧缩被看成“经济发展的大敌”。不管批评者是否意识到，但它在客观上却会起到抑制竞争，维护垄断的作用。如果我们继续接受上述的理论偏见，执意制止“重复建设”和价格竞争，抑制通货紧缩，则肯定会扭曲经济主体的行为，阻碍和延缓中国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重复建设”、价格竞争和通货紧缩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重复建设”
笔者认为，要弄清“重复建设”到底有利还是有害，应理解以下几个问题：
1.“重复建设”是P＞AC＞MC 情况下厂商和其他利益主体的理性行为，是不可抗拒的市场规律。厂商的一切行为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进初期巨大的供给缺口必然使支柱产业的P＞AC＞MC，形成丰厚的超额利润（或称暴利）。重复建设是暴利的必然结果，只要有暴利就必然诱发大规模进入和“重复建设”。这是一条规律，不仅先进入的企业无能为力，即使政府也难以改变这一规律。在80年代“计划为主”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还比较广泛，但也没有成功制止暴利行为的“重复建设”。不过在“计划为主”时期，进入则是在地方政府或中央部门的推动下实现的。当一个地方或部门生产出暴利产品后，其他地方或部门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如就业、上缴利税、居民收入等也要到中央政府去争同样的项目，结果总是成功的。于是在80年代我们建立了一百多家甚至几百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厂……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市场化体系基本形成，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进入则主要通过市场选择实现，我们又有了上百家乃至几百家手机、空调、汽车生产厂和几千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是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是，只要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和暴利，“重复建设”就是必然的。
我们有没有办法消除“重复建设”呢？有。如果进入厂商迅速扩大产出能力，使实际产出达到均衡的产出量，那将使价格降低到最低平均成本水平，实现P＝MC＝AC。在这种情况下利润（马克思说的超额利润）消失，其他厂商就不会再进入，不会再有重复建设。但先进入的厂商往往留恋暴利而不愿这样做。这时市场只能以“重复建设”达到最优均衡产出。
2.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扩大供给不足行业的产能和产出。凡“重复建设”的行业，都是存在巨大供给缺口的行业。这类行业中的“重复建设”将扩大该行业的资源投入量，进而增加产出能力和产出量，填补供给缺口，实现供需平衡。这一过程同时优化了资源配置。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指社会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社会最需要或较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中去。存在巨大供给缺口的行业的产品，是社会最需要的产品，“重复建设”使生产资源大量投入到这类产品中的过程，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3.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民间投资的增加将通过乘数效应多倍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总产出。而民间投资的扩张正是在大规模进入和“重复建设”中实现的。80年代以来，纺织业、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90年代以来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空调器等产业的“重复建设”掀起了一个接一个投资扩张的高潮。上述产业的重复建设，还带动了能源、电力、钢材、有色金属和其他原材料产业的“重复建设”。在“重复建设”中所实现的投资扩张是推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没有“重复建设”、投资怎能扩张？产出又何以高涨呢？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走低，至今没有摆脱增速下降的阴影。为使经济恢复高涨，理论界不断呼吁扩大需求，尤其是民间投资，并采用各种措施刺激民间投资，但另一方面却莫明其妙地批评和制止“重复建设”。于是，电信、汽车等P＞AC＞MC，有丰厚利润的行业就以反对“重复建设”为理由千方百计阻止民间资本进入。（注：针对这种情况，厉以宁、董辅礽指出，“一律不准重复建设是错误的”。）可以说，制止电信、汽车这类需求扩张行业的“重复建设”，阻止民间资本进入是90年代中期以来民间投资一直不能启动，经济增长乏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制止了“重复建设”，这些行业成功地维持了垄断，消费者承担着昂贵的价格使这些行业获得了高额收入和丰厚利润。这虽给少数垄断者带来了短期利润，但却损害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能力。自身不强壮时，总怕面对国外强大的竞争者。因而直到入世谈判的最后时刻，政府还不得不为它们再争取五年的“过渡期”。若再坚持反“重复建设”、反价格竞争这样一些维护垄断的政策，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八旗行业”。
4.关于“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问题。当“重复建设”带来的产能扩张使该行业供需达到均衡之后，一些企业可能出现开工不足，甚至关闭。理论界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浪费，并以此作为批评“重复建设”的根据。对此，江小涓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驳理由。她说，把这种情况一概称之为“浪费”是不恰当的。从经济学角度讲，一个项目成功与否，不应看若干年后设备是在继续使用还是闲置、被淘汰，而要看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并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从这个标准出发，80年代中期“重复建设”的家电企业，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厂，大多数在3—5年收回投资并有可观的盈利，收不回投资的是极少数。她还列表，用系统的数据支持了自己的理由（江小涓等，1995，5）。
（二）关于价格竞争
前面分析了价格竞争在提高中国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然而国内理论界对价格竞争的批评还涉及价格竞争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如这些问题不澄清，价格竞争作用还会被怀疑，反对和制止价格竞争的行为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因此，这里将分析价格竞争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1.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即P＝MC 是经济学界公认的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当产出量小于均衡产量（即P＝MC 时的产出量）时，价格大于边际成本（P＞MC）。 社会从它增加的每一单位的产出中所获利益（P）大于由此而引起的增加成本（MC），净剩余为正。 这时社会利益没有达到最大化，增加产出还会增加净剩余。相反，在产出量大于均衡的产出的情况下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即P＜MC，社会从增加每一个单位产出中获得的利益（用P 表示）小于由此而引起的增加成本（MC），净剩余为负。这时增加产出反倒减少净剩余，使社会利益受损。只有在P＝MC时，产出达到最优均衡， 在这一产出水平增加产出带来的利益正好等于为之所付出的成本，社会净剩余（总量）达到最大化。因此，萨缪尔森写道：“我们的分析说明了下列真理：只有当物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社会才能从它的稀缺的资源和有限的技术知识中得到最大的产量。只有当某一行业的产量的每个来源都具有上升的MC，而各种来源的MC都相等，并都等于P时， 该行业才能以最低的成本来生产它的总产量Q。只有在上述条件下， 社会才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缘和效用可能性边缘之上，而不是缺乏效率地处于这些边缘之内。”（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2，3）。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P＝MC 不是由于厂商大公无私或依靠政府命令实现的，而是通过进入竞争和价格竞争实现的。价格竞争迫使价格逐步降低，需求量、销售量和实际产出量随之增加，扩大了的产能被充分利用。当价格降到边际成本水平（P＝MC）时，就不能再降低。这时， 其他企业不再进入，已进入该行业的企业不会再增加产出，供给量不会再增加。当价格不能再降低时，最后一个单位的产品购买者实现了P ＝MU，需求量也不会再扩大。供给与需求，亦即实际产出达到了最优均衡，实现了社会净剩余最大化目标。批评和阻止价格竞争实质是从先进入厂商的狭隘私利出发，在竞争性行业中维持垄断，把产出长期限制低于均衡水平，使P＞MC凝固化。 于是先进入的厂商就可以在无竞争无风险的情况下高枕无忧地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实质是以牺牲资源优化配置，损害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少数厂商的利益。
2.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实际产出。如果说“重复建设”的积极作用在于扩大民间投资，那么价格竞争的积极作用则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随着收入的增长，劣质品的需求将大幅减少，必需品行业实现了供需均衡，需求将保持不变；而支柱产业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消费热点，城乡居民对其具有强烈的消费偏好和购买欲望。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扩大支柱产业的需求。任何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对自己偏好的产品的效用评价比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烈的购买和消费欲望。从这方面看，支柱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根本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决定需求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价格与收入之比。即使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如果维持高昂价格，那么就只有极少数高收入者能买得起，只能维持极少的销售量。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汽车的价格大体相当于或低于居民人均年收入时，汽车的需求量才会迅速扩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福特公司每辆车平均售价与美国人均年收入之比为0.71∶1，而上海汽车集团每辆车的平均售价与中国人均年收入之比为54∶1。面对高昂价格，居民的收入显得微不足道，尽管有强烈的购买欲望，但却不能发生实际的购买行为，汽车等支柱产业的需求被限制在极小的数量之中。高昂的价格包含着丰厚的利润，从而诱导出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出能力相对较小的需求使支柱产业陷入了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的困境之中。如何扩大支柱产业的需求呢？
一些学者很看重增加收入和和消费信贷，但这只能成为一种良好的愿望，现实中很少能发挥实际效果。在另外的两篇文章中我曾详细论证过在价格与收入差距很大时，消费信贷不会有明显的效果，恕不赘述（刘地久，2000，2；2001，6）。这里只想简要分析增加收入的作用问题。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取决于市场，不是理论界和政府说增加就能增加的。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理论界几乎天天呼吁增加农民收入，但在农产品过剩的情况下，谁给农民增加收入呢？1998年以来一些学者又不断呼吁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但在产出增速下降的情况下，除了政府公务人员和少数垄断行业工资有明显提高外，其他居民收入又有多大增长呢？而对公务人员和垄断行业的职工来说，即使工资上升了10％，面对54倍于工资的汽车价格他能买得起吗？当他们买不起自己渴望得到的物品时，增加的收入只能被迫转变为储蓄，现期的消费能扩大吗？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出路并不在于增加收入和消费信贷，而在于改变居民的预算结构，强化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倾向，使居民把现期收入较多用于开支，而少用于储蓄，同时把已有的储蓄转变为现期的消费开支。只有利用价格竞争迫使价格持续降低，我们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
首先，降低价格能降低当期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居民每期获得收入后进行预算时，扣除本期日常开支所节余的部分，通常用于购买他们所偏好和渴望得到的物品。若他们渴望的物品的价格与其节余的收入相适应，节余的收入就转化为这类物品的当期的购买支出，否则就转化为储蓄。价格收入与差距越大，储蓄的动机越强，期限越长，数量越大。这势必造成两种后果：第一，迫使居民进一步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增加储蓄。任何时期居民想购买的物品不会只有一种，而会有多种。若他偏好的物品的价格与其收入差距过大，他只好为此而增加储蓄，放弃对其他物品的购买，使其他物品的需求减少。第二，延长储蓄期限，使社会在每一时期（如每年）中发生在这些物品（汽车、住宅等）上的消费支出减少。如果把价格降低到与居民收入相适应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缩短居民的储蓄期限，使每一时期中用于购买支柱产业产品的实际支出大幅增长，同时避免其他开支的减少，社会消费需求将很快扩大。其次，降低价格还能把现有或过去储蓄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当期消费支出，这对扩大总需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际消费升级，提高生活享受水平是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之一。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在我国当前的居民储蓄总额中，出于医疗、养老等生活保障和子女教育动机的占57％，其余的43％出于购买住宅、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动机。以此推算，70000多亿的储蓄中就有30100亿准备用于购买住宅、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实现消费升级。只要价格降低使居民已有的储蓄达到或超过购买汽车、住宅所必需的水平，现有的消费升级储蓄就会转化为即期的消费开支。若降低价格能把其中，即30100亿消费升级储蓄中的1／8转变为现期购买支出，就会使消费需求增加到3762.5亿，相当于2000年GDP的4.2％。仅此，实际（而非名义的）GDP就可再增长4.2％。事情还远不至此。消费需求的增长将通过加速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的扩张，投资的扩张又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总需求和总产出的扩张……中国宏观经济将走出自1997年以来的低速期，进入萨缪尔森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加速效应和乘数效应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中的高涨期。可见，要扩大支柱产业的需求，价格无论怎样也绕不过去。不降低价格，不管什么政策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只要降低价格，即使不采取其他政策，支柱产业的需求也会自发扩张。
3.关于价格竞争的“层次问题”。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或听说过，马克思或西方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把价格竞争说成是“低层次的”、“原始的”竞争。中国传媒和理论界近几年总爱炒一些莫明其妙的概念，因而我们不得不耗费笔墨澄清这类概念所引起的混乱。关于所谓的“价格竞争的层次”问题有两点必须弄清楚。其一，价格竞争是产业进入成熟期后竞争的主要形式，无所谓“层次”的高低。把价格竞争说成是“低层次竞争”其实是缺乏对产业成长过程的了解。厄特巴克和艾伯纳西从70年代起就对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产业组织变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产业成长的规律。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产业诞生的初期，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竞争主要体现在产品性能的适应性上，竞争的结果使适应性差的产品设计被淘汰，适应性最强的设计就成为新产品的主导型设计。一旦主导型设计明确之后，新产品就被定型，产品创新阶段基本结束，该产业开始走向成熟。进入成熟期后，创新主要体现为生产组织过程的创新，竞争将以价格竞争为主，其目标是降低成本和价格，以扩大销售。因此，价格竞争是产业成熟的标志，怎么能说成是低层次的呢？我国现在的支柱产业都是引进的，其产品的主导型设计在几十年前就已明确，只要按工艺规程操作，产品性能质量肯定能达到技术上的要求。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价格昂贵，销售不畅，不通过价格竞争迫使企业降低成本和价格，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其二，技术竞争不可能超脱于价格竞争之上，不可能排斥价格竞争。很多学者把竞争区分为技术竞争和价格竞争，认为技术竞争是“高层次”的，价格竞争是“低层次”的。这种划分是不恰当的。新技术可分为二类：生产有差别产品的新技术和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当某厂商生产出一种有别于现有产品的新产品时，他就进入到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之中，仍然逃不过价格竞争。由于他的产品有别于其他产品，因而需求曲线略微向下倾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起初他能像一个垄断者那样依据MR＝MC把价格定在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上，可获得正数值的利润。但他并没有垄断这一行业，正数值的利润将诱导其他厂商的进入，生产出另外一种或多种具有同一用途但却有差别的产品与他竞争。结果他的市场缩小，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与AC曲线相切，迫使价格降到平均成本水平，形成长期均衡。可见，有差别的新产品同样面临进入和价格方面的竞争，不可能摆脱价格竞争。另一种类型的新技术是节约成本的技术。成本竞争是价格竞争的基础，节约成本的技术将导致进一步的价格竞争。
4.价格竞争“性恶”与“性善”问题。说价格竞争是“恶性竞争”主要是指它迫使该行业从P＞MC走向P＝MC，使之从一个可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变成为一个仅能获得平均利润的行业。以此为由断定价格竞争是“恶性竞争”，失之于偏颇和狭隘。P＝MC 不仅使竞争性行业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最优均衡，而且使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目标所追求的不是利润率最高，而是利润总量最大。当P＞MC时，增加产量带来的增加收入大于由此引起的增加成本，有正数值的利润，增加产量还能使利润总量增加，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他还应增加产量。当P＜MC时，增加产出所导致的增加成本大于增加的收益，利润反而减少。只有在P＝MC时，厂商利润量最大。可见，价格竞争虽使先进入的厂商利润率降低，但却使他们利润总量最大化。另外，P＞MC 时的进入竞争使后进入厂商的资本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或无利润的闲置状态进入到利润率较高的支柱产业，利润总量会有较大增长。先进入者和后进入者的利润总量的增加将使整个支柱产业的利润总量达到最大化。
（三）反通货紧缩与国际竞争力
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误解和担忧，尤其是有些人提出的反通货紧缩政策也将成为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阻力。一些学者认为，价格持续下降即通货紧缩必然导致或伴随经济衰退（杨目等，1999，7 ）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胡鞍钢，1999），主张以扩张性的需求政策甚至以通胀政策反通缩（刘宪法，1999，8）。（注：上述论点和政策主张其实都是凯恩斯理论所造成的幻觉。庇古认为，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价格下降将会增加持有的货币余额的价值，从而引起对商品需求的增加，最终导致总产出和总就业的增加。比较而言，庇古对通货紧缩看法更深刻，更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本文前面部分已说明了价格降低将自发地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实际产出和就业，阻止价格降低将会发生完全相反的后果（作者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对这一论点进行过更为充分的论证。刘地久，2000，2；2001，6），（注：朱民认为，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美欧国家持续以需求政策反通缩，从而导致了十多年（1969～1980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他以历史案例的分析支持了自己的论点（朱民等，2001，1）。）这里只想说明，反通缩的政策还会阻碍我国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主张反通缩的学者实际上是想通过需求政策来刺激或迫使购买方，即居民和政府增加支出来拉动需求曲线向上移动，阻止价格下降，推动价格上升。正如余永定所说的那样，在封闭的条件下反通缩虽然可使低效率企业暂时摆脱困境，但却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余永定，1999，7）。图2左图中的S曲线表示当前我国某行业的供给曲线，DD为未采取反通缩措施时的需求曲线。SS曲线上均衡点E 以下部分为效率较高的企业的供给曲线，E点以上的部分是缺乏效率的企业的供给曲线。在P所表示的均衡价格下，低效率企业不可能提供产出，将停产关闭。为了使这类企业摆脱困境，理论界呼吁政府采取扩大需求政策，让居民和政府用比均衡价格更高的价格购买低效企业的产品。于是需求曲线上升到D[,1]D[,1]，一部分低效企业因此而摆脱了困境，同时效率较高的企业也增加了利润。社会（即购买者）以更高的成本增加了XX[,7]，量的产品。然而，居民和政府一次性增加支出并不能使所有低效率的企业脱困。因为，供给曲线在E[,1]点以上的企业仍不能提供产出，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于是我们还得让居民和政府做出更大的牺牲来拯救危困企业……反通缩实际是向企业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天上总会掉馅饼，即使不做任何努力，困难时政府仍会让购买者作出牺牲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起初我们反通缩的后果仅仅是沿着不变的供给曲线以不断上升的成本增加产出。但后来反通缩所滋生的懒惰效应还会使供给曲线将向上移动。当低效企业总能依靠政府的反通缩措施摆脱困境时，低效企业的效率将进一步下降；当效率较高企业总能依赖反通缩而增加利润时，效率较高企业的效率也会降低。这样一来，整个行业效率都在下降，每一产出的成本都在上升，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到S[,1]S[,1]的水平。由此可见，反通缩虽会使低效企业摆脱眼前的困境，但却必然导致供给曲线向上移动，损害企业、行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如果说在封闭的经济中，反通缩虽然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但总还能使低效企业暂时摆脱困境，苟延残喘，那么在开放的经济中，反通缩连这点儿作用也起不到。我们仍以图2说明这一问题。在未采取反通缩的措施时，国内的需求曲线处于DD的水平，供给曲线处于SS的水平，均衡点为E，外国的均衡点为E′。由于国内价格P高于国外价格P′，在国际价格P[,1]下我国企业在本国的市场上仅可供给OX[,1]量产品，存在X[,1]X[,2]量的供给缺口。而在国际价格P[,1]下，外国则有Y[,1]Y[,2]量的剩余产品，我国将从国外进口X[,1]X[,2]量的产品。由于外国企业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因而供给弹性很大，价格小幅上升将诱导供给量大幅增加。而另一方面，买惯了便宜产品的外国消费者对价格也有敏感的反应，需求弹性比较大，价格略微上升会导致购买量大幅减少。因而，微小的价格升幅将导致巨大的供给剩余。这种情况会使外国的剩余产品Y[,1]Y[,2]超过中国的供给缺口X[,1]X[,2]。外国厂商急于为这部分超剩余产品，即Y[,1]Y[,2]－X[,1]X[,2]寻求出路。当反通缩迫使居民和政府扩大支出，把需求曲线移到D[,1]D[,1]时，正好给外国厂商的超额剩余产品创造了市场。若我国的需求曲线移动到D[,1]D[,1]时国际价格不变（我国居民收入不足发达国家的1／30，价格昂贵的汽车等类产品的需求量在国际市场的需求总量中所占份额很小，因而国内DD曲线的移动对国际总需求的影响微不足道。考虑到这点，国际价格不变的假定具有合理性），仍处在P[,1]的水平， 那么国内市场的需求从OX[,1]增加到OX[,8]，比需求曲线未移动前增加了X[,2]X[,8]。然而，由于我们的供给曲线仍处于SS的位置，按国际价格，国内企业依然供给OX[,1]量产品，增加的X[,2]X[,8]的需求只能由国外厂商的超额剩余产品，即Y[,1]Y[,2]－X[,1]X[,2]来填补。如果我们的供给曲线移动到S[,1]S[,1]的水平，那将更惨。因为，当供给曲线处在S[,1]S[,1]位置时按照国际价格，我们只能提供OX[,3]量的产出，会把X[,3]X[,1]量的产出再拱手让给外国厂商。反通缩所增加的需求的惟一结果就是增加进口，把市场拱手让人。美国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三菱、本田，德国的奔驰、大众、戴一克等公司均有800万辆以上的产出能力，剩余产出极大。当我们的反通缩措施向上推动需求曲线和价格时，正好给这些外国厂商向我国扩大出口提供了机会。政府和居民增加支出只会用于购买更便宜，质量更好的外国产品，而不会去购买质次价高的国内企业的产品。这将迫使国内更多的低效企业关闭停产，居民收入、政府税收、企业利润等各种收入都会随之下降，它们的支出会变得更谨慎，更节俭。这将迫使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反通缩的政策难以为继。在开放的经济中，如果国内企业效率很低，只能提供质次价高的产品，那么反通缩扩大国内需求只能增加进口产品的购买量，使国内企业处境更加艰难。
图2
相反，如果我们不是反通货紧缩，而是利用通货紧缩趋势迫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那么中国产业的供给曲线将向下移动，价格将逐步接近以至会低于国际价格。若中国的供给曲线移动到外国供给曲线之下，即处于图2中S[,2]S[,2]的水平，我们的价格P[,2]将低于外国价格P′。按照新的国际价格P[,3]我们将向外国出口X[,4]X[,6]量的产品。再加上价格降低后国内市场上所增加的X[,1]X[,4]的销售量，总产出将净增加X[,1]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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